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对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与启示

“阿拉伯之春”对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与启示

[摘要]后发国家在致力于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推进政治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国家长期积聚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广大后发国家同样面临着许多困扰自身政治发展的难题，急需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阿拉伯之春”的原因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其启示并结合后发国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

[关键词]阿拉伯之春；后发国家；政治发展

2010年底，北非小国突尼斯爆发了激烈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运动，仅用了29天就使独裁统治了这个国家23年的本·阿里不得不结束自己的统治，流亡沙特。短短数月之内，这场运动迅速蔓延至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基本要求是推动全方位改革，其深远影响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时至今日其影响尚未完全结束。对于众多后发国家来说，在民主化运动愈演愈烈的形势下，认真吸取“阿拉伯之春”的教训与启示，并从中获得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对于自身的改革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阿拉伯之春”发生的原因

“阿拉伯之春”始于隆冬时节。2010年12月17日，负责集市的女城管在突尼斯的西迪布宰德小城没收了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推车，原因是他无照经营。女城管按惯例行事，但这位年轻商贩所缺少的，也许不仅仅是一张执照，而是和某位显要人物的“关系”，或者缺少行贿所必需的金钱。他向上提出申诉，却被驳回。大概是屈辱、无助交集之下，他采取了绝望之举，在当地行政大楼前公开自焚。随后的几小时、几天之内，人们就自发举行声援集会，武装力量杀害了一些集会人士，而他们又成为了后续示威活动上被追悼的烈士。半岛电视台播放了手机拍摄的自焚及之后示威游行的录像，成为“阿拉伯之春”推动情绪、动员情绪的最重要媒介手段。抗议浪潮迅速地蔓延到首都突尼斯市，扩散到邻国。抗议活动不仅获得地域上的延伸，其社会组成结构也不断扩展，很快就涵盖了社会各阶层。男女老少、穆斯林教徒及基督徒、宗教及世俗，特别是年轻人，都加入到示威中来。不到两个月，北非两个原以为是最为稳固的独裁者——突尼斯的本·阿里与埃及的穆巴拉克纷纷下台。

“阿拉伯之春”的发生绝非偶然。数年来，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已经数次爆

发反社会贫穷、反国家专制的抗议示威、罢工活动。纵观其因，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一）国民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悬殊

阿拉伯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国民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油气等资源的出口，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低的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降低。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0年-2009年，中东和北非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为4.7%，仅高于拉丁美洲地区；2008年，高新技术出口仅占制造业出口总额的4%。

由于经济发展状况持续低迷，大量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埃及生活标准在国际绝对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40%，利比亚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3。”[1]2011年阿拉伯世界所有国家的基尼系数均已超过0.4的警戒线，最低的巴林也达到0.58，其他国家都在0.65以上，贫富分化现象十分严重。在人口结构日趋年轻化的同时，由于经济发展速度低国家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导致年轻人的失业问题极其严重。“在利比亚，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30%，在埃及，15-29岁的年轻人失业率为1/4。”[2]然而，统治者们不顾很多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反而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恣意挥霍，腐败不堪。经济衰退和贫富悬殊是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的温床。正是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和贫富差距悬殊，埋下了这些国家社会动荡的根源。

（二）政治体制僵化，腐败问题严重

官员贪腐严重，上层建筑腐朽不堪，是引起社会不满的另一主要原因。由于历史原因，阿拉伯国家政治民主化程度偏低，极易产生独裁政权。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的22个阿拉伯国家当中，君主拥有实权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就有8个，其他国家虽然标榜自身实现了全民选举等民主形式，但其几乎都流于形式，大多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没有任期限制，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也门前总统阿卜杜拉·萨利赫在任均已超过20年，甚至达到30年之久，实际上形成了独裁统治，利比亚、叙利亚、埃及等国还出现国家政权家族化倾向。事实上，这种实际上独裁的制度设计已经无法阻止政治民主化运动的发展了。“在经济缓慢发展的同时，特别是在过去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运动的熏陶渐染下，广大民众的公民意识已经觉醒，只不过在经济发展形势较好的时候没有充分展现出来。”[3]

同时，官员的腐败问题也严重削弱了执政集团的执政基础。据半岛电视台报

道，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政府中的高级官员极其腐败，其内阁多个部长的家产均有数十亿美元之巨，穆巴拉克的两个儿子更是借助其父亲的政治权力恣意敛财。“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家族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办家族企业，第一夫人掌控的企业几乎垄断突尼斯全国经济，总统女婿控制着突尼斯的金融业和航运业，其家族资产据估计高达50亿欧元。”[4]由于执政者对自身负面消息的封锁，这些消息在这场政治变革之前只是被极少数民众所知，后来变革中这些信息被公之于众后，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执政基础被严重削弱，执政者所塑造的自身形象也迅速瓦解，进而导致政府迅速垮台。

（三）公民社会与互联网的发展

公民社会的发展，表现在民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的强化，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个人以及整体的综合素质提高，组织性增强。这些进步突出表现为突尼斯和埃及政治变革中的相对顺利和非暴力特征，同时也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平稳过渡，类似情况也存在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约旦等国。而仍处在愚昧的部落社会的利比亚和也门则成了反例，落后的公民社会发展状况则使两国陷入了长期的严重混乱局面。

在这场大变革中，互联网作为动员组织政治活动、制造并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活动组织者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很短时间内号召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参加抗议示威游行，并利用互联网的即时性不间断调整自己的活动方案，保持对保守政府的高压态势，取得了极大成功，因而这场大变革也被称为“第一次数字革命”。

（四）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急剧恶化发作

二战后阿拉伯世界国家的城市化快速推进，但是由于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步伐严重不平衡，再加上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伴随着城市人口爆炸性增长，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经济落后、贫富差距悬殊、就业机会稀少、教育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衡、行政机构的效率低下和严重腐败、社会分配不公平、传统宗教价值观与城市世俗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部落和民族认同与国家的矛盾，这一切都使得阿拉伯世界社会内部问题重重，社会结构极不稳定，执政者也没有切实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导致社会矛盾严重积压。

另外，该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高，年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扩大。“在该地区中低收入国家中，本世纪前十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1.8%，2010年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1/3，而埃及30岁以下人口数量则占到了总人口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