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叙事作业

新闻叙事视角与新闻真实性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叙事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诸多理论被其他学科所借鉴，并在与一些学科的结合中逐渐衍生出一些新的学科，新闻叙事学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叙事学意义上的新闻叙述，旨在对新闻写作和新闻文本进行研究，沿用的是叙事学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即叙事主体、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由此相应出现了新闻叙事主体，即新闻叙事视角与新闻叙事结构的概念。在新闻作品中，客观事实的叙事者并不完全等于写作新闻的记者，由于记者的不同，观察事物的位置不同，解释这些事实所持的立场不同，呈现在记者面前的客观事物的各个方面也就有所不同，由此产生的新闻文本可能就千差万别，作为话语或者文本的新闻也才有真实与不真实、客观与不客观的分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新闻文本的特殊性，视角的不同是新闻文本之间最根本的不同。总之，新闻叙事主体与视角成为新闻叙事学中主要的关注点，如果把新闻叙事视角与叙事学的理论相对应，则可分为以下几种：一．全知全能视角。冯〃麦特尔〃艾姆斯在《小说美学》中说：“一般的方法是这样：无所不知的作者不断地插入到故事中来，告诉读者知道的东西。这种过程的不真实性，往往破坏了故事的幻觉。全知全能视角的新闻报道方式，是记者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声音，仿佛报道的一切都是记者个人意识的体现。在这种新闻叙事形态下，报道大

多是封闭的，新闻报道结构比较呆板，时空基本按照自然时序延伸扩展或改变，缺少腾挪跌宕；加之是“全知”的叙事，留给读者再创造的余地十分有限，读者是在被迫接受新闻叙事，言者说什么就是什么，缺乏读者个体的思维动向，这显然不符合现代人的口味。

二．人物限知视角。记者或其他叙述者为了特定的目的，对视角划定的信息范围进行限定，自始至终从人物的视角出发进行叙述，严格根据人物的知识、情感和知觉来表现。即托多洛夫的“叙述者=人物”。与全知视角相比，限知视角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大大增强了。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观察读者接受的角度，“限知叙述”一般情况下，会造成接受的盲点，也就是说，作品的某些情节在读者看来是本应存在却被“忘”了叙述的，因而在客观上也就成了叙事的“空白”。

三．纯客观视角。纯客观视角，一般来说，就是叙述者只叙述人物所看到的，不作主观评价，也不分析人物心理，仅仅反映人物的语言、行为、外貌、环境。记者或其他叙述者无法对人物做内心分析，无法对事件进行评判。以上的三种分类，在具体的新闻文本中，叙述者往往交叉重叠使用，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叙述中安排合理的视角转换，使之超越某一单一视角所限定的信息而不影响读者的阅读和判断。

以《南方周末》为例，重点分析以下两个文本：《吕日周真相》（2002年10月17日，以下简称《吕》），《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2004年2月5日，以下简称《最》），我们来探讨新闻叙事视角的运用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

1.多重叙事视角的运用。叙事视角，是一部作品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视角有全知视角、限知视角；外视角、内视角等之分。我们注意到，《吕》《最》两个新闻文本中，除全知视角的普遍存在和主导性运用外，限知视角的穿插性流动同样是这类新闻报道所不可或缺的。这种多视角的叙述使整个文本的视界与认知变得丰富、丰厚起来。叙述者对“争议人物”的优点、缺点，长处、短处非常清楚，如《最》文中“在他的下属眼里，他有时心细如发，有时一意孤行，有时温情，有时铁血”。在《吕》一文中，叙述者对吕日周“从严治吏”、重视舆论监督、以身垂范等，均一一作了生动阐述，说明了其“巨大的声誉和显赫的政绩”决非偶然；而对于吕日周的“威权政治”、“人治”色彩等也作了充分的暴露。

2.限知视角移动。如果用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来描述视角，那么全知视角就是叙述者大于人物；限知视角就是叙述者等于人物或者小于人物。作者对于世界、人、事的审视是通过具体人物的眼光来完成的，由一个限知视角转移到另一个限知视角，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就形成了视角的变动。

《南方周末》的上述两篇报道中，作者在局部运用的不少叙事策略就是视角的移动；但就其整体而言，是由一个视角转移到另一个视角，视角是变动的，本质上是全知。《最》文在讲到仇和兼任沭阳县委书记时的作为时，叙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在连续几次部署严打后，仇和却发现上午开会，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治安的问题是警匪一家”，在全县政法系统大会上，仇和这句

话遭到公安局长姜正成的当场顶撞：“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要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

3. 社会价值取向对叙述的渗透。我们再来看《最》文。在讲述仇和的“治民之术”时，叙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另外一件显得怪异的措施，是宿迁警方在抓治安时，往往采取给派出所下指标的方式。

“这不像当年抓右派吗？”一位官员曾私下与记者开玩笑，“治安当然是好了，但肯定也错抓了不少人。”

应该说，在这位官员与记者“开玩笑”的话语中，我们已比较清楚地看到了其中的“争议”（正面声音：“治安当然是好了”；反面声音：“这不像当年抓右派吗？”“肯定也错抓了不少人”），这样的讲述符合通常的叙事习惯，显得客观、合理而自然。但叙述者笔锋一转，紧接着加上了如下一段：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曾对仇和的治民之术作过分析，“有几件是他必抓之事，一是抓环境整治，二是抓治安，三是抓来信来访。这几件事群众都心里高兴。”

限于行文、篇幅及其他因素，叙述者当然可以不必紧接上文，讲述被错抓人员的具体情况或话语，但我们还是明显地感到了这两段间的不相和谐：既然“肯定也错抓了不少人”，那么在作为“这几件事”之一的“抓治安”上，“群众”怎会“都心里高兴”？叙述者在“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众多话语中进行的精心选取，加之其对话语顺序的安排（我们可试着对其话语进行各种顺序上的调整，看

是否会取得不同的叙事效果），使我们看到了作品的“叙述态度及其背景。

事实上，我们反过来再借用上述观点来重新解读这两个新闻文本，便会发现其诸多问题。比如，《最》文的限知视角过多聚焦于干部、官员身上（文中“一位干部后来告诉记者”、“沭阳县一位官员认为”、“一位基层官员就对此极为不满”、“一位官员后来回忆”类似引导句出现多次），而对于普通百姓的聚焦则少得多。它没有从百姓的视角告诉我们：大范围的强制拆迁后，当地百姓是否真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仇和要求三分之一干部离岗招商，三分之一干部轮岗创业下海经商，制造出上千“官商”后，这些人如今又何去何从？政府吃财政饭的人是否因此减少？当地的创业环境是否因此改善？它也没有用鲜活的、随机抽样的例子告诉我们：学校和医院卖光后，百姓的负担是否真的降低了？学校和医院的服务质量是否真的提高了？等等。而离开这些基本事实，再试图以“效果”去评价一个官员的“政绩”，是无法让读者对其真正信服的。《吕》文除同样存在这一情况外。另一问题是叙述者的思想职能表现过多，等等。

综上，我们可以总结出，由于新闻叙事角度的不同，可能给我呈现出的新闻事实也不尽相同，因而得出的新闻导向也可能截然相反。作为一个新闻从业者，手中的笔就是一支利剑，要甚加利用，不然新闻会给读者带来真相，同时也可能成为蒙蔽大众，助纣为虐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