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一案的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上海潘登律师事务所潘登律师，接受被告人RY家属的委托，作为其一审辩护人，经会见本案被告人，审阅案卷证据材料，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为被告人RY作如下辩护：
一、本案的证据足以认定被告人RY构成自首。
辩护人注意到了本案的以下重要证据足以认定RY构成自首：
1、公安机关给被告人做的第一份笔录为询问笔录，非讯问笔录。(详见侦查机关证据材料第1-7页)
该份询问笔录的制作时间为2012年8月7日12：05－13：50，为本案首次制作笔录的时间，而且该笔录中明确注明了是口头将RY传唤至GM派出所而非强制传唤。在该询问笔录中被告人就已经交代了案件的全部事实。
2、公安机关向被告人开具拘留证即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在第一次询问笔录之后。（详见侦查机关程序性材料第7页）
公安机关向被告人开具拘留证的时间为2012年8月7日18时，这表明了此前对被告人并未采取强制措施，而在采取强制措施前被告人即已交代了本案的全部事实，即第一份询问笔录的内容。
3、《犯罪嫌疑人到案经过》及《呈请刑事拘留报告书》均印证了被告人自首的事实。
《犯罪嫌疑人到案经过》明确表明是传唤嫌疑人到公安局后，其交代了案件事实。而《呈请刑事拘留报告书》的一项重要证据也是“犯罪嫌疑人的陈述”。据此，上述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在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了案件的全部事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自动投案后，如实交待自己主要犯罪事实
的，是自首。
本案中，从现有证据来看，在被告人第一次主动交代之前，侦查机关掌握的证据材料并不足以认定犯罪事实。被告人在没有受到讯问，也未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就已经交代了全部案件事实，故由此可以认定被告人RY属自首。
参考判例：上海市第X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作出的（2010）沪X中刑终字第4XX号判决书，采信了辩护人关于被告人自首的辩护意见（其事实和理由与本案完全相同），认定被告人自首成立，将原审SJ法院判决的刑期从10年改判至5年。
二、本案对部分涉案金额认定的证据不足。
本案中，公诉机关认定的总金额是71万余元，其中银行汇款58万余元，现金13万元。对于银行汇款的58万余元，有相应的银行凭据印证。
但对于现金的13万元，我们认为证据不足，因为这仅有被害人的口头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而且，被告人的几次笔录均十分肯定明确的表明：只有一次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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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借款，金额为
．．．．．．．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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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被害人关于13万元现金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当属孤证，不应予以认定。
三、对于本案诈骗罪的认定是存疑的。
1、被害人为什么借款给被告人？
（1）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的特殊暧昧关系。
从被害人提供的短信记录来看，被告人编织的借款理由破绽百出，根本就经不起推敲，稍有生活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完全是不成立的。然而被害人当时3X 岁，应当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经验，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借钱给被告人呢？从证据来看，主要原因是二个人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甚至到了虽然没有登记结婚，但实际上二人的关系已经类似于夫妻关系。比如，a. 二人多次发生过性关系；
b. 被害人在短信记录中叫被告人的干爸为“爸爸”。
（2）被害人频繁给被告人借款已超出常理
经统计，被害人前后给被告人借款近40次，从2012年2月一直持续到2012
年7月。如此多次的借款难道被害人完全相信被告人的理由吗？根据被害人的笔录（侦查机关证据材料第XX页），“一开始我还相信他……但是慢慢的我产生了怀疑”。然而，怀疑归怀疑，被害人却仍然给被告人借款，直到最后一次2012年7月16日，即报案前的4天。这么长的时间，这么频繁的借款，任何一个成年人都不可能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从上述事实可以判断，被害人借款给被告人并不是基于被告人编织的理由，而是基于二人之间特殊和暧昧的关系，即使知道被告人的理由不成立，甚至不是事实，被害人也仍然愿意借款给他。
2、被告人是否愿意还款？
如果不想还款，表明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然构成诈骗。但根据本案被告人的笔录（侦查机关证据材料第X页），被告人“想过要还款……想慢慢还”。
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应当在认定被告人是否构成诈骗罪时充分考虑上述因素。
四、被告人有悔罪表现。
被告人到案后即表明了自己的悔罪态度，根据其《亲笔供词》（侦查机关证据材料第1X页），其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及其家庭造成的痛苦，并表示了自己深深的歉意。
综上所述，本案中关于诈骗罪的认定上尚有若干因素需进一步查证和考量，关于金额的认定上相关证据亦不能形成证据链条，不足以认定涉案金额。被告人能够及时向公安机关投案并供述全部事实，应当构成自首，且有悔罪的证据和表现，此前也没有犯罪前科。目前其女儿刚出生不满周岁，而妻子没有工作无力抚养。恳请法院能够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并从挽救被告人及其家庭的角度对其作出从宽处理。
辩护人：
年月日
辩护词(贩卖毒品罪改判非法持有毒品罪)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张某父亲张某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辩护人，出席法庭参加诉讼。为履行辩护人的法定职责，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时斟酌并敬请采纳：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贩卖毒品罪定性错误，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只构成并应当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指明知是鸦片、海洛因或者其他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数量较大的行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本质在于非法贩卖，行为人的目的明确，具有营利性；后者的本质在于单纯持有，行为人目的模糊，具有不可求证性。 （一）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不具备“贩卖毒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贩卖毒品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毒品而贩卖。因此其主观方面有两个要素构成，其一，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买进或卖出的；其二，行为人买进毒品的目的是出卖，具有意图关联性。 本案证据证实张某确实是在明知是毒品的情况下，向李某买进了该毒品，之后将其放在自己家的垃圾篓里，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张某购买毒品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出卖给他人获取非法利润。相反，张某的行为目的具有潜在的多种可能性和不可求证性，而张某本人则一再供述，“他本人是吸毒者，看到这批毒品价格便宜，就想买回来自己吸食。”因此，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其行为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特征相一致。 （二）本案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符合该罪的立法精神。 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设立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这一规定在1997年《刑法》中得到体现，法律之
于欢案刑事辩护词范文
于欢案刑事辩护词范文 他曾八次前往北京，向最高法院报告于欢的案件 2017年3月23日，《南方周末》《刺杀母亲羞辱人》一文引发公众对“玉环案”的关注。媒体和公众对高利贷事件中母亲侮辱的细节和判决结果进行了超过80亿次的网络点击转发，成为“现象案” 根据我们的报道，在Huan诉山东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案件发生后，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定郭林等三名检察官为公诉人，组成特别组办理此案。郭林一行全面查阅了案卷。对上诉人余桓进行了4次讯问，讯问了苏银霞等21名主要证人和受害者，收集了调查实验记录、电话记录等30余份材料，并听取了法医学、专家学者的意见。他曾8次前往北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审案情况，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 最后，在欢案二审现场，郭林当庭发表的公诉意见，不仅对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进行了详细论证，而且对检察官的思路和司法机关的办案方式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公民行使辩护权的限制及司法与舆论关系的辩证分析。通过近10个小时的庭审，郭林和专案组运用证据还原了玉环案的事实，客观公正地再现了案件的真实过程，并根据法理和法理分析了案件性质和法律适用情况。
对于类似于欢案等一批社会焦点案件，郭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融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加速，很难控制其发展方向。每一步都要考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反响，要引导舆论向正面发展。”“这样的现象级事件，以前从未发生过，关注程度太高，时间快，范围广。我们在办案的时候，太快了不行，查不清楚；太慢了也不行，无法满足公众对真相的需求。”“舆情只能靠真相平息，如果事情没搞清楚，轻易下结论，反而适得其反。” “遥控”指挥吴学占涉黑案公诉工作 于欢案背后，还牵出吴学占涉黑组织。 《方圆》杂志的报道中载明：2018年4月，与于欢案相关联的“聊城吴学占等人涉黑案”开庭，郭琳全程指导。开庭审理前，郭琳与公诉组制定出庭预案，逐字逐句修改出庭意见。庭审持续了4天，每天都到很晚，最晚的一次甚至到了凌晨。 庭审现场，吴学占一度态度恶劣，对公诉人进行人身攻击。偶尔，公诉人也跟着情绪激动起来，明显声调变高，语速加快。指挥室里的郭琳立即通过庭审指挥系统，告诉公诉人：“保持语速，不要着急，要有理有据地讲道理。”
诈骗案辩护词
安某诈骗一案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浙江宇策律师事务所接受安某家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安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结合庭审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采信与否，请说明理由： 一、安某等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理由是组长和组员在对具体对象实施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但并不成立。一方面，主观上没有证据证明组员在针对具体对象诈骗时有与组长共同联络，无并共同犯意。组长对组员的培训、指导、管理是不针对特定诈骗对象的。另一方面，客观上，除了起诉书中控制的有组长直接参与的犯罪外，并无证据证明组长参与了其他组员单独实施的诈骗。组长参与组员诈骗钱财的提成主要是老板为了激励组长对组员进行培训，教育，争取更多的收益，但不能因此当然的认为与组员间在针对特定对象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 二、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唐某在被公安抓获与安某同组，但安某在公安2012年5月11日笔录第3页最后一段已辩解唐某是2012年4月才与自己一组，之前唐某和刘某一组；这一辩解与安某、唐某在法庭上的当庭陈述一致，与其他知情同案犯（刘祥某等）陈述一致，应当采信。但唐某被追诉的犯罪行为均发生在2012年4月之前（起诉书第16节所指挥的犯罪时间应属笔误），因此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关于安某的量刑情节。
1．起初也是受害者。安某大学毕业后刚进公司时并不知道单位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听信领导所谓的公司上市计划才决定留下来，因此，从另一角度讲，本案包括安某在内的好几名被告都是通过正常的招聘被骗进去犯罪的，还包括在大学校园应聘被骗进来的，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受害者；也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一些问题，征对这一社会现象在量刑时应予考虑。 2．有进取心。安某在明知自己所为属犯罪行为时，也有改过从良之意，并报考了公务员（提交准考证），因此是有进取心的。只因就业难，心存侥幸，没有离开。 3．安某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希望在量刑时也予以考虑。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0万元，根据浙江省的规定，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万元，因此在不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情况下，诈骗金额在5万元至50万元的应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至少每相差6.4万元才相差一年有期徒刑。 综上，请求对安某在四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海林 2012年10月23日
自学考试 《法律文书写作》题目及答案
全国2017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文书写作试题课程代码：00262 第一部分选择题 一、单项选择题 1．由沈家本主持编撰的对刑事、民事判决书规定统一格式和写作内容的着述是 A．《名公书判清明集》 B．《办案要领》 C．《考试法官必要》 D．《诉讼用纸格式》 2．呈请延长拘留期限报告书应当报请县级以上 A．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审批 B．看守所负责人审批 C．人民法院院长审批D．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批 3．监狱制作的提请减刑建议书正文部分除应当写明事实依据和减刑理由外，还应写明 A．法律依据、建议事项 B．减刑结论、减刑理由 C．事实结论、事实理由 D．事实结论、减刑依据 4．第一审刑事判决书对被告人定罪判刑的，判决结果应当表述为 A．判处XXX(姓名)犯XX(罪名)罪
B．被告人XXX(姓名)犯XX(罪名)罪，判处…… C．XXX(姓名)犯XX(罪名)罪，判处…… D．判决XXX(姓名)犯XX(罪名)罪 5．仲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我国仲裁法规定的程序，对当事人间的纠纷进行审理后，就实体问题所作出的书面裁决是 A．仲裁裁定书 B．仲裁调解书 C．仲裁裁决书 D．仲裁申请书 6．人民法院制作的第二审行政判决书，维持原判的，应当写为 A．驳回起诉 B．维持原判，驳回申诉 C．维持原判D．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我国隋唐时期大兴科举，特别是在唐代的科举取士中，增添了“试判”的内容，其中对判词的基本要求是 A．言辞辩证B．文理优长 C．体貌丰伟 D．楷法遒美 8．人民法院第二审刑事判决书的正文部分包括 A．案由和审判经过 B．合议庭人员署名
C．判决结果 D．上诉人的基本情况 9．公安机关制作的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意见书报送批准的机关是 A．上级公安机关B．上级人民检察院 C．同级人民法院 D．同级人民检察院 10．第一审行政判决书中，判决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结果应当写为 A．责令被告…… B．判决被告…… C．裁决被告…… D．责成被告…… 11.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的侦查人员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进行勘验检查时，对现场勘查过程、提取证据以及发现线索等情况，所作的文字记载，称为 A．评议笔录 B．侦查实验笔录 C．调查笔录D．现场勘查笔录 12．民事案件被告方或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就原告方或自诉人指控的同一纠纷事实或行为事实，提出相反指控内容的法律文书，称为 A．上诉状B．反诉状 C．起诉状 D．申诉状
制造毒品罪辩护词
关于李某制造毒品、非法持有毒品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XXX的委托，担任李某制造毒品、非法持有毒品案二审阶段的辩护人。现根据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作如下辩护意见，恳请法庭考虑采纳： 一、对一审法院认定李某制造毒品的罪名没有异议。 二、对一审法院认定李某系杨某制造含甲基苯丙胺液体21135克、含甲基苯丙胺固体3393.98克原料即麻黄素提供者与事实不符（一）辩护人认为，目前检察机关并未直接查获被告人李某向被告人杨某提供麻黄素的具体数量，因此直接参与麻黄素交易的被告人李某与被告人杨某对于数量的供述对案件的认定应当起着关键的作用。 1、李某在向办案机关供述中仅供述共向被告杨某提供2公斤麻黄素。在一审庭审中李某当庭认可其向杨某提供9—10斤麻黄素，二审庭审中李某当庭陈述中表示?具体数量记不得了，大约是13—14斤?。 2、杨某在向办案机关的供述中提及其从李某处获得的麻黄素数量约为10公斤，每公斤价格大约为1万元，大概花费为12—13万元。在一审庭审中向法院供述李某向其提供的麻黄素约为3—5公斤，二审中被告人杨某表示记不清被告人李某向其提供了多少麻黄素，但大约为4.5公斤。
被告人李某向被告人杨某提供麻黄素，被告人杨某向其支付报酬，双方衡量麻黄素价格的方式是称重。因此，麻黄素具体的重量直接关系到双方的经济利益，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李某表述其在向被告人杨某出售麻黄素前均会进行称重，按照每斤1万元的价格向被告人杨某出售麻黄素。其向办案机关、一审法院、二审法院的供述与被告人杨某的供述差别不大（均在4.5公斤左右），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某向被告人杨某提供麻黄素的数量约为4.5公斤。 （二）被告人任某、黄某、张某虽然参与了部分物品的接收，但从未进行过称重、检验，并不清楚被告人李某向被告人杨某提供的是什么。 1、被告人任某在向办案机关的供述中称2014年8月向被告人杨某提供了四公斤麻黄素，对于麻黄素的总重量其并未进行称重，但估计约为12000克。在一审庭审中其供述被告人李某大概向被告人杨某提供麻黄素十公斤左右，在二审庭审中供述其并未对运送的物品进行检查，里面有一些瓶瓶罐罐，还有一些估计是麻黄素，但具体多少麻黄素被告人任某并未称重，也未见到被告人李某或被告人杨某称重，因此对具体数量其实是并不知情的，所有的数量均系其猜测得出的。 2、被告人张某虽然参与过接收物品，但在二审中陈述其并未直接打开包装看过包装里面的物品具体是什么。 3、被告人黄某在向办案机关、一审法院所供述的?他一般四五天就来一次，来的时候就会拿四五条（一条就是一公斤）来，其他的配料也要顺带一起带来，都是一件一件的送来，最后12月份的时候
辩护词
辩护词 文书类型：刑事诉讼文书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或审判员）：关于XXX被指控犯XXX罪一案，我接受被告人XXX的委托担任本案的辩护人。在接到案件后，我查阅了有关卷宗，并对本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取得了有关证据，还同被告人进行了会面谈话。结合本案的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辩护理由：（是辩护词的正文。辩护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__________________ 结束语：（一般讲明两点内容，一是归纳辩护词的基本观点；二是对本案被告人的处理提出建议。） 辩护人：XXX XXXX年XX月XX日辩护词属于议论文范畴，其写法与一般议论文大体相同。辩护词的写法大体上分为两种： 一是采用证明的方法，即辩护人根据事实和法律，对本案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也就是辩护词的基本观点，然后摆事实讲道理，援引法律条款作根据，进行分析论证，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从而达到为被告人辩护的目的。例如，某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甲故意杀人罪，要求人民法院依法严惩。辩护人则提出被告人中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构成犯罪，要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甲宣告无罪释放。辩护人对自己的观点，从事实上、法律上、情理上进行分析论证，以充分的理由说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即被告人甲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构
成故意杀人罪。不言而喻，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即被告人甲犯故意杀人罪的观点则是错误的。此种写法即通常所说的证明的方法。 二是反驳的方法，即针对对方的观点进行驳斥，指出其错误所在以及为什么是错误的，从而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不少辩护人在辩护词中对起诉书和公诉意见书中的基本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从事实上、法律上、情理上进行分析论证，以充分的理由说明对方观点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从而驳倒对方的观点，达到为辩护人辩护的目的。例如，某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乙犯强奸罪，辩护词根据犯罪构成的理论和刑事法律条款的有关规定，剖析被告人乙的所作所为，得出的结论是被告人行为构不成强奸罪，不具备强奸罪的构成要件，而是一般侮辱妇女行为。这就驳倒了起诉书和公诉意见书的基本观点。此法就是反驳的方法。 一般情况下，辩护词往往是证明和反驳两种方法兼而用之，既有“立”又有“破”，把正面说理与反面驳斥结合起来，但是有所侧重，或以证明为主，或以反驳为主。到底采用哪种方法相宜，要从实际案情出发，灵活掌握，寻找最佳的写作模式。辩护词的内容无统一规定，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因案因人而异的。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案情和被告人具体情况来确定辩护词的内容。 辩护词的结构安排，可分为首部、序言、正文和结束语四部分。 1．首部。 （1）居中书写标题“辩护词”。
诈骗案辩护词
任晓敏诈骗案二审辩护词 唐红新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任晓敏的委托，指派唐红新律师作为任晓敏的二审辩护人。在在详细阅读一审案卷及公诉机关的案卷材料基础之上，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任晓敏诈骗被害人杜菲的40万元有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辩护意见如下，请法庭予以参考： 一、原审法院认为任晓敏在电影拍摄合作失败后收取杜菲钱财与事实不符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任晓敏在与李振岩签署《剧本转让协议》之后并未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付款，该合同自动终止，并以此推论上诉人任晓敏在明知没有拍摄合作的情况下收取杜菲钱财，认为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任晓敏在合同约定期内并未依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其本身是违约行
为，应属于民事纠纷，并不当然的导致转让协议的解除。同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导演李振岩也一直并未通知本案上诉人任晓敏，要求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该转让协议尚未解除。 筹备拍摄电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杜菲直至8月27日才将说好的40万元汇款完毕，已经错过6、7、8月份草原上最佳的拍摄时间，原先的投资拍摄计划需要进行调整。然而不幸的是，在其后短短的不到10天的时间内，徐虹、杜菲遂将任晓敏以诈骗罪向警方报案，随即任晓敏被警方抓获归案，对电影剧本的投资自然难以为继。 需要注意到的情况是，在《剧本转让协议》尚未解除，依据该协议任晓敏享有电影剧本《小牛的草原》版权及所有权，对拍摄电影的投资依然可以继续的情况下，任晓敏收取杜菲钱财，显然不能成立诈骗罪。 二、任晓敏没有诈骗的故意 《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2010年5月23日至2010 年8月7日期间，任晓敏与该剧本的编剧魏术学、导演李振岩经过多次商谈、反复斟酌情节、修改剧本。并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了《联合拍摄电影合同》，后又于2010年8月7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以上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任晓敏为了筹备拍摄电影《小牛的草原》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见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骗取被害人钱财。 三、杜菲支付40万元是基于徐虹的要求
辩护词(贩卖毒品罪)
贩毒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阳江市法律援助处的指派，并征得本案被告人梁献同意，指派本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本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参加庭审，现根据本案的事实以及法律的有关规定，现就本案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梁献贩毒罪名无异议，但对贩毒数量有异议。 1）在江城局石湾北路梁献出租屋缴获的毒品不应该计算在贩毒数量里，因为持有不等于贩卖，公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毒品必然用于贩卖；梁献是吸毒人员，虽经二次强制戒毒，都不能戒除毒瘾，完全有可能将其全部吸食。 2）关于指控梁献在被抓获前几天卖给同案被告黎国栋50克冰毒问题，根据黎国栋堂上供述，明确表示该毒品是梁献暂放其处的，公诉人认为，黎国栋在法庭对着法官供述不可信，难道对着公安人员的供述就可信吗？按“事实存疑时应当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该采信黎国栋堂上供述；再说，即使是非法买卖，也需双方合意。因此，并未达成毒品交易，梁献想将该50克海洛因卖给黎国栋，但交易并不成功，没有将毒品卖出，故犯罪形态应为犯罪未遂。 3）根据以上两点，结合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情况，辩护人认为，认定梁献贩毒罪数量应该是：2013年4月初卖给李国栋5克海洛因，2013年清明前卖给黎国栋冰毒20克，卖给梁计再冰毒9克，合计44克海洛因或冰毒。法院应以此数量对梁献定罪量刑。 二、梁献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请处罚情节
1）梁献被公安抓获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有关犯罪事实，且供述稳定，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开庭时当庭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在对梁献量刑时，应该因此轻处10%。 2）梁献无固定工作、收入，也没有其他劳动技能，又是毒品的瘾君子，无法摆脱对毒品的依赖，为了有足够的钱供其吸毒，无奈之余，铤而走险贩卖毒品，其行为具有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期待可能性。 3）梁献为吸毒人员，不是毒品来源，也没有参与毒品走私活动，不是毒品犯罪重点打击对象。 4）梁献此次贩卖毒品犯罪时间短，贩卖的毒品并没有真正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性不大，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予从轻处罚。 5）法不外乎人情，梁献女儿只有5岁，如果能够让其在成年之前和父亲一起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人间美事也。 综上所述，纵观本案全部事实，本案应当和有组织贩毒案件相区别对待，被告梁献认罪态度好且有悔罪表现，请法庭查清事实，从本案实际情况考虑，依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为原则，对被告梁献在法定量刑的基础上减轻处罚。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考虑采纳。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沛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董某合同诈骗罪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刑事法律实务—庭审观后感
刑事法律实务—庭审观后感 篇一：庭审观后感 庭审观后感 2015年4月17日，带着第一次观摩庭审的兴奋之情，我来到了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希望能通过对庭审的流程的观摩，学习到一些在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同时也希望能进一步增加自己对所学专业的了解。 在我观摩的3场刑事审判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无疑是“刘凯信用卡诈骗案”，这个案件大致是这样的，被告人刘凯在2012年恶意透支信用卡拖欠银行2万余元，并且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经发卡银行催收2年仍不归还，公诉人以刑法第196条第四款之规定将被告定罪，被告对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经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三方同意后法院决定走简易程序处理此案件，而公诉人鉴于被告被逮捕后认错态度较好且积极配合，并且其亲属朋友已在开庭前在法院的名下为其交付欠款，认为可从轻处理。在法庭辩论环节中，辩护人声称被告人是因文化水平低且缺乏法律意识，无法辨别银行的催收电话而导致的欠款，再者被告患有严重的皮肤疾病，希望法庭能减轻罪行，反应迅速的公诉人则驳回了辩护人因被告文化水平低无法辨别而希望减刑的判罚，她认为被告人在明知自己透支使用信用卡2年后，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理应知道自己应积极的去偿还欠债
而不是主观上的恶意占有，逃避。最终，法庭的审判长结合双方意见，讲审判结果以书面的形式呈送。在去旁观庭审前自己也在网上了解了一下庭审程序，主要包括开庭前准备阶段、开庭阶段、法庭调查阶段、法庭辩论阶段、被告人陈述阶段、评议宣告判决阶段。这些程序是最基础的，以前我总认为按照这些法定的程序一步步往下进行就好了，但是真正的旁听过后才深刻感受到，庭审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并且自己的知识如此匮乏，有些术语完全不懂，比如简易程序，回避原则，不可归责等等。此外，这次的旁听的一些细节也使我看到了我国法律以及法庭工作人员对程序公正的重视，对原告和被告权利的重视，以及我国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视和期望。在开庭审理阶段，审判长也询问各方当事人对出庭人员有无异议，是否申请回避，告知被告人各项权利；在经得大家同意走简易程序时，审判长也耐心的为大家解释简易程序的法律效应，并在此确定大家的选择；在宣告判决时也提醒公诉，被告双方在什么样的期限内若不服判决可在此上述。这些方方面面的细节都使我们感受到了国家以及工作人员对维护公民权利、维护法律尊严、构建和谐社会所做的切实工作。 在这场庭审中，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就是被告人也许是为了在审判长面前更“形象生动”的展现自己患有严重的皮肤疾病，他的双手一直交错在胸前搓弄，然而，严厉风
毒品案件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被告人xxx被控贩卖毒品罪二审一案,四川蜀航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xxx之母xxx的委托并指派本律师担任xxx二审辩护人,为充分履行辩护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本律师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公诉机关指控xxx贩卖毒品罪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xxx构成贩卖毒品罪, (一)、一审判决认定xxx贩卖毒品,但其依据的证据只有xxx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 1、xxx的有罪供述的真实性没有查明。 一审庭审中,被告人xxx陈述称公安机关讯问时存在逼供、诱供情况,称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不属实的,拒绝认罪。对此,一审法院没有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依法查明xxx有罪供述的真伪,就以xxx的有罪供述作为主要证据认定被告人xxx构成贩卖毒品罪,其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 2、本案缺乏关键的物证或相关鉴定结论。 xxx没有吸毒史,没有接触过毒品,至于哪一类毒品是什么样子的,xxx根本不认识。仅凭xxx 供述称送毒品进监室,就认定其送进去的就一定是毒品,这显然属主观臆断。并且xxx的有罪供述所称的送东西进监室的时间、次数等前后陈述均不一致,其中一次供述称自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毒品。对毒品来源,xxx的供述也前后不一致,毒品从谁手中购买,购买到的到底是不是毒品等都无法确认。 3、相关证人证言不能形成证据锁链。 证人xxx与xxx、xxx等人本身就是被羁押对象,其与xxx存在利害关系,其中田留忠还与xxx 有过矛盾,这些证人的陈述无论是吸食毒品的时间、次数、毒品的包装等都说得不一致。刘松涛说的是两三次、时间是2010年3-4月份,还有xxx、xx、xxx等人一起吸食,xxx说的时间是2010年5-6月份,xxx是2009年12月份才开始与xxx羁押在一起,其陈述的2010年3月份后才开始与xxx熟悉,xxx根本说不清楚具体时间,xxx根本没有看到过所谓的毒品。这些证人证言作为间接证据,但存在多处不一致,无法形成证据锁链。 4、看守所岗哨严密,监控密布,xxx无作案条件。 看守所是岗哨、监控最为严密的地方,其管理制度非常健全,管理监控极为严格,从外面传递物品进入监室门口须经过三道以上的岗哨进行严格的检查,xxx根本无法携带违禁物品靠近监室的。如果xxx存在违规违法行为,必然被执勤武警、值班警察、管教等发现,监控也会摄录下其违规违法过程。但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出示看守所内部人员、警察、武警、管教等的任何证人证言,更没有提供相关监控视频、音频资料。 但一审判决却认定公诉机关出示的指控证据“来源合法、相互关联、能证明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上诉人构成贩卖毒品罪。对此,本辩护人不能认同。 《刑诉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因此,本辩护人认为认定xxx贩卖毒品犯罪行为还存在很多无法排除的疑问,证据无法做到确实充分。仅凭xxx自己的有罪供述就草率认定其构成贩卖毒品罪,违背上述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并应根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宣告xxx无罪。 (二)、一审判决认定xxx贩卖毒品,但没有查明毒品的种类、毒品数量、毒品来源及涉案毒品的真假。 1、涉案毒品的种类、数量没有查明,无法做到“罚当其罪”。 法律、有关司法解释对不同的毒品的定罪量刑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一审判决没有查明xxx 到底贩卖了那一类毒品、到底贩卖多少毒品、这些所谓的毒品的来源、存不存在假毒品的可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田文昌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 贺某贪污、挪用公款案辩护词
田文昌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 贺某贪污、挪用公款案辩护词 案情简介 贺某，42岁，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系吉林省电力局财务处资产资金科副科长。1996年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被长春市人民检察院逮捕，1996年11月4日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贺自1993年2月22日至1995年11月21日在担任资产资金科副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本单位帐户、私设84号帐户中挪用公款18113735元；贪污公款617381元。 一、《起诉书》指控 (一)在本单位帐户中挪用公款 1．贺从本单位帐户借给省纺织工业产品经销公司15万元，张归还后，贺除归还私设帐户1万元外，其余14万元被贺以个人名义存人银行据为已有。 2．1993年4月，贺分两次从其经管劳保统筹户中借给华润公司经理杜某220万元，供杜个人进行营利活动，杜将借款归还到贺私设的84号帐户。 3．1994年3月，贺某个人投资做期货生意，通过省电力局财务部会计，在其经管的统筹户汇出50万，供贺进行营利活动。 4．1995年3月，贺将单位帐户中100万元借给三海公司总经理殷某。 (二)在私设“84”号帐户中挪用公款 1．贺某1993年4月与姜某协商合伙开办采石场，4月5日贺从私设84号帐户转到石材经销处311779元。 2．1993年4月贺某与李某商议共同投资合办宏港大酒店，贺分两次从84号帐户转给李70万元。 3．1993年8月20日，贺由84号帐户借给华润物资公司杜某100万元。 4．1993年5月7日，贺某分两次从84号帐户借给深圳蔡某150万元。
5．1993年初贺某与深圳蔡某商议，在长春购买经营摊位，1993年5月，贺分3笔从84号帐户转出341956元，以其妻名义购买面积为28．21平方米服务摊位，后因计划变更，房地产开发公司将款退回84号帐户。 6．1994年3月，贺某个人投资做期货生意，贺为谋求20％至40％“大户积累”，先后两次从84号帐户投入400万元，案发后部分款项及利息返回84帐户。 7．1994年9月，贺某从84号帐户中拨45万元，借给桦甸孙某做微菜生意，案发后被追回。 1/6 8．1995年初，贺某姐姐所在单位山东即墨某厂，因试制新产品缺少资金，贺某姐姐给贺某打电话问贺能否解决，贺从84号帐户汇山东即墨某厂10万元，案发后被追回。 9．1995年2月，三海公司殷某因单位缺少资金，向贺某借款，贺某分两次从84号帐户拨出500万元，供殷进行营利活动，案发后追回。 10．1995年5月，贺某姐姐、姐夫与他人合伙做生意，向贺某提出借款，贺从84号帐户拨出100万元汇人蛟河中行其姐夫个人信用卡上，案发后款被追回。 (三)指控贺某贪污问题 1．贺从本单位帐户借给省纺织工业产品经销公司15万元，归还后，贺仅归还私设84号帐户1万元，某余14万元被贺非法占有。 2．1993年4月，贺某从84号帐户借给其姐夫5万元买汽车，因汽车没买成，其姐夫还5万元，被贺以个人名义存人银行据为已有。 3．1994年5月，贺某分两次从84号帐户转入海韵视听中心37381元为个人购买家电。 4．1994年3月至1995年1月，贺某共分6次，将84号帐户存款转入贺某个人名义开立的信用卡上。
金某贩毒案件的辩护词
金某贩毒案件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浙江震远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并征得其同意，指派我作为金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庭前我阅读了相关案卷，会见了被告人。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今天法庭调查的结果。现就本案部分事实和量刑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考虑。 一、辩护人对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金某第一起贩卖毒品定性和数量有异议。 (一)，起诉书中认定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海洛因数量为0.09克，但对其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是否也认定为贩卖毒品的数量不明确。但辩护人认为在其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9包）不应当认定为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数量。 1，从证据角度来说，在被告人金某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认定为贩毒数量的证据不充分。 (1)，根据被告人金某供述可知，2014年1月8日下午15时许，被告人金某通过朋友即证人胡某的介绍从证人张某处购买毒品海洛因约3克左右。2014年1月9日下午14时许，被告人金某将前次从证人张某处购买毒品中部分（即海洛因0.09克）又贩卖给证人张某。可见，首先，毒品交易的双方是被告人金某和证人张某，在被告人金某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和贩卖的毒品海洛因0.09克均来源于证人张某，证人张某是其上家。
其次，被告人金某购买毒品是为了吸食，而不是为了贩卖。其三，被告人金某贩卖的毒品海洛因0.09克给证人张某也有其原因在内，毕竟其毒品来源于证人张某（包括被告人金某贩卖的毒品海洛因0.09克），因为证人急需要少量毒品，被告人金某为了更容易笼络证人张某，增加其一条毒品来源的途径。因此，其贩卖毒品本身比较消极，其本意不是为了获利，主要是担心双方关系破裂，其贩卖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2)，根据证人张某的证言可知，第一次笔录（2014年1月9日10点30分），证人张某主动到派出所反映情况即有人贩卖毒品，并愿意配合公安机关将贩毒人员抓获。证人表示其对贩毒的深恶痛绝，并向公安机关提供贩毒的电话号码。第二次笔录（2014年1月9日15点40分）证人为了引诱被告人金某贩毒而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整个交易过程。第三次笔录（2014年1月9日19点40分）证人在2014年1月8日与被告人金某没有见过面。2014年1月7日下午15时左右，证人张某通过朋友即证人胡某的介绍认识卖给其毒品的被告人金某，并互留号码。证人胡某告知被告人金某是贩毒的，以后买毒品可找被告人金某。证人张某主要是陪证人胡某过来的，其与被告人金某没有毒品交易。整个过程均是被告人金某和证人胡某双方交流，证人张某在小区外面等待，对被告人金某和证人胡某交流内容不清楚。由此可见，首先，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是特情引诱产生的贩卖故意。其次，2014年1月7日下午15时左右，不管是否是存在贩毒交
电信诈骗 诈骗罪 辩护词
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王某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现辩护人就本案事实，结合庭审的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 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在犯罪事实方面，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中5起诈骗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扣除相应的数额，以221850元认定本案的犯罪数额。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害人包XX、张XX、黄XX被诈骗案与本案被告人无关。 1、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上述被害人遭遇类似的诈骗手法从而将款项汇入李XX、樊XX的银行账户，但无法证明该三起诈骗发生时上述户名为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系由本案被告人持有、钱款由本案被告人提取；另，侦查机关亦未从被告人处扣押到与上述三名被害人所接的诈骗电话号码相关的电话卡，同样没有证据证明三名被害人接到的诈骗电话系由本案被告人拨打的。 2、本案三名被告人均未供述对包XX、张XX、黄XX实施了诈骗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首先，公诉机关在没有其他证据与三名被害
人的陈述形成证据链，从而证明上述三起诈骗行为系由被告人王某某实施，仅以本案被告人使用过李XX的银行卡诈骗了被害人陈余，以及被告人使用过樊XX的银行卡，就推定包XX、张XX转款至李XX的银行账户、黄XX转款至樊XX的银行账户也是由本案被告人诈骗行为所致，明显具有主观臆断性。其次，公诉机关指控三名被告人共同实施了上述三起诈骗犯罪，即共同犯罪。但在上述三起共同犯罪中，三名被告人各自的分工、具体的行为以及分赃的情况等影响量刑的情节均未查明。因此，无法达到上述法律规定中第（一）项“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的要求。最后，本案尚且不能排除上述三起诈骗行为仅由被告人朱光照与戚双喜二人共同实施、或二人当中的一人单独实施、又或是其中一人与案外人员共同实施的合理怀疑。加上案涉诈骗手法在当地是人尽皆知并被广泛使用以及用以诈骗使用的银行卡具有极快的流转性。所以，本案同样无法排除上述三起犯罪行为均由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法使用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实施的可能性。 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三起诈骗犯罪的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依法不能认定。 （二）颜XX被诈骗案亦与本案被告人无关。首先，公诉机关指控的该起犯罪同样没有供述，且存在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的问题。此外，本案用以证明该起被诈骗款项支付的证据仅为被害人颜XX提供的支付宝手机截图，该截图作为证据本身并不具备合法性与真实性，依法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侦查机关亦未调取户名为张煊龙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导致本案无法查明颜XX是否实际向张煊龙的银行账户转账15000元。因此，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该起诈骗犯罪事实的发生。
法律文书信用卡诈骗罪刑事判决书(20XX)黄浦刑初字第143号
三一文库（https://www.360docs.net/doc/b710010369.html,）/公文写作/法律文书 信用卡诈骗罪刑事判决书（20XX）黄浦刑初字第143号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XX）黄浦刑初字第143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卜某。 上述事实，被告人卜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证人李某的陈述；被害单位某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信用卡申办资料、用卡明细、催收记录、出具的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工作情况记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卜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信用卡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鉴于被告人卜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当庭自愿认罪，且有退赔部分赃款的表现，依法可从轻处
罚并适用缓刑。为维护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卜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宣告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罚金款于本判决生效后的第二日起一个月内一次缴纳，上缴国库。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违法所得责令退赔，发还被害单位。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卜某回到社会后，应当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管理，接受教育，完成公益劳动，并不断提高法制意识。同时，还必须提醒你：如果在缓刑考验期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将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