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

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城市文化

（内容提要）

[南京大学] 范金民

社会各个阶层共同谱写了灿烂的江南城市文化，构筑了江南城市文化的宏伟大厦，也为江南城市文化的建设作出了相应的贡献。本文从商人活动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客籍地域商人在江南城市的文化活动，探讨其与江南城市文化的关系，希望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和城市文化的研究。

一、经营文化商品

明清时期的江南，苏州、南京、杭州、常熟、无锡、湖州等地是著名的刻书印书中心，刻印书籍数量之多，类别之众，校勘之精，堪为全国翘楚。而南京、苏州等刻书中心汗牛充栋的书籍，不少就是由外地商人刻印的。商人自己编写商业书，绝不仅是简单的文献流布之事，而更是有意识的商业文化经营活动。上述刻书中心耗用的不计其数的纸张，以及江南市场上的部分书籍，更是由江西商人、福建商人、安徽商人和浙南商人等地域商人直接贩运到江南的。

外地商人特别是徽商喜欢凭借雄厚的财力收购积蓄书画册籍。以往论者多将商人的这种行为认定为附庸风雅，装装门面。这未免小看了商人特有的眼力，低估了商人的商品意识和经营能力。商人购买书画文物，自有假充风雅者，但保值增值，作为文化投资者恐不乏其人。经营书画文物，具眼力者，利润极为丰厚。徽商之法眼看来不能以等闲视之。

明后期起，各地域商人兔驰鸟鹜，十分活跃，书画市场也极为红火。艺术品价格飚升，推原其故，由吴人滥觞而徽人导引。徽人导引，看好的是赏鉴之风兴起后的潜在市场。赏鉴工艺品，本是雅事，江南缙绅群相效仿，附弄风雅，新安大估看准市场，开辟投资新途径，在收购贩卖工艺品过程中，与生产者特别是鼓吹者江南缙绅一起，哄抬价格，多方炒作，操纵控制着艺术品市场。江南工艺品市场的形成，工艺品行情的不断看涨，江南缙绅与新安大贾都是有力的推动者。在工艺品行市中，最为活跃的是徽州商人，获利最丰的可能也正是徽州商人。

二、推进戏曲文化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极为著名的戏曲中心。先是海盐腔、昆山腔、弋阳腔三曲流行，后是昆曲一枝独秀，清中期后各种地方戏更争奇斗艳，各地的戏曲班子在江南十分活跃。嘉靖年间南京两大戏班的前后两次竞争性演出，都是由徽商策划和赞助的。毫无疑问，商人的策划和赞助是戏班提高著名度的重要条件，也促使着演员不断提高表演水平。清代，商人资请戏班演出更为常事。商人在著名戏班的组成、存在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至于江南各地迎神赛会活动时商人出资演戏更为活跃在江南城乡的大小戏班提供了谋生和发展的机会。江南戏曲班子还应商人之聘到外地演出。昆曲自明后期改革一新后，流行全国各地，形成南昆、北昆两大支派，而又出现“四方歌者必宗吴门”的局面，这与各地商人的种种活动大有关系。可见，江南昆曲在全国各地演出，商人是出了大力的。

据说苏州的戏园，也是因为商家会馆利用来宴客才产生的。清代苏州戏曲演出由摇摆晃荡的水上卷梢船转移到岸上固定宏敞的戏园，正是因了商人的需要。戏园平常演戏的出资者是商人。金、阊一带是苏州最为繁华的商业区，各地商人云集在那里，戏馆也集中在那里，清楚地表明戏馆是因商人的需要开设的，利用者也主要是商人，戏馆因为商人的需要而产生，而增加，而兴盛。江南戏曲表演，明末清初限于家班，清前期演变扩充为戏馆戏园，商人是这一转移过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商人不但聘请、资助剧团演出，而且各地商人大多在会馆内筑有戏台，上演各种地方戏。外地商人在会馆中演家乡戏，江南市人千百聚观，撇开对于江南市民的生活文化影响，单是各地戏剧文化对江南戏曲的冲击影响就值得探究。

自昆曲流行到清乾隆中期，整整二百年间，江南文化市场上的上演戏曲，几乎清一色是昆曲，而且影响及于全国。清中期起，原来广泛流行演唱于华北、华中、江淮大地的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弦索这些称为乱弹的花部，抢占了传统昆曲戏的江南市场。外地戏曲能够在交流范围并不广的吴语区内站稳脚跟，并日益兴盛，与传统的昆曲争夺演出市场，得力于各地商人的赞助推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南城市戏班林立，各种剧本精彩纷陈，各地戏曲交流汇演，争奇斗艳，戏曲文化光彩夺目，正是由外地商人在会馆内外大力赞助持久演出推动的。

三、营造地域文化

明清时期，各地商人在江南纷纷建立会馆，前代所无。这些会馆，结构考究，形式精美，本身就是有形的文化，也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各不相同的地域建筑文化。有清一代江南各地外地商人建筑的大大小小220余所会馆，镶嵌在江南建筑群中，极为醒目，又融为一体。清代江南的建筑文化，已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影响，又吸收包容了林林总总的各地建筑特色，徽派造形、浙东风格、闽粤式样，在江南城市中都有所展示。

各地商帮在江南的会馆，也充分利用了江南的自然条件，吸取了江南人的选址构筑理念。清代江南建筑，较之明代，园林化的趋势更为突出。各地商人的会馆，本身就是一处处景致宜人、造型独特、可资游览的园林佳构。会馆这些佳构胜境，使得江南的园林更加精巧别致，令人流连忘返，江南园林的数量更加繁夥，指不胜屈，也使得江南园林文化更加大放异彩，意蕴无穷。商人会馆在江南园林史中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各地地域商帮的会馆，大多座落在江南城市的繁华市肆区，其分布空间就富有特色。江南城市的这些外地商人会馆，地处繁华市口或交通要道，在便利各地商人活动的同时，烘托出了江南城市浓重喧闹的商业文化气息。

明清地域商帮的神灵崇拜经历了由单一神到众神兼祀的发展演变，关圣天妃，财神土神，乡贤名宦，释祖先达，都作为了崇祀对象，反映出各地域商帮的多方面企求。各地商帮崇祀的主神和附神各种神灵，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体现，代表了各地的民俗文化，也使得江南地方神形象更为众多，或对某些神灵的崇拜更为普遍。各地的地方神，形象不同，寓意不一，但在江南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展示，江南的神祗崇拜，兼容并蓄，全国各地的地方神均有相应的位置，商人的活动无疑是重要因素。

各地商帮在江南还直接从事各种民俗活动，弘扬民俗文化。在南京，每年正月有举办灯会的习俗，徽商特别是徽州木商承办的灯会最有气派。江南内容丰富的民俗文化有不少就是有赖各地商帮的活动得以传承发扬的。

江南各地，凡节令时序，神灵诞辰，民间庆典，迎神赛会不断，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迎神赛会之风到清中期尤盛。江南迎神赛会演戏活动之所以如此兴盛，与商贾丛集，资

金易措大有关系。迎神赛会，本是社区居民春秋祈报的祷神禳灾活动，商人热衷于此，又最盛于商品经济发达之区，就使得功利色彩更为浓厚。商人是迎神赛会的积极策划者和大力支持者。商人迎合了江南迎神赛会的大众习俗，日甚一日的迎神赛会又为商人创造出日益众多的商业机会和可观的商业利润。诚然，迎神赛会由于商人的参与，次数更频，形式更多，声势规模更为宏大，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对于地域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影响也更为深远。

商人以儒家的仁义为标榜，企图树立良贾义贾的形象，因此凡是地方庙宇寺观等宗教文化设施，每多外地商人的身影，不少寺观的建造、修葺乃至香火维持，就是由商人出资或赞助的。江南的地方慈善公益设施，很多是由外地商人捐款或赞助而建立的。这些慈善公益设施的维持也要靠商人的资助。

各地地域商人建造会馆、祀神祈福、推动迎神赛会、襄助地方公益善举等种种营造地域文化的活动，既使得江南城市的地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江南城市的文化内涵更加意韵深刻，也使得各地的地域文化在互相交融互相砥砺中不断增强着再生机制，在江南城市中流布繁荣。地域商人的活动，是地域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途经。

四、交结文化名士

繁华的明清江南城市，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文化中心，更是江南文士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这些文化中心，商人与江南名士，各展其长各有所好。文士是舆论的重要制造者和传播媒介，毁誉之间，较一般民众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商人因其地位，风雅之外，也多攀附，有些商人本身雅有儒风，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更易与文士诗文酬唱；文人因商人多金，利之所在，故趋之若鹜。

商人遍交四方大夫、江南名士，动机复杂。附弄风雅者自不待言，一旦得贵人名士片言只语，珍若拱璧，以抬身价。不少人则企图借名士这些人望之口广播舆论，博取美好声誉，造成良贾廉贾义贾形象。最为普遍的也许旨在培养子弟。商人与大夫名士诗酒往还，也有的是为了获得奥援靠山，无论竞争商务还是涉讼公庭，都能获胜。徽商雅有儒风者多，培养子弟科举入仕最为成功，与人诉讼常操胜券，与其擅长交结当道结纳广大名士不无关系。与大夫名士的关系客观上也影响到商帮的实力。

文士因商人多金，利之所在，视商人为衣食父母、居停主人、赞助对象。士人主动交好商人的现象极为普遍。在商人看来，商人凭才智经营谋利，文士凭文化文字谋生，其途虽异，其旨相同。商人出资，从文人处获得应景诗作、谀墓文字，夸耀闾里，见重同行；文人以应酬篇什，涂鸦画作，或以为结纳资本，或直接收取润笔费，卖得越多，名声越大，价格越高，收入越丰。文人交好商人，有着具体实在的利益。各地商人在江南长袖善舞，江南城市集中了大批知识精英，浸淫于金钱世界，以货利为急的江南名流，很容易形成对商人较为客观的看法，视与商人往来为平常事，从而与商人频繁往来，收取润笔，置酒高会，文思泉涌而钱财日进。

觥筹交错，揽胜赏景之外，撰写寿文志铭，成为另一非常普遍的文士与商人往来的重要内容，甚者更直接作商人的枪手。江南文士与各地商人的热络关系，完全是出自双方的自觉自愿。在为商人作文作为重要的经济来源的动机下，江南文史大家或达官名流如归有光、唐顺之、王世贞世懋兄弟、徐阶、茅坤、焦竑、冯梦祯、董其昌、申时行、陈子龙、陈继儒、李日华、张溥、张采、顾炎武、归庄、钱谦益、、吴伟业、汪琬、徐乾学、钱大昕等，或为徽商，或为宁波商，或为福建商人及其家属等撰写过充斥褒美之辞的寿文、墓表墓志、传赞类文字。金钱驱使着这些声名显赫的高人大家保持着与商贾水乳交融的关系。商人与文士，原是相互攀结、相互利用、各有所需、各得其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