当代文学 赵树理 《三里湾》

浅析《三里湾》的叙述和人物艺术

中心摘要：《三里湾》是赵树理的一部长篇小说，本文尝试从叙述艺术和人物艺术两个方面解读《三里湾》，叙述艺术主要讲叙述者和叙述结构、情节安排，人物艺术方面则从民间性、人物塑造和人物绰号入手，通过对这些方面的分析，能够让人们更好的了解赵树理以及他的作品《三里湾》。

关键词：《三里湾》；叙述者；人物；绰号

一、叙述艺术

1.叙述者：赵树理是中国现代农民作家之一，创作了很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通俗易懂的小说，《三里湾》就是其中之一。赵树理很多小说都采取全知全能的说书人视角，所谓说书人视角，是指小说的叙述者不受任何限制，在故事之上，能够随意出入故事人物的内心，无所不知，亦无处不在。叙述者对环境、事件和人物无所不知，可以不受任何时空限制，从一个故事跳到另一个故事，或者从现在说到过去再回到现在，即使跨越幅度过大，读者也不会感到诧异，这样有利于故事的叙述，并且容易被群众所接受，拉近文学和群众的关系。《三里湾》这部小说一开头就有了说书人叙述的倾向。文章开头，“从棋杆院说起”，这一个“说”字就暗示了叙述者的说书人身份，小说像是在讲一个故事，读者也就变成了听众，虽然没有传统的显性书场，但小说一开始就拟定了一个“说——听”的隐含书场格局，这也为接下来故事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叙述者在故事之上，对故事的发展了如指掌，又可以随时走入并窥视人物内心，便于故事的叙述和小说的写作，而且以说书人讲故事的叙述方式更符合大众的阅读兴趣和审美习惯。如小说第四节：“想知道玉生为什么和他媳妇打起来，总得先知道这两个人是两个什么样的人”。[1]（[1]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8.）这句话和传统说书人讲故事的方式极为相似，以叙述者主动提问来引出故事，有利于将人物的过去和现在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述清楚，既传递出说书人的声音，也展示了说书人的全知视角。用其他的叙述手法，小说的叙述有时候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但是如果“叙述者＞人物”，即用说书人手法来叙述，叙述者知道的比故事人物知道的都多，这样故事中好多人都觉得奇怪，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疑惑，待叙述者借金生之口做出了解释之后，大家就会弄明白。

2.叙述结构、情节安排

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写作风格，作家的人生经历也会影响他的小说创作。赵树理是一位农民作家，他的小说在内容方面和结构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为农村农民写作的烙印。下面是对赵树理小说尤其是《三里湾》的叙事结构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更好地读懂作品。

（1）《三里湾》中的连叙方式

赵树理说过：“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2]（[67]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4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7.）为了照顾农民的阅读习惯，赵树理比较注重叙事的连贯性，即开篇一定要交代清楚是谁，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赵树理的小说多数采用了传统的连贯叙事模式，前因后果交代得较为清楚，通俗易读。主要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他的潜在读者是农民，由于传统的审美心理和文化普及的程度等原因，农民倾向于戏剧等说唱艺术。按照农民读者的习惯，“故事要连贯到底，中间不要跳得接不上气”。[3]（[3]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4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9.）如第二章《万宝全》，为了照顾农民的阅读习惯，和第一章连接紧密，作者接着从王玉梅回家开始写，引出打铁的场面，写到了王宝

全。其实，王玉梅回家的那一段描写，可以去掉，也可以说完全不必要写。

（2）大团圆结局的情节结构

中国很多的文学作品都是以喜剧结尾，即使在中间穿插了悲情，结局也必定是大团圆的喜剧，这种结局已经深入中国民众的心里，千百年来一直深受人们喜爱。赵树理知道读者的这种心理倾向，所以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大团圆结局的模式，小说《三里湾》中的小故事也都是以大团圆为结局。故事中三对爱情人物分别是范灵芝和王玉生，王玉梅和马有翼，袁小俊和王满喜，虽然中间遇到了一系列的曲折，但最终都以圆满结束。

二、人物艺术

1、民间性：赵树理非常清楚农民的文化追求和精神期待，因此他在写作中有非常明确的写作对象和写作目的：“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②（[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为了照顾农民的阅读习惯，赵树理更多考虑的是文本的通俗易懂性。

赵树理将农村政治斗争与乡村的世俗性日常生活连在一起。窑洞是黄土高原的一大特色，沉积了古老的黄土地深层文化，反映出这一方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图景。在《三里湾》中，描写农民真实生活情状等民间文化随处可见，体现出浓厚的地方风土人情特色，能被广大群众接受和喜爱。如第二节《万宝全》中，对王家的住地窑洞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描述和解释。第二十三节《变糊涂为光荣》里，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民间组织———八音会，八音会就是山西上党地区流行最广的音乐组织和音乐形式。

2、人物塑造

“一些不必要的人物，突出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我因为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够，所以常常写出一大串人，但结果只有几个人写得周到一点，把其余的人在故事中用一下就放过去，给人一个零碎的印象。”这是赵树理从写作技巧方面谈到《三里湾》的缺点。这段话给我们的启发，即赵树理是如何塑造人物，特别是如何塑造人物之间的关系。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的小说以人物群体而不是个体为中心，以事件而不是人物为中心。在《三里湾》中，着重塑造的也是农民群体。而人是群体中的，把个人突出出来，个人也是为群体服务的，个人的描写有利于整体形象的塑造。而赵树理小说没有一个能够作为典范和精神领袖的中心人物，这是小说创作的一个不足点。

3、人物绰号

小说中人物的绰号来源于生活,但他比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绰号更集中、更突出。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常常被别人送上个绰号,不管这些绰号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它们都会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尤其在农村,这个现象更普遍。赵树理同志说:“……农民差不多都有外号,但他们不一下子都告诉你,只要你慢慢跟他们熟悉了,他们都会告诉你的。”②（5《赵树理谈<花好月目)》,见《中国电影)l957年6月号）赵树理的小说有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许多人物都有绰号。但是起绰号并不是一件随意的事，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是有意识利用这一手法来刻画人物的。《三里湾》中绰号就运用得很好，其中就有像“就我精”“小迷糊”“机关枪”“辣子嘴”等等这些能够突出人物某些特征的外号。

（1）人物绰号在小说中的作用

鲁迅先生是这样评价绰号作用的:“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缺点,却更知道这是谁。”6（6(鲁迅全集》卷6.《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82页）鲁迅先生对绰号的评价是十分精确的。绰号在文学作品中对刻画人物性格、特征等方面确实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小说中的人物有一个好的绰号,不仅对刻画人物性格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可以增加作品的生活气息。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更是

如此。在《三里湾》中,范灵芝和马有冀有这样一段对话:灵芝说“你爹叫糊涂涂,你娘叫常有理,你大哥叫……”有冀说:“你爹叫翻得高,你娘叫……”我们读到这里,不是仿佛亲眼看到了两个农村青年在用大人们的绰号相互戏谑吗? 《三里湾》中的人物绰号连起来念就像三字经一样。笔者认为“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这些绰号连起来念,不仅朗朗上口,非常有趣。

（2）、《三里湾》人物绰号的不足之处

《三里湾》一书中人物绰号的运用极其成功。但是,这部书中人物绰号的运用也有不足之处。最明显的是有些人物绰号完全可以不用。例如马东方的“老方”,袁小旦的“圆旦旦”。这几个在《里湾》中出现次数很少,有的只是露个面,给读者的印象也不深,因此这些绰号感觉是多余的。当然,这些不足之处和其巨大成功来比较,那还是微不足道的。

三、写作手法

第一、关于注意从人物的行动中表现人物,把人物的平时表现和关键地方的表现结合的问题。注意人物的行动性,即把人物放在斗争中的一定地位上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及其发展,这是赵树理的许多作品塑造人物的特点之一。

第二、关于多方面表现人物问题。人物是有着多方面的生活,处于多方面的关系之中的，注意关键性的行动描写外,还必须注意到从他生活的多方面来展开其活动。据此，在《三里湾》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物描写上的不够成功的一方面原因。如文中，一提到金生,就是开会,一提到玉生,就是创造发明。他其他方面的生活被剥夺了!这就是使人感到单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证明,假使一部作品老是用类似的情景和事件来表现人物,这是极容易使读者感到厌倦的,现实生活本身是有变化的,决不会千篇一律。因此,作为对现实的集中反映的艺术,更要求有变化。长篇小说,由于读者阅读花费的精力时间之多、之一长,更主要的是由于它能更广泛地反映生活,因而作品中更应该尽量避免那容易使人厌倦的类似情景和事件的重复。

在《三里湾》中,有些人物形象过于理想化了，如玉生，我们并不反对作品中写出作者理想的人物,也希望不要因追求这“理想化”而使人物神化。

参考文献：[1]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1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8.

[2]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4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7.

[3]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4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9.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赵树理谈<花好月目)》,见《中国电影)l957年6月号

6(鲁迅全集》卷6.《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