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女性命运书写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民族学类核心期刊2006年第5期J.N ORTHWEST UNIVER SIT 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No.5.2006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女性命运书写

何满仓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摘　要]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写作特点是集中性与多元性并存。女性作家多是写城市与乡村中的女性生活遭遇,从中可以看出女作家写作时对女性自身性别境遇、生活境遇及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与审视,建构了区别于男性文学的话语方式和写作方式,从而推动了中国现代两性文学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女性文学;性别境遇;生活境遇;女性命运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6)05-0096-04

自中国新文学产生以来,女性作家的创作从真实的妇女经验出发,展现妇女自身,揭示女性生活境遇,表现女性精神生命体验,改变了中国文学长期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写作现象,逐步实现着社会双性文学的建构。19世纪20年代,才华出众的女作家陆续登上文坛,她们以不尽相同的书写方式,激活和书写着女性历史,对长期处于昏睡状态的女性自我意识进行挖掘、探询,几乎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笔伸向“妇女解放”这一主题,指向压迫妇女最深、与妇女解放关系最为密切、最能体现女性人格地位的爱情和婚姻问题。并以叛逆的精神、强烈的忿愤、大胆的笔调、浓郁而细腻的风格,控诉和批判封建礼教,表现女性对爱情婚姻的理想和追求。19世纪20年代之后,由于启蒙运动受挫以及社会重心从文化转向政治,以女性自身作为写作对象的女性文学逐渐分化,活跃于文坛的女性作家的创作,虽然继续书写着女性命运,但作品中的政治意识逐渐增强,题材和视野逐渐扩大,并从整体性的高度展示女性的命运。在创作风格上也不再仅仅崇尚婉约、柔美、忧郁、感伤的美学风格,而逐渐显示出男性化的粗犷。

一

在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封建伦理道德的桎梏下,女性长期处于被歧视、被侮辱、被摧残的悲惨境地,她们的聪明才智和个性受到压抑难以发挥,她们一切值得颂扬的品质和才能也无法表现。“五四”这一狂飙突进的运动改变了这种状况,使女性文学崛起。当时,女性文学写作的突出主题是“易卜生式的‘娜拉出走’问题”[1]。

在众多女性作家中,冰心是出现最早并且最有成就和影响的一位。她以充满柔情的爱心和灵性,为读者营造了一个价值框架清晰、感情素质平和的艺术世界。她以诗人的气质和散文家的文笔书写人生的一切。冰心的问题小说广泛而敏锐地触及到当时的青年、妇女、家庭等人生社会问题,有着现实性和时代感。她的小说《两个家庭》《我的学生》等,将笔触伸向女性及其作为主要活动天地的家庭,在一种不大的艺术空间里,将自己纤细、美好、温柔的感情与纯正的道德原则直白地叙写出来。作者对亚茜、S太太这样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助夫扶子而间接造福于社会的女性的肯定,对女性所应秉具的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张扬是显而易见的。她在作品中演绎爱情故事,在充满温情的古典式的爱情故事中肯

[收稿日期]2006-08-10

[作者简介]何满仓(1955-),男,陕西洛川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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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传统的“妇道”“孝心”;在人性美与人道精神的感召下歌颂浓厚的母爱,同时又希望女性挣脱传统的重负,关注自身的存在。

从冰心早期的作品看,其特点是她对于传统的认同。她以温婉的情怀与纯净的诗情塑造了一批淑女形象:亚茜、S女士、M太太、F小姐、英云、淑贞等。这些淑女尽管有着高尚的牺牲意识以至博大的母爱精神,但她们在不经意间习惯性地把自己摆到陪衬人的位置,在观念上还是存在依附意识的。《我的朋友的母亲》中F小姐最后在自己所爱的人的母亲压力面前,以难以理喻的自律与理智态度,强行扼杀了心中的热烈而真挚的感情,毅然告别心上人去从军远行。这样的举动到底是弱者的隐忍还是强者的话语,实让人有种深深的困惑。

不管是冰心笔下的圣母形象,还是淑女形象,都可以感受到她作为女作家细腻、温情的笔调风格。可以说“冰心最早发现了女性文化精神价值并为女性做了不同传统女性的新的文化定位”[2]。

与冰心同时鹊起于文坛的庐隐,被公认为是反抗夫权对女性压制、追求个性解放与爱情幸福的女作家。她以一种自怨自艾、自哀自伤的自我叙述方式表现知识女性的徘徊、感伤的情感世界。她塑造了一批欲冲出封建家庭、背叛旧式社会,却又难以逾越传统的家庭方式和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新女性”。庐隐最早的作品也是“问题小说”,她同样是对“人生问题”苦苦思索,不过她是穿了恋爱的衣裳。她的成名作中篇小说《海滨故人》,写了5个青年女性:露沙、玲玉、莲裳、云青和宗莹的故事。她们本来“都是很有抱负的人,和那些醉生梦死的人不同”,她们以探索人生为己任,但“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她们并不清楚,她们抱着美妙的幻想走向生活,但一接触到恋爱、社会,她们便“接二连三地卷入愁海了”。这部作品显示了作者对人生意义和人的价值的执着探求。《归雁》亦是通过女主人公纫青的内心独白将一个内心渴求爱情而又不能打破礼教束缚的知识女性的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热情如怒火在我心里焚烧的时候,我自己替自己浇下一桶冷水,我自己用剑扎伤我自己,我喝我自己的鲜血”!“纫青”形象颇有庐隐生活经历的影象。《或人的悲哀》中的主人公亚侠被知识苦缠着,要探索人生的究竟,花费了不少心血,也求不到答案。她接二连三地陷入感情的旋涡,但又欲罢不能。可见,庐隐的小说记录了妇女解放运动初期,一个个敏感的知识女性勇敢地走上人生之途,却屡屡碰壁的凄苦心理。不过庐隐笔下女性的反叛是强烈的。

“五四”时期享誉文坛的女作家除了冰心、庐隐之外,还有陈衡哲、苏雪林、冯沅君、凌叔华、白薇等,她们同样以女性的视角关注女性自身命运,以绰约多姿的创作成为新文学的一道亮丽风景。

二

1927年到1928年,中国的革命和文学皆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女性作家的创作有所衰退。就在此时,丁玲以其《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一鸣惊人,为女性文学增色不少。梦珂和莎菲是“五四”退潮期的新女性,她们在婚恋问题上显得直落大胆,深具反叛精神。在她们看来,爱是一种激情,是一段通往“梦之谷”的精神漂泊,是伴随人生的一种状态,是现代人生价值的一种重要特征。梦珂是一位见义勇为、高尚纯洁的女青年。她在男权社会里跌跌撞撞地奔突抗争。她所遭逢的“黑暗”并非阶级压迫、分配不公之类的一般意义上的黑暗,而是男权传统对女性的司空见惯的压迫。她的不断出走,正是对传统的抗争,而她的终于隐忍不发,也正是因为看出传统的强大。莎菲这个现代女性,虽为庸俗与黑暗包围,却坚决反抗这种庸俗,追求光明。在爱情的追求上,她在第一天的日记中谈得很显豁:“我总愿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显然,莎菲向往的是凭借着自身的力量,在思想上相互了解与感情志趣契合的基础上,独立地择偶,并真正相知、相亲、相爱,从而在情人的角色意义上,穿越沉沦与喧嚣,逃往优美的精神之谷,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对爱的张扬与肯定,一方面蕴涵了对传统父系文化的抗拒与反抗,另一方面又包含了妇女自身追求精神解放,并达到人的自我实现的价值取向。

丁玲早期的创作中突出的特色是对“五四”退潮期的新女性们穷困潦倒的卑屈生活的描绘。到了民

族危亡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切都服从于战争。丁玲逐渐从莎菲的苦闷中摆脱出来,拨开了爱情的迷雾,朦胧地找到了生命的真谛,开始书写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浪潮激荡下追求独立自主的女性及她们的命运。丁玲本是一个紧跟时代的作家,这一时期她的女性角色中,无论是《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还是《在医院中》中的陆萍都浸染了较多的抗战情愫,丁玲通过她们来传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意识见解。丁玲不仅突破了女性作家的狭窄天地,而且领时代风气之先走到了整个文坛的前列,她擅长于敏捷地捕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塑造具有苦闷、疑虑、孤傲而又坚强执着个性的青年女性著称。丁玲二十余年的创作中视野不断扩大,从陈述个人悲欢哀乐,到投向广阔的农村、抗日战场、土地改革和复杂的思想领域。从她的小说创作中,我们不难发现性别情结在民族历史的发展中若隐若现或与民族情结相叠合这一特点。与丁玲的女性命运书写相比,萧红更为深刻、痛苦,甚至深入到女性身体的苦难。她的性别情结也因此格外深沉凝重,或者说有时可能无意就压倒了民族情结。

萧红作品中书写的女性都是下层劳动妇女的苦难命运。她描绘她们的痛苦不幸,展示她们的坚韧挣扎,真实地反映出了旧中国广大劳动妇女的生存状态。代表作《生死场》写“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东北乡村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悲苦生活,作者以纤细敏锐的艺术感受写出了东北农村生活的沉滞、闭塞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民族活力的窒息。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女性的苦难经验,表现民族经验。在这幅农村市镇的生活图景中,王婆、金枝、月英等农村妇女坚韧地挣扎着,不同于男性作家的特点是将切身的身体关怀放在第一位。

萧红还以男性的雄迈胸境创作出了构思独特、韵味悠长的《手》和《在牛车上》,浓墨重彩、强劲奔放的《黄河》《旷野的呼喊》,别具辛辣讽刺的《马伯乐》和生命最后岁月依恋故土、哀戚空灵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一批作品,充分显示了她对女性命运书写的个性。

丁玲和萧红都可称得上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有成就的女作家,“丁玲是一座突兀的山,萧红是一江明澈的水。山有‘群峰共驰骛,百谷争往来’的气势,水有‘缥碧千丈见底,泉水激石成韵’的魅力。高山流水,各具力度或风致,开拓了女作家创作的新格局”[3]。

三

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中,张爱玲是一位走得较远的作家,她的作品重在强调性别境遇,而似乎对民族境遇不感兴趣,她与苏青多是探讨“城市与女人的关系:一方面城市对女人的诱惑,另一方面是城市对于女人的异化”[4]。“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张爱玲对那种新旧时代交叠下的女性命运的确极为关注,对女性的心理挖掘也非常深刻,她笔下的系列女性形象,真切地传达了张爱玲对人生的特殊感悟,以及对文化败落命运的思考”[5]。

张爱玲以描写女性登场。她小说人物中描写最多的是女性,刻画最成功的也是女性。可以说张爱玲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几位自觉高扬女性旗帜的作家之一。她从自己的文学立场与关注视角出发,避开时代大潮,冷静地审视女性本体。正是这份冷静与冷峻,才使她在那血火交迸的时代,注意到消沉、滞后的女性一族:既传统又洋化,同时又有些病态或变态心理的女性。透过她们或骄傲或卑怯的外表,击中几千年积淀形成的严重的精神痼疾。可以说张爱玲的女性写作是现代女性文学发展的一次延伸。

善于刻画充满欲望的俗女人是张爱玲女性命运书写的一大特点。她笔下的主人公们津津乐道的是服饰的精致复杂、饮食的香甜可口,老到的是男女情场的勾心斗角、互为利用。《沉香屑:第一炉香》写的是葛薇龙的沉沦故事。她本是一个希望能继续在香港读书的上海女孩,迫于压力向多年不相往来的姑妈梁太太求助。梁太太这位“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的香港富孀,出于极自私的打算将她收在身边。在香港上层社交社会浮华萎靡、骄奢淫逸的空气中,在自我虚荣心的扩张里,葛薇龙从一个只想通过读书获得独立的女孩子,逐渐走上无法自控的沉沦之途。《倾城之恋》中出身于破落大家族的闺秀白流苏,曾像一个时代的“新女性”一样,勇敢地离了婚回到娘家,但在冷酷的现实中她还是想找个人。她把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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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赌注压在了华侨子弟范柳原身上,经历数回感情的讨价还价后,流苏得到了一个“情妇”的地位,但出人意料的是,因为珍珠港事件,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使她变成了名正言顺的“范太太”。这段“废墟”上的爱情看似结局圆满,但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人又是何等的脆弱与无奈,人的命运被战争玩弄于骨掌之上,冷峻的背后隐藏了多少辛酸。

在众多女性形象中,《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女性,她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对女性命运书写最为厚实的一个形象。出身下层社会的小家碧玉曹七巧嫁给富户姜家残废的二少爷,以青春为代价分到一份家产。自从有了这“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她便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她赶走了自己曾爱过的老三季泽,狠心地破坏子女的婚姻幸福,自己没有得到的也决不让他们得到。金钱的腐蚀使她丧尽母性、妻性,成了可怕的心理变态的畸形人。张爱玲通过曹七巧命运的书写,

人性畸形这一问题的深深思考,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一个健全的社会体制应给人物提供健全的生存基础,而人性的畸变会加倍迫害社会。

与张爱玲一样关注普通、日常人生活的女作家苏青,以其代表作《结婚十年》而闻名。苏青对女性命运的书写负载较轻。它没有对政治的热衷,也没有对知识的追求,而是以平实的记录体现着日常生活的悲欢离合以及从中滋生的小智小慧,处处洋溢着生活的原汁原味。《结婚十年》集中体现了苏青作品以平实之笔写凡俗人生的审美品格。小说从家庭传统习俗和夫妻日常生活角度展开了女主人公的生活命运和感情纠葛。女大学生苏怀青与徐崇贤举行了新旧合壁的婚礼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寂寞的少奶奶的生活。“在若即若离的婚姻生活中,夫妻间的摩擦、婆媳间的生疏、姑嫂间的磕碰、母女间的隔膜使得怀青倍感孤独和失落,在不忍这样的生活时,不得不在婚后十年与丈夫分手”[6]。这部小说写的是红尘俗人俗事,是生活的真实写照,让人读来平实可信,正如张爱玲所言:“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古往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个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实在是伟大的。”[7]“苏青后来还创作长篇小说《续结婚十年》《歧途佳人》《朦胧月》,短篇小说集《涛》《鱼水欢》等。她的创作曾得到张爱玲这样的评价:‘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8]

张爱玲、苏青以自觉的女性写作,对文学传统和惯例做了一次成功的反叛。在她们的作品里,文学对女性命运的书写被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之中,小说叙述所及,较为深刻地体现了男性社会的性别政治中女性的历史处境,同时揭示了女性要和男性一样进入历史主体的位置还需很大的努力。

中国现代女作家们肩负着女性文学的使命,坚守在女性文学的领地,建构着女性文学的大厦,书写着女性的命运。在她们的创作中,对女性自身的性别境遇、生活境遇及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与审视,从而建构了区别于男性文学的女性文学话语方式和写作方式。冰心以温婉、清澈、纯净的温情主义写作,塑造了一批淑女、圣母形象,为女性做了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新的文化定位。庐隐、丁玲、萧红等,以热烈、决绝、不妥协甚至越轨的大胆反叛而闻名,她们以自身的勇气和力量,以其作品中的解放情感、张扬爱情与婚姻自由的价值含义而成为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的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张爱玲与苏青则站在时代的边缘,大胆地冲破有形无形的对女性性别意识的限制,对女性命运作了更为深刻内在的质询和探索。她们的创作推动了两性文学的发展,对新时期的女性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2][4]荒林,王光明.两性对话———20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3]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5]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夏军英.生活:爬着蚤子的袍———评苏青《结婚十年》[J].淮北煤炭师院学报,2002,(4).

[7]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8]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李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