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人的本质及人的发展_陈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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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

人性与人的本质及人的发展

陈 新 夏

一、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

长期以来有一种误解,认为马克思只承认人的本质而否认人性。对此,本文将从文本分析和关于文本的当代性重释的结合上,对马克思关于人性及其与人的本质关系的理解作出重新考察。考察将从两个路径展开:一是考察马克思是否承认人性;二是考察马克思对抽象人性论的批判是否意味着否定人性。

关于马克思是否承认人性,回答应是肯定的,因为对人性的论述在其著作中并不鲜见:他不仅多次正面地提及人性,还对人性作出了新的、独特的理解。

在《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中,马克思就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414页)这里已经在与“专制制度”和“兽性”相对立的意义上肯定性地提到了“人性”,将其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据,作为批判专制制度的尺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复归人性”的诉求:“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马克思,第81页)此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再次提到“合乎人性”及“适合人性”,并在《资本论》中提出“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版,第928-929页)马克思一再提到“合乎人性”或“适合人性”,表明“人性”一说在他那里绝不是偶然的,反映了他关于所有的人都应当并同样具有普遍的人的类本性的主张,表明他肯定人性的存在;至于将“人性”、“天性”与“合乎”、“最适合于”等词连用,则表明他对人性持正面的、赞同的态度。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时,为了说明异化劳动使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以及使类同人相异化,提出了对人的类特性即人性的理解,指出:“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马克思,第57、58页)这些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人的类特性”就是人这个类特有且共有的规定性。作为人这个类的特性,对内乃人皆共有,对外则使人区别于他物特别是其他动物。人所共有而又区别于他物的规定性,无疑是也只能是人性。其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或“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人的实践、劳动、生产,是理想和本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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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实践。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实践是人作为人的内在规定性,是人区别于从而高于动物之所在。根据这两点可以认为,马克思肯定人性并将其理解为人的实践。

对于上述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有展开的论述:“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这里肯定了生产实践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是人成为自身的根据。

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只是对人性诸种可能的理解之一种,但应当强调的是,他的这种理解是对以往人性论的继承———承认人皆具有某种共同的类特性亦即类本性,承认普遍的人性。这种观点显然受到了近代人道主义者的影响,或许还受到了康德的目的论的影响,因为它与其有相通之处。但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本质上不同于前人,这主要在于两点:其一是如上所述,认为人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实践、劳动、生产。这一理解的优越之处在于,实践包含了以往所理解的人性的诸种规定而具有开放性。其二是认为人性是人应然的而非既有的规定性。对于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向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后来被异化的“合乎人性的人”复归,这种理解显然不能成立;另一种是,所谓“复归”实为人性的建构或人的培育。也就是说,“合乎人性的人”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中应然的、理想的人的基本理解。向“合乎人性的人”复归,是他所设定的人的解放和发展的目标,而这里的“人性”就是指人作为人应有的、使人成其为人的规定性。这种应然的人性是人皆具有从而是普遍和抽象的,是人作为最高价值和最终目的应有的禀赋。同时,这种应然的人性又不同于以往人性论者假定的人的既有的本性: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或无关社会和历史的,而是在生活实践中不断生成、丰富和发展的。

二、人性与人的本质

问题是,既然马克思多次肯定人性,那么为何他长期以来却被误认为对人性持根本否定的态度?本文认为,形成此种误解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没有对人性问题作进一步展开的论述;另一方面,后人将马克思对抽象人性论的批判直接等同于否定抽象人性。

前一方面原因较易于理解:因为经过近代人道主义者的充分论证与强调,人性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已成为共识,因而无须马克思赘言。此外,由于马克思以实际地改变世界为旨归,故肯定人性并非他的研究重点,他的重点是阐释现实的人的本质的社会历史性,进而探究人与社会的关系,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机制。这种研究与对人性的研究属于不同的范畴。

后一方面的原因则比较复杂,需要认真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曾对抽象人性论作出了尖锐的批判,问题是这种批判是否意味着否定抽象人性。

通常的看法认为,抽象人性论离开人的社会性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否定人的本质的社会历史性;并认为,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性,因此不存在超社会历史的抽象人性。这种批判切中了抽象人性论否定人的社会历史性的要害,但其结论有待辨析。抽象人性论离开人的社会关系而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抽象人性无疑是错误的,但否定这一观点并不能得出否定抽象人性的结论来。

抽象人性论的失误不在于肯定普遍或抽象的人性,不在于确认人作为类存在物的共性,而在于以这种普遍、抽象的类特性取代了人的社会特性即其本质,从而否定了人及其生存发展的具体性和社会历史性,费尔巴哈即是典型的一例。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指出:“人的异于动物的本质,

·12·《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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