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 原稿
中美关系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
引言
40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经过6年多艰难探索，两国在1979年1月1日实现正式建交。
40年间，中美关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道路是坎坷曲折的，成果也
是全面丰硕的。作为世界上两个各具影响的大国，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趋向，
对两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前景都攸关紧要，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深切
关注。
2012年10月14日，中国驻美国大使张业遂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10年里，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中国经济总量已上升到世界第二位，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
张业遂说，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是中国世界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美重新打开交往大门40年来，在中国几代领导人和美国历届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总体保持了稳定发展势头。过去10年可以说是中美关系迅速发展的10年。中美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富活力的双边关系之一。
1.中美关系的历史沿革
1.1972-1989 中美关系的蜜月期
中美关系基础原本非常薄弱，几乎是从冰点开始的。1949年10月，新中
国在美苏冷战对峙的国际大环境中诞生。美国对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中国充满敌意，纠集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安全上包围的敌对政策，同时还与台湾当局缔结军事同盟，直接阻挠中国统一大业。后来，中美两国还在朝鲜和越南打了一场半的“热战”，致使双方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相互僵持和敌视状态，几乎没有任何来往。直到1954年，在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开始有所接触，并于1955年8月1日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这也成为当时中美之间唯一的沟通渠道。到1970年2月20日，双方共举行了136次会谈，历时15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在实质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被称为“聋子的对话”。
理查德·尼克松于1969年就任总统后，美国面临着战后史上罕见的内外交困局面：首先，越南战争已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掣肘。更重要的是，在与苏联的战略竞争中，美国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尤其是苏联借美国深陷中南半岛之际，不仅加强了向中东、南亚与中美洲等地区的扩张，而且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赶上了美国，使美国的国家安全形势空前严峻。其次，美国国内出现持续滞胀局面，经济危机频发，美元地位不断下降，面临经济转型的巨大阵痛。最后，美国社会围绕越战而分裂，价值观认同危机使国家动荡不安。概言之，美国的自身安全，繁荣和价值观等国家核心利益经受着巨大冲击，因此其全球地位遭遇了整个冷战时期最严重的挑战。同时，随着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全面破裂，濒临战争边缘，对中国来说，苏联成了首要安全威胁
上述现实开始推动中美从各自利益的大局出发，抛开意识形态分歧，探索并成功找到了进行合作的基础，即遏制苏联。中美在1972-1989年的战略合作期间，
由于双方国家核心利益的一致性/兼容性远超分歧，特别是在头等重要的国家安全方面利益高度一致，因此两国对彼此的认知由此前的意识形态敌人迅速转为地缘政治的“准盟友”，外交互动也以良性方式运作，合作的战略基础一直十分稳固。尽管双方围绕台湾问题产生过激烈交锋，但在安全、经济等更广领域进行了合作。在经济方面，尽管由于中国处于改革开放起步期，中美经济交往仍十分有限，但美国依然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外部力量之一。例如，中美间的贸易、投资、旅行、互派留学生等已成为常态，美国成为中国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第一大来源国，而且正如美方在1984年年初宣称的那样，其目标是“推动中国独立于苏联集团之外……在中国经济中引入市场动力和机制，扩大中国通主要工业化民主国家的联系”，帮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总之，1972-1989年是中美关系史上的“蜜月期”，双方在战略、安全和经济等多个领域展开了深入合作，并最终实现了彼此的国家核心利益
随着美苏冷战在20世纪80年代末趋于终结，中美虽然都解决了外部安全威胁这一根本问题，但两国关系却受到巨大冲击。共同威胁的消除使中美合作得以维系的战略基础大为削弱，双方核心利益中的一致性/兼容性急剧衰减，分歧和冲突因素开始显现。显然，此时中美两国核心利益中的一致性/兼容性已让位于分歧和矛盾，随之而来的是双方对彼此认知的逆转和对抗情绪的上升。这一点反映在外交互动中，就是两国在1989年夏天进行的制裁——反制裁交锋。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因此，从1989年到1992年，中国领导层从国家利益出发，开始为中美关系探索新的战略基础。首先，透过当时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重大事态，中国政府认识到，要想实现政治稳定、国家安全和经济现代化等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必须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而这些都有赖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并扩大开放，其中一个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其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仅没有变，而且在冷战后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能扩大中美共同利益，从而有助于两国关系发展。基于此，邓小平于1991年又提出了对美政策的“16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最终，以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开始以全面市场化改革和加快对外开放、积极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作为实现自身核心利益的战略选择；同时，这也在事实上增强了美国作为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主导者的地位，符合美国的总体国家利益。相应地，中美对对方的认知也摆脱了1989年后的对立思维，开始将彼此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积极的外交互动也随之恢复。这样，两国战略合作关系建立在了新的稳固基础上。在这期间，尽管双方在台湾、西藏等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有所突出，并且一些特殊事件曾对两国关系造成困扰，但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
在外交实践上，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接触战略”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的基石。在小布什任内，美国对华政策的防范成为虽有所增加，但大体延续了克林顿的接触模式。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在此期间处于不对称相互依存状态，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但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较弱，因而这种状态有助于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国际环境、国际市场和先进技术，客观上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当然，对中国的接触也使美国获益匪浅；美国不仅获取了大量质优价廉的工业品，经历了冷战结束后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合作和开放态度增强了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合法性，有助于美国维
系其国际地位。’，
然而，由于苏联解体使美国国内的胜利主义思潮弥漫，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失误：在国内，源于“里根革命”的新自由主义被两党奉为圭皋，其中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使经济金融化，为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国际上，美国利用无人匹敌的军事优势，接连发动两场战争，最终陷入过度伸展。美国似乎再度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而且此次由金融危机衍生出的经济、社会矛盾更为复杂和难解。
反观中国，自1992-2009年，在国内形成改革共识并扩大开放后，经济社会实现了高速发展199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为420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7%；到200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达5万亿元，接近美国的40%。可以说，中美相对实力的迅速缩小，尤其是美国从2008-2009年开始出现的战略困境，极大改变了美方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在美国看来，中国已成为一个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挑战者。在这样的认知下，奥巴马政府以重返亚太战略为抓手，开始“超越接触”，从战略层面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威慑：
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分歧
是世界格局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冷战后全球化持续
发展，将世界日益紧密地“笼”在一起，各国联系密切、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相互依存的程度前所未有，“零和游戏”的空间缩小。许多危及人类安全
和生存的威胁成为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需要国际社会合作解决。传统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与抵制，世界秩序要求新的安排和思维。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各国的共同追求目标。
“中美关系正在恶化”是当前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相比奥巴马刚刚入主白宫，两国关系气氛确实不如以前。但从中美关系4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当
前两国关系仍属于良好发展阶段。
首先，中美高层交往的密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中美两国元首三年间共
会晤11次。双方高层互访更是接连不断。中美已建立60多种磋商机制，涵盖
外交、经贸、金融、能源、环境、执法、人文和安全各个领域。特别是中美全面客观地评价中美关系现
状，对维持两国关系发展的气氛
和环境，以及亚太地区的稳定
与合作大局，都有现实和长远意
义。
17
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战略和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两个高级别机制，对双方加强沟通、增深相互了解、推动两国实质性合作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两国对双边关系的战略认知较为明确。建设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
关系是中美双方的重要共识。两国也都将彼此关系视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双边
关系之一，置于各自对外战略的重要位置。中方认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和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存在是历史形成的，中国对此予以尊重，并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美方表示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认为一个强大、繁荣、稳定的中国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并一再表示无意遏制中国。
第三，中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持续扩大深入，并不断取得实质性成果，
实现了互利共赢。两国的经贸合作即是典型的例证：1979年双边贸易额仅为24亿美元，2011年则达到4466.4亿美元，增长180多倍；2003年双方贸易额
突破1000亿美元，2005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3000亿美元，增长
势头强劲；中美现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11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
目累计61068个，累计合同外资1623亿美元，实际投入675.9亿美元。中国在
美投资也在逐年增加，2011年底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60亿美元。（以上均按中方统计）
中方的疑惑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历史上的中国曾遭受过美国的侵略和欺凌，新中国也曾多次遭到美国封堵。两国关系改善后，美方仍不时寻找借口对华施压，甚至屡屡进行制裁，迄今尚未解除军售禁令。多年来，美国制造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强硬论”等奇谈怪论不绝于耳。凡此种种，很难让中国人对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真正放心。美国领导人多次表示“无意遏制中国”，但言行差距实难为中国人所接受。中国可以理解美国大张旗鼓调整亚太政策，但其中明显针对中国的行为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关切和警觉。美方对中国的疑虑主要源自陈旧的思维和观念。其一是冷战思维。美国仍存在一些顽固坚持冷战思想的势力，他们坚持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划线，总把中国列为“异类”国家，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不论中国是强是弱，都把中国视作威胁。其二是霸权思维。有些美国人长期沉迷于“世界领袖”的角色，而对中国崛起则虎视眈眈，担心中国会挑战甚至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怀疑中国一举一动都含有挑战美国的意图。其三多年来，美国制造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强硬论”等奇谈怪论不绝于耳。凡此种种，很难让中国人对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真正放心。美国领导人多次表示“无意遏制中国”，但言行差距实难为中国人所接受。
仔细分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国一方的想法和忧虑，我们会发现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过程建构主义的解释。在中美关系的变迁中，美国最关心或者担忧的不是中国权力增长，因为如果是权力，那么过去 30 多年中国的权力一直都在增长当中，但美国并不是过去 30 年一直都在忧虑中国可能带来的挑战和威胁，关键是中国的权力增长带来的关系的变化。权力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关系的变化，比如日本在战后也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权力增长也很快，但是这些权力或力量的增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本质，即日本依然是在总体战略和安全上依赖于美国的附庸。这样的主人—附庸关系并没有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而发生变化，美国与日本的总体关系也没有发生变化，其中的竞争和冲突只能
是美日合作主流关系旁边的支流，不构成对美日关系的本质挑战。因此，在中美关系当中双方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其实还是如何确定双方在社会互动关系中的身份和角色。当对双方角色的认知出现偏差时，双方就形成了矛盾和冲突，在某些物质或者结构性因素的刺激下，这些对关系认知的矛盾和冲突会加剧，从而放
大冲突的规模和程度。正如奥巴马多次强调的，美国永远不会放弃第一的地位，不能
让中国主导国际贸易的规则等，这里他强调的其实是对美国在全球体系的关系网络中
的定位以及对中国在关系网络中的定位。中国学者达巍也同样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担
心体现在中国对美国领导的全球关系网络、中国对国际经济体系关系和中国对美国与
盟国关系网络的挑战三个方面。
但权力转移理论的有效性也存在疑问。理查德·内德·勒博的统计研究表明，崛起大国和主导大国即便涉入战争，也是倾向于攻击弱小的第三国和正在衰落的大国，而不是相互对抗。历史上，崛起国和强国几乎不发动针对主导国家的战争。反过来讲，主导国家也不经常攻击大国，它们更愿意通过进攻弱国来扩张或显示实力。
重要的事权力转移理论是从唯地位论的角度看待世界格局变迁的。按照传统观点，权力转移的过程就是国际地位或者支配地位发生变更的过程。由于国际地位是一种稀缺品，支配地位则更是珍稀品，自然不缺乏追求者和竞争者。按照传统观点，一旦大国处在权力变迁过程当中，它们之间的关系自然而然也会高度紧张起来。
然而，如果就此断定权力变迁必然导致冲突，有些甚至演变成惨烈的战争。但是，大国关系史上有不少场合，一些看似迫在眉睫的冲突也是在最后时刻得到了避免。权力转移理论过分关注实际发生了的冲突，而忽视了那些被避免了的冲突。对于冲突被避免的现象，传统理论关注的并不多，冲突被避免的机制更是无从谈起。
①
简言之，关系本位而非权力本位和规范本位，才是
中美关系中的重中之重。
中美关系正在迈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机遇与挑战都在增大，未来中美
关系的发展面临如下三个选择：
第一，未能摆脱大国竞争不可避免的传统格局。中美竞争恶性发展，走
向相互对抗乃至军事冲突，使冷战演变为热战，最终难免两败俱伤，并给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带来巨大灾难。
第二，继续既合作又竞争的基本框架，维护互利合作为主的大局，妥善
处理双方分歧，求同存异，力避中美关系大起大落。本质上，这仍是美国长期奉行的“接触加遏制”对华关系套路。这种状态下的中美关系难免出现风险，但从过去二十余年的较为稳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该模式将会延续较长时间。
第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通过创新思维，共同构建相互尊重、平
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
随着世界和中美两国发生的深刻变化，双方都在认真思考两国关系的未
来走向。去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时，两国领导人曾就中美双方“打破大国竞争不可避免的传统观念”问题进行讨论。今年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也与美方就此多次探讨。希拉里· 克林顿国务卿近期也发表讲话，提出中美双方
要
努力找到处理好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这一老问题的新答案。今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主席在题为“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兴大国关系”的致辞中，提出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等五点构想，全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上述三种选择中，第一种关系可能引发的后果将不堪设想，第二种关
系越来越难适应形势的变化，第三种关系是唯一的正确抉择。显然，中美双方对此都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已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两国如能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并逐步加以实践，中美关系将面临更加美好、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世界未来发展也将十分有益。美好的愿望，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
中美关系实践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已经证实了中美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结果的开放性，美国不再是处于中美关系的主导地位和独占了中美关系之间的议题日程。最近十几年中国对中美关系实践的主动塑造能力就预示了中美关系结果的开放性，即其结果并非是由实力相对大的美国一方所能决定的。中美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双方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正如过程建构主义的中庸辩证法所指出的。
在意图性逻辑的指导下，中美两国都是具有强大能动力的国家。两国分别具有强大的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理念实力，这样的实力会赋予中美两国在国际社会中实现自己意图的巨大活动空间。这也意味着如果中美两国有良好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意图，那么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并非难事。如果两国都没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意图，反而是具有重复过去历史的逻辑，那么两国重复“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就会很高。如果只有一方(中国)坚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另外一方(美国)不积极支持，那么双边关系就会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徘徊不前，造成时而合作、时而冲突的局面。在非意图性逻辑的指导下，过程本身具有能动力，这是因为虽然过程本身在最开始阶段必须由一个社会实体(国家或者个人)来启动，但是一旦成功启动，过程和关系会形成自己的生命力和逻辑，从而按照自身的逻辑来运转。这样的逻辑也可称为习惯逻辑，其遵循的不再是外界实体的操作逻辑。能遵循自己的逻辑继续发展下去，这样最初启动的国家行为体反而无法操控。中美关系的冲突或者合作也有这样的特征，即合作会带来双方更高水平的信心和相互信任，进而又促进更多的合作。冲突则会导致双方的互相猜疑和恐惧感，进而导致更多的摩擦和冲突。
从未来的趋势看，美国不得不与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分享权力，这是难以避免的战略走势。但在让中国分享什么权力，在什么时间，让中国分享多少等方面，美国必然斤斤计较，不会轻易相让，新型大国关系框架的稳定，需要使美国在这个框架下对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不至于十分反感，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对美国做出一定的战略安抚，使美国能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实力的上升感到安心。未来一个时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博弈中的讨价还价过程。策略上说，中美任一方都不应该过分地追求对已有利的结果，“赢者通吃”的逻辑不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受双方欢迎、双方都能稳定地从中获得好处的结果才最能持久；而一方明显是赢家、另一方明显
是输家的情况是内在不稳定的。
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中，中国应坚持以斗争求合作的策略，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成和稳定，需要中国与美国在某些领域进行比较坚定的斗争，让美国在这些领域知难而退，然后才能真正回心转意，不能让美国形成一种预期；因为中国试图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因此对美方的一些无理和过分的做法不会做出强有力反击。中国对美方的不合理做法进行适度强硬的反击，在维护重要利益方面显示坚定性，有助于使美方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处理中美关系，并对新型大国关系形成比较稳定、一致和切合实际的预期，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国不敢轻易突破中国的底线，以维护中国的原则性利益；适度的妥协，是为了给中美关系提供一定得转圜之机’，避免中美关系走上斗争呈螺旋式升级的轨道，最终导致两败俱伤。斗争与合作，两方面的手段都不可少，不可偏废。
新型大国关系涉及中美相互对自身以及对方行为目的、行为模式形成较为稳定的预期，使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和建设性。同时，它也会使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具有更大的信心，从而为它们提供更大的战略与政策空间，也为地区合作的深入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外部条件。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将从根本上影响亚太地区秩序的整体结构和面貌。
不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中美之间的课题不是传统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在新形势下，大国之间如何以和平的方式竞争，国际权力如何在和平的局面下进行交接和转移。不过，新型大国关系不意味着在这一框架下，中美双方只能合作，不能竞争。合作与竞争是一种复杂交织的关系，中美可以在战略合作，战术上竞争；或在战略上竞争，战术上合作。从理论上说，这都是可以想象的，新型大国关系只是意味着中美共同构建了一种在战略层面总体上具有合作性的关系，在这个大框架下，中美关系依然会保持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可能是一个先有远景，并逐渐填充内容的过程，从实质内容上说，新型大国关系有不同的层面，包括“就事论事”式的事务层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上升到对双边关系的认知和定位发生根本改变的关系层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并行不悖。中美可以在这两个层面分别作出不同的努力，以渐进的方式协同地加以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让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逐渐从心理和行为上适应中美关系的变化。归根结底，我们要建设的是一种为周边邻国接受和欢迎，并能为它们带来实质利益的新型大国关系。
总体来说，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建成，它需要中美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而且它有被意外事件或外部力量破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因为困难而松懈和漫不经心。如果不去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中美关系很可能在无意中滑入传统大国争霸的老路。我们需要有相互包容、愿意做出战略和解的心态，并努力寻找和发现适当的时机，努力以代价相对较小，实际效果相对较好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最终锁定中美关系的发展路径，为亚太地区创造一个光明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参考文献
【1】王传剑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_
【2】王玮权力变迁_责任协调与中美关系的未来【3】马振岗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4】达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5】王继思构建中美战略互信
【6】周方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_路径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