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鸦片战争中国的兵力与编制

论鸦片战争中国的兵力

当今世界，作为评价各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准，最正确的大概是每个社会在“杀人的技术”已达到的精湛程度，相互毁灭的武器的完善程度、以及种类多少和运用它的技巧熟练程度如何等，但在冷兵器时代致命的战争往往是人与人世间的赤手空拳的搏斗，各竭尽自己的体力和技能以求取胜和保命。随着文明的日进，战争发展成为一种科学，个人的勇猛不再那么受重视。纪律和训练成为指挥官的目的，而他指挥大规模作战的本领则是赖以取胜的手段。火器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防御甲胄的放弃，又把战争的性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此后，在世界上看到的，领土有获得或失，但流血却不如以往多了，这不足以使一个战役中带领一支中型规模的军队的指挥官感到满足。现在作战的目标已在于消灭敌人的作战能力，以及瓦解他的组织，这代替了过去用杀人多少来计算战绩的计划。毫无疑问，在当今世界科学和武器将发展到使参战的人两败俱伤，即使好战的国王也会感到害怕，不敢轻于玩弄战争。近代社会蒸汽机的使用和它在战争中的使用，成就了欧洲英、法、德、意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毫无疑问军事实力的强弱成为一个国家是否拥有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

鸦片战争史英军与清军的对抗，首先要考察的就是清王朝的军事力量，如果将清军与英军远征军的力量来做个比较的话，主要进行以下三方面的比较：一是武器装备，二是士兵与军官，三是兵力与编制。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鸦片战争时期中英武器装备各自的水平，那

就是，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因此，在武器装备方面清军可谓是“枪不如人炮不如人”。再看士兵与军官方面，历史上以强胜弱的战例时有发生，其中的决定因素就在于人以及由人制定的战略战术。然而大量的事实证明鸦片战争中本土作战的清军往往一触即溃，大量逃亡，坚持抵抗者殊少。此八旗军已非彼八旗军，清军已经腐败已成事实，即使是少量爱国将领英勇抗战也无法改变战败趋势。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兵力与编制。

武器装备有着物化的形态，其优劣易于察觉，不同的人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清朝在鸦片战争上处于兵器上的劣势。大量的事实又证明清朝的军官与士兵已不适应现代战争。可是也有很多论者不约而同的指出了，清朝的鸦片战争中处于兵力上的优势。

就简单的数字来看，这是事实。当时清朝有八旗军约20万，绿营兵约60万，总兵力达80万。这是当时世界一支最庞大的常备军。英国的兵力要小的多，正规军约14万，加上担任内务任务的国民军6万，总兵力仅20万。与清军相比大约是1：4.。中英两国远隔万里，英军自然不能全数派往中国，鸦片战争初期，英国远征军的总兵力，与海陆军合并计算，大约是7000人，与清军相比，大约是1：100.后来英国远征军的兵力不断增加，之战争结束时，大约是2万人。与清军相比是1：40.

人们从这些数字中会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兵器上处于劣势的清朝，可以通过其在兵力上的优势来弥补缺陷，再加上本土作战的优势，清

军以众击寡，以逸待劳，具有某些明显的有利因素。

然而以上的结论是正确的，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的。

在兵力上处于优势的清军，在战斗中并不具有很大的优势，优势恰恰处于劣势，在本土作战的清军并不是总能以逸待劳，相反有时常常疲于奔命。

这是为什么呢？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清军的编制。清朝的军队分为八期和绿营两大系统。其中八旗又可分为京营和驻防两部分。京营共约10万人，驻扎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驻防亦约10万人，分为四部分而遍布全国：一、保卫龙兴之地，驻于黑龙江、吉林、盛京三将军辖地；二、监察北方的蒙古族，保卫京师，辖于察哈尔、热河两都统，密云、山海关两副都统；三、戍卫西北边疆地区，守御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绥远、伊犁、乌鲁木齐、喀什等地。四、也是最重要的，监视内地各行省，领有广州、福州、杭州、江宁、荆州、成都、西安、宁夏六将军及京口，乍浦、青州、凉州、四副都统。

清军的主体是绿营。除巡卫京师的一万人外，大多署于各行省。清军在编制上的陋弊主要表现在营以下。绿营中的营，没有固定的编制，而是根据驻守地区是否是要塞冲要、执行的任务繁简程度而决定，人数从200人到1000人不等，长官亦分为参将、游击、都司、守卫四级，官轶从正三品到正五品不等。例如守卫海防重地的吴淞口的吴淞营，因地理位置重要，共有官兵1100余名，长官为参将，直隶于苏淞镇总兵。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营以下的建制及其分散驻防。吴淞营以下设分哨，哨以下分汛。吴淞营除200名官兵驻守吴淞炮台外，

其余800名发布在县城及35处汛地。防守范围包括宝山县大部分及嘉定县一部分。每汛地驻兵数名、十数名，数十名不等。

是不是吴淞营的驻兵特别分散呢？情况恰恰相反从各地的情况来看吴淞营的汛地不是特别多。从绿营的编制来看，在督、抚、提、镇各标中，有提督直辖的提标，是兵力最强、驻防最集中、机动性最强的部队，但是，他的情况并不优于前述吴淞营。

福建水师提标是清军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之一，驻守厦门。它共有中左右前后五营，额设官兵4300余名。其中一半是海岸防卫部队，另一半是舰船部队。就海岸防卫部队而言，它在厦门岛鼓浪屿岛共有兵力517名，但分在10处汛地，24个堆拔以及厦门城四门、水操台等40余处地方；有在厦门岛外围的大陆，沿马巷厅；同安县龙溪县、海城县一圈海岸，驻兵1390多名，分在40余处汛地，每处3至200名不等。就舰船部队而言，共有大小船只67艘，其中48艘为战船，另有19艘为海岸防卫之桨船，而在战舰中，又有13艘有固定的海上汛地，只有35艘可机动出洋作战。

我们不能用今日之军队整师、整团、整营地集中驻扎某一营房的概念；去想象当时的清军。据《鸦片战争史料选择》记载：“对于常备的有效的军事力量，中国人似乎一点也不知道。即使在一个城门里，人们必以为经常有一支强大的，可靠的卫兵驻扎，但实际上，当一个外国人，由于好奇而向里面窥探时，他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像苦力一样，穿着短裤，手执扇或藤鞭的人。”

在清军绿营中，没有一处营房不分汛塘哨卡的，也就是说，营以下

部队没有集中驻扎于一处营房，而是数名、十数名、数十名、最多数百名分散在当时的市镇要冲等地。就近代军事而言，分散就意味着战斗力的削弱。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旦战争爆发，要将这些分散的小部队集中起来，又何等的不易。但实际操作中，全部集中是完全不可能的。

清军如此分散驻守，原因在于负担职责。

清朝是靠武力镇压而建立起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军队是其支柱。但是，当时清朝没有警察，高度集权也不准建立地方性的内务部队；维持社会治安，保持政治秩序就成了清军最重要，最大量的日常任务。从外部环境来看，尽管清朝数次在边疆地区用兵，康熙年间还在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作战，但是“四裔宾服”之后，清军并无强大固定的对手，颠覆清朝的力量主要在内而不在外。这些决定了清军基本的职责是以防民为主，内卫为主的性质。

因此，军队的分散驻防有其合理性：维护城市治安，弹压盗匪；监视民众以防造反;强兵悍将一直都是统治者的心头大患，对于一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用相对集中地八旗军来监视相对分散的绿营，是出于政治需要；再就是一些看守各级衙门仓库监狱，皇宫禁卫等任务原本也不需要强大的军团。

1840年八月，英军抵达天津海口，直隶总督琦善奏称：“天津存城兵共止八百余名，除看守仓库监狱城池暨各项差事外，约止六百余名。其余沿海口等三营。葛沽止额设兵一百余名，余二营数十名不等，兵力较单。”查天津镇标两营加上天津城守营，葛沽营，总兵力达2400

人，与实际存营数字相比，可见出外担负勤务之多。清军的编制清楚的说明了它有利于治民而不利于集中御外。如果用今天的眼光观之，清军不是一支单纯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务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其中国防军的色彩最淡，而警察的色彩最浓。退一步说，以当时的4亿人口，配80万警察，警、民比例为1：500，就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一比例也不为过高。

清军布防的分散和承担的任务决定了：一、清军不可能全数投入战斗，额定兵丁与可以参与战斗的兵丁是两个不同量的概念；二、清军已束缚于各地，没有一支可机动作战的部队。就是说总兵力80万这一数字，在实际操作中不具有今日应有的意义。

鸦片战争距今已经150多年，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判断当时的情况，不管这些标准在今天是多么的天经地义。不考虑当时军队的编制与军队职责，只从80万兵力这一数字同英军的2万做对比，就认定我们在兵力上是占优势，是很难让人信服的。现在很多论断一方面承认清军已经腐败，一方面又将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归于一小部分的上层人士，对下层官兵毫不提及，既不全面又不符合逻辑。作为一名学习历史专业的学生，我们当以史为鉴，不应该由于现在的错误而否定历史，更不能以完全现世的的眼光去待历史，而不去考虑背景。鸦片战争我们是以失败告终，在辛亥革命胜利以前，对于西方列强的战争我们大多也是失败的。胜利使人兴奋，而失败让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而历史学本应提供这种力量。

二上学期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