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卫生与一带一路

全球公共卫生与“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战略于2013年提出，主要是借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与沿路各国之间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主要目的是在通路、通航的基础上通商，会主要影响铁路、航空、航海、农业、商贸流通、油气进口等行业，无疑加速全球化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在交通、经济贸易等方面为全球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预示着会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更多的威胁。主要的威胁有：传染病的流行、食源性疾病的传播、有毒化学物质和放射性物质的危害以及意外或蓄意造成的疾病的爆发等。

一、全球化发展使传染性疾病大爆发的威胁上升。20世纪50年代，人们的关注集中于霍乱、鼠疫、回归热、天花、斑疹伤寒和黄热病等六种检疫疾病，新的疾病很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传染病病种出现的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以每年新增一种或多种疾病的速度被发现。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疾病的扩散速度也随之提高。2015年，世界民航客运量达35.5亿人次，比2011年增加了7.5亿人次。全球人员流动大大增加传染因子及其传染病媒介在国际上传播的速度和机会。当前，近40种疾病是为一代人所不知的，如2003年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及流感（甲型HN1流感、H7N9禽流感等）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伤害及惨重的损失。埃博拉病、马尔堡出血热及寨卡病等起病急，病死率高，也威胁着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在过去几年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现了超过1100种包括霍乱、小儿麻痹症、禽流感等在内的传染病病毒。自1981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艾滋病迅速传遍全球。艾滋病流行至今，全球大约已有60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2500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2010年全球艾滋病防治大约需要250亿美元。艾滋病已经成为全世界面临的主要威胁，如今艾滋病的致死人数仍在不断上升。在2006年至2030年的25年里，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将高达1.17亿。到2030年，全球因患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将上升至680万。

二、食源性疾病的传播也是当今世界最广泛的卫生问题之一。随着交通的逐渐发展，冷藏技术的不断完善，食物全球化已普遍存在。在过去的50年中，人类食物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变得更加复杂且具有国际性。尽管食物安全水平整体上显著提高，但是各国进展不同步，各类人群饮食卫生水准不平衡，因微生物污染、化学物质和有毒物质造成的食源性疾病暴发在许多国家屡有发生，全球每年发生数十亿食源性疾病的病例，即使在发达国家也至少有1/3的人患食源性疾病。全球各地连续发生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在英国，除“疯牛病”外，约有1/5的肠道传染病是经食物传播的；美国食源性疾病每年平均暴发300起以上；日本出现大规模葡萄球菌肠毒素中毒的“雪印牛奶事件”；比利时“二噁英事件”等，均引起世界范围的震惊。我国上海市1988年因食用不洁毛蚶造成甲型肝炎暴发，就是一次食源性疾病大流行。

三、有毒化学物质和放射性物质的危害。在有毒化学物质的生产、使用、储存、运输过程中，如果发生意外泄漏，就会造成人员伤残或者死亡，这是现代社会生产生活中威胁公共卫生安全的一个突出问题。例如，1981年，欧洲南部203人因食用掺有工业菜籽油的食用油后死亡，共有15000人受害，至今尚未发现治疗毒油综合征毒副作用的方法。1995年的日本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警示我们化学恐怖因其突发性、灾害性及扩散迅速等特点，已成为人类安全的现实威胁。

2006年，非洲国家科特迪瓦因倾倒石油化学废物，造成了本国和毗邻国家的化学污染和人员健康损害。此外，2005年11月，吉林石化公司一化工车间爆炸，整个化工区浓烟滚滚，爆炸使约100吨致癌物质苯和硝基苯等化学物流入松花江，江面形成一条长达80公里的污染带流向下游，经过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注入黑龙江，又流经俄罗斯犹太自治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等城市，最后注入太平洋，爆炸除直接损失外，还对中俄两国居民健康构成威胁。放射物质的意外事故一般区分为两种，一是大型核设施（例如核燃料厂、核反应堆、核电厂、核动力舰船等）放射性物质泄漏引起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的核事故，二是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等放射源失控导致人员受到意外异常照射的辐射事故。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是核动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意外事件。大爆炸造成周围地区放射性污染，大量沉降物遮蔽了前苏联西部地区、东欧和西欧以及一些北欧国家和北美东部的天空。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大片地区污染严重，导致336000余人搬离家园。除了核武器对人类的毁灭性打击外，恐怖分子可能将放射源与常规炸药混合制成“脏弹”，即放射性扩散装置，实施恐怖活动。

四、意外或蓄意造成的疾病的爆发是一类由于人类行为因素引发的疾病的流行，从主观意愿上分为意外事故和蓄意事件。前者是在进行传染病监测和相关实验室研究的活动中，落实生物安全措施不力，致使传染因子意外释放引起传染性疾病发生。例如，1967年，德国马尔堡、法兰克福和前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三个实验室使用来自乌干达的猴子做研究，实验室人员、医务人员及其亲属共37人感染上了当时还不知情的马尔堡出血热，其中1/4病死。2003年以来，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卫生研究院、中国台湾“国防预防医学研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三个实验室先后发生了SARS感染事件，受感染的均为实验人员。后者即为生物恐怖，是人为地恶意释放危险病原体引起疾病传播，造成社会动乱。全球恐怖活动日益猖獗的今天，生物恐怖袭击的威胁越来越现实，2001年美国发生的炭疽邮件事件提醒我们，发生生物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很大。

1851年首次国际卫生会议讨论传染病的防治问题，标志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主要是考虑如何通过国家检疫政策解决跨国界的疾病传播问题。随着铁路和轮船运输的发展，对国家检疫系统带来很大的压力，国家的检疫政策不仅不能保护疾病的传播而且带来商人的不满，这就要求必须通过国际合作的形式予以解决。1851年以后的系列国际卫生会议经过外交的努力形成了关于传染病控制的条约。同时，国际性卫生组织的成立也促进了传染病控制的合作，如1902年成立的泛美卫生局，1907年成立的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1923年成立的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和1948年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呈现出多参与者、多水平的特点，要解决的健康问题也从传染病的防治扩展到初级卫生保健、千年发展目标、卫生改革等多方面。1978年阿拉木图会议形成了阿拉木图宣言，明确了初级卫生保健的概念，提出初级卫生保健是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的关键和基本途径。1996年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正式成立，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六大联合国组织联合组成。该组织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加强联合国各机构在防治艾滋病方面的协调与合作，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更好地应付全球范围内的艾滋病流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全球公共卫生政策也在不断地完善，以更加适应时代发展的方式保护着人类，降低传染病、食源性疾病、艾滋病等对人类造成的危害。

随着全球化所形成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极大地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加速了货币、产品和人才的流通和贸易，推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为维护和改善人类健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全球化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科学技术人才资源得以交流学习，针对健康的科学研究得以多边合作开展，以及对疾病疫情全球网络的建立，均对保护人类健康、促进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郑晓瑛，韩优莉.全球健康外交: 公共卫生全球化和现代外交发展的结合J.人口与发展，2011(17):49-56

[2] 焦怡琳，杨曦，秦宇.对中国全球健康战略的思考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15(4):127-130

[3]程春华，杨久华. 未来中长期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发展趋势及其国际政治影响J.社会科学，2012(11):20-30

[4]李鲁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现况、影响因素及对策J.

[5]“一带一路”源于搜狗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