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国际影响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国际影响

胡怀国

自五十五前新中国建立、尤其是一九七八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实现了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日趋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愈益增强，对世界经济增长、尤其是亚洲各经济体的金融稳定与经济繁荣，产生了日趋显著的积极影响。随着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世界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政府宏观调控措施，逐渐吸引着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目光，并渐次牵动着世界各国投资者的神经。

创造经济奇迹

经济增长不仅意味着财富的增加（从而为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物质基础），而且能够激发人们的乐观情绪和对未来的信心。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曾经指出（Adam Smith，1776）：“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经济学界，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产生以来，短期的总需求管理、而非长期经济增长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新增长理论，重新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诚如199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Lucas，1988）所言：经济增长问题中“包含的人类福利后果是令人震惊的：一个人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

比较表1和表2（麦迪逊提供的跨国可比数据使这种比较成为可能）可以发现，经济增长所包含的人类福利后果确实是“令人震惊的”：即使是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差异，也足以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活水平、国际经济地位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中国的人均收入曾经在较长时期内保持领先地位，其后却被欧美国家甩在了后面（工业革命后的200年间，中国同西方的增长率差异不过1-2个百分点，但却导致了国际经济地位的天壤之别）。不过，自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则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又一个神话，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表1.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GDP增长率

表2.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GDP

（购买力平价，1990年不变价格）

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和生产函数（即生产技术）。就劳动投入而言，经济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均表明，当一个国家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市场、或多数人口通过教育等途径积累其丰富的人力资本时，也往往伴随着一段快速的经济增长时期。目前，中国的劳动人口高达10亿，远远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并且，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并在八九十年代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时期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成为劳动队伍的中坚，中国劳动者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进入了黄金时期。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劳动队伍中的每个成员都会在市场体系中努力拼搏，这是任何其它因素都无法抵消的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

在资本投入方面，一方面，中国长期以来拥有较高的储蓄率，充裕的国内私人储蓄为各类投资活动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自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来，就恰好面对国际资本最为充裕的时期，庞大的国际剩余资本在世界各地寻找着投资机会。具体而言，中国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的水平，二○○三年居民储蓄存款高达万亿；同时，在货币资本市场高度发达、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货币调控手段相对丰富、国际资本流动日益便捷的现代社会，人们缺乏的不是货币、而是赢利机会。另外，中国目前的消费、投资和产业等正处于数量增长与结构调整齐头并进的阶段，其中蕴涵了无数的商机和投资需求，预计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或保持足够的资本需求，进而对国际资本保持相当的吸引力。例如，中国不仅在多年以来保持了两位数的对外贸易增长，而且在二○○三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地旺盛的消费投资需求和无限商机。

任何生产要素转化成产品和服务等产出的效率，取决于生产函数或生产技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主要通过引进外资、走进国际市场等方式，通过“边干边学”积累着管理经验和生产经验；此后，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竞争对效率的促进、以及综合国力提高和知识产权保护在R&D方面形成的能力和激励机制，中国通过自主研究开发推动生产函数外移的能力日益增强。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尽管我们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充裕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函数不断外移结合在一起，仍可形成任何经济因素所无法抵消的利好因素。只要国内国际的政治和社会保持稳定，并充分利用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决定因素，中国就能够在不远的未来塑造一个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经济奇迹。

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曾经指出，“财富显然并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美好事物，它只不过对我们想要的某些东西有用而已”。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只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手段，生活质量的改善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或如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所言，“人民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人们享受长寿、健康和创造性的生活，创造一种富有成效的环境”（UNDP，1990）。因此，尽管度量人们生活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有许多，我们仍可以通过“预期寿命”和“人均收入”两方面的数据，来大致度量人们的生活状况。其中，“预期寿命”是最能综合反映人们生活状况的指标；“人均收入”则是人们能够通过市场交易获得产品和服务、进而为其改善生活质量提供物质支持的手段：毕竟，市场交易是人们在现代社会获得产品与服务的最主要方式。

从“预期寿命”和“人均收入”两个指标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通过完善公共卫生系统、普及义务教育、保持社会稳定和“两个文明建设”等，大大提高了人们的“预期寿命”，远远超过了同等人均收入的其他国家的水平（参见表3）；改革开放以来是第二个阶段，中国在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增强了综合国力的同时，人均收入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参见表2），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突破3000美元大关，正处于消费结构加快调整、并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转折时期，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已步入从量的提高到质的改善的关键阶段，而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则是其最重要的保障因素。

表3. 出生时预期寿命（两种性别平均）

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

如果说，人们的生活水平更多地同各种人均指标有关，那么，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则更多地同各种总量指标密切相关。就中国而言，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指标：一是GDP等总量指标，二是经济的开放程度。自一九七八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尤其二○○一年十一月正式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加和经济开放度的快速提高，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明显提高，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增长和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力量。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二○○三年，中国的GDP为14,099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七位，约占世界GDP（363,562亿美元）的3.88%；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则为64,358亿美元，远远超过日本而稳居世界第二位，在世界GDP（516,563亿美元）中所占的比

重高达12.5%。在经济开放度方面，中国50-60年代的进出口总额一直徘徊在20-40亿美元左右；一九七八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只有206.4亿美元，仅居世界第32位（所占份额不足

0.8%）；二○○三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则达到8,512亿美元，略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三位，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4.7%。今年一至八月份，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7221.3亿美元，预计全年可突破万亿美元大关。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在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其开放程度也有更为快速的提高。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由一九七八年的9.8%升至二○○三年的60%以上，其开放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在二○○三年分别为18.2%和19.7%。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增强：一方面，中国庞大的进口需求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尤其是亚洲经济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庞大的内地市场逐步成为吸引各国投资者的热土。二○○三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数额（561.4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国。在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内部的现代国际经济秩序中，中国经济的不俗表现尤其发人深省，这也是回击“中国崩溃论”的最有力事实。

随着经济开放度的增加，中国同国际经济的联系也日益增强。在最近几年，中国不仅对世界、尤其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做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国际冲击的影响。例如，这次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和美联储提高利息，就给国内经济和宏观政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或压力。在经济学意义上，20年前的中国只是一个“小国经济”，可以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积极寻找各种机会，现在则是典型的“大国开放经济”，要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反馈机制，这正是我们所面临的新课题：我们在积极利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积极参与并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与改善。

（原文以“建成典型‘大国开放经济’”为题，载于香港《紫荆》杂志2004年第10期第26-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