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力量》读书笔记

《新闻的力量》读书笔记

新闻与传播系新闻一班林天雨

2013/4/23

所有的总统都试图利用媒体，并控制他们自己的形象，但里根似乎特别在行，而媒体也似乎特别敬畏他制造形象的手段。（书第125页）

他把60名民主党人带进了白宫，而他自己陪同还没做决定的国会议员在投票前夜去了音乐会和歌剧院。投票结束后的一个小时，有里根总统签名的感谢信已经送到了所有投票支持的议员手中。（书第120页）

他与主要精英，包括媒体直接沟通的能力至关重要。白宫的媒体记者们与总统有了直接的、亲身的感性接触……为此我们相信，媒体认为里根是个好人的感觉，同样被与之有过直接接触的华盛顿精英所证实，然后传递给广大的公众。（书第128页）

当然，里根执政的头两年经济不景气。因此当他的政策不受欢迎时，媒体就经常报道他个人的支持率居高不下。（书第114页）

5月18日，《新闻周刊》报道说，里根是自艾森豪威尔以来最受欢迎的最被喜爱的美国总统，“偏僻地区的人们对里根的个人情感和政治支持”，使国会关于预算问题的论争消停了。因为是偏僻地区的人们对里根的私下了解，《新闻周刊》就没有引用消息来源。（书第116页）在过去的50年里，总统与民众的关系突飞猛进。然而，新闻界高估了这种交流是“无中介”交流的程度，即便是在电视与拍照寄回的时代。托马斯格里菲斯1982年在《时代》上写道：注意里根总统在电视黄金时间发表过比其他总统更多的讲话，而举办过的新闻发布会只有卡特的三分之一。“作为演员，里根懂得票房比批评家更重要”。（书第127页）

白宫官员基本上不与记者合作。遵照尼克松的明确指示，记者常常被排挤出于总统及其助手之间的关系。白宫“记者招待会”改名为“新闻发布会”，以强调它是属于

总统的而不是新闻界的。（书第142页）

在“水门事件”的漩涡中，尼克松个人向新闻界发动了猛烈反击，在“星期六夜晚大屠杀”之后，他召开了一次电视新闻发布会，指出电视新闻对他的报道是“无耻的、狠毒的、扭曲的。”（书第143页）

一个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领袖无疑是聪明的。里根为人随和、幽默，让人感到亲切，但他也十分懂得与媒体和公民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让人感到一丝神秘，是那种最适合为人崇敬的政治人物。

里根的成功，一半源自他天生的幽默感，另一半则要归功于以迈克迪弗为首的一个非常有技巧的媒体操纵机器。作为白宫幕僚长，迪弗创造性的将总统职位改造成一个礼仪性的职务，他关注的是总统的形象如何以及如何利用媒体塑造总统形象，而并非总统的业绩。并且他取得了胜利----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名人政治”的代表，里根几乎成为了媒体文化的超级明星，即使在他说错话的时候，媒体也“会夸大他的成功”、“媒体报道里根的结果就是恰恰减弱了里根总统生涯的某些因素----他的政策----实际上是他在主流文化中做的不太好的地方，以及夸大了那些----无论他们对主流文化的影响如何----征服了华盛顿的因素。”媒体的偏爱制造了里根的人气幻象，使他在大选以及舆论中占尽了各种便宜。

与里根大相径庭的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自动辞职的总统尼克松。当《邮报》大肆报道“水门事件”的时候，他曾派助手找到报纸的投资人进行招安，却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邮报》没有屈从于白宫的压力，它所带动的舆论洪流最终把尼克松逼下了台。

文中还说道，美国总统一贯与媒体保持融洽的关系，罗斯福曾被称为“历届总统中最杰出的报纸撰稿人”，此后的数十年里，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均效仿罗斯福操纵新闻界的本事。而新闻界巨头则会假言论自由之手以舆论监督的名义进行反操控。

媒体的力量体现在专家和决策者认识到公众是受大众媒体的影响，而不是大众媒体直接对公众施加影响，也就是说，媒体的政治影响力更在于它能够说服领导这项新大众的想法是可以改变的，而不是它改变人们想法的能力。（书第111页）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逐渐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选举的钥匙，而善于控制媒体气氛的政界首脑则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新闻界人物的沉浮。新闻成就了政治，政治产生了权力，随后新闻本身就转化成一种权力。

正如刘津老师在微博中说的那样：“政客与记者的相互需要在美剧《纸牌屋》中被生动演绎，政客为打击政敌而故意泄密，记者用材料写独家快速上升，公众看到秘密文件满足知情需要。有趣的是，政界“深喉”出于政治斗争目的的爆料一经媒体披露却迅速显现其公益价值。而被操纵的报道却使记者和“深喉”都披上英雄主义的光环，堪称完美的三赢。”

在我看来，抛开其他的不说，一位领袖必然是善于且乐于同媒体沟通的，里根和蔼亲切的形象值得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学习。媒体作为信息的中转站，可以及时有效的实现领袖阶层与民众的沟通。而现实是在我国，大多数的官员视媒体为敌人，在新闻事件发生之后，对记者们软硬皆施，一则使媒体无法发布真实信息，二则惧怕媒体的形象一经披露使民众更加怀疑官员的动机。最近H7N9在江浙地区肆虐，民众对此忧心忡忡，并且质疑为何在时隔很久之后才发布H7N9的信息，此时一位官员（具体名字我忘记了）接受了网易的采访，解释了个中缘由，一定程度上平息了民众的质疑声。与“非典”时期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我们看到了，但中国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水门事件”征服了现代美国新闻界。（书第129页）

从其最宽泛面来说，“水门事件”这个新闻神话断言，《华盛顿邮报》的两名年轻的记者扳倒了美国总统。这是一个大卫与歌利亚的神话，弱势的个体颠覆了强权机构。华盛顿的正午，两个戴白帽子的年轻记者从街道的尽头走来，一个带黑帽子的总统从另一头走来，身边有奴才们的保护。最终，正义的小伙子们胜利了。新闻界用他唯一的武器----真实，反败为胜。（书第130页）

我建议，新闻媒体应该在他们努力履行民主政治功能中自觉扮演精神分裂的角色。他们应该倡导政治科学家认为我们难以达致的民主类型，同时他们也应该富有想象力地回应学者们已经观察到的当代政治现实。（书第192页）

“水门事件”对调查性报道的影响在事件刚发生过后最为显著，而在福特的短暂任期之后，对吉米卡特总统来说最具危害性……“水门事件”之后，新闻界想不把调查性报道当做一个挑战都艰难。华盛顿的新闻工作者重新开始了对政府欺骗行为的注意以及对调查性事业的渴求。查尔斯塞布1977年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水门事件’惊险活动的一个副产品是新闻界的调查性报道热。”就像布拉德利指出的，记者，尤其是年轻记者，“报道农村的日常火灾就好像他们在报道‘水门事件’一样。这些年轻记者回来之后会辩论道，水管里有汽油，消防队长是反犹分子，他们真的认为这是一条通往声望和荣誉之路。”（书第145页）

“‘水门事件’征服了现代美国新闻界”。但是本书作者是站在一个批判与反思的角度看待这件事的。作者的论述启发了我的思考，我认为在“水门事件”中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至少有三点。

第一，媒体自由与独立。美国媒体在监督政府方面拥有很强的自主性，媒体享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书中提到，尼克松对于《华盛顿邮报》的威胁并没有使报道中止，《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振振有词地揭发尼克松的违法滥权----“媒体的监督与制衡，是保持一个国家清醒的关键。”“做一个专业人士，无论是媒体人员还是执法人员，首先要忠于揭露事实，这个原则必须高于效忠国家与机构。”新闻工作者在追求新闻自由和自身独立性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不但需要新闻工作者的努力，更需要社会与国家的支持。

媒体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看做是政治权力与社会生活的看门狗，被视为第四权力，因为媒体只需对公众负责，其独立性也保证了其监督的公正性。其实在我看来，媒体与权力机关不是伙伴关系，更不是敌对的。政府的工作有必要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这不仅是对政府工作的宣传，也是对政府工作的一种保护，更是对公众知情权的践行。

然而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实现媒体完全的独立还有太长的路要走，作为新闻系的学子，我们呼唤一个更自由更独立的舆论环境，期待着“南周事件”不再发生。

第二，“媒体暴力”需要警惕。美国作家保罗约翰森在他的《现代时期》一书中称：水门事件是一种政治迫害，是有史以来的最严重的媒体暴乱行为。这种说法显然有些过激，但是也为我们敲响警钟。“水门事件”爆发后，美国调查性报道呈爆炸式增长，这个苗头引爆了随后大热的“拉链门”、“虐囚门”。视线拉回中国，固然孙志刚案让人们看到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药家鑫事件、邓玉娇案似乎已经成为国内媒体反思的经典案例。记者为了追求独家新闻，在不核实真实性的基础上片面引用来源不明的消息源；追求轰动效应，煽动民意，这似乎已经司空见惯。

其实我认为这一方面在于记者、媒体素养不高，追求商业利益和独家报道，迎合公众，煽动

舆论，功利化思维作祟，另一方面也是媒体受制于政府管制，长期压抑下的一种畸形爆发。正是因为对于敏感话题的无法触及，亦或是敏感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及时下达的禁令，都使得媒体在不涉及敏感问题的事件上深挖内幕，大多数情况下忽略了人文关怀和新闻伦理；再者为了在禁令下达之前抢发稿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新闻的准确性。

“准确性永远是第一位路透社新闻手册中说，

的。迟了总比错了好。在发稿前，考虑好你将如何经受挑战或是否定。我们永远不能为了追求新闻发布的速度而牺牲报道的准确性。如果我们失去了报道准确的名声，就失去了一切。”新闻价值与新闻伦理之间似乎总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而这也需要记者们对于职业道德的坚守和对新闻真实的追求。但是政府要做的恐怕更多。

第三，对于线人隐私权的保护。“水门事件”中的“深喉”在其主动公布自己身份之前一直是个谜，两位记者对此也总是守口如瓶。反观我国，2008年一起关于贩毒案件的报道，一位线人身份暴露，惨被毒贩挑断脚筋灭口。线人是游走于刀口上的群体，一旦身份暴露，面临着身败名裂甚至杀身之祸。因此线人隐私一方面需要记者的保护，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法律制度的保护。

一名记者是一个忠于消息来源的人，一个同惯常的智慧相符合的人，一个服从新闻机构政治文化的人，以及一个效忠于小范围的公众与文学表达的人。这几乎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定义，但是比更多让人欢喜的定义愿意承认的东西更加真实。（书第97页）

为此，塞尔兹伯里希望在游戏的同时工作，把个人的命运同解读新闻工作的道德规范联系在一起，后者不被陈规陋习所承。在这些陈规陋习中，所有的这也与道德规范，一种即便在最好的环境中，也总是被限制和限制人的道德规范。（书第100页）

在看似是对新闻“平衡性”的拙劣模仿中，他把尼克松的过度行为与伍德沃德、伯恩斯坦做了比较：“尼克松先生和他的密友在追求权力的道路上不知道应该停在何处，而这两名记者在追求名望和金钱的道路上失去了方向。一个中止，至少，是符合程序的。生活中有一种东西叫做体面的中断。”（书第140页）

媒体可以大显身手，改善为公民提供信息的传统功能，媒体提供的这些信息将会使公民能够获得对政治的充分理解，包括自身的偏好，以及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书第194页）

记者是一个很容易让人上瘾的职业。在事实和诱惑面前，如果我们能毫不犹豫地作出正确的判断，那么所得到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将是无与伦比的。对正义的信仰，对真相的渴求，对证据的坚守，足以让我们对记者这个行业保持高涨的热情。

在电影《总统班底》中，两位主角鲍伯和卡尔，是就职于《华盛顿邮报》的小辈记者，他们拿着卑微的薪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正是由于他们对职业特殊的敏感度，让他们在一件看似普通的入室盗窃案中看出了门道，嗅出了不同寻常的气味。这种职业的敏感度是他们一切调查行动的开始。

当我们惊羡于这种敏感度时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职业敏感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种知识的沉淀，一种经验积累的质变。作为新闻人，我们要善于观察细微，从细节中获得信息，只有足够的量变才会引起质变。

排除艺术加工的成分，当两位记者面对困难时的坚强不屈和对事实真理的执着追求，特别是当事件最后直指政府核心成员时他们没有向政府屈服，没有向金钱或是危险低头，而是依然坚持着对事实的、对新闻真实性的还原，这样的精神不得不让人敬佩。

记者是一个诱惑与危险并存的职业。当我们的报道涉及到某些人的核心利益时，我们是坚守新闻的真实性还是屈服于诱惑与危险——如何做出选择是需要我们树立了对社会、对公众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守住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

身为一个记者，最重要的是我们最初的那份对事实和真理的执着可以坚持多少年。民族的觉醒，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个辛勤记录社会点滴、揭露社会真相的记者，我们要有极为严格乃至苛刻的个人操守，对新闻真实的坚守和执着。

我想引用布莱徳利一段经典的话作为结束：“这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关系到宪法第一修正案，关系到新闻自由，也许还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未来和兴衰荣辱”。任何权力组织都不得阻止言论和出版自由，新闻媒体是为人民和国家服务的，绝不能沦为维护权力机构腐败统治的工具。

于事实和我的读者；我是一名记者，我能做的很多，我能做的也很少，我只能用自己的眼睛和笔触，告诉你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