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对国际法的运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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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时期，全盘接受西方国际法的日本就已深谙国际法运用之道，操弄国际法，将对华侵略包装成“合法”与“文明”的战争。

一、与清签订《天津条约》，制造侵朝侵华战机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道路，其首先的战略意图就是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为割断中朝的藩属关系，推进征服朝鲜计划，胁迫朝鲜政府与其签订《朝日修好条约》(《江华条约》)、《利物浦条约》、《汉城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这些只是日朝之间的条约，对中国并无约束力，也不能改变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现实，为了突破对大陆侵略扩张的限制，制造发动战争的“正当性”和时机，与中国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1884 年，袁世凯率驻朝清军镇压了朝鲜“甲申政变”，日本借口日本公使受到攻击，使馆被焚烧，而与朝、中展开交涉。最后，伊藤博文来华谈判，签订《天津条约》，条约共3 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 3 款：“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

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通过这一条约，日本不但改变了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现实，进一步获得与中国同等出兵朝鲜的权力，而且成为九年后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的借口。因为这一条协议看上去是平等的，其实只对中国有约束力。因为，在1882 年《利物浦条约》中，日朝约定日本保留如有必要不论何时出兵的特权，所以在执行中，日本可以或依据《利物浦条约》或依据《天津条约》出兵朝鲜。1894 年，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镇压东学党起义，日本立即以该条约为借口出兵朝鲜，粗暴干涉朝鲜内政，“擒王劫政”，点燃了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所以戚其章先生在其论著中称《天津条约》为甲午战争的“预先约定”。

二、宣扬“遵纪守法”，证明其侵略的“文明”与“合法”

牛津大学的霍兰德教授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发表了一篇演讲以专门阐述本次战争中的国际法问题。霍兰德的结论是：“日本，除了在亚瑟港的那次令人惋惜的野性爆发(注：旅顺大屠杀)，已经符合战争法的要求，不论是在对待敌人方面还是在与中立国关系方面，其表现都可与西欧最文明国家的习惯相媲美。与此相反，中国则没有显示出试图接受文明战争惯例的迹象。” 侵略者晋级“文明”社会，受害者备受指责，

这种怪相的形成除了西方社会所谓的“文明”标准的问题，更离不开日本对战争中的“遵纪守法”的宣扬。

一是鼓吹自卫，证明其用兵的“合法”。1894 年7 月25 日，日本突袭“济远”号发动丰岛海战，不宣而战违反了当时国际法关于宣战的规定。但是，之后日本政府经过反复修改炮制出一份致各国外交部的声明倒打一耙称：“中国军舰未向日舰致意，反做交战准备，态度极不友好……济远舰接近了浪速舰尾部，在距离约300 米处向浪速号发射了鱼雷，但未命中。浪速号遂向济远号开火，吉野号也一起开火。”日本把挑战者说成是正当防卫者，骗取了国内外舆论的支持。

二是用国际法包装侵略，标榜自己为“文明之师”。开战之时，明治天皇在开战诏书中明确提及日本将遵守国际法。战争中，日本刊行了陆军第二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万国战时公法》、原敬《陆战公法》、藤田隆三郎《海上万国公法》等手册指导日军作战，并随军配备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就是当时陆军第二军随军法律顾问。如此用国际法进行包装的日军宣扬：滞留在日本的清国臣民及财产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日本军队对战争中误伤的中国居民都予以救护，并提供饮食照料;日本军队对中国居民财产秋毫无犯;日本军队以合乎人道的方式处理了中国军人的尸体(先埋葬后

又挖出火葬)……事实证明，这些“文明举动”也只是新闻策划，而这些新闻策划则通过随军的日本国内及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以给西方国家造成日本军队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印象。但惨无人道的旅顺大屠杀、射杀落水人员、虐待战俘等违反战争法规的罪行就是日本“文明守法”的重大反证。

三、进行国际法狡辩，成功危机公关

对战争中粗暴违背国际法的行为，日本往往一面进行掩饰歪曲，一面进行法律上的狡辩。下面就以“高升号事件”为例，看日本如何进行违法问题的公关。“高升”号是甲午战争前被清政府租作运兵之用的英国商船。蓄意已久的日本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后，其“浪速”号拦下了误入战场的“高升”号，在随其航行的命令遭拒后，悍然开炮击沉了这艘无武装的商船，近900 名中国官兵遇难。日本击沉误入战场的“高升”号的行为明显违反了《万国公法》关于战时中立的规定。随后，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各国，揭露日本破坏国际公法的行径，英国舆论也一致谴责日本的行为粗暴践踏国际公法。然而在国际观瞻上似乎处于下风的日本，很快扭转了被动局势，这要得益于日本成功的危机公关。

一是日本通过收买英国媒体和国际法权威制造有利于己的舆论。当时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曾向外务

大臣陆奥宗光报告贿赂成绩：“《每日电讯报》、友好的《泰晤士报》和其他主要报纸，由于审慎地雇佣，均就上述消息改变了腔调。除路透社外，几家主要报纸和电讯报社都保证了合作，英国权威人士韦斯特莱克公开表示：根据国际法，‘浪速’是对的。在德国，《科隆报》的政治通讯员、友好的《大陆报》也因此而受到影响。你要提供我约1000 英镑做特工经费。”偏袒日本的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与牛津大学教授霍兰德都是当时英国的著名国际法权威，他们公开站出来表态起到了舆论引导的作用。

二是日本人之所以扭转被动局面，除英国政府“揣着明白装糊涂”外，日方对国际法作了深入的研究。“高升号”事件发生后，日方就在无中方人员参与的情况下，“完成”了证据准备工作，并单方面出炉了《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该报告完全遵照“国际惯例”制作而成，在随后英国政府召开的两次听证会上派上了大用场。该报告抓住“高升”号被击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细节大做文章，即利用“高升”号被袭击之前，日本军舰曾派出军官登上“高升”号，要求跟随日本军舰航行，而船上的中国陆军官兵拒绝投降，诡辩称“高升”号的英籍船长因此已经失去了对船只的控制，所以是中国军队控制“高升”号在前，日本袭击在后，事件的

性质就变成了日本击沉一艘被中国军队武装控制的英国船。结果，英方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无错”的观点，并裁定:“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任务，日军有权扣留或击沉它，赔偿改由清政府承担。

四、签订《马关条约》，巩固扩大侵略成果

甲午战争爆发第二年，清军节节溃退，败局已定，李鸿章赴马关议和，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通过条约把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殖民统治合法化。根据条约，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中国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 亿两白银，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开矿办厂。根据国际法，条约必须遵守，中国因履行《马关条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此外，日本在《马关条约》中含糊表态，窃取了钓鱼岛。日本在外交中惯用模糊词语，以此赢得回旋余地，其就是采用此手法，利用《马关条约》暗窃了中国钓鱼岛。《马关条约》中日本割取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但在该条约及相关附件中，并未明确台湾附属各岛究竟包括那些岛屿，而在一般的领土问题的谈判中，对割让领土的明确列举及地图标识是不可或缺的文件。但《马关条约》只是一句笼统的割

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采用如此笼统而含糊的表述，可以说是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清政府代表李经方在交接谈判中，曾经提请日方注意：“所谓台湾附属岛屿，其岛屿之名称，有无列举于目录中之必要?”此时，李经方尚未预想到其他问题，主要是担心含糊的表述会使日后中日有在福建沿海岛屿的归属问题上有发生纠纷的可能。但日方不赞成采取列举法，其代表水野遵则保证，以后日本政府绝不会将福建省附近的岛屿主张为台湾所属岛屿，并称李经方的担心“自属杞忧”。事实是日本利用清军战败之际，在马关条约订立之前悄悄将钓鱼岛编入冲绳;在公开的条约中，又采用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的模糊表述，使清政府官员产生台湾所有附属岛屿已尽数割让的理解，使钓鱼岛的主权转移不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甲午战争前，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清政府不明白国际关系中“实力外交”的真谛而迷信国际法导致日本不宣而战后的处处被动。清政府也曾试图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但终因有“理”但无“力”，而使舆论战与武力战一样呈现向日本“一边倒”的态势。反观日本，则清醒意识到“强权即公理”，在甲午

战争中表现出粗暴践踏国际法和“工具性”利用国际法的两面性。当然，今天的国际社会已不是120 年前为少数国家把持的国际社会，国际法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但其“弱法”性质不能使其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解决所有问题。因而，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心态，过分迷信国际法和国际法无用论都是不可取的，而是要在强化中国国际法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增加自身的法律参与和应用能力。当前安倍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继续强硬立场，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和冒险性。为此，我们一方面增强海上执法力量，用与现代国际法一致的方式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另一方面还要认清钓鱼岛和东海复杂的斗争形势，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辟，在大力增强自身综合实力的基础上做好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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