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药理研究思路与方法

《中药药理研究思路与方法》课程的学习带给我的启发与帮助

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我选修了《中药药理研究思路与方法》这门课。讲授这门课的三位老师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收集了大量资料，并通过研究实例举隅和我们一起探讨了中药药理学的研究思路和一些常规的研究方法，使我收益颇丰。虽在本科阶段曾上过药理研究方法这门课，但当时由于没有亲身实践的经验，对一些研究理论以及方法的设计理解起来很困难，可以说是硬把知识灌输进脑子里的，并没有追根溯源地去探究。而经历了毕业设计阶段自己亲身实践做实验，再来学习这些研究方法和设计思路，似乎能够理解的更加清晰透彻，更加积极地尝试去探索“各种研究方法背后的根源基础在哪里？”“为什么要如此设计？”“该设计方法的优点和弊端有哪些？”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首先通过学习使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中药药理的特色以及与西药药理的区别之处所在。作为中医药专业的学生，我十分明确中医药学是以整体思想体系为基础的，重视宏观控制与调节；而西药药理学注重系统、器官与细胞功能，乃至分子药理学水平。中药药理学研究的大前提就是必须是以中医药理论作为指导和研究基础，结合现代研究科学方法，研究复方、单味中药及其有效成分的功效、药性、配伍、毒性、体内过程等，以及建立各种“证”的动物模型研究中药对机体的作用及机理，以此来阐明其防治疾病的原理。

我今后的研究方向以及所在课题组的前期研究都是以药对配伍作为研究对象，所以我想先来谈谈“复方中药的药理研究思路”这部分内容的学习所带给我的收获。首先，我明确了中药药理的研究对象有中药复方、单味药及单体。中药复方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医治法治则在组方用药上的具体应用，显示出了传统医药防病治病的特色。中药复方涉及“理、法、方、药”诸方面，即使单味药也包含多种成分，这比一般药物研究要复杂而困难得多。在研究的途径上，其一就是按照西药药理学的方法进行，即着重提取中药中的有效成分，分析药理作用及其机理。通过学习我认识到这种研究思路在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就是脱离了中医药理论的指导，由于只强调有效成分，所用的方法多为分析法，而忽略了方剂的实质，即方剂药物的配伍作用不等于其单味药作用的相加，有些作用不是用分析的研究方法所能阐明的。其二就是结合中医药基本理论进行研究，如在实验设计时考虑证的特点，分析结果时联系中医临床用药的实践，我认为这种研究途径才能突出中医药的特色所在。中药复方虽是中医按照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考虑到中药配伍关系所制定的，但它的形式是由“药对”发展而来的，每个中药复方中都存在一对或几对特殊配伍的“药对”，就我所了解的如左金丸中的黄连配吴茱萸，金铃子散中的川楝子配元胡，失笑散中的五灵脂配蒲黄等。所以“药对”往往是中药复方研究的核心，如《神农本草经》中所言：“（药）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杀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经文建议“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我所在教研室的前期研究是以药对淫羊藿女贞子配伍的药效学研究为主，通过制备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病理模型，后期检测骨代谢药效学指标，探讨二者配伍对骨代谢异常的干预作用，证实二者配伍优于单味药的使用。该药对的立论依据和剂量的配比主要是以名老中医的几十年临床经验精选出来的。而通过学习我了解到药对研究的内容很广泛，比如配伍前后的药效和化学成分的比较研究、剂量配比优化研究以及药对放入全方中的研究等。提示我，药对不仅只限于汤液配伍后的药效研究，还可以针对化学成分入手，对比配伍前后化学成分的变化，探究配伍后是否有新的化学成分出现；此外，还可通过正交试验等手段进行剂量配比的优化，并与临床经验用量对比，以期总结出最优配比，临床上达到最佳治疗效果。此外，我认为实验研究的目的除

了对传统的药对及复方进行科学的佐证外，还可以此为依据开展新药的研究，开发出安全、高效的新药或易于广大患者接受的新剂型。

中药药理的药效学研究是以“证”为基础的，可以说“证”是中医治病的核心和枢纽。通过本门课的学习，使我对中药药理独特的“病”“证”模型有了更深一层次的理解。大多数的药理动物模型都是病的模型，而中医治病强调证法方药之间的严格联系，强调“方从法出，法因证立”。建立“证”的动物模型，最理想的状况是：先对某种中医“证”的病因病机和生理生化变化等本质有所了解，然后采取适当的手段在动物身上复制模型；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看来，对于中医的某些“证”的本质尚未彻底阐明，那么检验这些模型的可靠性可以从对比的角度出发，将动物模型的症状与重要临床症状加以比较。由于中医辨证是从人体出发，采用望、闻、问、切诊来实验的，而这些动物方法很难在动物身上进行，所以应更加注意模型动物所检测的生理生化指标、组织形态变化与临床患者情况进行比较。此外我也想到也有研究课题是探讨某些方药对某些病的影响作用，所建立的动物模型是“病”的模型，而所投方药是以针对某种“证”，那么如何建立病、证、法之间的联系？这就应当从中医药理论出发，探寻该病与中医的哪种证相对应，而后再根据该证投以适当的方药治疗，以期该方药对该疾病有治疗效果。正如我所在课题组研究淫羊藿女贞子配伍对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症的影响，动物模型是以糖皮质激素诱导大鼠骨质疏松，属于“病”的模型，而所应用的治疗药物是补益肝肾阴阳的药对淫羊藿女贞子，如何建立淫羊藿女贞子、肾阴阳虚与骨质疏松三者的联系呢？这就要从传统的中医角度出发分析，中医理论认为肾藏精，主骨生髓，肾精充盈则骨髓生化有源，骨得其养则坚固有力，若肾精亏虚则骨髓化生乏源，骨失其养则会发生骨质疏松，可以说从肾论治骨质疏松症是中医治疗本病的基本原则。而激素从中医角度而言是外源性的“纯阳壮热”之品，长期大量作用与人体必会导致肾之阴阳失衡，肾精亏虚无以濡养骨骼，诱发骨质疏松，而淫羊藿女贞子二药配伍恰得以滋补肾之阴阳，从而对骨质疏松起到一定的防治作用，由此将病、证、方药联系在了一起。

最后，我想谈谈我对老师所讲的检测指标时所谈到的一点感触颇深，那就是病理切片的重要性。正如我们所研究的骨质疏松症，造模药物诱导产生的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反映在骨质、骨组织形态学上，通过对显微镜下骨小梁结构、面积百分比、分离度的分析及进一步的成骨、破骨细胞计数等方法可以很容易地断定模型成功与否，并且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药物的治疗效果，而相比病理的优势，血液生化指标的说服力就略显不足，只能从侧面反映骨质的变化，有些指标甚至没有显著性改变，而又有些指标可能因机体内环境的改变代偿性地朝着相反的趋势变化，与该病理状态下应有的变化趋势相违背。如我们所检测的反映骨形成的指标血清碱性磷酸酶（AKP）的变化就是如此，糖皮质激素诱导的骨质疏松应与骨形成障碍有关，血清AKP 50%来源于骨，可作为骨形成的特异性生化指标，所以原则上血AKP是应该降低的，但结果却异常增高，结合文献分析其原因是由于机体肝、肾、骨、肠以及胎盘等组织都能合成AKP，其含量升高可能与糖皮质激素诱导造成肝、肾、肠等组织病变有关。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生化指标的检测有时会受诸多因素变化的影响，而病理切片的观察相比更具说服力，可谓是检测的“金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