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历程

远古社会：人类最初制作和使用的工具是打制石器。考古学家为与后来出现的磨制石器相区别，将制作和使用打制石器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后者（即制作和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为了研究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与进步，考古学家还将它们分为早中晚三期。旧石器时代所分的早中晚三期，与古人类学家依据古人类的体质特徵所分的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这三个阶段大体是一致的。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打制石器以粗厚笨重、器类简单、一器多用为其特点；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石器趋于小型化和多样化，器类增多，还发明了弓箭、投矛器等复合工具和钻孔技术，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

距今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进入全新世以后，地球的气温逐渐变暖，人类渐渐走出山区，移向平原地区活动。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人们选择了邻近水源的地点聚族而居，建造房屋，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原始农业，开始了定居生活。磨制和钻孔技术的普及，使各种石质工具的制作趋于规范、定型，更适合各种不同的用途。8000

年前的先民已经雕琢出玉器，发明了纺织技术。70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的独木舟和木桨，说明已经有了水上交通工具，牛已被驯养。6000年前仰韶文化的居民创造了绚丽多姿的彩陶文化，还出现了用夯筑技术建造的小城堡。5000年前已养殖桑蚕，并用蚕丝织出了丝织品，还掌握了人工冶铜的技术，铸造出青铜刀一类小工具。4000年前出现了文字，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各有一批古代城市在地平面上崛起。古文献中记载的神农氏种植五谷，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蚕丝，他的大臣发明文字、舟车以及黄帝战蚩尤等，因这些发现而说明这些传说并非虚妄，它们包含了不少历史的影子。这些发现还说明，中华文明确实是源远流长。

夏朝：手工业随着夏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部门的分工，烧制陶器，琢磨石器，制作骨器、蚌器，冶铸青铜器和制作木器等各种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和分工。在烧制陶器方面，当时不仅广泛使用了快轮制造技术，而且在烧造方法上，又多采用陶器出窑前的施水法，使陶器多呈灰黑色、灰色或黑色，且又质地坚硬。陶器表面除多施用篮纹、方格纹与绳纹等装饰外，还有精美而细致的指甲纹、羽毛纹、划纹、圆圈纹和镂刻等装饰。器形品种如炊器、饮器、食器和盛储器等达三十多种。特别是有些造型美观，制作精湛，胎质细腻、薄如蛋壳、器表漆黑发亮的磨光黑陶器，只有具备烧陶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人才能烧制出来，故制陶业大概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在石器制造方面，以钻孔石铲与石刀为主。各种石器磨制精致，几乎没有钻孔损毁或重钻的现象，表明制作石器的技术已相当成熟。少数靠近山区的遗址中，有较多的石器成品出土。而在远离山区的地方

半成品和打下来的石片则不多见。说明这些地方出土的石器都是由制造石器的地方交换而来；还说明当时石器的专门加工和交换已经出现。在文献中，有夏代冶铸青铜器记载。如“禹铸九鼎”和夏后启命人在昆吾铸鼎，出土的铸造铜器的遗存可以为证。如在临汝县煤山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出土了炼铜坩埚残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长5.3、宽4.1、厚2厘米，上面保存有六层冶铜痕迹。郑州牛寨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也出土过一块炼铜坩埚残块，残块上还粘附有铜碴与铜锈，经化验是属于铜锡合金的青铜遗存。特别是1980年在登封王城岗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青铜残片，残宽约6.5、残高约5.7、壁厚约0.2厘米，经化验是包含有锡、铅、铜合金的青铜。有些学者认为，夏代已经铸造铜器，并进入了青铜时代。此外，制造木器、玉器、骨器和蚌器，以及纺织和酿酒等，在夏代都可能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商代：商代的手工业分工较细，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漆器等门类，各种手工业都已有了显著发展和突出成就，而其中最能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是青铜铸造业。

商代是青铜器的全盛时代，其品种繁多，主要类别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及车马器，其中最重要的是礼器。礼器中数量最多的是酒器，商代青铜器的制作为范铸。商代遗址中已发现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范、坩埚块、木炭、小件铜器的铜锭、铜渣等。熔铜的工具除有草拌泥制的坩埚外，还有外敷草泥的缸或大口尊。通过对青铜器中铜、锡、铅合金成分的研究，可知其与《考工记》所载之“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钟鼎之齐”大体相近。商代晚期的司母戊方鼎重达875公斤，鼎身和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浇铸而成。从铜工作坊规模之宏大、炼铜技术之高超、器物制作之精美、种类之繁多、花纹之复杂、制范技术之纯熟，都可看出商代生产技术及青铜铸造的水平。

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还有铁刃铜钺，现已于河北藁城及北京平谷两处商遗址中各发现一件。经检验，其刃部是利用天然陨铁锻打而成的，证明商代已知道用铁。此外商代遗址中还曾出土金块及小片金片，可知当时已有黄金并有熟炼的冶金技术。

陶器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活用具，制陶是商代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陶器的种类有灰色、红色的泥质陶和夹砂陶，还有更高级的硬陶、白陶和原始瓷器。器形有炊器鼎等，食器簋、豆、盂，酒器觚、爵等，储盛器罐、盆、瓮、缸、等，其中最能代表商代制陶

工艺水平的是白陶和釉陶（原始瓷器）。白陶以瓷土、高岭土为原料，经1000℃高温烧成，胎质纯净洁白，表面有雕刻精美的花纹。釉陶以瓷土为原料，器表敷釉呈青绿色，经1200℃高温烧成，胎骨细腻致密，无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是敷釉技术的最早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骨器在商代使用范围很广，种类包括生产工具铲、锥、刀、针和鱼钩，兵器镞及生活用具簪、梳、匕、叉等。牙器有雕刻的梳、筒、杯，象牙杯上刻有精细的花纹并镶嵌有绿松石。骨器作坊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的骨料及半成品，其原料多为牛、马、羊、猪骨及鹿角甚至人骨，并发现制骨用的青铜刀、锯、凿、砺石等。制成一件骨牙器，大致需经过选材、锯材、加工成形、打磨及雕刻、镶嵌等工序。骨簪的顶端还刻有不同形状的鸟头。玉器均为软玉，产量很大。颜色有绿、褐、白等，种类主要有礼器琮、璧、圭、璋、璜、琥及其他用于礼仪的尊、磬、矛、戈等，实用器有杯、盘、臼、杵、梳，工艺装饰品有头饰、玉环、玉珠，以及各种不同形状的佩玉、玉人、玉象、玉虎、玉鸟、玉龙、玉凤、玉鱼、玉蝉、玉蚕等。商代玉器切割整齐、琢磨光润，动物姿态生动活泼，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效果。漆器易腐朽，故现今所见商代漆器仅为一些残片及颜料痕迹，但从中亦能了解其颜色、花纹等情况，证明当时的漆器工艺已具相当水平。

西周：周代的手工业，有属于封建领主的官府手工业和属于农民家庭副业的民间手工业，但都是为了自给自足而生产，只有少数的手工业品用于交换。

官府手工业的工匠，铜器铭文中称之为“百工”。《国语·晋语》说：“工商食官”，这表明工是隶属于官府的，他们是向王室或领主领取生活资料的专业工匠。

西周的官府手工业，以冶铸青铜器为主，王室或大封建主都有自己的青铜冶铸作坊。随着大封诸侯，青铜冶铸技巧也传播到全国许多地方。现在所知，北面到辽宁、河北，东面到山东、江苏、安徽，南面到河南南部以及湖北，都曾经发现过西周的青铜器。铸造方法大抵继承了商人的技巧，不过类别和数量要比商代为多，铭文也比商代的长，这都显示出青铜器制造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陶器制作方面是出现了板瓦和筒瓦。虽然当时瓦只限于使用在天子、贵族的宫室上面，但它的出现，在建筑史上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西周时带釉硬陶比商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西安、洛阳、江苏、安徽的周墓中都发现有带青釉的陶器，从这些材料看出，陶器已正在向瓷器过渡

东周（春秋、战国）：

冶铁是一种新兴的金属冶铸业。最初大约始于春秋末，到战国时有了很大的进展。《山海经》中提到“天下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在叙述某山的各种资源时，常有“其阳多铜，其阴多铁”的话。反映出人们对铁矿资源情况的了解已很充分。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地出土了大量的战国铁器。其中以农具、手工工具为最多，也有兵器和其他器物。还发现有铸造铁器所用的铁质或泥质的范。根据对出土铁器化验结果得知，当时从块炼法炼制出一种质地较软的铁，但也能将其加工冶炼成坚硬的生铁。由于生铁性脆，时人乃用柔化技术使其变成韧性铸铁。冶工还掌握了将块炼法得到的铁渗炭成钢的技艺。在战国几百年间，能从较原始的块炼法进入到冶铸生铁和炼铁为钢的冶铸方法，技术进步之快，在世界冶金史上少有，表明中国冶铁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已居于领先地位。

冶铜业在战国手工业中仍占据颇为重要的地位。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发现一处属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铜矿遗址，矿井深达五十米，井下有纵横交错的巷道，为了防止坍塌，巷道中都架设木制的支架。矿工用青铜或铁制的工具开采矿石，用木辘轳作为提取矿石的工具。据今人的估计，当时在连续几个世纪中，开采的矿石可达十万吨左右，从这一遗址的情况来看，当时开采铜矿已具有较大的规模，开采技术也较为先进。

铜除了铸造礼器、乐器之外，还要铸作钱币、符节、玺印、量器等物，社会对铜的需求量很大，故铜器物制造水平仍有提高。据《周礼·考工记》，当时有所谓“钟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杀矢、鉴燧”这样的“六齐”。“齐”指铜、锡的比例。“六齐”即按六类不同器物而定出不同的铜、锡比例。为了更好装饰铜器表面，在铜器表面刻出细槽，再将金、银丝嵌入，形成美观的图案花纹。器物铭文也可采用此法。这就是所谓的错金银，铜器经过这种加工之后，具有更大的艺术魅力。

丝麻织物的生产也颇为发达。东方的齐国就以多“文采布帛”而著名当时。一些古墓出土的麻织品中，有很细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二十八支，纬线二十四支。在湖北江陵马山的楚墓中出土一批数量很多的丝织品，保存较好，尤属罕见，其中包括绢、罗、纱、锦等不同品种，以绢的数量为最多。绢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五十支，纬线三十支。最细密的，经线达一百五十八支，纬线达七十支。绢被染成红、黑、紫、黄、褐等颜色。罗、纱是属于质地稀薄的丝织物。这批织物中最珍贵的锦，是用提花机织出的质地较厚的丝织品，上面有五彩的动物或人物花纹，表明当时已有构造复杂的纺织机，织匠则掌

握了难度较高的纺织技巧。出土品中还有不少的刺绣。绣的方法分平绣、锁绣两种，绣于罗或绢上，绣出色彩绚丽的龙、凤、虎等图案花纹。从上述遗物看出，战国时丝织品生产方面，无论是纺织、染色或是提花、手绣，都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

战国手工业，一部分为官府经营，一部分属民营。官府手工业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战国时不过继其余绪而已，但在经营的门类、规模以及技巧方面都有新的发展。象新出现的冶铁业，也是官府工业中所不可缺少者。当时官府除生产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盐、铁、钱币之外，还旁及于漆器、陶器、纺织和金银玉石等领域。

民营手工业约开始于春秋末，进入战国后获得很大发展。盐、铁等重要门类中，有不少民营作坊。如魏的猗顿以经营河东池盐而著名，经营冶铁者尤多，如魏的孔氏，赵的卓氏、郭纵，都以冶铁而致富，史称孔氏“家致富数千金”，郭纵可以和“王者埒富”。也有经营其他矿产者，如秦的巴寡妇清，其先世就拥有出产丹砂的矿山，故能“擅其利数世”。官府作坊的产品，大部分供直接消费，仅有一部分才拿去出售，而私营则不然，其产品主要是供销售。因而民营手工业的发达，可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对商业交换的兴盛起到重要作用。

西汉：手工业的发展在西汉的手工业中，冶铁业占有重要地位。西汉冶铁技术比战国时有了重大的发展。西汉后期，吏卒徒开山采铜铁，每年用人十万以上，规模是很大的。汉代东至东海，西至陇西，北至辽东，南至犍为，包括某些诸侯王国在内，都有铁官，这些大体上就是汉武帝以后冶铁制器的基地。山东、河南等省都发现冶铁遗址，其中河南巩县、郑州的冶铁遗址规模最大。包括矿坑、工场以及从开采矿石到制出成品的全部生产设备。巩县铁生沟遗址发现了矿石加工场所，发现炼炉、熔炉、煅炉共二十座。郑州古荥遗址的炼铁炉，是现知汉代炼铁炉中最大的，其中一座，估计日产生铁可达一吨。古荥遗址资料表明，当时生铁冶炼和加工工艺有较大的进步。遗址中炼铁的燃料，除木材外，还有原煤和煤饼，这是现在所知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煤的遗存。淬火法已开始应用，这大大提高了铁器的坚韧和锋利程度。出土铁器，有农具，也有工具，出土的地点非常多。汉初的铁兵器，各地常有发现；武帝以后，铁兵器更多，替代了铜兵器所居的主要地位。西汉中期以后，铁制的日用器皿也逐渐增多。

西汉的采铜和铜器手工业也很发达。铜主要产在江南的丹阳郡和西南的蜀、越雟、益州等郡。汉初准许私人仿铸货币，所以铸钱场所分布在一些郡国中。武帝时铸币权集中到中央，在上林苑三官铸钱。西汉货币发现极多，铸币用的铜料、铸范以及铸所遗址也

有发现。铜器制造主要属少府和蜀、广汉等郡工官，也有很多出于私人作坊。由于铁器漆器的兴起，铜器在汉代已失去了昔日的独特地位，但皇室、诸王和大官僚仍然喜爱精美的铜制器皿。铜制器皿的生产规模颇大。铜镜、铜灯、铜熏炉等物，近年常有出土，最多的是铜镜，是日用必需品。

丝织业是西汉的重要手工业之一，是北方居民的家庭副业。临淄（今山东临淄）和襄邑（今河南睢县）设有规模庞大的官营丝织作坊，产品供皇室使用。元帝时，临淄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长安的东西织室规模也很大，每年花费各在五千万钱以上。织缣帛一般用比较简单的所谓腰机。高级丝织品已采用提花织造，但工艺复杂，产量有限。巨鹿陈宝光妻的绫机用一百二十镊，能织成各式各样花纹的绫锦，六十日始能织成一匹，匹值万钱。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大量丝织物，包括完整的服装和其他杂品。丝织物有绢、缣、绮、锦、纱、罗等种类，花纹色泽丰富多彩。对这些丝织物的科学研究，证明西汉人民在植桑育蚕、缫丝纺纱、织造印染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西汉的丝织物通过馈赠、互市或贩卖，大批输往边陲各地，远至中亚各国和大秦。

此外，煮盐（包括海盐、池盐、井盐）、酿造等业，在西汉时都是重要的手工业行业，生产规模和技术都超过前代。

汉代人民衣着所需的织物，就全国总产量而言，大部分出自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其中，北方农村以丝为主，南方农村以麻为主。家庭手工业品主要供农户自用，多余的在市场出卖。至于官府手工业品，除盐、铁等在武帝以后由官府垄断者外，一般说来质量虽精，数量并不多，在全国总产品中不占很大的比重。在上述各种手工业中，官营作坊的劳动者主要是吏、卒、刑徒、官奴婢和少数佣工；私营作坊主要是僮仆、佣工，其中很多来自逃亡农民。

东汉；东汉初年，各地原有铁官多未恢复，不少人私自冶铁铸器。南方地区也逐渐出现了冶铁和铁器制造业。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县）的耒阳出铁，别郡的人常聚集在这里冶铸；卫飒任桂阳太守，上章请求于耒阳置铁官，罢斥私铸，每年增加收入五百余万钱。章帝时曾拟全面恢复盐铁旧制，没有成功。和帝即位，正式罢盐铁之禁。从此各地私铸日盛。东汉铁器出土地点远比西汉为多，除北方外，今南京、杭州、绍兴、南昌以及一些南方腹地都有东汉铁器出土。这个时期，主要兵器全为铁制品，铁兵器外形也比西汉时期加大。大地主大商贾公开制造兵器，质量比官器要好。铁制的生活日用品，在南北

各地也多有发现。这种种情况，说明铁器的使用已遍及于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也说明铁的总产量比过去大为增加。东汉初年，杜诗在产铁地南阳任太守，他推广水力鼓风用的水排，铸造农器，用力少，见功多，是冶铁技术史上一项重大改革。

炼铜和铜器制作，在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发达。广汉、蜀郡、会稽以及犍为属国的朱提县堂狼山（在今云南昭通）等地，都有兴盛的铜器制作业。广汉、蜀郡的官府作坊仍有一定规模，但是私人作坊所制铜器，数量更要多些。朱提堂狼的铜洗，会稽的铜镜，历代出土都很多。铜镜远销国外，日本、朝鲜多所发现。此外蜀郡、广汉的漆器生产也有发展，出土漆器数量很多，也远销国外。北方各地品种繁多的精美丝织品，其质量在西汉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提高。东汉末年，成都织锦开始发达起来。此外，出土东汉画像砖表明，巴蜀地区人民此时已经利用火井煮盐。

南北朝：由于北方大批劳动人手南渡，生产工具与技术发展，水利灌溉发达，南朝农业有了较大发展：荒地开发，农作物产量提高，品种增加。尤其荆扬两州，土地人口占南朝疆境之半，“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斥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虽然主要手工业部门还是控制在官府之手，南朝的冶铁、制盐、采煤、造纸、瓷器、漆器等手工业仍有发展。梁筑浮山堰，沉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可见产量之高。东晋南朝在麻楮之外，利用桑皮、藤皮造纸，有白如霜雪的纸，也有各种彩色纸。纸往往以万枚计，屡见记载。青釉瓷器的烧制工艺和造型技巧，东晋南朝都有出色成就。

隋朝：隋代手工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隋代墓葬中发现的白瓷和碧玻璃瓶，说明在陶瓷手工业上的突破（据记载，这种碧玻璃是工艺家何稠创制的）。成都和魏郡（今河南安阳）都以制造精美的雕刻物著称。江南传统的造船业仍继续发展。为了伐陈，文帝曾命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奉节东白帝城）督造大批战船，最大的有五层，高百余尺，可容战士八百人。炀帝巡游江都所用的船只，在扬州制造，其中皇帝乘坐的龙舟有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两百尺，此外，还有大小船只数千艘。隋代手工业生产结构基本上承袭前代，除了广泛的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以外，一些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匠居住在城市，他们主要以家庭成员组成手工作坊，父子相传，成为匠户。史籍记载，邺城郊郭居住着技作商贾，精美的雕刻物和曾经进献给文帝的绫文布都是由这些技作户制造的。建造战船和龙舟的工人大量为征自民间的丁夫，也包括具有造船技能的专业工匠。开皇十八年，文帝曾下令禁止江南民间私造大船，船长三丈以上的一律没收，说明民间存在着造船工匠。这些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匠虽然也允许自己开业，但却牢固地受官府的控制。

他们具有特殊身分，隶属于管理官府手工业的机构，不属州县，每年轮番到所属官府作坊中服役两个月，免除一般百姓所服的兵役和力役（一般力役是每丁一个月），租调是否减免不详。除了番上工匠以外，可能还有一些长期在官府作坊中服役的。官府手工业原先由主管金帛储藏的太府寺兼管，炀帝把这部分职权划归少府监。少府监有左尚(制造车舆和随车仪仗等)、右尚(制造甲胄、鞍辔及其他杂物)、内尚（制造祭祀用品和宫廷所用精巧工艺品）、织染(制造冠服和染色)、掌冶（熔铸铜铁器）等署，分管各专业作坊。此外，还有主管建筑的将作监，下有左校（管理木作）、右校（管理泥作）、甄官（管理石作和烧造砖瓦）三署。少府诸署的劳动者是所属的各种专业工匠，将作监诸署的粗重劳动则作为正役征发百姓。

五代十国: 诸国混战虽然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但社会生产并未中断。即使在华北地区，后梁建国初和后唐明宗在位时，都曾分别采取某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后周时，手工业如纺织（丝织、麻织）、造纸、制茶、晒煮盐等生产也有所发展。

北宋：尽管宋代各地农业发展很不平衡，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其发展水平远远超过汉唐，则是无疑的。手工业中国古代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宋时逐渐应用于实际，获得迅速发展。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部门，在原料采集、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了前代。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也较前代加多。

造船业的发达

北宋建都开封，每年需要大量漕船载运东南的粮食等货物。宋太宗至道末(997)，各州岁造船三千三百三十七只。官营作坊打造战船、漕船等，民营作坊打造商船、游船。两浙的明（今浙江宁波）、温、台（今浙江临海）、婺（今浙江金华）等州，江西的虔（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荆湖的潭（今湖南长沙）、鼎（今湖南常德）等州，陕西的凤翔府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等地，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福建沿海四个州军都生产海船，海船质量居全国首位。长江两岸交通要冲还设有专门修船的场所。

内河航运出现了“万石船”。当时所造海船船形下侧如刃，便于破浪，船上设备齐全，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方面。还设置了隔离舱，使用了称为“转轴”的桅杆，从而增强了战胜逆风恶浪的能力。这种海船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中外商人所乘用的海船很多是宋人建造。北宋末年出使高丽用的一种大海船称“神舟”，其高

长阔大，什物器用及所载人数都相当于“客舟”的三倍。洞庭湖的杨么起义军与官府对抗，双方都用大力制造车船。车船用翼轮激水行驶，每一双翼轮贯轴一根，谓之一“车”，轴上设踏板，供人踩踏。当时出现三四十车的大船。车船航行快速，但不能用于航海。后来又发展了车桨并用，又可随时装卸的新技术。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

矿冶业

宋代采矿冶炼业的发展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河北、京东、陕西、河东等路都已大量开采石炭（煤）。河东境内居民、东京开封及其附近城乡的上百万户人家都用石炭作燃料。封建官府在许多地方的市场都征收石炭税，或由官府买卖石炭。江西丰城、萍乡山间的煤矿也已被开采。今河南鹤壁市发现北宋后期河北路相州的煤矿遗址，由地面开凿竖井，依煤层开掘巷道，采取“跳格式”挖掘，先内后外，逐步后撤，还有排水井和木制辘轳等排除坑道积水的设备。

今河北邢台、安徽繁昌、福建同安等地，都曾发现宋代冶铁遗址。繁昌遗址的冶铁炉呈圆形，用栗树柴作燃料，石灰块作熔剂，但更多的冶铁炉使用石炭作燃料。石炭火力强，冶炼快，铁的质量高，对改进农具作用极大。徐州利国监（今属江苏）、兖州莱芜监(今属山东)是当时著名的冶铁地。宋仁宗皇祐(1049～1053)间，全国每年得铁七千一百二十四万一千斤。宋英宗时，又增加一百余万斤。利国监用石炭冶铁作兵器，犀利异常。冶铁炉的鼓风器由皮囊改为木风箱，装置牢固，风力增大。宋代在军事和医药上都已利用石油，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科学地预见到石油日后“必大行于世”。

北宋初，全国共有矿冶二百零一处。宋英宗时增加到二百七十一处。宋仁宗皇祐时，朝廷每年得金一万五千零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宋英宗时，金减少九千六百五十六两，银增加九万五千三百八十四两。铸钱用的铜，由官府严格控制。宋仁宗皇□时，年收五百一十万零八百三十四斤。宋英宗时，增至六百九十七万零八百三十四斤。宋神宗时，更增加到一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铜钱需要铅、锡混合铸造。宋仁宗皇祐时，铅年产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零六百九十五斤。宋英宗时，铅增为二百零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增产一百余万斤。宋神宗时，铅更增加到九百一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两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这样高额的矿产量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南宋矿冶业在产品数量上较北宋逊色，但在技术上又有一些提高。纺织业北宋时，南方的丝织业逐渐胜过北方。两浙、川蜀地区的

丝织业最为发达。宋仁宗时，梓州已有几千家机户，从事丝织业生产。成都府、汉州（今四川广源）、青州(今山东益都)、济州(今山东巨野)、河北路等地也有许多机户或绫户。开封府设有绫锦院，为皇室贵族织造高级织品。河北路产绢，号称“衣被天下”。丝织物的品种和花色比前代增加了很多。如蜀锦就有数十种名目，号称“天下第一”。亳州（今安徽亳州）轻纱，抚州（今属江西）莲花纱和醒骨纱，婺州(今浙江金华)红边贡罗和东阳（今属浙江）花罗，越州(今浙江绍兴)寺绫，邵州邵阳（今属湖南）隔织，定州(今河北定县)刻丝(即隔织)等，是当时著名的丝织品。李觏描述当时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盛况说：“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茧簿山立，缫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争为纤巧，以渔倍息。”麻织分布在成都府路、广南西路、京东东路、河东路等地，广西广泛种植苎麻，农村妇女都善长织布。麻布产量比唐代增加很多。有些地区的麻织品极为著名，如明州象山女儿布、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昆山药斑布、江西虔布等。南宋丝织品和麻织品的生产继续增长，随着植棉区的扩大，棉织品在全部纺织品中的比重有所上升。

染色业

宋代印染技术比唐代有所提高。刻工雕造花板，供给染工印染斑缬。开封有官营染坊，也有象“余家染店”的民营染坊，还有推车染色的工匠。各州也有民营染坊和染工。

造纸业

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兴盛，纸张的需要量激增，促使民间造纸业迅速发展。宋代造纸技术比前代大有提高。徽州黟县、歙县生产的纸张，放在熏笼上用火焙烤，五十尺为一幅，各幅匀薄如一。这种方法比上墙日晒要进步得多。因此，纸张的产量比前增加很多。宋代纸张一般都达到薄、软、轻、韧、细的水平。纸的种类很多，有白色纸、自然色纸等。在质量方面有薄厚与粗细之分，又有全料和半料之别。四川的藤纸、浙东的竹纸、江南的楮纸等，因原料的不同而各有特点。江西清江的藤纸、江东徽州的龙须纸、平江府的春膏纸等都是纸中佳品。各地还有多种加工制作的笺纸。纸张经过加粉、加蜡、染色、砑花，制造成精致的印花笺，笺色有红、紫、褐、黄、碧等，而以红色笺最为流行。建阳书坊曾用一种特制的椒纸印书，系用山椒果实煮汁染成，纸性坚韧，且可防蠹。纸还用来制作纸甲、纸被、纸帐、纸衣等。

制瓷业

宋代制瓷业普遍发展，在产量和制造技术方面都比前代有很大提高。制瓷窑户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不仅供贵族享用的高级瓷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新水平，而且生产出大量的一般日用器皿，为居民广泛使用。各地瓷窑形成自己的特色。北方的定州（今河北定县）定窑，所产薄胎白瓷，用印花、刻花和划花装饰的日用器皿，曾充作贡品。汝州（今河南临汝）汝窑，生产带有较细纹片的青釉瓷，“色近雨过天青”，宋徽宗时专为王室烧造。颍昌府阳翟（今河南禹县）出产的瓷器，釉色若玫瑰般娇艳，间以紫红和青蓝，极尽绚丽灿烂，后世称为“钧瓷”。开封官窑生产的瓷器，土脉细润，有月白、粉青等色，带蟹爪纹片。南方的饶州（今江西波阳）景德镇窑，出产各种品类的瓷器，远销各地，号称“饶玉”。该镇瓷窑内部已有很细的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有利坯、车坯、釉坯之分，还有印花、画花、雕花之分。临安府凤凰山、乌龟山下官窑，出产瓷器的釉面呈现出各种美丽的纹片，特别是青瓷，有翠青如玉之感，是瓷中珍品。此外，如北方的耀州（今陕西耀县）窑、磁州（今河北磁县）窑，南方的吉州（今江西吉安）窑、处州龙泉(今属浙江)窑以及广南东路、福建路沿海地区的瓷窑，也都发展迅速。广南东路和福建路的瓷器主要是销售海外。宋代瓷器产量的增长，使制瓷业在宋代全部手工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见彩图钧窑玫瑰紫花盆、哥窑葵瓣口瓷盘、汝窑瓷盘、官窑贯耳瓶)

制盐业

宋代制盐有晒、煮两种方法。解州安邑（今山西运城西北）、解县（今运城西南）境的盐池是池盐的主要产地。京东、河北、两浙、淮南、福建、广南等路沿海地区，煮海水为盐。河东、陕西、河北等路的一些地区的贫苦农民括取咸土煎煮为盐，称为土盐，以并州的永利监(今山西太原南)为最多。成都和梓、利、夔州等路凿井取卤煎煮，称为井盐。宋仁宗时，蜀中民间首创卓筒井，口小而井深，井壁与唧筒都用竹为之，采用了机械提卤的先进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功效。

手工业作坊

宋代规模较大的手工业生产，都集中在官营和少数私营的作坊。官营作坊为统治阶级制造器物。南、北作坊在宋神宗前，分成五十一作，有工匠和兵校七千九百三十一人，专门制造各种军用物资。官营作坊主要“差雇”民匠；有时也和雇一些民匠，并役使有手艺的军匠、罪犯等，私营作坊采用和雇方式雇募民匠。陵州（今四川仁寿）开私盐井的豪民，一家多者有一二十口井，少者有七八口井，每家和雇工匠四五十人到二三十人，

每井约四五人。工匠大都是隐名改姓逃避户籍和刑法的农民或罪犯，向豪民领取“工直”。徐州利国监有三十六处铁冶，每冶工匠至少数十人，多雇佣逃亡农民。这些工匠脱离了农业，对雇主不存在严格的隶属关系，但遭受着残酷的经济剥削商业、城市经济、货币流通。

明朝：明朝的河北遵化、山西阳城、广东佛山、福建尤溪、陕西华州（今华县）、安徽徽州（今歙县）等地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冶铁、铸铁业。遵化和佛山的铁冶尤为著名。开采矿石已用火药爆破法，鼓风器亦采用了较先进的有活塞和活门装置的木风箱。冶铁技术的改进和民营铁厂的出现，使铁的产量有较大增加，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突出反映手工业工人高超技巧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手工业是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在江南五府地区（苏、松、杭、嘉、湖）和潞安（今山西长治）、福州、南京、成都等地的丝织业中，专用的工具品种繁多，花机高一丈五尺，结构比过去更为复杂，在苏州市场上出售的织机有专织绫、绢、罗、纱、绸等各类织物的机种。弘治时，福州的机工改进织机，称改机。提高了丝织业的质量和生产效率。棉纺织业是遍及全国的家庭副业。其中江南的松江布名闻天下。经过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长期生产实践，出现了脚踏的纺车和装脚的搅车（一种轧棉花去籽的工具）及各种改制的织布机。

明代中后期，制瓷业规模很大，其中心是景德镇。此镇的制瓷业在宋元基础上继续发展，产品丰富多彩，如成化、嘉靖、万历时期所产的各种青花和彩釉瓷器，以及薄胎纯白瓷器都十分精美，闻名中外。明后期景德镇的官窑约五十八座，民窑达九百座，民窑产品有的甚至超过官窑。此外，浙江处州、福建德化、河南禹州、北直隶曲阳、南直隶宜兴等地，制瓷业也有相当规模。

明代的榨油业、造纸业、印刷业、制糖业、制茶业和浆染业也比以前发达。制烟业成为新的手工业部门。但总的说来，明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较缓慢，农业和手工业工具与宋元时期相比相差很小，各个地区生产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普遍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无力扩大生产。

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的趋势，比以前更加明显，手工业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更加复杂，出现了采矿工业和加工业的分工，原料产地和手工业地区彼此互为市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除苏、杭等城市发展起来的丝织业外，在江南五府的各个镇市中，以织绢为生的机户愈来愈多，有的人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如嘉兴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义务耕绩”，濮院镇人“以机为田，以梭为耒”，苏州的盛泽、震泽、黄溪等市镇更是“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

另一些地区的农民，不少人专门从事农业经济作物的生产，以供应丝织手工业的需要。如湖州（今属浙江）的农民专植桑养蚕，以至桑麻万顷。湖丝成为苏、杭、福州、成都以及其他新兴丝织业各城镇的主要原料。仅次于湖丝的还有四川保宁（今阆中）的阆茧。阆茧不仅为本地所需，而且销售到吴越和以织潞著名的山西潞安。

棉纺织业亦然。在松江城郊，有些农民以织布为专业，在这里有专以织布为生的机户，有从事棉花加工的弹花和轧花作坊，有从事棉布加工的踹坊（踏布、压布的作坊），还有新兴的棉布再制品的行业如制袜业等。有的商人把松江的棉布运往芜湖浆染，当时“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芜湖已成为浆染棉布的中心。为了供应松江等地棉纺织业的需要，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一部分农田，大量种植棉花。

制铁业方面，广东佛山镇的制铁业已分为“炒铸七行”，拥有大量的耳锅匠和锯柴工，其所需原料铁板多来自广东西部的罗定、阳春、阳江各县，说明了制铁业和冶铁业的分工。

某些手工业内部的专业分工，也比过去更加细密。明朝中叶以后，苏州的丝织业有织工数千人，染工亦数千人。在织工中，又有车工、纱工、缎工、织帛工和挽丝工的分工。织绸有打线、染色、改机、挑花等工序。景德镇的制瓷工业有淘土、制坯、满窑、烧窑、开窑等一系列的分工。石塘镇的造纸业有纸工两千余人，在一座槽房内，就有扶头、舂碓、检择、焙干等分工。徽州的冶铁业，“煽者、看者、上矿者、取钩（矿）砂者、炼生者而各有其任，昼夜轮番四五十人，若取炭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这一切都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手工作坊或工场的生产规模和专业分工，这些作坊和手工工场都是民营的，无一不与商品市场相联系。在明朝，社会分工虽有一定的扩大，但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还很顽强。农村的基本分工主要是“男耕女织”或“以织助耕”。丝织和棉纺织业，以及制糖、染色、炼铁、造纸等，大部分还是家庭的副业。在城市内尽管也存在着各种手工业作坊，但商铺与作坊往往合在一起，手工业内部的分工还不很明显。封建国家的压榨、勒索和行会对小商品生产者的排斥，严重阻碍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清朝：手工业也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生产工具有某些改进，织丝机具比较复杂精巧，采矿工具、地质方面的知识亦有进步，但仍是手工劳动，不是机器生产，没有摆脱对自然能源（人力、畜力、水力、风力）的依赖。

最重要的手工业是纺织业，包括棉纺织业、丝织业及相关的染踹业。棉纺织业处在家庭副业和小商品生产阶段，但包买商相当活跃，掌握着棉花原料的收购和纱布产品的运销，棉纺织手工业者处在商业资本的控制之下.布匹的踹光染色也有发展，苏州一地即有染坊、踹坊数百家，踹匠多至一万余人。丝织业较为集中的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最大的机户拥有织机四、五百张，规模可观。矿冶业中，云南铜矿的规模最大，资本雄厚，工人众多，组织严密，采炼技术达到相当水平，全省铜产量最高时（乾隆中叶）达一千数百万斤，但在官府的严密控制下，发展速度十分缓慢。采铁、冶铁，既供军需，亦供民用，清廷的控制也很严格，官府资金虽未渗入铁矿业，一般均由商民申请开采，但开采、冶炼、招工、设炉、运销均须报官批准、发给执照。广东佛山是冶铁中心，佣工数万；汉口铁业亦盛，有铁匠五千余人。煤炭为民用必需，各地小煤窑很多，但清廷对采矿的总政策长期摇摆，金铜煤铁利益甚薄，为官方民间之必需，不能禁绝，但又害怕聚集大批矿工，反抗闹事，故矿场时而被禁、时而准开。制瓷是重要的传统手工业，景德镇瓷业最发达，内部分工很细密，工艺精致，在色彩、厚度、形制、上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此外，熬盐、伐木、制烟、榨糖、造纸等手工行业均有相当的发展。

清代手工业很繁荣，无论生产规模、雇工数量、分工细密、技术水平、产品质量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较先进的经济因素集中在长江、珠江下游和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内。广大的腹地、山区、边疆，经济文化很落后。整个中国，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封建经济远没有解体。中国和当时先进的西欧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