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庾信前后期诗文风格的变化 论文范文模板提纲 教育管理经济社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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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庾信前后期诗文风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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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摘要 (2)

引言 (3)

一创作题材从艳情宫苑转变为战乱乡思 (4)

二感情基调从纤弱苍白转变为真挚深沉、热烈奔放 (6)

三、艺术表现手法从以绮丽取胜转变为“文采”与“风骨”兼备 (7)

结论 (8)

参考文献 (9)

附录 (10)

摘要

庾信是中国文学史上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作家，在诗赋等创作领域中均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的一生可以其四十二岁出使西魏被羁留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文学创作亦据此分为前期和后期。纵观庾信作品不难发现，其诗文风格在这两个时期中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前期风格轻靡浮艳，主要是狭小单一的描写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艳情宫苑类作品，内容上空洞乏味，因而比较缺乏真情实感，感情基调纤弱苍白，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以绮丽见长，追求声律、辞藻、对仗、用典等形式的完美。庾信后期作品的创作题材由前期的艳情宫苑转为战乱乡思；其作品倾注了作者强烈的真情实感，感情基调从纤弱苍白转为真挚动人、热烈奔放；其艺术表现手法从以绮丽取胜转为“文采”与“风骨”兼备。形成了悲凉凄怆、沉郁慷慨的晚期诗文风格。

关键词：庾信；前后期；风格；变化

引言

庾信（公元513-581年，字子山）是中国文学史上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作家。他前期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写景状物、吟咏艳情的“徐庾体”或“宫体”，以讲究声色、对偶、用典、隶事、辞藻华美等见长，文学成就不高，没有创作出真正有思想内容、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也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他晚期的文学创作，把深沉悲壮的亡国之痛与精湛工丽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1]“悲感之篇，常见风骨”,[2]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向盛唐文学过渡的重要桥梁。

庾信的一生可以其四十二岁出师西魏被羁留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文学史家亦据此将其文学创作分为前期和后期。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554年），由于梁朝内部猜忌斗争不绝，西魏乘机进攻江陵，在此危机之际，梁朝派遣庾信出使西魏，当他刚刚到达西魏都城长安之时，西魏便攻陷了江陵，梁朝随之灭亡。当他尚留在长安之际，西魏出兵南讨，不久江陵被陷，梁元帝被诛杀，梁朝灭亡。庾信因为其文学成就被西魏羁留，后梁为陈代，西魏亦禅北周，庾信归国无路，北周的开国皇帝又特重庾信，因此又续为周室所重用，先后被授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等要职。正如宇文逌所说的“高官美宦，有逾旧国”，除赐高官显爵外，北周统治者们还与庾信的关系“有若布衣之交”，这一切足以表明庾信在北朝可谓声名显赫、身价极高。然而政治与物质生活上的优渥待遇并没能弥补其精神上的失落与空虚。国破家亡、羁旅北地使庾信的内心极度痛苦，他常常想念祖国和故乡，对自己的屈节仕北感到怨愤和羞愧。这种情绪一直萦绕于心，不能排解，他终生过着“其面虽可热，其心常自寒”[3]的生活。

庾信出使西魏被留而屈节仕于敌国，这不仅是他生活道路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创作道路的一个转折点。由于他生活环境的巨变和由此而产生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的极大变化，使他的诗赋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风格特征上都呈现出不同于前期的风貌，诗文在这两个时期中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唐代大诗人杜甫对庾信推崇备至，曾对他晚期的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庾信文章老更成”[4]“暮年诗赋动江关”，[5]就是指他晚期的诗文风格更加成熟，更具有动人心魄的强大魅力。

那么，庾信晚期诗文风格较前期到底有哪些变化呢？本文试从三方面加以探讨。

一创作题材从艳情宫苑转变为战乱乡思

公元513年，庾信出生于一个官居显要、世代书香的家庭中。父亲庾肩吾八岁就能赋诗，初为晋安王常侍，累官太子中庶子、度支尚书，是萧纲的“高斋学士”，也是齐梁时期享有盛誉的宫体诗人。周滕王逌《庾信集序》中说：“（庾肩吾）文宗学府，智囊义窟，鸿名重誉，独步江南，或昭或穆，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章，贵族华望，盛矣哉！”庾信生在这样一个世代书香兼官僚的家庭中，自然从小就受到浓厚的文学气息的熏陶，加之他自幼“聪明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6]这些均培养了他文学创作的天资。十五岁时即任昭明太子的“东宫讲读”，开始了他文学侍从的生涯并且文章已经展露颖锋。十九岁时与其父庾肩吾并仕于朝，凭着父亲庾肩吾在宫廷中的显赫地位，“独步江南”的文坛声誉，以及自己聪明过人的才华和文武兼备的才能，他在青年时期便出入禁闼且深受梁武帝的宠信。《北史·庾信传》记载曰：“父子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家庭的影响，虽说为庾信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稳固的基础，但同时也使他一开始创作就踏上了父辈的足迹，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充沛精力倾注于描摹诸如春花宫女这类供君王消遣娱乐的事物上，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宫廷文学侍臣，文学被禁锢于贵族阶级的藩篱，这对刚刚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庾信来说，无疑是一个大不幸。他在此期间创作出了大量思想内容轻浅单薄、轻靡浮华的宫体之作。如《和咏舞》、《奉和春秋》、《镜赋》、《鸳鸯赋》等。这类作品大多是描写风花雪月、醇酒美人、歌声舞影、香脂白粉的，创作题材基本不出艳情宫苑的范围，特别是19岁至36岁在东宫任职期间的诗赋，如《和咏舞》：“洞房花烛月，燕余双舞轻。顿履随疏节，低环逐上声。步转行初进，衫飘曲未成。鸾回镜欲满，鹤顾市应倾。已曾天上学，讵是世中生”。这首诗是和梁简文帝《咏舞》的，诗中生动细腻地描绘了舞女趋节顿屐的舞姿，形象栩栩如生，但内容却空洞乏味，格调极低。再如《镜赋》描写的是一个贵妇人起床后对镜整容，细心装扮的动作和情态：“玉花簟上，金陵林里，始揩屏风，新开户扇。朝光晃眼，早风吹面”，“竞学生情，争怜今世。鬓齐故略，眉平犹剃”，“悬媚子于骚头，试钗梁于粉絮”写贵妇的梳妆姿态，笔触细腻、惟妙惟肖，但内容轻靡浮艳，具有典型的齐梁之风。

亲身经历了建康及江陵两次败亡的庾信，羁旅异国，尽管在北朝他一直位望通显、特蒙恩礼，魏周给他的厚遇较梁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对故国的眷恋之情始终那么浓郁而强烈的在他胸中炉火般的燃烧。反映在创作中便是他已不满足于如前期那样对景物美色作穷形尽相、尽态极研的描摹与刻画，而是致力与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抒吐自己强烈的思乡念国之情。创作出一大批具有很强自传性和现实性的不朽之作，如《哀江南赋》、《拟咏怀》、《拟连珠》等，无一不饱含忧国忧民之泪，凝聚着伤时责己之痛。既往的那种艳情享乐的情调被梁亡的血泪现实冲刷的干干净净；既往的那种颓废浮靡的内容也被家破国亡、屈节仕北的悲愤洗涤的荡然无存。创作题材上发生了变化和拓展。题材的开拓和创新是文学发展的重要课题，庾信在这方面成就斐然。关塞流离、家国俱亡的独特经历使他能够在后期的作品中冲破题材选择的局限，创作取材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前期狭小单一的描写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艳情宫苑类作品转变为“穷者欲答其言，劳者须歌其事”的阔大多元的“战乱乡思”。

表现“战乱乡思”是庾信由南入北后作品的主要内容，这类作品，姑且不论其思想艺术的高低，仅看其数量，也颇为可观。庾信在北朝所作的八篇赋中，有六篇都是表现“战乱乡思”的，诗歌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清朝倪璠在他的《注释庾集注题辞》中说：“《哀江南赋》序称’‘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予谓子山入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如《哀江南赋》、《拟咏怀》二十七首等，这些作品或直接抒发情怀，或以咏史为比兴，均表现了一个亡国子民的哀痛和对故国家园的深深眷恋。《哀江南赋》是庾信晚年在北周怀念故国、自悲身世的作品。赋中除哀婉梁朝的覆亡之外，几乎全是对家国的思念。他全篇的感情正如赋中所云：“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在这篇冠绝古今的抒情骈赋里，作者深切的表达了对故国家园的深深眷恋和对在战乱中遭受巨大灾难的人民的无限同情。赋的前半篇，竭力渲染梁初的表面繁荣，虽然对梁武帝萧衍

不无溢美之辞，但也清醒地看到了国家存亡的严重危机，请看赋中的两段描写：于是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尽浮玉，南琛没羽。吴歈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班超为定远之侯，王歙为和亲之使。马武无预于甲兵，冯唐不论于将帅。

岂知山岳暗然，江湖潜沸，渔阳有闾左戍卒，离石有将兵都尉。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谈劫烬之飞灰，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卧刁斗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

这里，前一段是对梁朝建国初年歌舞生平景象的描写，虽然有些夸大，不是梁朝的真实写照，这是庾信心目中的祖国，但我们能因此而责备他的描写是失真或有意粉饰太平吗？这里只要看他仅接着在第二段中对梁朝的潜在矛盾的清醒认识便明白，庾信并不是想掩盖矛盾、美化现实。比如他批评梁武帝沉溺于佛教，“设重云直讲，开士林之学”，国家不修武备，崇尚空谈，以致“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等等。表现了作者对当时形势的敏锐认识。接着，赋文对梁朝君臣纵容姑息侯景从而导致叛乱的做法提出批评，对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加以痛斥。而他之所以用自豪的口吻夸耀故国的历史，无非是借以表达对它灭亡的痛惜之情。的确，当自己所热爱的一切将永远失去的时候，此时此刻，满腔强烈的眷恋之晴自会由于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回忆中变得比实际不知美好多少倍。正是由于他那颗为故国而忧虑的心从未平静过，故“哀”怨成了他后期作品的基调，透过其中，我们可以窥见他那颗爱国之心。《拟咏怀》是诗人摹拟阮籍的《咏怀》诗而作的组诗。在魏周，庾信亡国之臣的身份使他不能够直接地痛斥敌人的铁蹄践踏了自己美好的家园，所以只能借咏怀述恨的方式来发泄个人的哀叹，以此来凭吊故国故君。诗中抒发了他因羁旅不归而产生的孤独、苦闷、甚至是绝望的心情，即使在如此困窘的情况下，庾信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与此相反，这种感情却随着年龄的增长愈来愈浓烈，甚至他的一些常为人忽视的应用性文章也不例外，如他为一位具有相同命运的友人的去世而作的《思旧铭》，由人及己，怆然生悲：“几乎垂翅秦川，关河羁旅，降乎悲谷之景，实有忧生之情。美酒酌焉，犹思建业之水；鸣琴在操，终思华亭之鹤。”所有这些都给人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庾信虽身处异乡，但他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从没有泯灭。随着庾信晚期文学创作题材的转变，作品的思想也已深化，比较一下，我们能够清楚的发现，如果说前期作品留给我们的印象是镶金帖玉、炫人眼目，呈现出来的是盈盈粉泪、楚楚可怜的韵致，那么后期的诗文却给我们以“天惨惨而无色，云苍苍而正寒”[9]的凄苦、伤感、忧愁甚至是绝望的呼喊和呻吟。可见，以自己的独特经历和真实感受表达爱国之情是庾信“战乱乡思”题材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羁旅生涯的抱怨和悲叹是庾信“战乱乡思”题材的另一个方面。尽管庾信在北朝一直位望通显，但这并不能使他心安，反而加重了他的内疚。他本以其才华出众而自负，然而在侍魏周以后，却再三的表示自己无意于仕途。他说；“黄鹤戒露，非有志于轮轩，爰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10]又说“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人留”，[11]以遭强聘的“倡家”和被强留的“质子”比喻自己被魏周统治者强逼致仕。在《枯树赋》中，他借隐寓寄托表达他身处异国不能明显披露的情怀。他笔下的那颗大树，当初是何等的生意盎然：“平鳞铲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后来却变的了无生气：“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敧卧，顿山腰而半折。”不难看出，枯树正是庾信自己的化身。他正是通过对仕途的冷淡表达忠于故国的感情。

庾信的“战乱乡思”包括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除此以外，还包含了对造成国家灭亡的罪魁祸首的痛恨，对遭受巨大灾难的人民的同情等等。总之，在庾信晚期的文学作品中，“战乱之思”是其文学创作的母题。其绝大多数诗赋都成了他的怀乡情结的载体，甚至连应用性文章也不例外。他在羁旅异国、家国惧亡的情况下，以他的那支“凌云健笔”和“纵横出奇”的文思，创作出了大量充满血和泪的“悲感之篇”，犹如一股清气，不仅冲击着南朝文学的胭脂粉黛，同时，也给专门模仿南朝文学而又寂寞无闻的北方文坛带去了勃勃生机。在南北朝众多的作家中，庾信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题材的开拓和创新方面，成就是无人可以与之比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