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钱钟书边上

写在钱钟书边上

杜家和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学森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随后，有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如何破解我们这里姑且不论，而民国时期出了一批“后无来者”的大师却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包括国学大师，比如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等。有一个人绝对可以当之无愧地位列其中，他就是钱钟书。

作为一代大师，钱钟书博学多能，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卓越成绩，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他的著述，如广为传播的《谈艺录》《管锥篇》《围城》等，均已成为20 世纪重要的学术和文学经典。钱钟书可以称得上是当代中国的鸿学硕儒，其为学、做人都相当的谨慎和认真。而青年时代的钱钟书则是一个十分自傲和自负的“狂士”和怪才，有很多为学林所津津乐道的趣闻逸事。司马长风在其《中国新文学史》中说：“现代中国作家中，有两个狂人。一个是无名氏，另一个就是钱钟书。无名氏狂在志趣，野心太大，狂得严肃认真。而钱钟书狂在才气，敢于评天判地，酷似古代的庄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的志向是“横扫清华图书馆”，绝对可以称得上超凡脱俗；毕业前夕，学校挽留他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而钱钟书则一口予以回绝：“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在当下中国大概没有几个人敢说。

钱钟书主要以学者名世，文学创作可以说是他的副业，其中最为知名的是以西南联大生活为原型的小说《围城》，以及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写在人生边上》是钱钟书的第一本散文集，共收散文作品10篇，1941年出版。其中作品虽未直接反映重大题材，可是无论是写人还是论世，总是彰显着其鲜明的褒贬，可以说是在自然天成的诙谐中表现出他对庸俗、堕落、虚伪的鄙视与尖刻的嘲讽。

钱钟书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幽默大师，他的幽默是真正的幽默，而不是插科打诨，因为其背后有智慧作为支撑。智慧未必讲求逻辑的严密和思想的稳妥，而是所谓的看似“山重水复”却又“柳暗花明”，这种风格在《写在人生边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在《释文盲》中，钱钟书不批判不识字的文盲，而是批判识字的文盲，特别是那些不懂装懂的鉴赏家：“色盲决不学绘画，文盲却有时谈文学，而且谈得还特别起劲。于是产生了印象主义的又唤作自我表现或创造的文学批评。文艺鉴赏当然离不开印象，但是印象何以就是自我表现，我们想不明白。”行文中显示出了学者的从容和自信，语言诙谐、幽默，智慧就蕴含其中。读者看了会会心一笑，而“文盲”们看了则会心惊肉跳。这就是钱钟书的智慧，这种智慧钱钟书自己进行了解说。《说笑》一文中，钱钟书首先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称“笑是人类特具的本领”，并肯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笑“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钱钟书认为，笑是人特有的本领，而真正的笑是源于幽默，幽默则是智慧的外显。

《写在人生边上》一书所显现出来的钱钟书散文风格的又一特征是哲理性。虽然行文大多没有采用普通的逻辑思维方式，但是钱钟书很好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从不同侧面补充了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就是他在文集的《序言》中所说的“在人生边上注上一笔。”“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餐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像机头前的姿态。”《一个偏见》中的这段文字，对于中国的俗语“矫枉必先过正”是一个极好的注解，类似的文字在《写在人生边上》中比比皆是。

与注重说理的逻辑性的文章不同，钱钟书的散文强调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以此来

强化人们的注意。这个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窗》。按照一般常识，门供人进出，窗通风透光，门窗的区别在于人是否进来出去。钱钟书却说“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区别，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进去。”当然，喜欢通过窗子进出的绝不仅仅是特殊的人，“春天从窗外进来”，窗子是人与自然沟通的桥梁，而关上窗子则会有心灵的宁静。在《窗》中钱钟书肯定了人的创造精神。

钱钟书的散文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特点是讽刺。以前国内有一本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名字叫做《讽刺与幽默》，幽默往往与讽刺共生，钱钟书的散文就是如此。《谈教训》中有这样的话：“写到这里，我突然心血来潮。这篇文章不恰恰是也在教训人吗?难道我自己也人到中年，走到生命的半路了!白纸上黑字是收不回来的，扯个淡收场罢。”讽刺的最高境界是自嘲，是自己讽刺自己。钱钟书的这段文字是真正的自嘲，是对自己的幽默。能够做到这一点需要勇气，更需要大的智慧。

钱钟书散文讽刺性的生成，往往依赖佯谬的手法。比如《谈教训》中说：“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稀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过见得有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所以最不配教训人的人最宜教训人，愈是假道学愈该攻击假道学。”这些文字看似充满偏见、荒唐可笑，而从讽刺的角度来看则可谓一针见血。

刚才我们说过，钱钟书首先是一位国学大师，一位学者。在学术界，钱钟书有文化昆仑之称，《写在人生边上》则充分表现出他文坛大儒的学者本色。“咫尺应须论万里”，在这样一本薄薄的散文集中，可以说有着令人瞠目的知识含量。孔子、亚里士多德的名字我们也许并不陌生，稍有学识的人可能都知道，但魏阿、维尼、凯罗、白洛柯斯、伯尼支、威斯美这类名字却不能不使我们在眼界大开之余，深为叹服，叹服作者学识的渊博。就材料采撷的广度与密度而言，《写在人生边上》在中国散文发展的长河中堪称独一无二。这一点与他的《谈艺录》以及洋洋巨著《管锥编》的品格是一致的。

最后，还是回到钱学森之问上来。当下，很多人感慨说这是一个缺少大师的时代，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能够潜下心来读书并以此为乐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就没有了王国维，没有了陈寅恪，也就没有了钱钟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仅仅阅读模式千篇一律、内容大多雷同的网上的言情小说，应该多读一读经典，其中就包括钱钟书，包括他的《写在人生边上》。【知识卡片】

《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一部小说作品，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讽刺小说。在题材和主题上，钱钟书善于在广阔的生活背景下，全景式地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揭示人性的弱点和人生、社会的荒凉。作品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命运变迁，艺术地概括了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一代欧化知识分子的特征和命运，写出了一部现代中国的“儒林外史”。在这一群知识分子的生活里，人情世态荒凉丑陋。以方鸿渐为代表的这群知识分子的命运，不仅表明西方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中国的“水土不服”，而且显示出作者对现代社会及人生的哲理性思考：方鸿渐的一生不断地从这一座“围城”走进另一座“围城”，他永不安分，永不满足，永远苦恼。他总想摆脱困境，但处处有困境，他永远摆脱不了“围城”之困——人生处处是“围城”，不仅是婚姻的“围城”，更是人生的“围城”、社会的“围城”，“一无可进”，“一无可去”。小说从不同侧面深刻剖析了处于封建传统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夹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和精神怯懦，无情地批判了人性本身的弱点和世态的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