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吕梁大地

草木皆有情历史在身边

抗战时期的吕梁大地

选题缘起

一、我是土生土长的吕梁人，生于此长于此，估计人生的道路还将在这里走完。所以，从小就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小时候常听奶奶讲日军烧杀抢掠的往事，每每提起，她老人家的泪水总是盈满眼眶，小小的我也握紧拳头，想象着“日本人”的狰狞面目。（相信各位也都有这样的经历）伴随着童年的结束，进入人生的理性思考阶段，逐渐的开始翻阅关于日军侵华的书籍，开始有意识地留意日军在吕梁这片土地上所犯下的罪行，开始了解、体悟吕梁人民八年抗战的伟大事迹。通过多年的学习，更加认识到吕梁人民的质朴、醇厚与伟大。也更加强烈地感到，作为一名历史学习者、传播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把吕梁本土历史，特

别是抗战史讲授给各位。这是我选题的第一个原因。

二、诸位也应该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吕梁人，作为吕梁人，就应该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熟知家乡的过去，而我们吕梁又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据史书记载：吕梁的建置，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代。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吕梁作为晋陕两省的交通要到，曾有过辉煌的经济功效，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比如我们熟知的临县碛口古渡口，比如到现在还为柳林人津津乐道的吕梁山上的“小北京”都是由于商业的繁荣所致。至于文人墨客那就跟多了，正如吕梁市前市长董鸿运，在吕梁赋中写道：苍颜古风,可夺骚客之笔;人文史话,一贯百代风流。那么我我今天讲的仅仅是沧海之一粟

三，今天我的题目是：草木皆有情，历史在身边——抗战时期的吕梁大地。

各位的语文水平应该比我高，是吧，草木皆有情应该是拟人是吧，或者说是借代也可以是吧，抗战时期吕梁人民为了战争的胜利，付出了极大的财力物力，其情其心足矣感天动地。历史在身边，我们天天学历史，老师天天讲历史，动则就中国怎怎么样，美国怎么样，资本主义世界怎么样，我们学习了这么多的大历史，感觉这些东西离我们很远，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在看我们身边的历史，我们自己家乡的历史，就有一种亲切感，很多地名我们都很熟悉，说不定我们今天所讲某段历史的就是同学们村里的历史，所说不定其中的某个人物就是你的爷爷或老爷。

好，闲话不说了，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人民经过了8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山西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战略支点，对推动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而吕梁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成为战争中的战略展开之地、根据地核心之地、人民革命战争历练之地。因此，在这片土地上谱写了一篇篇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篇章。

红军东征——抗日战争的前奏曲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其时日本

帝国主义也加快了侵华步伐。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子张县瓦窑堡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秦邦宪、邓发、何克全、李维汉、张浩、杨尚昆等10余人（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瓦窑堡会议作出了渡河东征的重要决定。那么，与陕西毗邻的就是山西的吕梁。

1936年2月下旬，毛泽东、彭德怀亲率由红军一军团、十五军团组成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从陕北毗邻吕梁的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吕梁境内。

红军东征时候山西的情况：当时，黄河天险为晋军（阎锡山）严密封锁。濒临黄河东岸各重要城镇，如三交、碛口、孟门、军渡、中阳、石楼等地，有重兵，为弥补主力部队之兵力不足，震慑当地民众，阎锡山实施其“政治防共”、“民众防共”的防范措施，又在沿河各县成立几个地方武装——“防共保卫团”，严厉镇压当地民众和同情抗日的革命人士，致使不少到山西走亲戚、访朋友的无辜百姓和小商小贩，残遭杀害。短短数十天中，晋西沿河各县被杀害的民众达百余人之多。

1936年2月17日，毛泽东签发东征宣言，东征红军进入临战状态。2月20日，正式下达渡河命令，命令各渡河突击队：“先头绝对隐蔽，乘夜偷渡。以坚决、敏捷的速度奇取敌堡，割断电线，控制前进阵地及侧翼掩护阵地，以保证后续部队渡河对援敌作战之有利地位。偷渡被发觉，立即改为强渡。”晚8时整，战斗正式打响，红军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百余里的渡口，同时发起攻击在中阳县三交镇坪上村首先登岸，把晋军的河防撕开了一道缺口，红1军团主力相继渡河，于拂晓时分，进占三交镇，乘势扩大战果，长驱东进，进占留誉。

红军突破黄河天险后，即分兵数路，长驱东进：一路进占义牒，围攻石楼；一路攻克留誉，进逼中阳；一路沿河北上，进袭柳林。东征的战果很快得到巩固和扩大。

阎锡山也放与红军主力进行决战的计划，将晋军主力集结布防于汾阳、孝义、灵石、介休一带，沿同蒲路和汾河堡垒线严密设防，防堵红军东进北上，等待南京中央援军的到来。

由于红军过河不久，没有根据地依托，加之地形不利，武器装备较弱，要一口吃掉这么多敌人确有困难，于是毛泽东和彭总当机立断，命令红军撤出战斗。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从4月下旬逐步转移到黄河岸边。5月1日至5月5日，红军主力和总部人员先后从延水关、永和关、清水关、铁罗关/一带渡过黄河，返回陕北。5月5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回到陕西杨家圪台，签发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回师通电》）。

东征期间，毛泽东、彭德怀与红军东征总指挥部始终活动于吕梁的石楼、交口地区，在吕梁区域内建立了中共中阳县工委、中共中阳关上村支部、中共石楼辛关村支部、中共交口明志沟村支部等党的领导机构。特别是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中阳县三交镇（今属柳林县）亲自建立的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是山西境内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现在有红军东征纪念馆）由红军建立的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组织更是遍及中阳、石楼、交口等区县，达40余个。

红军东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吕梁乃至山西播下了民族革命的火种。东征红军到吕梁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冲破了阎锡山的独立王国，以扎扎实实的地方工作，造成了强大的抗日声势。广大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打消了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疑虑，从心底里拥护党的政策和红军东征。吕梁区域内不少觉悟了的青年在扩军中纷纷要求参加红军跟共产党闹革命，这些参加红军的革命者在抗战爆发后又随八路军东渡黄河回到吕梁，成为创建吕梁抗日根据地，点燃抗日烈火的骨干力量。

晋西事变———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诞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后，阎锡山即开始动摇，准备投降妥协。汪精卫投敌后，阎锡山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试探和平，他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

中共中央在促成与阎锡山“合作关系”的建立后，提出在山西建立若干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设想。1937年9月，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115师、120师和八路军总政治部，分别在晋西南（以孝义、中阳为中心），晋西北（以离石、兴县为中心）实行战略展开，地方党组织、八路军、牺盟会（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于1936年9月建立）、动委会（1937年9月在绥远和晋西北沦陷区成立的旨在实施全面战争及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统一战线组织）等几股力量在吕梁地区大汇合，县、区、村各级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和进步力量很快发展壮大，共产党成为抗战的领导核心。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人民力量的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心惊胆战，也使国民党阎

锡山感到恐慌，1939年12月在晋西南、晋西北地区，阎锡山顽固派军队以绞杀抗日政权和杀害抗日进步人士为开始，进而发展至进攻新军和八路军，妄图占领根据地，镇压共产党，打垮八路军。八路军、新军和根据地人民在危急的形势下针锋相对，与顽固派进行了殊死斗争。1940年1月，阎锡山顽固派军队被赶出了晋西北地区，事变以阎顽固派失败而告终。

晋西事变后，共产党为争取山西时局的好转，促成与阎锡山继续团结抗战，在吕梁区域内划定界线，达成了八路军与旧军防区的协议。吕梁地区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以南的孝义、中阳、石楼、交口和汾阳、离石、柳林的路南部分成为阎军驻防区，在此区域内党的工作进一步转入秘密状态；路北的兴县、岚县、方山、临县、交城、文水和汾阳、离石、柳林的路北部分为八路军驻防区，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这也就为解放后人们的观念埋下祸根）从1940年2月起，中共晋西区党委（1942年8月改称晋绥分局）、晋西北行署（1943年11月改称晋绥行署）、晋西北军区（1942年9月改称晋绥军区）先后在兴县成立并长期驻扎，党政军组织下设若干个地县级组织。其中在吕梁区域内的北部、南部各县分5个区域建立了地委（含工委或中心县委），在北部3个区域还建立了专署、军分区和抗联，其时在北部区域曾建立的机构有：以兴县为中心成立了晋西北（后称晋绥）一分区（分区内党政军组织分别称一地委、一专署、一军分区，下同），辖兴县、岚县、神府3县；成立了以临县为中心的四分区（1942年12月改称三分区），辖临县、临南、离石、离东、方山、中离等7县；成立了以交城为中心的八分区，辖交城、交西、汾阳、阳曲等7县。地级机构之下先后成立了20个县委和工委，12个抗日民主县政府。

吕梁南部区域由于属于阎统区，只有党组织进行秘密活动，这一区域先后建立的地级机构有：中共汾孝中心县委、中共汾平介孝工委、中共沿河工委、中共沿河地委、中共河东工委等组织，这些党组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开展汾阳、孝义区域和中阳、石楼区域境内党的地下秘密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在面积相对较小的吕梁区域里同时存在1个战略区组织和5个地级组织，这在当时的抗日根据地是绝无仅有的。

吕梁地、县两级党政组织在中共晋西区党委（晋绥分局）、晋西北行署（晋绥行署）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为抗日根据地陆续制定的十大政策，加强

对敌斗争，粉碎了敌人一次次“围攻”，使吕梁根据地日渐巩固起来，成为陕甘宁和大西北的有利屏障，拱卫延安和中共中央，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连接华北、东北、华东各战略地区的枢纽地带。

日军罪行——吕梁人民沉痛的记忆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太原失守，1938年初日军气势汹汹进入吕梁，万恶的日军在吕梁土地上对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杀戮。据不完全统计，抗战8年中，日军在吕梁境内制造的惨案达上百起，2万余人惨遭杀害，其中一次死亡百人以上的惨案就有20余起。日军用刀劈、枪击、火烧、水煮、填井、投河、活埋等残暴手段，杀害了大批人民群众。有完整资料记录的大型的惨案有：文水西峪口惨案（据(马文堂)老人回忆：1938年2月15日晨，日军一O九师团干余人从文水开栅镇向西峪口村进犯。日军边扫射边进村，村民郭本旺及其妻米二女被打伤，其子兔林出去营救也被打伤，米二女数日后身亡。刘高荣的女儿被杀害。日军进村后，发现村南有一土窑，里面藏着10余名村民，日军把刘祥儿和刘春两个青壮年带走，把其余人都关在窑内。日军让这两个人引路，先到了村民宋景章家，此家四口人都被带走，并逼他们喊话，让村里人都出来。在各处躲藏的村民听见自己人的声音，以为无事，纷纷出来。日军逼着45人集中在村民宋英春家的后墙外，两排站立，架起机枪，朝他们扫射，没打死的就用刺刀捅，最后又架起干柴，把已死的和少数尚存的统统烧焦。另外，姜玉良、姜鼠儿、康二则等10人被枪杀。此次暴行共有无辜村民58人被日军残杀，鸡、猪、牛、羊也全部被杀光。死亡170余人）、方山大武惨案（1938年初，纠集了汾阳旅团、离石日伪军约2000余人从离石出发，向大武进犯，于3月4日拂晓，包围了大武镇。日军官松井指挥杀人，凡来不及逃走的民众，十之八九惨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其中绝门断后的就有七户，如武洋人一家七口均被残杀。德和堂老中医张先生(河南人)被杀害后，头颅被扔在房顶，滚下后日兵像踢足球似的你争我夺满院乱踢。盛地村侯愣狗，被日军绑在柱子上，头部上夹板向后扭动，扭断颈骨死去。南垣上的任旗杆，当日军持枪闯入院内时，他乘其不备把一个日兵抱住摔倒，日兵挣脱后，抠动扳机枪杀14人。王学温手持菜刀藏在门背后，乘敌持枪入门时，手

起刀落，接连砍倒两个日兵，最后死在第三个日兵的暗枪下。这个千余人的村镇，被日军残杀了无辜村民340余人。连同武回庄、洞上、留子局、盛地、红罗沟等村被杀村民在600人以上。日军还拉走各种大牲畜100余头，羊l000余只。抢劫铺号钱货、农家衣物难以计数。之后顺街由北向南浇上汽油放火焚烧民房铺面、庙宇楼阁，大火历时四天不熄。街道两旁铺面和民房东倒西塌，遍地焦土瓦砾。(死亡340余人）、交口双池惨案（死亡700余人）、日军血洗兴县城乡（1984 年刘晋玉（刘九儿）回忆日军血洗郭家峁村的惨景时说：

1940年冬，日军进攻兴县城，进行了毁灭性摧残，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见妇女就奸，仅12月23日一天就丧心病狂地杀害了平民300多人，屠杀同时波及兴县周边村庄，几天里又有1000余人死在日军屠刀之下。

举例：1940 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清晨，驻兴县城的日军，在县城杀人放火以后，突然包围了郭家峁村。此时，全村的老百姓绝大部分都逃走了，只有一些病人和老年人没有来得及躲避，被日军抓住用刺刀捅死，然后推入窑洞放火焚尸。后来，就在那天早晨，日军在我村刺杀了 48 人，其中尚有儿的全家 5 口人，当时都在生病（伤寒病），没有躲藏起来，在家里被日军全部用刺刀捅死，然后放火焚尸。日军还抢走了 30 多头耕牛、14 头毛驴，将全村 90％以上的房屋放火烧毁。

当时，我父亲刘茂全已经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村里的老百姓大部分转移

了，我跟随祖母、母亲、两个姑母、两个姑表兄，一起随乡亲们逃到叫庙梁的山沟里，躲藏在临时开挖的几孔窑洞内。日军发现后，架起机关枪向窑洞射击。人们听到枪声，大家蜷缩成一团，我母亲把吃奶的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在洞口有个 70 多岁的老大爷叫赵翻驴，首先中弹被打死。窑洞口大，挡不住子弹，躲藏在这儿的几十个老百姓，一个个都中弹身亡。

当日军撤走后，乡亲们前来收殓死难者的遗体时，发现了我们三个幸存

者，一个是刘全民 4 岁的闺女刘梨花，一个是 11 岁的孤儿赵黄毛，再一个就是我。乡亲们把死难者的遗体搬运回村里，一个个血迹斑斑，模糊不清，惨不忍睹。很多人连自己的亲人也不敢认了。

此次日军轮番“扫荡”晋西北，血洗兴县，在兴县屠杀了 1300 多名无辜群众，烧毁房屋 9700 多间，抢走和屠杀耕牛 1000 多头，拉走毛驴 1400

头，宰杀猪羊 5000 多头，鸡近万只，抢走和糟踏粮食 3600 石（一石等于 300 斤），抢走金银手饰、白洋、绸缎、布匹、衣物用俱等不计其数，捣毁织布机 29 架。

日军血洗兴县城乡，给根据地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其中受害最大的村庄有城关、郭家峁、红月、风角上白家墕、横城、武家塔、黑峪口、瓦圹等38 个村庄。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兴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自己的例子）

剩下的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还有岚县草子寨惨案（死亡320余人）、汾阳仁岩事件（死亡140余人），交城县阳渠惨案（死亡200余人）、离石坪头惨案（死亡100余人）、柳林石家峁惨案（死亡170余人）、临县贺家洼惨案（死亡217人）等等，中小型惨案不计其数。

日军在吕梁犯下的一桩桩、一件件罪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日军在吕梁八年间犯下的滔天罪行难以计数，但是英雄的吕梁人民不屈不挠，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浴血奋战———吕梁儿女多壮志

面对残暴的敌人，吕梁军民无所畏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英勇斗争，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晋西北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直接屏障，是全国各地与党中央联系的重要枢纽，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全体军民与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从1938年3月到1939年底，日军先后发动了23次进攻。为了粉碎日军的进攻，根据地军民与敌人进行了78次战斗。

1938年9月，八路军115师343旅在汾阳境内的薛公岭3次打击西犯日军，歼敌1200余人，粉碎了日军妄图过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的企图。1938年9月17日的油房坪伏击战。1938年9月17日，在吴城镇与离石间的油房坪设伏，击毙一百多名日军，生俘三名，缴获炮一名，无线电台一部。还有1938年9月20日的舍科里伏击战。歼灭日军八百余人，缴获战马百余匹，各种枪支400玉支，生俘日军16人。

1942年5月和1943年10月，八路军120师先后在兴县境内发动了田家会

歼灭战和甄家庄歼灭战，共歼灭日伪军13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八年中，晋绥人民把自己的10万余子弟输送给八路军主力部队，其中有吕梁儿女3万余名。晋绥八路军主力部队到1945年之所以能增加到6.9万人，是与晋绥及吕梁人民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吕梁各县市许多人离开故乡，转战南北，拼死疆场，把鲜血洒在了高山之巅，洒在大漠河畔，有的则英勇捐躯，长眠在祖国的土地上。吕梁人民不仅付出了巨大的人员牺牲，为了支持长期抗战，在财力、物力上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无私奉献——陕甘宁边区的大后方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吕梁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肩负起了支援陕甘宁边区的重任。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比例大于晋绥，但它的自然条件在某些方面还不如晋绥。因此，除了自力更生外，还需要其它根据地的支援。

因吕梁与陕甘宁边区毗邻，加上日军不断进行“扫荡”，切断了陕甘宁边区与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交通运输线，支援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很自然就落在了吕梁人民肩上。晋绥根据地抗日新政权建立后，虽然也遭到敌人的进攻，但敌人一直未能切断它与陕甘宁边区的通道，况且两地仅一河之隔，交通运输比较安全方便，所以当时中央财政有很大一部分要依靠晋绥来支援，晋绥又主要依靠吕梁。当时晋绥根据地支援中央的经费一般要占到边区整个财政收入的50%～60%，而吕梁几个专区达到70%，1943年上解中央之经费占到吕梁各县财政总收入的81%，有的家户，缴纳公粮之后所剩无几。据临南屈坞村调查，1942年征收公粮后，有的中农只剩下5斗细粮，贫农只剩下4斗。不难想象，晋绥人民和吕梁人民是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为支持抗战而不惜牺牲自己的。

腹心地带———晋绥边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

提起兴县蔡家崖村，同学们不陌生吧。它位于现今吕梁市区域的北部，晋西高原，吕梁山西麓，蔚汾河北，抗日战争时期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是晋绥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文化宣传教育事业大部分单位的所

在地，被人称为晋西北的“小延安”。兴县是1940年晋西事变后成为晋绥边区重要的党政军机关驻地。

1940年11月，晋西北军区（1942年9月改称晋绥军区）在兴县成立，由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统一领导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从1940年起至抗战胜利乃至后来进行的全国解放战争，晋西区党委（晋绥分局）、晋西北行署（晋绥行署）和晋西北军区（晋绥军区）一直驻在兴县蔡家崖村，这一区域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带。

从1942年1月至1944年12月，为表彰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模范，晋西北（晋绥）边区先后在兴县召开了四届群英会。表彰了工人、农民、妇女、儿童及干部劳动英雄1045人，仅第四届群英会吕梁区域内受表彰的人员即达200余人，占全晋绥边区的1/3。1942年10月之后，随着晋西北临参会的召开和部分县区村选、区选、县选工作的开展，根据地政权建设走向了正规化。

在边区民主政权建立后的几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政、军、民一齐动员，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斗争全面结合起来，创建了晋绥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在这一光荣的区域，边区党政军长期驻扎和抗日武装力量的有力阻击，使这一地区成为拱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可靠屏障。

日军占领山西之初，由于山西与陕甘宁根据地隔河相望，多次企图通过晋西北渡河入侵陕北。1938年3月驻兴县日军2000余人，在飞机、炮火的掩护下西渡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留守边区的中央警卫6团在晋西北地区抗日武装的策应下，沉着应战，积极顽强地打击敌人，经过激战，将敌人击退。至1939年底，日军对黄河防线共进行了23次大小进攻，每次投入兵力少则2000人，多达万余人。我河防部队在主要防御点的兵力最多为1个团，但我军依据不同情况，机动灵活，紧紧依靠两岸人民群众，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边区的安全。

抗日战争时期的史实告诉人们，吕梁地区21000余平方公里土地跨越晋西南、晋西北两个抗日根据地，是这两个战略基地的腹心地带，是令人瞩目的地方，因为这块英雄的土地不仅是华北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而且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最先开始、最先发展、最先胜利的地方，是八路军挺进山西，实行对日抗战的“立足点”和发展抗战的“出发地”和战略支点之

一。如果没有这样的山区抗日根据地做八路军的战略基础，执行和完成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提供强有力的人、财、物的支援，就不会有抗日游击战争的勃兴，就没有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山西的抗战将无法坚持，华北抗日战争的局面也将无法形成，也就难以坚持长期抗战直到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伟大的战争孕育伟大的民族精神，这就是吕梁人民在战争中显现出的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顾全大局、舍己为国的奉献精神，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这些精神，将永远激励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子孙后代。

参考文献：

[1]《吕梁地区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2]《柳林抗日战争史料集》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美术印刷分公司，2005.

[3]《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4]《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5]《中共山西吕梁历史纪事（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6]《中共吕梁地方组织的创建和早期活动》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