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古典诗选60首》与

中俄诗歌交往

2010年11月日在刚刚启动不久的俄罗斯文化中心大礼堂举行了别开生面的一次活动，向中国与俄罗斯两国广大读者隆重推出两本中俄文对照的双语诗集：《俄罗斯抒情诗60首》与《中国现代诗选60首》。这两本书是由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积极倡议下问世的，凭借两国相继举办语言年之良机，用诗歌形式相互表达了两国人民的心声，用情感的波涛向层层心理文化障碍发出冲击。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诗歌大国，都产生了灿烂辉煌的不朽诗篇、名芳百世的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李白、杜甫等人的杰作早已译成俄语，在俄罗斯广为吟诵。然而，中国现代诗歌，对俄罗斯读者来说，尚是无人了解的陌生大陆，在翻译家心目中则是“未开垦的处女地”。

2009年5月，陈昊苏会长来信建议承担《中国现代诗选60首》的翻译工作时，我的确望而生畏，踌躇不决。但翻开张同吾先生精心选编的诗选，仿佛被磁铁一样吸引，爱不释手。诗选囊括了从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直到海子等最著名的现代诗人，清晰地展示了中国二十世纪新诗发展轨迹与我国人民内心世界和情感活动的起伏变化。我深切意识到，翻译这本书是一项极为有益的工作，非做不可，国外既无人干，国内更应责无旁贷。

为减少工作量，本想选编一些现成的译稿，但唯一发现的译本是为迎接“中国年”曾在俄罗斯编辑出版的《亚洲铜——中国当代诗歌集》（编者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文飞，译者均为俄罗斯人）。该译本功不可没，但其内容均是中国80年代以后的作品，与《中国现代诗

选》很少有交叉。从中只选出两首译作，其余只好组织团队自行翻译。应邀参加这项工作的有中国人，也有俄罗斯人，体现了中俄携手合作精神，也保障了翻译水平。

如何将现代诗译准译好？严复先生早就点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信达雅”一说作为翻译的最高境界和理想标准已被普遍接受，但对其具体内涵和要求应如何理解，至今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笔者认为，“信达雅”不能泛泛而论，应结合翻译题材与体裁研究其具体标准。政治、新闻等题材对译者的要求显然与文学翻译大有区别，而文学中的诗歌又因特色鲜明，应单独列为一种翻译体裁。从信息论、交际学等当代学术角度来看，诗歌翻译的任务是保障作者与外国读者之间的信息传达与情感沟通，情感又和诗意诗境紧密相连。诗歌所包含的信息，包括内容层面与美学层面两个方面，其美学意义不亚于具体信息意义。摒弃美学层面，诗歌便不能称其为诗歌了，也无法对读者产生深刻影响，更不可能打动他的心。由此可见，诗歌翻译的“信达雅”融为一体，难以肢解，译者的重要任务就是以顺畅、得体的语汇再现原文的意境、形象与情感，使读者产生如同阅读原文一样的共鸣与震撼。意译应尽力传达原文的音乐性，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形式、音韵和节奏。逐字翻译，表面可信，实不可信，不仅达不到“信”的要求，反而会窒息诗的灵魂，摧残其艺术生命。普希金早就指出：“逐行逐字翻译定然不可信”。果戈理也曾说过：“有时不得不远离原文语汇，恰恰是为了接近原文”。中俄诗歌格律差异较大，俄语词汇音节较多，句子较长，更使得一对一地逐行逐字翻译无法做到，

为确保格式整齐、韵律流畅，在词语层面必须进行删减或增补。删减本身肯定造成损失，那么一处的损失只能在另一处挽回，采取适当手法烘托诗意，保障诗境的优美动人。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一直注意把握读者的民族心理、贴近其欣赏习惯，避免产生歧义或与原作相悖的思想反映。如：韩作荣《自画像》描绘硬骨头男子汉的形象时，写到：其“泪水都带有生铁的腥味”。译文考虑到中俄文化对泪水赋有不同的意义：中国人将泪水视作感情真实、富有人性的特征，俄罗斯人则认为流泪是软弱、伤感的表现，（“好汉轻易不掉泪”），于是添加了“偶尔”两字（“偶尔流下的泪水”），以防止错误联想、消除文化误读。

人名、地名、典故等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是翻译的难点。译文既需要体现中国风味，又要避免因专用词过多而形成文化障碍。为此，译文采取了多种灵活手法加以处理，包括适当加注（如：牛郎织女、文昌、大寨等都作了简明扼要的注解）、概括化（如：杜鹃译为“鸟”、鲫鱼译为“鱼肉”）；比喻替换（如：“向黄连一般苦”译为俄罗斯人所熟悉的比喻“像艾蒿一般苦”；“花砖地”译为“镶花地板”）等等。

另一方面，选择词汇、添加词语时，译文始终注意保持中国文化色彩。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诗)，根据俄语表达习惯，将“花”具体化会更为生动。译文以音律为重，初稿选择了“丁香花”，但因丁香与俄罗斯庄园文化有内在联系，经过深思熟虑后，改为中国特色更浓的“茉莉花”。

诗歌翻译是十分艰苦、细致的工作，因经验不足、水平有限，恐

未做好。希望我国翻译家今后为中俄诗歌交往不断努力，步步向上。

（登于2011年8月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