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全文）
2010-07-15 10:57:00来源: 人民网(北京)跟贴1 条手机看新闻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加快，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进入城市，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2010年中共中央第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特点、工作状况、生活状况以及利益诉求，更好地发挥工会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能，深圳市总工会于2010年4月至6月开展了“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专项课题研究，并委托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联合开展调查。
本次调查选择的范围涉及深圳六个行政区，采取区域调查和产业工会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调查发出问卷5311份，回收5110份。调查方式主要有问卷调查和结构访谈。问卷发放有直接到企业发放和随机调查两种。第一种在工业区和企业发放问卷。共到深圳六个区167家企业发放问卷，在选择企业时适当考虑企业性质和规模，并兼顾行业类型。除深圳富士康企业集团外，在每个企业抽样数量不超过25份。共在企业发放问卷3350份，回收3280份。第二种是随机抽样调查。共在深圳六个区16个商业繁华区进行抽样调查，发放问卷1961份，回收1830份，以上两种方式调查回收问卷5110份，最后确定有效问卷5000份。本文所引用数据均来自本次调查。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主要是从年龄上进行划分，是指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90后户籍在农村但到城市务工的人员，其中既包括从小在农村长大进城务工的青年劳动力，亦包含随打工父母在城市中长大的青年劳动人口。经过调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来源广泛，平均年龄23.7岁，百分之七十为未婚，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受教育程度较高
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46.8%，女性占53.2%。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在男女比例上，新生代与老一代不同，老一代农民工中男性员工占62.1%，女性员工占37.9%，男性比例明显较高。在深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7.6岁，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7岁，其中，年龄在20岁以下的有680人，占21.7%，年龄在20至25岁的有1452人，占46.2%，年龄在25岁至30岁的有1004人，占32%。（见图表1）
图１
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未婚人员较多，占71.5%；已婚占27.8%。新生代农民工来源广泛，涉及全国27个省市，其中广东省、湖南省、湖北省三省的人数居多，接近60%。在来源结构上，新老农民工有所不同，老一代主要来源于广东、四川和湖北。新生代中除广东外，来自湖南、湖北的居多，且来自广西的比例有所增加。（见图表2）
图表2：新老农民工来源结构对比表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老一代，他们大部分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受过高中教育的要多于受过初中教育的，小学文化和文盲比例低，受过初中教育的占33.7%，受过高中教育（中专/中技）占44.9%，在老一代中，受过初中教育的有40.4%，其次是受过高中教育的有38.2%，小学文化程度、文盲的比例要多于新生代农民工。
（二）劳动合同签订率高，合同期限短期化，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的多，从事建筑业的少，多在民营企业工作，工作岗位偏低、就业稳定性差，职业安全健康存在隐患
《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该法实施后，书面签订合同情况有了较
大改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为78.8%。在签订的合同类型上，大部分为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占93.2%，其中短期合同居多，中长期合同较少。劳动合同期限在两年以下的有54.9%，劳动合同期限为3年的有42.7%，劳动合同期限在3年以上的有2.4%，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5.5%。已经签订劳动合同的，合同持有率较高，达到85.1%。
尽管新老两代农民工大部分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工作，但就业结构有所改变，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加工制造业的居多，占50.6%，其次是从事第三产业的较多，包括从事零售批发商业、IT服务业和宾馆餐饮娱乐业，共有35%。从事建筑业的较少，只有3.9%左右，而老一代从事建筑业的比例有16.7%，新生代从事建筑业的比例明显低于老一代，但从事第三服务行业的较多。（见图表3）
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分布单位来看，在民营企业工作的较多，占48.1%。除此之外，在港资企业、国有企业、台资企业工作的也比较多。在港资企业工作的有13.7%，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有11.4%，在台资企业工作的有10.2%，在欧美企业工作的有3.8%，在日韩企业工作的有4.8%。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较高，但从事基层工作的比例高于老一代。老一代从事普工或者服务员的有34.8%，而新生代从事普工和服务员的占52.4%，技术人员有14.9%，办公室文员有10.4%,从事生产线管理人员的有8.1%，从事部门经理以上的有5.8%。老一代从事
管理类工作的比例要高于新生代，这与老一代工作时间长、资历深有关，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新生代面临着更为紧张的就业环境。
关于就业稳定性差，可以从新老两代农民工对比的两个数据进行反映。（1）最长工作年限对比。老一代农民工在一个单位最长工作年限的平均值为7年，新生代在一个单位工作年限的平均值为3年。（2）更换工作的频率对比。新生代每年平均更换工作0.63次，老一代平均每年更换工作0.26次，可见新生代更换工作更加频繁。有的新生代认为“守一家，不如跳三家”，在不同的公司之间可以多学些技术，通过跳槽不断地学习许多实用的东西。
根据调查发现，有的工作场所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因素，危害因素最大的是噪音过大或者震动，占34.4%；其次是高温或者低温环境作业，占24.3%；粉尘是职业危害因素的第三位，占16.9%；有毒化学物质的职业危害因素为第四位，占15.5%。职业危害比较突出的行业是加工制造业和建筑行业。经实地调查，在工作环境存在着机器设备落后、通风不足、使用有毒化学品等。很多劳动者职业风险意识明显不足，没有采取必备的安全防护措施，对所用化学品毒性不了解，存在着不戴口罩、直接用手接触化学品的现象。
（三）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属于吃苦耐劳型，收入和消费均低于老一代农民工，一半以上有储蓄习惯，具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
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普遍存在着加班现象，除了有10.8%劳动者不用加班外，有89.2%人需要加班。每周加班时间在9个小时以下的占33.2%，加班9至12个小时的占16%，加班12个小时至18个小时的占17.3%，加班18个小时至24个小时的，占15.8%，加班超过24个小时的，占6.9%。加班已经成为了新生代工作中的常态，有56%的人加班时间超过法定时间。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但收入不如老一代，老一代月平均收入有2072元，收入高于1800元以上的有58.3%。新生代月平均收入有1838.6元，收入高于1800元的有36.7%。（见图表4）
调查中，让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合理月收入、理想月收入进行了自我评估。合理月收入是劳动者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评判认为应该得到多少报酬的估算值，估算平均值为2678.8元，实际月平均收入与合理月收入之间相差842.2元。（见图表5）
图表5：合理月收入
理想月收入是劳动者将自己在深圳生活、安家、养育子女等因素考虑在内所设想的报酬
估算值。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月收入平均值为4200.4元，新生代的实际平均月收入与理想月收入相差2363.8元。（见图表6）
图表6：理想月收入
在消费支出上，新生代月平均消费低于老一代，老一代月平均消费1317.2元，新生代月平均消费1211.9元，其中吃饭、房租水电、朋友交往为主要的生活开支，吃穿住行的费用共有812.6元，加上通讯和医疗费用这些必要开支，新生代日常生活开支占生活总开支的79%。在消费开支项目上，新生代在吃饭、房租水电、医疗费用开支上要低于老一代，而个人培训、上网、日用品开支项目上要高于老一代。（见图表7）
新生代农民工有56.9%的人有储蓄习惯，平均每月储蓄452.5元。新生代储蓄的目的主要有子女教育、回家盖房、自己学习培训和买东西。其中用于子女教育的有37.7%，回家盖房的有37.4%，自己学习培训的有34.2%。（见图表8）
尽管新生代普遍比较年轻，但同样具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有86.9%的人寄钱回家，每年寄回家乡平均费用为4244.2元，占其总收入的19.2%。新生代平均1.24年回乡一次，一年回去一次的最多，占71%，平均每次回乡费用2504.2元，占其总收入的11.4%。在城市中打工本来挣得不算多的情况下，新生代仍将平时生活中省吃俭用的钱积攒下来用于家庭，在储蓄目的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中有10.8%的人储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兄弟姐妹读书，说明新生代出外打工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还主动承担家庭责任。
（四）将近一半居住在集体宿舍，社会交往乡缘业缘化，网络成为业余生活的主要部分，恋爱观念传统，恋爱方式更加自由
调查中发现，用人单位可以为农民工提供免费住房的，有54.8%，新生代农民工中，有46.8%的人居住在公司集体宿舍，每间宿舍平均入住6.4人，人均住房面积为3.7平方米。还有的公司提供住房，但要交纳一定的房租和水电费用，收取费用平均值为80.2元。
新生代农民工业余生活主要有上网、看电视录像、逛街、与朋友聊天等，与老一代相比，他们在上网、培训学习、逛街的比例高于老一代，看电视录像的比例低于老一代。新生代业余生活上网的有57.1%，上网比例比老一代高出22个百分点。（见图表9）说明网络已成为新生代信息来源的主要工具，有的新生代表示：“离不开网络，是因为要依赖它传达的信息”，网络也使他们从农村闲暇生活方式中脱离出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最新的信息和价值观，他们的思想观念、人生价值更多地受到网络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7%的人有固定的社会交往网络，有43%的人没有固定的社交圈，
在有固定社交圈中，与工友或同事交往的有60.6%，与老乡交往的有32.3%，与亲友交往的有18%，与同学交往的有17%。尽管上网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业余生活，但只有3%的人选择网友为主要的社会交往对象。
新生代择偶观既有传统的因素，又有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特征。老一代择偶的标准依次有人品好、勤劳老实、有共同语言、性格脾气好、能过日子。新生代择偶标准有所不同，除了将对方的人品好放在了首选位置外，依次是有共同语言、性格脾气好、勤劳老实和有发展前途。其中，人品好占63.5%，有共同的语言占52.9%，性格脾气好占49.8%，勤劳老实占39.3%，有发展前途占35.6%，能过日子占23%，有钱占5.6%，有家庭背景占4.3%，有地位占2.8%。新生代择偶观的改变说明他们在选择对方时不仅仅局限于能过日子的标准，更多地考虑志趣相投、有共同语言，同时也将对方是否有发展前途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在恋爱方式上，老一代农民工有52.7%是自己认识的，有42.7%是通过朋友家人介绍的，而新生代农民工主张自由恋爱，有75.9%是自己认识，恋爱方式已与老一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生代在强调自由恋爱的同时，也不反对朋友家人介绍，介绍的有20%。另外，新生代在婚恋方面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29.8%的新生代认为漂泊生活、知音难觅，25.7%的新生代的感情处在不稳定状态。
（五）打工目的是经济型和发展型兼有，更注重未来发展，具有强烈的创业意识，渴求多方面的培训
在打工原因的调查上，两代农民工有很大的不同。老一代农民工打工目的第一是提高收入，第二是出来闯一番事业，打工仍属经济型。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目的第一是出来闯一番事业，第二是提高收入，打工目的已经不仅仅是满足提高收入，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是抱着干事业、开阔眼界的理想进入城市的，他们不仅要解决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追求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打工目的是兼有经济型和发展型。
新生代年轻、受教育程度高，所以更注重自己未来的发展。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说明：（1）求职时所关心的内容。新生代农民工除了与老一代农民工一样注重工资和福利待遇外，在求职因素排序里，排在第二、第三位的分别为是否有发展前景、是否有职业培训，而老一代农民工更注重保障的因素，在选择工作考虑因素的排序中，社会保险为第二，劳动合同期限为第四，将是否有发展前景排在了第三位、将是否有职业培训排在了第八位。（2）在更换工作原因调查中，新生代换工作的原因，除了与老一代一样是由于工资低、希望找到一份更好工作外，选择没有发展机会的比例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15个百分点。充分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将工作与未来发展结合在一起，更注重工作的前景。（见图表10）
图表10：新老两代求职因素排序
“打工只是暂时的，我的目标是做老板”，反映了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声。在调查中发现他们有着浓厚的创业意识，从几个方面反映了这种意识：（1）有38.2%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未来一年中能够创业当老板，高于老一代农民工27.5%的比例。（2）在所需要的培训中，有55.9%的新生代希望获得创业知识的培训，高于老一代41.7%的比例。（3）在对自己未来预期上，新生代希望回家乡创业有37.6%，老一代希望回家乡创业有34.2%，可见新生代创业的欲望更强。
新生代在未来一年打算中，有32%希望参加培训获取证书，高于老一代22.7%的比例，在培训内容上，新生代有73.8%需要职业技能培训，有55.9%需要创业知识培训，有48.7%需要学历提升培训。除了这些有关职业技能的培训外，他们的法律意识较强，有38%的人需要劳动法等法律知识的培训。另外需要职业安全卫生知识培训有15.9%，需要人文知识培训有15.6%，需要生活知识培训有11.6%。（见图表11）
图表11：最需要的免费培训项目
在所需要的培训项目上，男性与女性的需求有所不同，男性对职业技能培训、创业知识培训的比例要高于女性，女性在学历提升培训、劳动法等法律知识培训、生活知识培训、人文知识培训的要求要高于男性，说明男性更需要直接与工作有关的培训，尤其是创业知识的培训，而女性更需要基础知识上的培训。除了对一些应用性的知识有需要外，有的新生代农民工还希望获得人文知识的培训，他们在知识结构上有更高层次的要求。
（六）大多数没有务农经历，渴望城市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希望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认可工会的积极作用，对政府充满期待
新生代农民工中，有的在城市中长大，有的虽然在农村长大，但在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后没有专职务农而直接到城市务工，经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务农经历的占14.6%，没有务农经历的占85.4%。可以说他们是没有务农常识和经验的中国式农民，仅在户籍上保持了农民的身份。（见图表12）
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有43.8%的人表示喜欢深圳，认为深圳充满活力，明确表示想长期留下来。对未来工作地的选择上，有30.5%的新生代愿意到离家乡比较近的城市打工，有8.9%愿意到珠江三角洲其他地方工作，有2.2%愿意到长三角洲其他城市工作。新生代愿意留在城市的愿望比老一代强，且只有1%愿意回农村务农，低于老一代愿意回乡务农4.3%的比例。
“我相信：一切会越来越好，只要我们努力争取和进取”，一个新生代农民工表达了这样的心声。调查发现，新生代对未来生活比较乐观，有83.3%的人认为未来越来越好，有11.8%的人认为前途渺茫，没什么希望，有4.9%的人对未来持有无所谓的态度，过一天算一天。对是否可以在城市买房安居，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6.2%的人对是否可以能够买房持不确定的态度，有18%的人认为在城市买房完全不可能，有25.8%的人认为在城市买房是完全有可能的。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城市生活充满了期待，只要条件允许，他们愿意在城市生活，处在想留下，又有现实困境的状态。
新生代已经开始意识到要提高自己群体的社会地位需要相应的政治权利，有46%的人希望选出更多的农民工人大代表，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有28.6%的人希望在工作地有参选资格，他们要求参政、议政的意识比老一代要强。
新生代农民工比较认可工会的积极作用，认为工会能代表工人利益、可以帮助解决问题的有57.9%，但有23.9%的新生代对用人单位是否有工会组织不清楚，有34.4%的人明确表示对工会不了解。工会组建率较高的企业类型是日资企业、港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分别是73.1%、69%和67%，工会组建率较低的企业类型有民营企业，只有31%。
从对工会的了解程度上、参加工会比例上以及对工会作用的认识上，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会的认知程度要低于老一代。老一代农民工参加工会的有32.1%，而新生代参加工会的只有20.1%，老一代认为工会能代表工人利益和可以帮助解决问题的有66.7%，而新生代则有57.6%，老一代中对工会不了解的有24.8%，而新生代则有35.6%，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更不了解工会。（见图表13）
图表13：新老两代对工会认知的比较
在如何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上，新老两代农民工都对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一是希望政府将城乡居民同等对待。有76.9%的新生代希望政府给予与城市户籍市民公平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有33.9%希望取消户籍制度。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时间长，对户籍制度造
成的障碍更有体会，有43.9%的人认为应该取消户籍制度。二是希望政府通过严格执行劳动法，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除此之外，新生代还比较信任媒体，有20.7%的人希望通过媒体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经济社会转型阶段，在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结构体制被打破，新的社会结构体系尚未建立，在这个转型阶段会有种种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新生代农民工身处转型期，经历着乡土特质和城市特质的不断冲击，他们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社会急剧变化的不适应和原有制度结构上的不适应，使他们在生存上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一）工资待遇低，面临着生存困境
工资是对进入生产领域的劳动力所提供的对价，正常的工资是维持劳动者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保障，但目前普遍存在着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待遇偏低的问题，使他们面临着不少生存上的困境。
生存困境之一是温饱层次的生活水平，将就式的生活方式。调查显示，很多企业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劳动者为了增加收入只有通过大量超时加班，形成了劳动者表面上主动愿意加班的现象，其实加班的根本原因就是工资太低。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即使通过加班获得的月平均工资也只有1838.6元，大约为2009年深圳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7%，新生代每月所得仅能够维持其本人最低生活水平，大多数的农民工只能精打细算、节俭度日。
生存困境之二是缺乏正常的社会和家庭生活。农民工作为成年人应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但有46.8%的新生代仍然生活在集体空间内，生活空间狭小，缺少正常的社会交往和生活。混合性、生存式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模式，使农民工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与自己的家庭生活在一起，长期出外打工，也影响了婚姻生活的稳定，有19.3%的已婚人员因打工造成了对婚姻的不利影响。在已婚有孩子的家庭中，有69.9%的孩子不能随父母一起生活，形成大量新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长期缺乏父爱或母爱及相关的教育，会形成家庭情感交流功能的弱化、心理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而留守儿童的经历对他们今后的社会认知、心理及行为都会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
生存困境之三是始终奔波在城乡之间。在城市中工作，又不能在城市中安家居住，拆分式的生活方式虽然使企业支付了较低的工资，但另一方面又使新生代农民工保留了对城市和工厂、农村和土地的二元忠诚，使农民工成为一个独立的、流动的群体。他们长期在城乡之间奔波，始终处在城乡的摇摆之间，无法形成熟练的技术工人阶层，影响了企业长远发展和产业升级，同时也带来了其他的社会问题。他们平均1.24年回乡一次，尤其是选择春节回家，造成春运紧张、半城市化等社会问题。
生存困境之四是更重视现实利益，而缺乏精神高度。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生存上的压力，价值观上更加现实，物质生活的贫乏也使新生代农民工不敢奢望爱情。他们正处于恋爱和结婚时间不长的阶段，但调查发现，他们并没有将婚姻、爱情放在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位置，这
与他们现实的生存状态有关，他们认为有钱比婚姻更重要，有地位比爱情更重要。
二）制度性歧视，形成发展困境
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实行户籍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两大类，成为享受不同权利、承担不同义务的社会人群，形成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户籍制度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户籍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居住地，还决定了一个人的整个生活变迁和资源获取能力。农民工在就业、养老、医疗保障、子女教育、文化设施和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不能获得平等的权益保障，造成了他们诸多的困境。
发展困境之一社会保障制度的排斥。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断裂。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方面，实行的是城镇居民与农民工不同的保险制度，在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上更是以户籍为由将农民工排斥在外。
发展困境之二是子女教育权的不平等。现行的教育制度及教育资源分配也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将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实行等级制，区别对待，使农民工子女难以享受到与城市户籍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
发展困境之三是公共服务等权益上的不平等。作为政府，应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为所在地居民提供平等的公共福利，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但地方政府过多地考虑地方利益，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如社会救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方面以本地户籍作为申请的基本条件，排斥外地农民工分享当地经济发展成果。
（三）身份认同危机，未来无方向感
身份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现代生活生存的首要问题，农民工从乡村迁往城市，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所面对的不仅是居住环境、工作等具体的实际问题，而且还要面对身份转换和认同的问题，但新生代却在身份认同上产生了迷失，遇到了与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大的困惑。他们长时间脱离家乡的社会环境，对乡村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尽管很多新生代每年都回家一次，但更多的是遵守中国传统礼仪，回家多数是与父母团聚，他们对农村生活已经失去了兴趣，对他们来讲，土地不再是最后的保障，家乡也不是最终的归宿，他们希望摆脱对土地的依赖，所以对农民身份的认同变得模糊甚至不认同这一身份。
新生代农民工也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可以通过劳动在城市中居住生活，但新生代虽然工作在城市，拥有的却是残缺的生活，社会地位处在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下层，他们被边缘化并被排除在城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之外。对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外出打工不过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而非改变身份的途径，即使在城市中遭遇挫折或是失败，还有家庭和土地作为退路，土地为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化解了外出的社会风险，所以在经济上对城市没有产生依赖，在心理上对城市没有归属感，比较认同他们的农民身份。相反，务农经历越少，对农村规则、乡土观念的认同不那么强烈的新生代，已经接受和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希望在城市中生活的愿望要比老一代清晰明确，但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他们在户籍上依然是农民，面对着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的现状，他们处在“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尴尬处境。有的新生代表示出了无奈的情绪：“城市的繁荣有我们的功劳，却没能留下我们的脚步，我们只是无奈的打工一族。”
（四）劳资关系失衡，没有话语权
改革开放之后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形成了大量的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农民工大部分直接进入的是这些企业，面对的是比较典型的市场经济下的劳资关系，严密控制的劳动过程、高强度的工作方式、低工资制度使个体劳动者处在极其弱势的地位，同时在法律上又缺乏相应的权利，不能实行市场经济下充分的劳资博弈，造成了劳资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形成了劳动关系领域中的一系列问题：
问题之一是劳动者的工资长期普遍偏低。长期以来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分配结构得不到改变，工资处在低水平状态，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分配比例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问题之二是职工民主参与程度低。职工民主参与是劳动者参与企业经济活动和管理活动，实施监督，促进企业决策民主和保障实现劳动者民主权利的重要制度。即使是法律明确规定劳动者在制定企业规章制度时可以民主参与，但该权利也不能得到保障。
问题之三是职业安全形势依然严峻。职业安全健康权是劳动者依法所享有的在劳动过程中不受职场危险因素侵害的权利，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降低生产成本，不对工人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影响劳动者的生命安全。问题之四是企业内部缺少畅通的沟通渠道。一个良好的沟通机制是保持企业活力、促进劳资关系和谐、减少劳动争议的有效机制，调查发现，很多企业忽视员工利益，员工长时期心理、精神需求被忽视，缺乏正常的沟通机制和舒缓渠道。
三、解决新生代问题的政策建议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构成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正在向产业工人阶级转变，政府应通过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的安排，甚至可以通过直接治理手段，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
（一）提高工资福利待遇，改变生存困境
工资是给予一个进入社会的劳动者有尊严有体面生活的前提保障，目前企业并不是按照一个产业工人工资的标准支付给劳动者，虽然低工资减少了城市化的压力，但工业化、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面对新生代渴望城市生活的诉求，应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切实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待遇。
1．进行最低工资立法
最低工资制度可以保障劳动者最低生活需要、防止不公平竞争和贫困。本来最低工资标准仅适用于少部分劳动者，但目前中国劳动关系严重失衡，最低工资实际上成为很多企业的标准工资，在集体劳动关系不发达，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收入比例过低的背景下、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尤其重要。虽然目前《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设专章规定了最低工资制度，但条文内容过于简单，存在标准确定不合理、制定程序不公开、缺乏公众参与等问题，为促进最低工资标准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有效性，应通过立法形式将制定的标准、程序等问题明确规定，建议对最低工资制度进行专门立法或修订现有立法。
2．加快集体谈判立法
集体谈判是市场经济国家行之有效的一种调节劳资关系和处理劳资矛盾的手段，通过集体谈判制度，劳资双方之间可以开展充分博弈，达到劳资自治的功能。但目前我国并无真正的集体谈判立法，深圳作为一个国内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可以率先利用地方立法权，在现行国家法律的框架内进行集体谈判地方立法，对集体谈判代表的产生、谈判过程中的信息披露、谈判的具体程序、谈判争议解决等具体操作性问题作出规定。
（二）充分发挥工会作用，改变劳资关系失衡局面
农民工是一个数量庞大却又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迫切需要代表其利益的工会组织的支持，在社会转型阶段，应充分发挥工会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职能作用，改变劳资关系的现状。
1．加大工会宣传力度，加强基层工会建设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着对工会不了解的现状，对工会积极作用的认知程度低于老一代，对工会的作用、地位和职能了解地较少，这与农民工缺乏一定的法律知识有关，但也与工会平时的宣传力度、作用发挥有限有关。所以加大工会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形式让农民工了解工会，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积极发展新会员，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化维权优势保障劳动者权益。
基层工会干部兼职化影响了基层工会组织作用的发挥，目前深圳市已经给予基层工会干部发放工作津贴，在工会主席专职化上作出了有益尝试，为了充分发挥基层工会组织的作用，应进一步推行基层工会主席和委员的专职化制度。具体做法可以从具有基层工会组织工作经验的现有工会干部中进行选调和培训，实行岗位轮换和派驻形式，解决基层工会干部不会维权和不敢维权的问题。
2．制定企业民主管理条例
《劳动合同法》虽然规定企业规章制度制定要经过民主程序，但如何履行民主程序、非公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如何组成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法律仍没有相应的规定。为充分发挥职工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切实保障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工会可以建议人大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规范企业民主管理的制度和程序，促进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3．大力推行集体谈判和集体协商制度
目前个体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集体劳资冲突时有发生，但这些争议主要还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所致。作为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会组织，可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大力切实有效推行集体谈判和集体协商机制，将劳资冲突在制度框架内进行解决，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劳资冲突。
4．提高劳动者素质，建立多层次的培训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知识水平、人才素质是决定是否具有择业优势的关键，也是融入城市的路径。目前劳动力供给的总体情况是“总量过剩，结构性短缺”，虽然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培训工作，但存在接受培训的人员少，培训内容单一过时，培训缺乏针对性的问题，与农民工的就业实践和个人兴趣相脱节，所以应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在培训的内容上，根据农民工已经开始分层的现状，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和培训；在培训的层次上，建立完善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和继续教育体系；在培训的形式上，可以采用多元化、菜单式的培训，让农民工自由选择；在培训的地点上应方便农民工，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社区、工业区、生活区开展培训。
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一种浓厚的创业情结，但对如何创业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针对这种需求和现象，建议对农民工开展创业指导、经营管理、市场营销、财务会计、法律知识等专项知识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为他们能够实现人生理想进行针对性地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