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与市场：中国住房政策的历史演变与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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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付昨霖

来源：《现代营销·信息版》2019年第07期

摘 ;要：住房是一个涉及民生的重大区域性经济问题。本文以住房政策在市场和福利两种属性之间的角力为主线，分析我国住房政策的演进过程：在经济、政治大背景的变动过程中，住房政策以社会福利为起点，开始逐渐转向市场，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住房政策不断进行调控，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也正逐渐完善，以求得市场与福利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住房政策;市场;福利;演进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住房建设开始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直到目前，大致消除了国内住房存量和人民住房需求的矛盾，據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的住房需求，但是住房的商业化风险性和高

杠杆性特性仍然存在，导致出现国内有住房存量、居民有住房需求但无力购买的现实住房问题。

目前的住房问题既关乎国内经济的发展，也关乎国内社会的稳定。对居民来说，住房既是个人的基本需求，也是能够进行买卖的保值资产，住房具有一般资产投资增值的特性。对国家来说，由于房地产行业涉及相关行业甚多，联动性非常强，能够带动七十多个行业的发展，因而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无可替代的地位。作为不动产，住房是中国每位居民都应享有的基本需求，因此具备福利性和经济性的双重性质（姚珍珍，2009）。

本文通过对住房政策在经济市场和社会福利双重属性下角力把握平衡的过程，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住房政策在社会大背景下的演进。

一、住房政策从福利转向市场（新中国成立之初至1997年）

（一）起始于社会福利的住房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至1978年）

建国初的住房政策，和其他政策一样，主要沿用共产主义先驱前苏联的路径，在城镇实行福利性的单位供给制住房政策，保证单位上的职工都能拥有住房这一基本需求，即“国家投资，国家建设，国家分配，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职工仅需支付少量租金即可获得住房分配。而这种住房制度的大力实施和新中国成立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有关——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以及内忧外患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得新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在城镇建设国防和重工业，在共产主义公有意识的指导下，为城镇职工提供基本的住房需求成了当时住房制度的核心政策。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一、阶段时期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 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背景原因：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

《中国历史地理》古代政区演变与中国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地名之间的关系

2011-2012年第一学期《中国历史地理》科目作业古代政区演变与中国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地名之间的关系第一，古代政区演变与中国自然环境的关系。古代政区的划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依山川形便，将自然环境与行政区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政区与自然区的重合，有利于加强管理。比如说元明清以来的省制和自然环境就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河南省指黄河以南，山西指太行山以西，湖南湖北一洞庭湖为分界线等等，以此作为分界线不仅有利于管理，而且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抵御自然灾害，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第二，古代政区演变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政区划分的变化与历代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关系密切相关，主要行政区划的变化与政权交替都有着密切关联。最为行政区划中的第一等级的政区，经常会变化很大，这与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君主权力一直处于不断的加强的趋势，这就要求地方权力的不断的削弱，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这必然导致社会权力的重新划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区演变必然是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皇权强化趋势一致，换句话说，政区演变服从于政治制度。举个例子，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在刚开始时这种制度还是行之有效的，但到了春秋末期，这样的国中之国的政区却失去了他原来的效果，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不断的进行攻伐，使得这种分封这种中央统治地方的方式受到了彻底的破坏，直至秦始皇统一全国，这种与加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相违背的政区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郡县

制。第三，古代政区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农业经济区的划分与土壤、山河、气候等影响与自然区相吻合，一般来说一级行政区与经济区在元代以前是相吻合的，但元代以后受到政治影响，但县级政区在大多少数地方都与经济区相吻合。地方行政区的最大的职能是解决职能，替中央或上级机构在一定区域内组织经济生产和征收税负的任务。在许多的情况下一级政区的设立初衷是为了便于中央收缴赋税。聚敛财富，而且，政区的划分大多是以经济指标来划分的。人口是古代社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划分政区以及行政等级的依据。举个例子宋代时设立的一个监云安监是为了生产盐业而设立的一个行政区域，这样的政区的设立其实是为了生产的需要，为的是进行经济活动。第四，政区演变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关系。在进行政区划分是往往会考虑不同的文化的影响，往往会把同一种文化的的地方划分在同一个政区里面，换句话说就是在进行政区划分是得考虑文化的认同感。从另外一面出发，政区一旦划定了，就会在这个政区里面形成一定的文化，或者是原有的文化认同感得到了加强。民俗是政区划分的一个重要原则，假如在一个政区内存在着不同的几种文化，几种认同感，假使有一两种文化在认同感上是冲突的，那么会造成政区内的不稳定，甚至爆发械斗之类的事件，这不利于政区的统治和统治者的意愿，因此在划分时会尽量的避开不同文化划分在同一政区内的决策。举个例子，中国有七大方言区，因此在政区划分时尽量避开。清代时期，广东设立的十个府里面有潮州府和其他府，是不会把讲潮州话的县置于讲粤语，或是讲客家话所管辖的州府的统治下，这不仅加强了潮州府内的文化认同感，也避免了不同文化在同一政区内的冲

当代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分析

当代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分析内容摘要：对人口转变理论的研究始于近代，目前在社会学和人口学关于人口转变的理论存在着死亡率和流行病转变理论、生育率转变理论、人口迁移转变理论和人口转变的现代化理论。但当加入民族国家的概念考察某一时段某一国家的人口变化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四个因素:一、这个时期开始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二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三、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四、移民的数量。本文回顾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重大转变，详细阐述我国人口变化的种种特征以及探讨深层次原因，预测我国未来可能面临的人口问题如:老龄化、人口红利等等。关键词：人口转变、死亡率、出生率、人口寿命、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中国作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08年末中国大陆人口13.28亿，占世界人口的20%、亚洲人口的33%。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时期。一、自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翻开我国人口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它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西汉时人口为5959万多人，到1949年全国人口已达5.42亿的规模，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24.36亿的22.25％。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生

活条件有了基本保障，加上城乡医疗卫生及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历史上曾经制约人口增长的战乱、饥饿、疾病等因素的作用大为削弱，导致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则大幅度上升。1949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为20.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6.0‰，到1957年这两项指标则分别为10.8‰和23.23‰。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转变。到1957年时，全国的人口已增至6.47亿，建国后的8年间人口净增了10，486万人，平均每年净增1311万，形成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随着人口迅猛增长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有关人士已开始觉察领悟到其后面所隐含的问题。1957年3月，吴景超先生发表了《中国人口新论》，提出了我国的人口增长应有节制，陈长蘅、陈达、顾孟余等也都提出了同样问题，孙本文先生亦明确提出我国的总人口应控制在8亿之内。马寅初先生也指出：“中国人口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他在1957年7月的《新人口论》一书中，侧重分析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提出应大力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晚育等。但是当时这些意见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结果随着1962年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的结束和国民经济的开始回升，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使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造成我国人口又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二个高速增长期。在1962至1973年的12年间，全国人口从6.73亿猛增到8.92亿，年平均净增1992.4万，人口年均自

历史时期人口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参考文献：《——年中国人口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汉书?地理志》《史记》金承禧经济学一，历史时期地人口数量人是生产者，它创造了巨大地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人又是巨大地消费者，它所创造地巨大地财富就是为了供人消费.人又具有自身再生产地特性，因此，人口增长状况对地理环境影响很大.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国家，在历史长河中，人口数量地增减变化很大，但从总地趋势来看是增加地.关于秦汉时期以前地人口数字，由于资料不足，因此难于说准.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从秦汉时期开始，各个王朝都对人口地统计十分重视，千方百计要弄清自己控制地劳动者地数量.因为劳动者是基本地社会生产力，能够创造物质财富，是统治者剥削地主要对象，兵役、徭役地多少都与人口有密切地关系.因此秦汉以后地人口记载就颇为丰富.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历史时期影响人口数量地增减和地区分布地因素，除自然增值、死亡和天灾外，则主要是政治动乱和战争.同时人口地迁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西晋以后，由于北方地战乱及其自然环境等方面地影响，人口大量南迁，从而使北方人口减少，而南方人口则增加.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先秦时期中国第一次全国性地人口调查是在秦代完成地，这些统计材料没有留下来.但在秦亡时被刘邦接管.当刘邦入关进入咸阳后，萧何则“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从而使刘邦“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后来当刘邦路过曲逆县（今河北省定县东南）时，问御史：“曲逆户口几何？”御史回答：“始皇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可以想见当时地各县户口数是清楚地.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秦时地人口和战国时期差不多，也就是两千万人口左右. 公元二年西汉户口数是现存最早地全国性人口数这个人口数见于《汉书·地理志》，记载地是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地户口数，户，口.比秦时增加了近四千万人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经过西汉初年吸取秦亡地教训，与民休息，出现了“文景之治”地局面.汉武帝时又大肆扩张土地，社会发展.因此才出现了西汉地盛世，一般来讲，人口地增加是经济发展地表现，因为人口地增加，必然要带来生产粮食及其它供应品地增加.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这个统计数字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地人口、地理、历史、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军事等都具有重大地意义. 从西汉地人口统计情况来看.当时北方地人口数多于南方，南方相当于北方地四分之一，反映出当时南北方经济发展地一般情况，说明北方经济发展好于南方.当时边郡地人口是稀少地，无法与内地相比，这和秦时地情况一样.秦时为了改变边地地广人稀地情况，采取“徙民实边”地办法.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到了东汉时期，由于西汉末年地战乱，促使北方人向南方迁徙，说明西汉时期北方人认为南方地气候不适宜于汉居住地观念已经发生变化.总之来说，东汉时期北方各郡县地人口一般都有所减少，个别有增加，而南方一般都有所增加，有些郡甚至超过几倍，这除过一般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背景原因：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奋斗目标，而这样的奋斗目标又是同人均1000美元的追求相联系的。1980年9月,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

中国古代主流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专题一中国古代主流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1.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民间百姓），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与这一论断的精神实质较为接近的是 A．天下兴亡，匹夫有责B．民为根本 C．天下为公D．民贵君轻 2.五四运动时期进步的思想家把李贽当作反孔的先驱，冯元仲称赞他“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以下哪一项观点最有可能是他的主张 A.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B.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 C.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D.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3.李贽认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这表明他 A．坚决反对孔子的主张B反对以孔子的思想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 C．不愿与孔子同流合污D极力抨击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 4.商鞅主张“重农抑商”，黄宗羲主张“工商皆本”，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看，两人的主张 A．都反映了自然经济的实质B都反映了小生产者的要求 C．都有利于当时经济的发展D都有利于加强封建统治 5.李贽称赞汉朝卓文君“善择佳偶”，自由恋爱，赞扬寡妇再嫁；称武则天是杰出的女政治家；肯定封建社会揭竿起义的农民。上述材料主要反映了李贽 A.揭露道学家的虚伪面目 B.反对男尊女卑的观念 C.破除对孔子思想的迷信 D.反对封建纲常礼教 6.张岱年在《中国文化概论》中指出：“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这里的“先天不足”是指 A．知识分子群体不够强大B．当时我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够充分 C．民众的公民意识尚未觉醒D．专制集权体制顽固持久 8.明清之际三位进步思想家的思想实质是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活跃，他们使儒家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近，由此形成什么思想 A．经世致用思想B．批判君主思想.C．自由平等思想D．重农抑商思想 10.法家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与法家这一思想最为相近的思想家是Ａ．朱熹Ｂ．陆九渊Ｃ．李贽Ｄ．王夫之 11.黄宗羲说：“天地之生万物，仁也。帝王之养万民，仁也。自三代以后，有以不仁得天下者，则日食、地震应之，再不仁者则自遭陨灭。”其主要的观点是 A．“天人感应”B．“仁”对社会治乱的重大影响 C．君主是天下之大害D．“天行有常” 12.王夫之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批判“去人欲，存天理”，还要求富民大贾成为“国之司命”。这些思想主张 A．反映了农民阶级建立平等社会的愿望B．反映专制主义制度逐渐动摇 C．是早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反映D．反映工商业发展后市民的一些要求 13.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认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

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一

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一）汉字的形体，即字体，指汉字的书写体态。汉字从产生到现在，虽没有跳出表意文字的圈子，但文字的形体一直按从鳘到简的规律发展演变。主要出现了八种字体：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再到现在的印刷字体。一、甲骨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主要是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它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旱的成体系的相当成熟的汉字材料。这种文字是清末光绪年间（公元１８８９年）在县城西北五里路小屯村以北洹水以南发现的。１、产生这个地方曾是殷商王朝都城的遗址，是从盘庚迁到殷地（即小屯）。一直到纣王灭亡的年间的都城。所以，我们知道甲骨文是殷商时代的文字，距今约有3000年的历史。殷商社会，科学文化很不发达，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不能解释，认为是鬼神操纵，掌握着自然的变化，而死去的祖宗的灵魂得以预知未来的事情，可以决定人们的命运。因此，殷王朝统治者十分迷信，非常崇拜神，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如祭祀，征战，畋猎，天气，安危疾病，男女生育等，都要事先占卜，问神以知吉凶，再决定行止。占卜的方法，先将龟甲或兽骨剖开，然后在背面凿出椭圆形的小槽或钻成小孔，再用火烧烤。甲骨片受热后自然在正面裂出各种条纹。史官便按照条纹的不同形状来判断吉凶祸

福，占卜后由占卜人在甲骨上刻下占卜的月日，贞人，占卜的容，结果（即兆头，所示吉凶），以及事后的应验的情况。作为档案保存。这些记录就是甲骨文字，由于多是占卜的记录，就容说叫“卜辞，贞卜文字”又由于用尖锐的东西刻的，又叫“契文”，又由于是在殷商的故都废墟发现的，又叫“殷墟文字”。２、发现卜辞的发现，完全是偶然的。１８９８年与此同时１８９９年之交，农民犁田时，时常发现刻有图文的甲骨，农民不知道这些甲骨的来历，但以为年代久远，可以治病，就收集起来卖给药商，称“龙骨”。据说，1899年，当时北大校长，金石专家王懿荣因生病吃药，首先发现甲骨上刻的是古代文字，才开始收集。从发现起，经过80年的不断收集整理，挖掘，到目前为止已发现了十六，七万片。从甲骨记录来看，当时的统治者几乎天天在占卜。根据上面提到的帝王和占卜人的名字，结合所刻的文字容。我们知道了这些甲骨刻载了从盘庚到纣王的12个帝王的273年间的大小事情。据统计，甲骨文单字总数在4500左右，但已认识的还不到1/3。不认识的大多是族名，人名，地名等专用的字。大量的甲骨片的发现，是研究汉字发展与古代汉字文化的珍贵史料。 3、特点 a 瘦弱纤细的风格。由于这种文字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所以笔道都是直的，有时与圆转相同。故而字形瘦长，线条细而硬，瘦且直，呈平直，瘦劲的风格。b形体结构还没有完全定型。一个字刻怎样去写，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并保留着浓重的描画物象的色彩。如字形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说课讲解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 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 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中国文字的演变发展史

中国文字的演变发展史中国汉字源远流长，据传汉字最早在黄帝时候就已经出现。传说黄帝时期，有一位叫仓颉的大臣，他可以画出许多的图形符号，各种的图形符号代表了各不相同的意义，后来他创造的符号就逐渐发展为中国最早的文字，中国自古就有仓颉造字的说法，大概就是源于此，而仓颉也被后人尊称为“文字神”。但是，文字的繁大，造字绝不是一时一人就能完成的。其实，早在仓颉以前，各部落应该就已经有了许多表意的符号，只是各不相同罢了，仓颉应该只是加以统一与整理，而后人则说是仓颉造字。这样中国的文字就产生了，这样看来中国文字的产生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但是现在可以看见的最早的文字是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之后依序大致是金文、籀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与行书。甲骨文是刻在动物骨头上的文字，是现在可见的最早的中国文字。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最原始的文明方式和生产力水平。正是由于生产力的落后，所以人们把文字记录的载体选择为动物的骨头，而这同时也是中国人就地取材的这一个思想方式的反映。这些甲骨文在后世被人们当做龙骨来医治疾病，尽管这种方式被我们现代人看作是迷信，但是这一思维的确延存了数千年。这些“龙骨”在清代被欧洲考古学家发现，当时就引发世界轰动，到今天也是中国最早的文明见证物。金文是指刻在铜器上的文字，因为中国从夏朝开始就进入青铜器时代，而现在出土的很多青铜器上都刻有一些文字，又因为周朝人把铜叫金，所以现在就叫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金文。它的使用持续到秦国末年，随着籀文的出现而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籀文，就是大篆，是战国晚期秦国使用的文字。小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其原有的大篆文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后的全国统一使用的文字。后来因为小篆写起来的一些缺点，带来的不方便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种较易书写的新字体:隶书，起初隶书在下层和民间流传，后来则逐渐取代了小篆的位置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小篆

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变迁

主题：政策变迁和政策调整结合下文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生育政策，回答文后问题。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变迁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政策始终是关系到国家富强、民族昌盛和人民幸福的基本国策。而如何结合国情制定适宜的生育政策，无疑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 1．新中国早期的生育政策 1949年末，全国(不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总人口为54167万人，出生率为1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总和生育率为6．14。1953年中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1953年6月30日24时，中国总人口为60193．8万余人。 1956年9月15—1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 1957年7月，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新人口论》，强调为了经济的发展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 2．我国六十年代的生育政策 1960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第二十九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 1968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1973年12月11—27日，国务院计划生育

浅谈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发展变迁史

浅谈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发展变迁史摘要：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中华各族人民几千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注重色、香、味、意、形的中国菜特点；在与外域的友好交流中不断丰富着自己的饮食文化，并深深影响着东亚地区的饮食文化。关键字：饮食文化餐制主食中国有句俗语：民以食为天。在人们对吃的孜孜追求的几千年里，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中国也获得了“烹饪王国”的美誉，成为世界三大美食国之一。"由于笔者对美食有着特别的喜好，所以想结合中国古代历史，谈谈我国饮食文化的演变。一、先秦时期四大菜系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南北两地各自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差异渐显，北方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地方风味菜鲁菜；南方，占有“鱼米之乡”的楚人利用优越的自然资源，再与南夷特色相结合，形成了苏菜的雏形。而在西部，李冰治水后的“天府之国”吸引了大量移民，与古蜀国的饮食习俗相结合，形成了川菜的雏形。相比之下，粤菜的出现相对较晚，汉高祖被册封为越南王时，利用珠江三角洲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可供食用的动植物品种繁多，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的优势，建立了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饮食比较发达，使“飞、潜、动、植”皆为佳肴，并流传至今，形兼收并蓄的饮食风尚，产生了粤菜。二、秦汉的饮食文化——中华饮食文化形成时期

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期，整个中华民族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态势，此间我们与外域的交流日益频繁，引进了繁多的食物品种。张骞出使西域后，通过丝绸之路引进了石榴、葡萄、胡桃、西瓜等水果，黄瓜、菠菜、胡萝卜、芹菜、扁豆、大葱等蔬菜，丰富了我们的饮食文化。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豆腐也在此时被端上饭桌，据史料《本草纲目》的记载是刘姓嫡亲淮南王刘安首创。另外，我现在常用的酱油、豉、醋等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东汉的豆豉应经开始大量产生，人工酿造的食醋也是在汉代产生的，当时称为“酢”。酱油则称之为清酱。餐饮礼仪也随之建立起来了，比如如果有客人在调和菜汤，主人就要道歉，说是烹调得不好；如果客人喝到酱类的食品，主人也要道歉，说是备办的食物不够。吃饭完毕，客人应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盛行瞻债物的碟子交给旁边伺侯的主人，主人跟着起身，请客人不要劳动，然后客人再坐下。品尝美食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所以很多繁文缛节在当今社会已经不讲究了。三、饮食文化的高峰——唐宋作为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饮食文化在发达繁荣，兼容并包的唐宋自然也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而发展起来，达到一个高峰。唐代，麦、稻的地位逐渐上升。唐初期，麦作为一种主粮是比较奢侈的，且被认为是“杂种”。唐代中期以后，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饼食的普及，对麦作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的“两税法”已明确将麦作为征收的对象，麦取得了与粟并驾齐驱的地位。宋代的主粮跟唐代大同小异，只是稻子变得越发重要，最终取得了现代作为中国主要谷物的地位。过分讲究饮食的现象也尤唐为甚，菜肴分高、中、低三个档次。高档为宫廷宴用菜，最有名的要数烧尾宴了，烧尾宴是指士人刚做官或做官得到升迁，为应付亲朋同僚祝贺，必须请一顿饭。尚书令左仆射韦巨源在家设“烧尾”宴请唐中宗，肴馔丰美，世所罕见；宴会上的58道菜可以说是唐代市场上高档菜的代表。李公羹是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创制的保健食品，用珍玉、宝珠、雄黄、朱砂、海贝煎汁，每杯羹费钱三万！1相比宫廷菜的极尽奢华，中档的官吏日用

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及现状

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及现状一、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中国人口的发展同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人口发展已经结束了高增长的历史，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时期。这两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一）人口总量的发展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可以把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发展缓慢，明显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平，从而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人口高增长状况。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1949—1957年的八年间，人口净增1.05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2、人口低增长阶段（1958—1961年）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3、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流程的演变历程

精心整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历程一、中国古代主要的选官制度有： 1.王位世袭制从禹的儿子启开始，禅让制的惯例被破坏，从此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它标志着原始社会的“天下为公”为奴隶社会的“家天下”所取代。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是历史的进步，其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2.察举制秦朝以后，封建的选官制度有了发展。汉武帝时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官制度用来选拔人才，其内容包括地方察举和皇帝征召等，其中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官的最主要途径之 3.局面。和发展。 4.科举制地方权弄虚作假的现象，被举荐者多为“门生故吏”，无真才实学，随着吏治的败坏，到东汉末年此制也败坏不堪了。魏晋以后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推荐的权力不再交由地方官，而是由朝廷统一任命“中正”官，专门负责举士选才。这些中正官担任本籍州郡的大小“中正”，由他们把地方人才划分为九个等级，上报给中央，由中央任用。中正官评价人才的标准包括了察举制度所规定的内容，还增加了“家世”和“才实”等条目，注重品德与能力相结合，比汉代较为完善，一时间“儒雅并进”，起到一定积极的效果。但此制度也存在缺陷：一是选官的人，即“中正”官，多为本地的豪族大家所把持；二是选拔标准多以家世出身为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选才结果，阻塞了寒素人才入仕。从任用上看：从秦代起地方上长史一级的官员就要由中央任命，以后历代一直延续，秦汉地方层级分郡、县两级制，地方主官，都由中央下派，郡守如此，县令也如此。但同时也规定，地方长

官有自辟僚属的权力，郡守、县令都可以在自己所管辖的区域内选择任用官员。第二阶段从隋唐至明清，选任方式以科举为主，以“考试”为标准，用人权完全收归中央。从选拔上看：隋唐实行开科取士，隋炀帝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拔各级官员的主要方式。全国各地的士子不用通过荐举，直接报名考试，经过公开的逐级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士子在通过逐级政府和中央的笔试之后，要由吏部再进行面试，内容是考察“身、言、书、判”即身体容貌、言语应对、书法笔迹和判词书写。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学为主，兼及见识才能。大致说来，科举考试由礼部考才学，吏部考能力。明朝中期出现八股文，这是一种严格的排偶分股的应考文体，考生易于掌握格式，评卷标准也较为客观。科举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过立废之争，朱元璋就曾一度下诏停止科举，但始终未能找到一种超过科举的有效选官方式，所以，不得不在停科举九年后再次恢复。科举制度以相对公正、公平、公开的形式选拔和收揽人才，为整个政治机体输送新鲜血液，在政治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生命线。观要求。郡、利用国家政权合法施暴；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各地方之间相互隔绝，不能很好的融合，陷入狭隘的地方性。为了增强不同区域间的融合、交流和发展，保证大一统的局面得以维持，就要推行全国范围内选才，异地为官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只有在中央的宏观调控下才能得以实现。其三，大一统政权的存在，要求国家权力能有效制约地方势力。地方官是国家权力的代表，是政令下达和民情上达的关键环节，必须脱离地方豪强势力，并对其进行制约。中国古代的基层组织往往是在血缘和地缘结合的情况下建立的，人们依靠土地为生，很少迁徙，乡里组织从结构上讲一般比较稳定，地方豪强容易坐大。如汉代就有“宁负二千石（郡守），无负豪大家”之说。乡间豪族势力如不加控制，往往猖狂：兼并土地、荫庇人口、收养私从，当社会发生动荡时就会由患而生乱，与国家利益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古代治理中十分强调慎选临民官，一方面是考虑到要对民众进行善治，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大对地方豪族势力的控制。其次，中央权威的树立是社会稳定的保证，中央掌握人事权，收回地方自辟僚属的权力，统一官制。

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田雪原《人民日报》（2009年12月4日07 版）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转变的加速推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以降低生育率为主旨的人口政策的有效实施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目前社会上对我国人口政策还有不同看法和一些猜测，需要澄清；同时，步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以后，人口的变动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临新的抉择。历史的足迹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影响深远。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出生率上升到37.0％。，死亡率下降到14.0％。，自然增长率创下23.0％。的新高。这表明，在短短的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就完成了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随后迎来第一次生育高潮。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三次会议（扩大）的讲话中，提出抓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的设想，展露出新中国人口政策的雏形。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起，将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进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的理论教条，人口问题成为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虽然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文件曾提及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但没有真正贯彻下去。在10年“文革”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新中国人口政策及其影响

新中国人口政策及其影响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人口的态度从放任人口增长变为有意识要限制人口增长，再到后来颁发“计划生育”这个稍有点震惊世界的政策，直到2015年实施的普遍二孩政策。这些改变并不是空穴来风，其间夹杂的人民生存生活发展问题、国家经济发展及自然环境的恶化等等问题都十分复杂，所以任何政策的下达都是要经过全方位的考虑及利弊分析的。中国对人口的管理过程一波三折，这都是政府对经济等各方面的统筹结果。关键词：人口政策，计划生育，二孩政策，老龄化，经济发展。正文：从不干预人口增长，到计划生育一家一胎，再到2015年的二胎政策，新中国的人口政策可谓一波三折，其中的考虑和牵扯颇多，每一个政策都有其原因和一系列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毛主席说过：“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还指出“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也完全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2版）所以政府放纵人口增长，并没有政策对人口增长进行直接干预。另一方面，在当时特定地背景下，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政策和做法，也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支持并广为传播。此外，有关部门从维护妇女的健康角度所颁发的限制打胎、节育和人工流产等规定则从侧面鼓励了人口的增长。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国家的进步和落后、富裕和贫穷，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不成正比，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富裕强大，以及社会文明程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政治制度。 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发布的《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以及1952年12月卫生部制定的、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同意实施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草案）》，以保障妇女生育安全和保护母亲和婴儿的健康为原则，明令禁止非法打胎，并对妇女打胎、节育及人工流产做出了非常详细的限制性规定。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史海纵横》2009年第一期）建国初期政府关于禁止人民群众进行节育、人工流产和避孕的这些规定，以及对节育用具的严格管制，虽然是着眼于母亲和子女的健康，但却使广大有节育要求的群众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所以直接导致这段时期，全国人口全力增长。直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为6.02亿，远远高于当初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的：“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巨大的人口基数和不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使得人口大大增长，但同时尤其是中国的粮食生产并没有与人口等比例增长，人民在吃、穿、住、交通、教育、卫生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难，也就产生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1955年3月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明确“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毛泽东也提到“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反复与摇摆：新中国人口政策发展历程社会观察22

论述中国古代人口的变迁

论述中国古代人口的变迁摘要：纵观数千年来中国人口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人口总量的增长是中国人口发展中最明显的特征。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总体来说迁移的形式有自北而南迁移、政府强制性的移民、由内地向边疆的开发性移民、北方少数民族的内徙与西迁等。关键词：历史时期；人口增长；迁徙；动因中国人口的历史发展，源远流长。尽管古往今来栖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作为整体的中国人口本身，却往往因为资料的残缺或失真，而难以被准确地描述。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年来，相关研究已累累硕果。依据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中国人口历史发展的基本概貌。 1、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秦朝以前时期（书上）秦汉时期秦始皇时代的人口总数在2000－3000万之间，但在经过战国末年长期的战争之后，人口数量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当时普遍存在的是劳动力的不足，而不是人口压力。正因为如此，秦始皇在大规模征调民众服劳役和兵役时不得不采取残暴的强制手段，而且已显得捉襟见肘，如对征南越的军队派不出更多的增援和补给，在设置新政区后也无法迁入更多的移民。秦亡以后和西汉初年，秦朝的新领土丧失殆尽，西南和南方全部为当地民族夺回，或建立了实际上独立的政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秦朝的驻军、行政人员和移民数量太少。到了东汉时期，由于西汉末年的战乱，促使北方人向南方迁徙，说明西汉时期北方人认为南方的气候不适宜于汉居住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总之来说，东汉时期北方各郡县的人口一般都有所减少，个别有增加，而南方一般都有所增加，有些郡甚至超过几倍，这除过一般的人为原因外，可能也由于南方的自然条件诸如气候变化等方面为北方人所习惯，才出现不断向南方迁徙的缘故。两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不但大量内徙，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不同政权，即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可以想见当时人口迁徙的盛大状况。因此当时的江统、郭钦等人提出“徙戎论”，即要把内迁的北方民族迁回原地。隋唐五代时期隋朝人口最多时达 5600 ——5800 万，即经过魏晋时期的四百年反复，基本恢复到东汉时的最高数。隋在短时期内使人口有了大量增加，是由对户口登记的重视， 585 年，隋在全国“大索貌阅” 宋、辽、金、时期宋时的人口在 1 亿左右，而 40% 在北方， 60% 在南方。之所以此一阶段人口上升，是因为这一时期耕地面积有了很大增加，辽的人口大约 400 万。金时的人口最高为 6 千万人。加上当时的南宋、西夏（ 300 万人）、大理和其它部族，当时全国大约有 1 亿 2 千万人。元明清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