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胡子”

东北的“胡子”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但东北还有另一特产也世人皆知。在广阔的白山黑水之间，众多膘悍粗犷、性烈刚强而又讲义气的东北大汉，啸聚山林，占山为王，打家劫舍，飞马快枪，让人闻之变色，畏之如虎。这就是东北的土匪，东北人称为“胡子”。

东北的“胡子”最早出现于何时，尚不可考。据钱公来的《辽海小记》说：东北的胡子最早起于明末清初，是由于袁崇焕设计诱杀了颇负众望的辽东半岛守将毛文龙后，毛的部下“既不降清，也不服明，聚啸山林，落草为寇，重演瓦岗寨、梁山泊的故事，作打家劫舍、杀富济贫之红胡子。”然而从历史的大背景来看，东北胡子的产生有其渊源和历史性因素。从西汉以后，历朝历代皆有“流人”被“流放”到东北。尤其是到了清代，发配流放到东北的流人数量之多，流放地域之广，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山高皇帝远的特殊环境，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使其中的一些不安分的人，一旦有机遇，便揭竿而起，落草为寇。另外，清王朝入主中原后，曾将东北作为“龙兴之地”而一度封禁，不许关外移民在东北深山老林中采金、挖人参、狩猎、伐木。

他们将私自进山采挖者称为“黑人”，每年都在山货下山时派兵“查山”追杀。官府的残酷迫害，迫使人们不能从事正常的山林采挖等“营生”，为了躲避或对抗官府的迫害，他们落草为寇。动乱年代盛产“胡子”。东北胡子的大批出现，则是日俄战争期间及以后。清王朝对外国人在本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保持中立。广大东北民众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保护，为了自保和求生存，他们“揭竿而起”，“无法无天”。一时间，东北胡子蜂起。一直到解放前，东北大大小小的土匪有上千股，胡子人数有上万、上十万之多。据《四野战史》载：“估计在我南满基本池区，约有匪五万余人，较大股活动的有五千人、三千人不等，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中长路以西直到热河各县数目较少，但平均每县有千人左右。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十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个县境之内，且装备优良，有野战重炮。”另据东北民俗学者曹保明统计，晚清至民国期间，整个东北能叫出号的匪帮，有3000多股。数量如此众多，分布如此广泛，的的确确称得起“中国之最”。胡子的产生也有其社会根源。比如张作霖，由一个农民成为胡子，再成为军官，最终成为名震天下的东北王。这对东北的社会风气、社会心理和大众意识产生了强烈的渗透和影响。东北严酷的自然条件和相对粗野少文的人文环境，为“群盗蜂起”提供了时机和生长创造了“酵母”。因而在社会心理和民众意识中，“张作霖模式”

成为人们争相模仿和奋斗的“人生目标”，成为促生东北“胡子”的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

关于“胡子”这一名字的来历，曾有一传说：有一家人闯关来到东北，给地主种地谋生，日子过得挺紧巴，也就混口饭吃。日子长了，家底不见多，孩子倒是多了。有一年，收成不好，除了缴租就没了粮食，年关临近却断了炊了，一家人挨着饿。大儿子跟几个弟弟商量，也不能等着饿死，干脆去抢。也知道不应该，怕被人家认出来，就用布剪成胡子沾上，对外自称就是“胡子”。这个说法有些牵强，但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有很多人的确是为了活下去，为了生存才去当胡子。其实东北的胡子和其它地方的土匪一样，也是当时社会动荡的产物。一般来说，当胡子的原因大致有四种：一是逼上梁山。一些人做了什么坏事或欠债还不起被人追捕、追杀，走投无路只好上山；二是为了报仇。三是追求当官。那些有钱有枪的大财主或旧军阀，往往趁天下大乱时拉起“绺子”占山为王，单等天下平定后，凭实力谋个一官半职；四是为了发财。有一首在胡子中流传的歌谣这样唱道：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枪就别在腰后头，真是神仙太自由。

胡子的形成已经有了近400年的历史，他们虽然“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规矩、行为准则、道德观念和是非观，也有自己的“法”和“天”。这更使东北的胡子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胡子从性质上分，大致有两类。一是纯土匪。他们人数不多，上马持枪为匪，下马扶犁为民，官方亦无可奈何。主要勾当是砸富户、抢买卖、绑人票、打官兵，其间烧杀奸淫，杀人放火，无所不干。当地的老乡最恨的就是这种毫无人性可讲的土匪。一些村屯宁可不吃不喝，也要省下钱来买枪组织护村队，跟这些土匪对着干，以保卫村屯的安全。二是杀富济贫的。这类土匪不抢穷人的东西，专找大户的地主老财。一旦砸窑成功，除了存下自己必需的米、粮、弹，多下的就地分给四周的穷苦贫民。有时还帮穷人从其他的小土匪里，要回被绑去的人质和财物。一些小股胡子也不敢到他们的势力范围内胡作非为。因此，他们很得民心。如果按规模来看，则分三类。其中，人数少，没有重火器，多是在道路偏僻处或是青纱帐边，抢劫财物，或分或聚，没有固定组织，一般不会绑架、入室抢劫。这样的被叫做“棒子手”。十几人到几十人，有固定组织，帮规严格，武器比较多，人数多，以

抢劫、收保护费、绑票为主。但是在每年青纱帐能够藏得住人时才出动，下雪之前就解散。这是小绺子。百十人到上千人，有固定组织，帮规严格，分工明细，武器比较先进，人数众多，战斗力强，以抢劫、收保护费、绑票为主，不惧怕清剿，有长年盘踞的老巢。这是大绺子。

胡子有自己的组织。据苏辽撰写的《民国匪祸录》记载，每一支胡子就是一个“绺子”，其活动的固定地盘，叫“溜子”，总头目叫“大当家的”、“大掌柜的”或“大柜”，内部呼为“大哥”。其下有二掌柜。再往下有“四梁八柱”。四梁分里四梁、外四梁，合起来即为八柱。下面一般匪徒称“崽子”。里四梁指的是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炮头是执法行刑的，他必须“管直”（枪法准），百发百中。在和敌人交锋时，他能在关键时刻一枪定夺大局。粮台管粮食、蔬菜的储备、供应，到百姓家就食时，还要检查该户有无传染病，食品是否有毒。水香负责分配站岗、放哨。每砸开一个窑（攻下一个地方），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卡子（哨兵）。翻垛的，是溜子里的军师、参谋长。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行动前，他要占卜凶吉；遇险时，他要祈神庇佑。外四梁指的是秧子房掌柜、花舌子、插签的、字匠。秧子房就是票房，是关押人票的地方。其掌柜的大都心狠手辣，催票时割耳朵、割鼻子，

毫不手软；过期不赎票，也由他和手下人撕票。花舌子负责给苦主家“漂海叶子（送信）”、讲价。这种人一要善于查明苦主家底，二要巧言善辩，要对方拿出更多的钱来。插签的，也有叫稽查，主要负责勘察打劫的目标、路线，保证万无一失。字匠主管文墨。给苦主写信，与外界的文字交道，都由他负责。有的字匠还会刻印、模仿他人笔迹等。由于各个绺子人数多少不一，规模不等，所以这八柱也有互相兼任的，或省略的。有的溜子因马匹众多，又专设“马号”，主管马匹车辆等。

胡子之间的交流有两种方式。一是暗号、手势。把自己保护的地盘标记暗号，其他胡子就不会来犯；在一些特殊场合碰头，不便说话，可以打个手势，亮明身份。二是暗语，即黑话。例如，干土匪这行称作“吃打饭”，长期干这一行叫“挂柱”，打劫叫“开差”、“砸窑”，劫道叫“别梁子”，杀人叫“插人”，分钱叫“挑片”。他们忌讳“死”字，故称死了为“睡了”，睡了则称“躺桥”；又忌“犯”字，故称吃饭为“啃付”；忌蹲大牢的“蹲”字，故点灯叫“上亮子”、“点明子”，放火叫“放亮子”。这些黑话很多，也很繁琐，外人无从知晓，被胡子称作“春典”，是胡子之间交流的主要工具，它不仅包括语言，还包括忌讳、联络用语。犯了这些忌讳，轻

则受打骂，重则被杀。因此，刚刚入“局”的人被叫做“崽子”，一般不敢乱讲话。东北胡子的黑话很有意思。比如这样一段对话。“你是谁？”“我是我。”“压着腕。”“憋着火。”这是盘道的一句话，大多是哨兵发问：“你是谁？”“是道上的兄弟。”“枪上着子弹那。”“别开枪。”再比如：“别让皮子喘，上亮子，压莲子，上嚼咕。”译过来就是“别让狗叫，点灯，把马拴好，整点吃的。”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也有很多，像“蘑菇溜哪路？什么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等等，均属此类。

胡子的主要活动很简单。创建绺子叫“起局”，要选定吉日，焚香、歃血、起誓、报字号等一系列程序后，由“水香”通告周围的绺子。有人想加入一个绺子叫“挂柱”，要有中间人介绍。来到后，要接受盘问，就是“盘道”。没有问题，还要测试胆量，一般是要该人头顶物品站立，由枪法准的人射击，看怕不怕，裤裆湿不湿。要是胆小，赶紧走。中途退出叫“拔香头子”。“拔香头子”要有保人；“拔香头子”时，如果有人表示异议，那么，就要表示诚心，一般是，自断一指。再以后就是“抢劫”了，也就是“砸窑”或“砸响窑”（攻打养有武装的大户人家的大院）。胡子瞄准了大户人家，大多是先派人打探消息，摸摸内情，有多少枪、多少人？里

面的路怎么走？炮台外面有几条路？都是什么方向？绺子

怎么进来，又向哪里“漂”。干这个事的，多数是“水香”或“花舌子”，这种打探就叫“插香”。而后就是等待时机，大举压上“砸响窑”。所收获的马匹、粮食、衣物、黄白之物悉数带走，再抓走几个人票。但是胡子一般不抓女的，“绑花票”是胡子的大忌，是胡子们最看不起的行为。人质叫“票”或“秧子”。被绑的“秧子”都被集中在“秧子房”，由专人看管。头叫“秧子房掌柜”，多是心狠手黑的角色，会使用各种酷刑和损招折磨“秧子”，这叫“熬鹰”。能回到家的人也被弄得一身病，东北话中“病秧子”的说法，即源于此。胡子绑票时都会留下口风，指定赎人的数目和地点，如果家属按期送到，人立即放回；要是不想送或一时凑不到钱，那么，胡子也有办法，就会送上“耳记”或“指记”。家属看到，无不心痛欲裂，倾家荡产也要赎人。

胡子也有自己的图腾。东北土匪中的一些首领往往带一个小铜佛，据说叫“达摩多罗”。

黑龙江著名匪首谢文东就是这样，他经常供上铜佛，打卦起课，决定凶吉。每个“溜子”的胡子也都有自己的“山规”。一般为“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夺”，即：“掌柜的”耍得清（不能乱抢），“小兄弟”打得清，“传号”传得清，“稽查”查得

清，“线火子”（领路的）带得清；“大柜”不能吞大飨，不能奸淫妇女，“小兄弟”不能偷抢拐骗，不能反叛造谣，抢错了要送回，“秧子房”不能跑了“秧子”（即肉票，人质）；盲、哑、疯、瘫、僧、道、尼不抢；同是“胡子”不夺，娶媳嫁女不夺，送殡不夺，搬家不夺，山沟不夺，码头不夺，鳏寡、孤独不夺，医生不夺。

凡拉竿当“胡子”的，都有绿林“报号”，也就是对外的名号。胡子们相信“没有外号不发家”，所以哪怕一两个人的小匪帮也要有个报号。路上相遇或抢劫时，都要报上名号，一则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二则也借此扬名，吸引人前来投奔。那字号也挺有意思，“天边好”，“老山东”，“老北风”，“花蝴蝶”，“四海”，“三合”，“靠山红”，“白马张”等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还有叫“八路军”的。

在东北，响当当能叫上名的胡子很多。张作霖是东北胡子的代表，由农民而变成“全国级”的大土匪，后来摇身一变又成为“领袖型”大人物。马占山是爱国的东北土匪，出身于绿林，发迹于奉军。“九·一八”事变后，他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奋起抗日，血战江桥，打响了武装抗

日的第一枪，成为蜚声中外的抗日名将。此外，赵尚志和杨靖宇早期也是胡子出身，座山雕、谢文东、李华堂、许大马棒等更是尽人皆知。

这些“胡子”，有的对抢劫之外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有的投靠了共产党，有的投靠了国民党，有的投靠了日本。有的曾打过日本，后来又投降了日本。有的反叛一切“官家”，当年打日本，后来打苏联红军，再后来又打共产党和国民党。有的有奶便是娘，谁硬就靠谁。

在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件后，大批原东北军将士，不服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命令，脱离国民党军队，联合当地自发组织起来的民众抗日力量，英勇地进行打击，抵抗日军侵略者的斗争。由于世道混乱，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和组织，一下子发起、涌出了几百股反日武装力量，也包括了原就存在的土匪力量，东北一时形成了“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混乱局面。而在“八·一五”以后，国民党大肆收编胡子，委任状满天飞。黑土地人就以典型的黑土地幽默，在一些“胡子”前面冠以“中央”二字，成了臭名昭著的“中央胡子”。国民党在东北委任的“胡子”头，

有“总司令”、“总指挥”32名，“军长”33名，“师长”158名，仅在北满地区，就收编了四个旅的“中央胡子”。当时，东北154个县（旗）中，100多个被“胡子”盘踞着，共产党占据的不到50个。因此，1946年6月初，东北局和“东总”决定以师（旅）为单住划分地区，抽调三分一兵力打“胡子”。到1947年底，共打灭10多万“胡子”。也因此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剿匪英雄。

贺晋年是东野名将，著名的剿匪专家。当时，东北土匪为全国之冠，合江为冠中之冠。1946年8月，正是“中央胡子”最猖獗的时候，贺晋年就任合江省军区司令员，开始剿匪。他一改大部队剿匪的路数，组织精干的小分队，逮住踪影就穷追不舍，而且务必抓住“胡子”头。靠这个办法，愣是放倒了合江地区的谢文东、李华堂、张黑子和孙荣久“四大旗杆”。后来，一听到“贺晋年”这个名字，一些“胡子”就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望风而逃了。

杨子荣，更是戏里戏外都真实的著名剿匪英雄。“座山雕”“老奸巨猾”，凭借三代惯匪的“祖传绝技”，2团几次进剿都无功而返。然而，杨子荣带领孙大德等5名侦察员，在山里转

了半个月，就把这个老贼和20多个“胡子”捉了回来。座山雕有一句话：“大帅”、“少帅”、日本鬼子都没整了我，竟叫几个土八路逼住了。唉，打了一辈子雁，到头来叫雁啄了眼……这其实就是对杨子荣最高的褒奖。

1947年底，中央在关于东北工作的指示中，有一项是继续深入剿匪。东北局回电：无匪可剿。

(2009-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