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自古以来，中国与日本就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从时间上看，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包括从上古一直到19世纪的漫长岁月。从地理上看，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从辽东半岛一直到海南岛。下面就让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古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历程。

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起，可以划为以下四个时期：

1．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是弥生时代和大和时代前期。公元1世纪时，班固所著《汉书》在《地理志》中提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即指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人民。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光武帝中元2年），日本和中国即开始交往，光武帝赐以印绶。18世纪，在九州北部福冈发掘出的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此印收藏在福冈市博物馆），从实物上证明一千九百年以前中国和日本已建立了密切关系。这个时期中日交往的路线大多经过朝鲜半岛，从陆路过海峡或沿岸航行。交流方式主要通过中国移民赴日本传播中国先进文明。交流内容偏重于物质文化层面，如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在这个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著名代表人物是徐福。《史记》记述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山东一位方士徐福上书说：东海之中有“三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岛上有神仙和仙草。秦始皇闻讯大喜，便派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人”。但以后徐福竟一去不返，找到一片“平原广泽”，自立为王。

2．中国隋、唐时期，日本是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前期，即公元6世纪至9世纪，这个时期的交流路线则以直接渡海为主，交流方式有使节人员往来，尤其是日本派遣大批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交流内容则以制度文化层面为主，如日本学习唐朝律令制度实现“大化革新”，同时也涉及精神文化如佛教、建筑、雕塑、诗歌等方面。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589年，隋王朝统一中国。当时，日本正值圣德太子（574年至622年）摄政。为了加速移植先进的中国文化，圣德太子于公元7世纪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及留学生、学问僧等，从此两国使节往来络绎不绝，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607年，圣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为使节访问隋朝。一般认为，这是日本遣隋使的开始。隋炀帝也于608年任命林文郎、斐世清为使节陪送日使回国。据《隋书?东夷传》记载，日本天皇为此新建了宾馆，并派出彩船30艘热烈欢迎。隋使进入日本京城时，日本方面派遣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给予了隆重的接待。我国唐代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给周围各国以积极影响。据日本史书记载，自630年至894年的二百余年间，共任命遣唐使达19次，其中一次是为了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国，称“迎入唐使”，3次是为了送还唐朝赴日的使臣，称“送唐客使”，另有两次任命后终止，正式派遣而到达唐朝的共有13次。作为对公元742年，日本政府派人到扬州大明寺邀聘鉴真及其弟子东渡。弟子们害怕渡海风险，起初无人答应，而年过半百的鉴真却毅然说道：“为了弘法传道，何惜身命!”在他的感召下，有21人愿意跟随师父赴日。但是，在12年中，由于海上风浪、触礁、沉船、牺牲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阻挠，五次失败，鉴真双目失明，九死一生，但是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终于于753年12月20日抵达日本。日本的官方、民间佛教界对鉴真的到来极为重视，为他设坛授戒。756年孝谦天皇任命他为大僧都，统理日本僧佛事务。759年，鉴真及其弟子们苦心经营，设计修建了唐招提寺，此后即在那里传律授戒，成为日本律宗的

始祖。763年鉴真在唐招提寺逝世，享年76岁。

3．中国五代和宋、元时期，日本是平安时代后期、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前期。即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这个时期中、日之间虽然基本上没有正式使臣互聘，但是民间贸易和僧侣往来却十分活跃，两国也通过这些途经进行官方联系和文化交流，尤其是僧人，在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这个时期的科学技术交流比较频繁。宋代中日两国的医学、陶瓷、建筑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984年，日本著名医生丹波康赖以中国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为主要参考资料，编成《医心方》30卷，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取舍摘录了隋唐名医书中关于内、外、妇产、小儿、针灸、眼等科的学说，成为当时日本医学发展重要成果的重要总结。日本的陶瓷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享有很高声誉的“濑户烧”是由日本著名陶工加藤藤四郎发展起来的。他于1223年来中国学习烧制陶瓷的技术，逗留五年，1228年回到日本在山田郡的濑户村（今爱知县濑户市）试烧，成功后在濑户大量烧制。宋代传入日本的建筑式样有两种，一种叫天竺，一种叫唐式。最早把天竺式传入日本的是日僧重源，最早把唐式建筑传入日本的是日僧“茶祖”荣西。

4．公元14世纪至19世纪，即中国明清时期，日本是室町时代后期、安土桃山时代与江户时代。这个时期交流方式更加多样化，既有贸易（如明代的勘合贸易、清代的信牌贸易），又有移民甚至战争。交流的内容除物质的商品贸易外，更突出精神文化，而且逐渐从佛教这一重点转移到儒学、美术、书法、医学以及政治和经济上来。这种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交流，反映出日、中两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化过程中的一些特点。例如，日本的雪舟和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人物。他1420年出生在一个下级武士的家庭，12岁入寺为僧，绘画天分极高，在京都相国寺学习禅宗，又学习绘画。他十分向往来中国加强这些方面的学习，在48岁时终于实现了这一夙愿。16世纪以后，由于城市发展和大名领国独立性的加强，文化的世俗性和民众性日益浓厚。这个时期的文艺除了反映大名威武豪华的排场外，主要特点是反映新兴市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气息。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歌舞剧、诗歌以及风俗画等，如连歌、茶道、水墨画等的兴起。佛教传入日本最晚不迟于6世纪初，佛教的因果报应，主张忍耐、顺从、寡欲、善行，是一种文化体，具有丰富而高度的文化内涵，因而佛教传到日本后就受统治阶级的青睐和扶持，迅速发展起来。圣德太子摄政时期(593—621年)积极扶持佛教，在其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号召“笃敬三宝”(三宝：佛、法、僧)并在全国兴建寺院，佛教日益发展。但这个时期的佛教主要在王室和贵族等上层社会流传，属私人信仰。大化改新以后，律令制国家全力吸收中国文化，在历次遣唐使中都有不少的学问僧随行，在平城京(奈良建有东大寺，地方各国建有国分寺，此外还有法华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许多著名的寺院。

纵观以上4个时期，可以看出，中日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两国人民之间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层面都有着长久的往来。时至今日，中日两国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着分歧，但在经济等方面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最后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