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党史大事记

河北党史大事记

前言

河北省是中共党组织建立较早的地区之一。自1922年4月河北地方党组织建立以来，全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百折不挠的斗争，取得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胜利，彻底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初步走上了繁荣富强之路。中共河北历史作为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部凝聚河北人民近80年革命斗争和建设的“活生生的教科书”。

五四运动席卷直隶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河北时称直隶，省会驻天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传到直隶，全省纷纷响应。5月5日至6日，天津、唐山、保定的大、中学校学生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从5月12日开始，先后成立了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会、天津学生联合会、保定学生联合会等组织。5月23日，天津学联组织10000多名学生罢课，24日，保定中等以上学生2000余人举行总罢课。承德、沧县、宣化、邢台等地学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唐山、保定等地学生还派代表进京声援。为抗议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学生，6月5日至10日，保定、天津等地各界群众开始罢工、罢课、罢市，并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响应上海的三罢斗争。直隶人民的反帝斗争推动了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

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开办

留法勤工俭学是一个进步的半工半读的留学运动。为了从西方探寻救国真理，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在全国开展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7年，李石曾在保定育德中学开办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到1921年6月，共举办4期。刘少奇、李维汉、李富春等都参加了学习。同时，在高阳县布里村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初级预备学校，到1920年夏，共培养3期，蔡和森曾任国文教员。在长辛店、北京、天津等地也开办了近20所旅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以后，在李大钊和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领导下，从1921年到1922年，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奔赴直隶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李树彝到唐山向工人讲解科学社会主义常识，邓中夏到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新文化和革命文学，何孟雄到张家口、保定等地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罗章龙、史文彬、朱务善到石家庄宣传共

产党的性质。与此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相继诞生。在天津，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郭隆真等成立了觉悟社；1920年10月，于方舟、韩麟符等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北京，1921年11月17日，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等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发展到200多人，分布到全国各地。在保定，1921年春，王锡疆、安志成等成立了社会问题研究会；保定六中、保定二师的学生组织了“读书会”。在此期间，保定和天津还秘密出售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这对马克思主义在直隶的传播发挥了很大作用。

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

唐山是北方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之一。1921年优秀的工人运动领袖邓培经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邓培入党后，根据中共北京区委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指示，介绍唐山制造厂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工人积极分子阮章、王麟书、许作彬、李华添等人入党。1922年4月，建立了中共唐山制造厂委员会。8月，正式成立了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邓培任委员长。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是中共河北党组织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地委，隶属中共北京区委，下辖中共唐山交通大学支部、京奉路唐山制造厂支部、开滦唐山支部。

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

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领导下，1922年9月下旬，开滦五矿（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工人联合会成立（罢工期间改称罢工委员会），唐山矿木工只奎元任总会长，罗章龙、王烬美、邓培、彭礼和等20多人为委员。10月16日，唐山、林西、赵各庄、秦皇岛矿务局工人代表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遭到拒绝。10月26日，唐山矿工人举行大会，张景隆等7名纠察队员被捕，罢工委员会决定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广东街时，遭到反动军警的疯狂屠杀，矿工伤亡68人。10月28日，启新洋灰公司和华新纺纱厂工人举行罢工。11月1日，马家沟矿工人宣布罢工。此次罢工坚持28天，在矿务局增加工资的情况下，11月16日陆续复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的一次重要斗争，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帮助国民党建立直隶省党部

根据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决定，到1924年1月，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为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扩大国民党组织，1924年2月，中共北京区委指派于方舟、江浩、李锡九帮助国民党建立了直隶省临时党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后改为正式党部）。同时，也成立了天津市党部。从1924

年5月到1926年5月，中共北京区委派遣共产党员到直隶各地，帮助国民党先后在保定、唐山、乐亭、容城、玉田、蠡县、磁县、沧县等地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的53个县（市）党部，60个区党部，244个区分部，共有国民党党员5300多人，为开展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开展国民会议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号召全民团结起来努力促进国民会议召开的决定，在中共北京区委的领导下，1925年直隶各地出现了国民会议运动的热潮。1924年12月27日，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成立。从1925年1月3日起，天津、北京、唐山、保定、石家庄、张家口等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相继成立。在此期间，中共天津地委派共产党员先后到清苑、安新、容城、正定、藁城、邢台、磁县、安平、饶阳等地开展宣传工作，使国民会议运动在这些地区开展起来，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国民会议运动的开展。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后，代表们分赴各地，继续为国民会议的召开而斗争。

中共安平县执行委员会

中共安平县执行委员会是我省第一个中共县委。在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的领导下，1924年8月15日，安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在敬思村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安平县执行委员会，弓仲韬任县委书记，张麟阁任组织委员，李少楼任宣传委员。县委机关设在台城弓仲韬家。它直属中共北京区委，下辖台城、北关高小、敬思村3个支部。县委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启发群众觉悟，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声援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了反抗帝国主义大屠杀的反帝爱国运动，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高潮。6月7日，唐山各界1万多人在车站广场举行救亡大会。14日，天津各界10万多人集会追悼惨死同胞，控诉英、日帝国主义罪行，提出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要求，向省公署递交了《各界请愿书》。15日，保定工学商民各界2万多人召开国民大会追悼死难同胞，并通电全国，要求抚恤死亡、赔偿损失。16日，石家庄沪案后援会成立。30日，张家口军政工学各界5万多人为死难同胞举行追悼大会，并示威游行。与此同时，沧县、正定、元氏、大名、磁县、乐亭、玉田等地也纷纷集会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津南农民起义

津南农民起义是共产党在北方领导的第一支农民武装起义。1925年12月，根据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接应国民军攻打天津的指示，张隐韬在泊镇组织津南农民自卫军 500

人举行武装起义，张隐韬任司令员兼党代表，陈秀福任副司令。在“驱逐帝国主义，铲除封建主义，实行共产主义”政治纲领的指导下，农民自卫军先后攻占南皮、庆云等县城，很快发展到1200人，并发表了《农民自卫军宣言》，震动全国。1926年2月5日，张隐韬被俘英勇就义，津南农民起义失败。

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的召开

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1925年11月，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召开。京绥铁路工人及察、热、绥各业工会、农会、武装组织的各族代表200余人参加大会。李大钊主持并作了重要讲话。中共党员赵世炎、谭平山、罗章龙、韩麟符、陈乔年、王仲一、江浩及国民党军政要员李烈钧、徐谦出席会议。大会听取了赵世炎的政治报告和韩麟符的军事报告，提出“农工兵大联合”、“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等政治口号，通过了《国民革命的任务》、《和冯玉祥合作的关系》等决议，成立西北农工兵大同盟，李大钊任书记，赵世炎、韩麟符任副书记。大会结成的西北各族人民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西北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直南红枪会暴动

在北伐战争大好形势的影响下，1926年秋，中共北京区委派贾湘农、王新邦、马锦波、刘剑公到直南，协助中共顺德临时地委开展团结争取红枪会、大刀会，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工作。在贾湘农和刘剑公负责的“冀南农民运动办事处”的领导下，从1927年5月至6月，红枪会、大刀会先后攻克了南和、肥乡、曲周、巨鹿、任县、广宗、邢台等县城，并在巨鹿建立了临时机构。6月4日，党组织领导了成安、肥乡和邯郸东南乡的红枪会、天门会和黄沙会约7000人的大暴动，将奉军赶出邯郸城。

李大钊英勇就义

李大钊，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党成立后，他积极推进国共合作，领导中国北方的革命运动。1926年3月18日，亲自参加和领导了反帝游行示威，遭受殴打并被通缉。1926年3月底，李大钊随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继续从事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及其家人一起被捕。消息传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计划不惜任何代价营救李大钊，但遭到李大钊的坚决反对。李大钊在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面前，严守党的机密，始终坚贞不屈。4月28日，奉系军阀对李大钊等20人处以绞刑。李大钊第一个走向绞刑架，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表现了他对党无限忠诚的崇高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中共顺直省委的建立

为了反抗奉系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组建了中共顺直省委（顺直省委取消后又组建中共河北省委）。尽管斗争环境十分恶劣，省委屡遭破坏，但河北党组织领导人民始终坚持战斗，发动了玉田起义、高蠡暴动等在全国有影响的斗争，还进行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伟大尝试。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河北以后，河北党组织积极动员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27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遭破坏。为解决北方党的领导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顺直省委，代替北方区委领导北方党的工作。1927年6月中旬，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在天津秘密成立。8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正式成立，彭述之任书记，刘伯庄任组织部主任，李季达任宣传部主任，陈为人任职工部主任，彭述之、刘伯庄、李季达为省委常委，省委委员共13人，李季达、严林一等为候补委员。中共顺直省委是中共中央在北方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机构。其重要任务是，贯彻党中央的决议，整顿党组织，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指导各地工作。

玉田农民暴动

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中共顺直省委决定以玉田为中心组织京东农民武装暴动。1927年 10月18日，在张明远和解学海的带领下，2万多农民群众攻进玉田县城，占领县公署和警察所。但暴动成果未能得到巩固。第一次玉田暴动受挫后，中共顺直省委派省委组织部长于方舟前去领导第二次玉田暴动。于方舟带领刘自立、李桂林等数名干部到达玉田，传达了省委的决定，组建了京东农民革命军，建立了总指挥部，拟定了第二次攻占玉田县城的计划。10月27日，京东农民革命军在于方舟的率领下，自遵化向玉田进军，28日攻克平安镇，收缴了警察和民团的枪支，捣毁了税局。30日当部队到达鲁家峪时，遭到反动民团1000多人的围剿。于方舟、杨春霖、解学海、刘自立等暴动领导人率领一部突围，行至丰润流沙河附近时，与当地民团遭遇，不幸被捕，12月30日，在玉田英勇就义。玉田农民大暴动沉重打击了奉系军阀在北方的统治，鼓舞了人民斗志，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共河北省委的成立

1930年12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取消北方局和顺直省委、成立中共河北省委的决定，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正式成立。阮啸仙任代理书记，毅宇（贺昌）、笑仙（阮啸仙）、晓野（余泽鸿）、芝甫（张昆第）、均和（胡均鹤）、童长荣、任国桢、王俊仙、谢清玉（郝清玉）为省委委员，廖划平、陈复、刘天章、杜正廷（武正廷）为候补委员。中共河北省委负责领导冀（含平、津）、热河、察哈尔、绥远、山西、陕西、内蒙古全部

及豫北、鲁西北的党组织及党的工作。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各地党组织的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阜平苏维埃的建立

阜平苏维埃是党在华北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1931年7月26日，在山西平定起义进驻阜平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和中共阜平县委联合在县衙正堂

前面的大院里联合召开了阜平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阜平县各界代表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共苏维埃阜平县政府候选人名单，牛清玉（牛曦）当选为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成立后，立即清除反动革命武装，组织地方武装农民赤卫队，建立农民委员会、士兵委员会、邮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创办穷人学校，同时还派遣宣传队，深入到阜平县较大的村镇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阜平苏维埃政权的创建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高蠡暴动

1932年7月，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在高阳、蠡县地区发动游击战争。8月，派军委书记湘农到保属特委指导工作，并组成了以黎亚克为首的“保属革命委员会”，作为高蠡暴动的领导机关。8月27日，在湘农和中共博蠡县委书记宋洛曙的领导下，暴动在蠡县宋家庄发起。游击队伍收缴反动武装枪支，张贴保属革命委员会布告和游击队十大纲领，斗地主，砸盐店，风暴席卷高蠡大地。8月30日晚，暴动队伍在高阳县北辛庄成立了高蠡地方苏维埃政府，湘农、宋洛曙分别为正、副主席，并正式成立了河北省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湘农任支队长。这时，队伍发展到了300余人，有120多支枪。8月31日，暴动队伍被安国驻军白凤翔部包围，由于敌强我弱，突围时，队伍被打散，宋洛曙等17人牺牲，9人被捕。坚持5天的高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河北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支援长城抗战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进而向关内进犯。1933年1月1日，日军炮击山海关，山海关守军何柱国部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奋起还击，打响了长城抗战的第一枪。河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纷纷声援。正太铁路员工为前线将士捐款3000余元，并组织慰劳队赴前线慰劳。保定各界积极开展募捐活动，进行声援。秦皇岛人民不分昼夜为前线运送粮食木材。唐山、古冶车站工人节衣宿食捐款。唐山学生派代表到滦东前线慰问。玉田人民为东调参加抗战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筹粮筹物。喜峰口、罗文峪一线人民送水送饭。中共迁安县委组织了抗日自卫团，配合第二十

九军作战。迁安、遵化两县老百姓不分昼夜为部队挖战壕、修工事，部分农民“火线”参军。河北人民的支援，给参战部队以极大的鼓舞。

察哈尔民众抗日斗争

1933年春，日军攻占热河，并向河北、察哈尔进犯。为抵抗日军侵略，保卫察哈尔，中共河北省委派柯庆施等人到察北成立了前线委员会，负责争取和团结冯玉祥西北军旧部抗日的工作。又从北平、天津、张家口及华北各地动员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学生到西北军中工作，在西北军各部队中建起党支部。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6月20日，同盟军分三路向北挺进，对侵犯察北的日伪军展开猛烈进攻，蔚县、宣化等地的人民积极运粮、募捐、慰劳同盟军，多伦农民组织了5000多人的武装自卫力量，参加战斗。到7月12日，将日军全部逐出察哈尔省。

孙永勤领导抗日武装起义

1933年3月，日寇进攻长城各口，长城北侧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村的农民孙永勤联合好友赵四川（共产党员）等揭竿而起，组织起民众军，在兴隆、承德一带打土豪、惩办汉奸、袭击伪警察署，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许多农民持刀携枪纷纷参加民众军。到1934年5月，队伍发展到5000人。这时，孙永勤接受中共遵化县委派遣干部徐英等人的意见，将队伍改名为“民众抗日救国军”，并进行整编。整编后的部队以总队为单位分散活动在青龙、承德、平泉等地，先后歼敌15000多名。1935年4月部队在承德清县老梁一带集中，遭日伪军合围，伤亡惨重，仅1700余冲击重围。1935年5月，部队给养困难，孙永勤率部南移，打算转入冀东平原。行至茅山吴家沟时，又遭日伪合围，经两昼夜激战，孙永勤、赵四川牺牲，少数将士突出重围。

李铁夫抵制“左”倾错误

1933年，中共河北省委盲目执行了临时中央的“左”倾路线，受到了曾任宣传部长李铁夫等人的抵制。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李铁夫先后撰写了《关于党内问题的几个意见》等文章，向党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主要有：党内出现的错误是带有全党性的严重问题；“左”倾中央实行的“进攻路线”，没有注意革命的斗争策略；实行武装暴动，创造新苏区不是北方党当前的任务；党要教育训练组织群众，经常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而不是高喊空洞的口号。李铁夫还对“左”倾错误出现的根源作了分析。临时中央驻北方代表反对李铁夫的意见，在河北党内错误开展了对李铁夫的斗争。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到：“华北党对临时中央的路线曾有尖锐的反对意见，其领袖是铁夫同志，铁夫同志的路线是正确的。”

冀南抗日讨蒋游击战争

1935年，中共北方局、中共河北省委和直南特委决定领导直南农民进行暴动。5月，第一次暴动因准备不足而“流产”。10月，正式成立了700余人的“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游击队不断打警察、保安团和恶霸地主，并分粮吃大户。次年1月，游击队改为“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刘子厚任师长。游击队公开打出了“抗日讨蒋”的旗帜，震惊华北。1935年12月，国民党军队开始残酷镇压暴动队伍。由于力量悬殊，游击战争于次年3月转入低潮。这次暴动为后来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北方白区工作路线的转变

1936年初，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到河北后，批判了“左”倾路线的错误，提出了新的工作路线，纠正了对李铁夫等人的错误处理。4月，刘少奇撰写了《肃清立三主义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和《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指出：必须彻底肃清“左”倾冒险主义，争取群众，蓄积力量，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这两篇文章为河北工作路线转变奠定了基础。8月25日，中共北方局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华北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指示信，重申了党的主要任务。此后，河北党组织转变了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并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中共河北省委调整组织机构

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后，从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上将河北省委与北方局彻底分开。从1936年初起，河北省委所属的保属特委、直中特委、京东特委、冀热边特委、北平市委、天津市委等都得到了调整、整顿或重建。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的趋势日益明朗，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战，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党代表会议。鉴于河北已形成事实上的平汉线国统区和冀东沦陷区，会议决定把河北省委划分为平汉线省委和冀东省委，分别由李菁玉、李运昌任书记。河北省委的这次调整为抗战爆发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建立做了准备。

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

随着河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中共敌后河北省委和平汉线省委撤销，先后在各根据地建立了中共北岳（晋察冀）、冀中、冀热察、冀晋、冀察、冀热辽和冀南区党委（省委）及所属各级党组织。河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同时，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各项建设，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驻北平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河北各地党组织立即组织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支援

第二十九军抗战。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兵分三路向华北展开全面进攻。河北党组织举起抗日旗帜，组织广大党员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积极动员和团结各阶层人民成立“抗日救国会”、“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展开抗日武装斗争。中共敌后河北省委准备和发动冀东抗日武装起义。中共平汉线省委要求共产党员坚守岗位，动员一切力量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总部决定一一五师主力南下，留有该师政委聂荣臻率约3000人开始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开辟抗日根据地。1937年10月27日以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山西省五台组建，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分兵四路向察南、雁北、冀西等地发展。所到之处，派出工作团，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群众团体和抗日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中共地方组织。10月21日，中共晋察冀省委在阜平县正式成立。11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下设4个军分区。11月下旬，晋察冀省委在4个军分区活动范围内分别组建4个特别区委。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在阜平成立，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至此，平汉、正太、同蒲、平绥铁路之间的晋察冀边区中心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1937年12月，八路军一二九师组成挺进支队到达冀南，先后与驻隆平的冀南抗日游击队、直南临时特委直接领导的冀南抗日联军会合。1938年1月，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在司令员陈再道、政委李菁玉率领下，开赴冀南。3月中旬，由宋任穷率领的骑兵团一部及独立支队到达冀南，与东进纵队会合，确定了以南宫县为中心向周围发展的创建根据地的方针。八路军协同地方党组织在冀南各地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改编各色武装，组织抗日群众团体。3月20日，在南宫县建立了中共冀鲁豫省委。同月，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冀南抗日军政委员会，统一协调冀南各抗日武装。8月14日建立了冀南行政公署。至此，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至沧石路，南越漳河、卫河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冀东抗日暴动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提议，确定发动冀热边游击战争。1938年5月，经中共河北省委同意，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天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即冀东抗日联军），准备武装暴动。6月，八路军宋时轮、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策应暴动。7月暴动开始。一时暴动遍及21个县和唐山矿区，

有20万人参加，并组成了10万人的抗日武装。四纵和暴动队伍很快先后攻克了平谷、蓟县、乐亭、卢龙、玉田、迁安、宝坻等县城，摧毁冀东所有乡镇伪政权，建立了11个抗日县政府。这次暴动虽以失败告终，但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冀东的殖民统治，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晋察冀军民1939年秋冬反“扫荡”

1939年9月25日，驻石家庄日军和灵寿等四县的伪警备队1500余人，企图用“牛刀子战术”奔袭晋察冀边区重镇陈庄，寻歼八路军主力。一二О师在第四军分区配合下，将敌诱入预伏区，激战6天5夜，歼敌逾千。10月中旬，日军又调兵2万，对北岳区进行更大规模“扫荡”。根据地军民在一二О师主力一部配合下，于11月3日在涞源雁宿崖村西北设伏，激战一天，歼敌600余人。次日敌又出动1500余兵力前来报复。7日，一军分区和一二О师特务团等部队再次设伏，将日军围困在了涞源黄土岭地区，激战至次日，歼敌900余人，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这次秋冬季反“扫荡”历时40天，作战103次，共毙伤日军达3600余人。

冀南区军民“四二九”反“扫荡”

1942年4月，日军在冈村宁次直接指挥下，以日伪军3万人的兵力，对冀南区进行了大“扫荡”。4月29日拂晓，突然对冀南党政军机关和主力部队活动区域实施大包围。日军包围圈越来越小，冀南区党政军机关决定兵分两路，由部队掩护机关向武城西面的清河县突围，但因敌众我寡，突围未成。军区领导重新调整部署兵力，并借助有利天气，于29日傍晚，冀南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胜利突出重围。与此同时，被包围在临清东目寨地区的四分区领导机关和新四旅经过一场恶战，也大部冲出重围。日军妄图消灭冀南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铁壁合围”被粉碎。

冀中五一反“扫荡”

1942年5月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以5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剔块清剿”等战术，对冀中根据地进行残酷毁灭性大“扫荡”。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领导冀中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扫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冀中根据地军民也损失惨重，许多党员干部牺牲，群众被日军惨杀或抓走，冀中区变成被敌细碎分割的游击根据地。针对此形势，6月初，冀中区党委领导机关奉命转移，并组建了冀中临时区党委，继续坚持领导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冀中军民在2个月的反“扫荡”中，作战270余次，毙伤日军1万余人，粉碎了其消灭冀中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

长城线上无人区的斗争

为了阻止八路军向伪满洲国腹地挺进，1943年，日军再次集中兵力对冀热边区进行大范围的“扫荡”，进行集家并村。1944年春，日军在冀东北部长城两侧的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禁止有人居住和耕种，把1.7万个自然村集家并村，将140万村民迁入到2506座人圈内。冀东人民与敌进行坚决斗争，有5万余人坚决不进人圈，他们跑进废窑、山洞及长城上的烽火台，与敌周旋。在八路军和武工队的配合下，开展抢收抢种护秋，并不断痛击来讨伐之敌。冀东八路军还组织起挺进队，冲破“无人区”的封锁线，拔掉敌据点，摧毁人圈，有力打击了日军对“无人区”的残酷统治。参加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1940年八路军总部发动的一次对日军华北交通干线的全面破袭战役。河北各根据地军民在“不留一条铁路，不留一条枕木，不留一座桥梁”的口号下，积极踊跃地参加了破袭战。晋察冀部队在冀中部队配合下，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破袭正太路平定（不含）至石家庄段。冀中区抗日军民24万余人参加破袭战，对平汉路石家庄至涿鹿段、北宁路平津段、以及石德铁路、津浦铁路、沧石公路、平大公路等进行了破袭。冀东区发动群众万余人配合主力，对北宁路开平至古冶段及其公路、桥梁和通讯设施进行了破坏。冀南区共抽调8个主力团及五分区各县游击队参战。使日军华北交通干线全面瘫痪。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河北各根据地根据敌我斗争的不同情况，用不同的方法加强了政权建设。在根据地基本区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民主政治。这种政策规定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1/3。通过开展民主选举运动，使河北各根据地的各级政权实现了“三三制”原则。游击区是建立和坚持“抗日的两面村政权”，抗日政权在斗争策略上实行“两面政策”。

1944年在各巩固区、游击区、新解放区普遍开展了村政权的改造与健全工作，使抗日政权更加巩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河北各根据地从1942年开始精兵简政。不断加强政权建设，对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反磨擦斗争

自1938年冬开始，国民党顽固派趁日军“扫荡”之机，加紧制造反共磨擦和分裂活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仲麟宣布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为非法，并在各地委任“县长”、“专员”。国民党石友三第十军团武装袭击冀南八路军，残杀抗日军民，向八路军收复失地。国民党“河北省民政厅长”张荫梧宣布取消冀中行政主任公署，并多次率“河北民军”袭击冀中抗日根据地，强行解散抗日民主政权，残杀共产党员、抗日干部。河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

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1939年8月24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冀南部队和冀西游击队将张荫梧部包围消灭，张荫梧逃走。9月，鹿钟麟派部队进攻冀中，也被击溃。1940年2月，冀南区展开讨石反顽战役，将石友三和朱怀冰逐出冀南。

实行减租减息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提出了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河北各地先后开展了减租减息。一般实行了“二五”减租、“一五”减息或半分减息及“五一”增资等。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3个附件。随后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发布关于《中央土地政策决定的讨论提纲》，对地租、佃权、债务和特殊土地处理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根据上述指示精神，河北各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全面深入开展了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基本结束。通过减租减息，削弱了农村封建势力，保障了农村基本群众的既得利益和政治优势，抗日生产热情普遍提高。

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1年至1943年，由于日军的“蚕食”、“扫荡”和“三光”政策，河北各抗日根据地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为改善物质条件，保障抗战供给和军需民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河北各根据地在1944年和1945年连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建立了大生产运动领导机构，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拨工组、互助组、复工队，进行开荒、平沟、开渠造井，扩大耕地面积和可浇地面积。在灾区，以开展生产自救为中心，组织农副业、运输业相结合的劳动互助。部队在战斗间隙进行生产。

为了指导改进农业技术，各地还成立了农业指导所，培训干部，组织劳动竞赛，建立试验组等。同时还组织起纺织、榨油、造纸、农具、医药、煤炭、熬盐等各种生产合作社，并发展了军需工业。

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

1942年中共中央根据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河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从1942年起，先后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任务，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方针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中成立学习委员会，统一领导整风学习；整风运动的重点是县区以上党员干部。晋察冀北岳区环境比较稳定，整风运动开展比较广泛，采取了有组织地学习文件，分批分期集中进行了整风。冀中、冀东和冀南区整风运动开展相对晚一些，但都通过不同方式进行了整风。这次整风运动

到1945年5月结束。通过整风运动克服了不正之风，极大提高了全党马列主义水平，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日军全面大反攻

自1945年8月9日起，河北各解放区军民同全国军民一样转入对日战略反攻。晋察冀军区部队在聂荣臻的指挥下，迅速将38个小团扩编为大团，将地方武装编成62个团，使反攻的正规兵团扩大一倍。依据军区统一部署，晋察冀各解放区部队向日伪军占领的城镇全面发动进攻。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沿平汉铁路线、石德铁路线、向沿途各城镇进行大反攻。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但被解放区部队包围的日伪军拒不投降。河北军民在保卫胜利果实的同时，重点歼灭拒不投降的日伪军。9月20日，热河全境解放。11月3日，察哈尔全省解放，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等大中城市，分别处于河北各解放区包围之中。

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河北各级党组织领导河北人民进行了伟大的解放战争，参加和支援了辽沈、平津、淮海战役；抽调大批干部北上南下支援新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巩固了解放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随着中共河北省委的恢复和河北省人民政府的建立，河北省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进行了艰苦的抗日斗争，创建了抗日根据地，这一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配合苏联红军迅速解放东北，中共中央要求“冀察、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速分兵北进。”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八路军总部第二号命令，令“……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8月13日，冀热辽军区李运昌率冀热辽军区8个团与朝鲜人组成的义勇军1.3万余人及2500多地方干部，兵分三路挺进热河和东北。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山海关及热河、辽宁两省，接管了承德、锦州、沈阳等大中城市，初步建立起了人民政权，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各解放区的自卫反击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面假和谈，一面积极准备内战，加紧向解放区进攻。1945

年9月，国民党军队傅作义部进攻张家口，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进行反击，发动了绥远战役。经过2个月的作战，消灭傅作义部1.2万人，收复了绥远省广大地区。10月，国民党军队孙连仲部向邯郸地区进攻，被八路军晋冀鲁豫部队和冀南军民击败，俘虏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以下2.3万人，并争取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

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起义，取得了邯郸战役的胜利。1946年1月，国民党杜聿明部进攻热河。冀热辽军区部队进行反击，歼敌4000余人，取得了承德保卫战胜利。与此同时，河北各解放区都进行自卫反击战，武装保卫了解放区。

实行土地改革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五四指示》，把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部分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8月，以新解放区为重点，河北各解放区进行了土改，通过有偿转让的方式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人民群众要求更普遍深入地实行土改。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不久，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制度。随后，河北各区党委组织大批土改工作队进村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到1949年7月，全省经过彻底土地改革的村庄，约占农村总数的80%强。土地改革有利调动了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巩固了解放区。

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集中兵力重点向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进攻。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分别组成毛泽东等率领的中央前敌委员会、刘少奇等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和叶剑英等率领的中央后方委员会。刘少奇等率中央工委于1947年5月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中央工委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这里召开了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948年5月，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移驻北平。中共中央华北局

和华北人民政府成立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两个解放区合并。1948年5月20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正式合并成立华北解放区。中央晋察冀中央局与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两区部队合并为华北军区，两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18日，会议选举董必武等27人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20日，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董必武为主席，薄一波等为副主席。26日，华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是全国政权的雏形，为新中国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加和支援平津战役

沈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立即组织平津战役。河北境内各部队积极予以配合。冀中和北岳区部队配合晋察冀野战军于1948年11月22日发动保定战役，解放了保定。接着发起了新保安和张家口战役，歼灭傅作义部队6.5万人，切断了傅军西窜的去路。尔后又扫除了对北平包围的障碍。冀东部队配合东北野战军入关，扫除了对天津包围的障碍。1949年1月14日，攻克天津，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在平津战役中，河北人民积极支前。抢修公路铁路3900余公里，筹集粮草7亿多公斤，仅察哈尔、冀东、冀中区不完全统计，动员民兵、民工260余万人，担架2.3万余副，大车61万余辆。河北人民为平津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河北全境解放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横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大反攻的序幕。晋察冀野战军配合全国战略进攻，于9月上旬发起了大清河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3000余人。10月又发动保北战役，一举扫清平汉线保定、徐水之间敌人碉堡。10月17日，又抓住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孤军北上的有利战机，在清风店地区歼敌1.3万余人，俘虏其军长罗历戎。11月6日至12月，晋察冀野战军又乘胜发动了石家庄战役，歼敌2万余人，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至此，晋察冀与晋冀鲁豫大解放区联成一片。冀南区部队同时解放了被国民党占领的唯一一座县城永年县城，冀南区全部解放。随着平津战役的胜利，河北全境解放。

干部南下北上，支援新区建设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解放区不断扩大，急需大批干部到新解放区开展工作。河北是革命老区，早在1947年就派干部随军南下北上。河北各区遵照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按南下干部组织机构的统一要求，各自配备一个区党委架子，从区党委到区委配备干部2000人。河北干部南下大致分三批。据不完全统计，冀南区共南下干部6000余人，冀中区近2000人，冀东区3410人，太行区4000人。这些干部于1949年下半年分别到达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地，他们为新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河北各区还向东北及北平、天津、山西、内蒙等新解放城市输送了大批干部，参加城市建设和管理。

营造先进文化发展的生态系统

徐学福

荆楚网-湖北日报 2004年09月09日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仅要求各项具体文化事业紧密围绕“先进”二字“做文章”，更重要的是要着力营造先进文化的生态系统。

营造先进文化生态系统的理论假定先进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先进思想道德和现代

教育、科技、文化成果的全部内容。作为文化机体中的新生因素，它具有最活跃的生长活性，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劲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培植先进文化因素、营造先进文化生态系统，就成了现实社会优秀成员创造美好未来的一种必然选择。

先进文化的生态基础，从文化自身发展的视角考察，存在于文化的传承与转换发展过程即文化的新陈代谢之中。但从社会有机体这一宏观生态视角去考察，它还存在于经济、政治相关社会机体以及与这些社会机体的作用关系之中。经济基础是构成先进文化生态发育的最终根据；先进文化是社会发展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根本要求的人文写照，后者能赋予前者以直接的现实性。对先进文化具体的历史的把握，简单地说就是对文化自身新陈代谢机理及文化－经济生态、文化－社会生态的深层把握。

先进文化的具体性与现实性体现在文化与经济、政治及更广泛社会形态的现实连接中。先进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整合，表现于它们之间广泛而又直接的社会互动。正是在这种社会互动里，先进文化不仅可以确证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生长的必要性，而且可以确认它对经济、政治、社会的切入点与着力点即先进文化生态系统建构的突破口。所以，先进文化现实性与具体性的获得及生态势能的呈现，不是孤立存在于文化形态之内，而是存在于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边缘线和共同区间中。更进一步说，营造先进文化生态系统，与其说在文化内完成，不如说在文化的边缘线上即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共同区间完成。

先进文化生态系统的环境构造先进文化只有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它才会获得存在的合理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先进文化要实现它所主张的价值目标与价值理想，也必须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并通过与经济、政治、社会的整合互动寻得自身生态系统营造机缘。当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先进文化只能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目前情况看，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只是处在既先进又需要进一步调整、壮大和发展的态势中，其生态系统的构建依赖于稳定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依赖于全方位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

要营造先进文化向生态系统迈进的良好外部环境，首先要求社会有机体中政治、经济结构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在政治结构中，举什么旗、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是个核心问题，它要求以符合一定政体本性规定的宪法、法律及社会伦理范式来体现这一核心，并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确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经济结构中，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及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至关重要，它要求以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及相对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原则来体现这一根本规定，并以此促进社会经济科学发展和满足社会多数人的利益。具体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就是在政治上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发挥我国政体所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所具有的政治优势，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保障工人阶级的执政地位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生产力标准、科学发展观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方针，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物质利益需要。

有了这样一种合理的政治、经济组织结构及运行模式，就有了先进文化生态系统生长的“硬环境”。不过，这一“硬环境”对于先进文化生态系统的造就功能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之间交互作用。如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更强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文化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除了这种相互造势之外，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或互动还以各要素间的“粘合”和“旁击”方式显示。所谓“粘合”，即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种不同的社会有机要素的边缘或共同区间中有着要素内质的粘连性或交合性，如利益分配问题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因素的连接点之一，处理这一问题必须照应三大社会有机要素的本质要求。所谓“旁击”，则是反映这种情形：经济改革的社会实践，冲击着先进文化中的某些传统观念，从而带来理论的突破与文化的创新；先进文化对市场失范与失效的匡正和扶正，能够促成市场经济发展中一些矛盾问题的解决，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基于以上的认识，可以把先进文化这一特定研究对象与其外部生态环境要素－政治、经济间的交互作用关系确定为一种对立统一的生态平衡关系。在处理这一关系时，要通过合理社会互动，促成先进文化与外部环境达成互补互摄、相辅相成的作用效果。

先进文化生态要素增量与系统构建先进文化要向具有良性运行机制的生态系统发展，除了营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外，从其自身构建的角度而言，首先必须满足要素增量的要求，使其生态活性指数得到增长。

所谓要素增量，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要在文化范畴中尽量多地增加先进文化要素；其二，要不断扩充先进文化的实践主体，增强先进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力。

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来说，要达到先进要素增量的要求，首先必须保证所要培植的文化要素具有先进性特点。在先进文化的思想道德建设中，必须吐故纳新，与时俱进，保持在积累中不断创新和在创新中不断积累的品格，善于吸取本民族和世界上一切民族的思想文化精华，在新与旧、中与外的文化冲突中，逐渐构建起既符合时代发展特性又符合人类自由取向的思想道德体系，并使新的思想道德观念逐步变为社会先进群体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在教育工作中，应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抓好教育改革，逐步实现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的现代化；在科研工作中，须加大科研投入的力度，要在抓好基础研究的同时，搞好应用研究，做好新科技的开发和转化工作；在文化工作中，应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注意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外来文化的吸收，多出贴近时代、贴近群众的催人向上的文化精品，逐步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先进文化因素增长的大气候。

先进文化的主体要素增量，简单地说就是要增加认同和实践先进文化的群体规模。只有通过发挥先进文化的生活实用功能、娱乐健身功能、宣传教育功能、审美价值功能、社会组织功能等，让人们自觉接受和使用先进文化这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先进文化主体要素的增量与扩张才有可能。

先进文化要健康顺利地发展，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要素之间要协调运动：即不仅先进文化与政治、经济及其他社会环境之间要协调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要协调好，而且先进文化内部之间的各种关系，特别是科学、教育、文艺、哲学、伦理之间的关系要协调好。如果各种内部因素是协同运动，那么先进文化的发展就很顺利；如果一个环节失误，就会造成整体运动的紊乱，造成整个先进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

着力营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生态系统，关键是要发挥先进文化建设的领导、组织、管理等系统调控功能，重点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在文化体制上，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状况相适应，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应由政府统一领导、组织、规划，具体的文化创作工程，政府不必过多干预，应让其根据文化规律自行发展。

其二，在文化政策上，除了确保“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外，还要制订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实施措施，并保持相对的长期稳定。

其三，在文化立法上，要把文化建设纳入一定的轨道，形成有序的运动。只有把方针政策引导与法律调控手段结合起来，才有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其四，在文化市场上，既要认识文化产品的一般商品共性，也要认识文化事业的特

征，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实施政策性、法规性、经济性等多种调控手段。

其五，在文化组织上，要建立和完善一定的组织机构，形成一个科学的管理系统。要发挥政府职能部门和研究会、学会、协会的作用，有的文化产品可以以企业的形式进行组织。

其六，在文化队伍上，一是要建立一支卓越的文化艺术人才队伍，二是要建立一支优良的管理人才队伍，同时还要扶持业余文化工作队伍。（作者系武汉市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