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浪漫诗人吗_反思中国20世纪对李白的浪漫主义解读_刘宁

李白是浪漫诗人吗？

——反思中国20世纪对李白的浪漫主义解读

刘　宁

内容提要　20世纪的中国李白研究，受到欧美浪漫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的显著影响，

本文梳理了20世纪中国学者在李白研究中，对浪漫主义批评方式的接受与拒斥，分析了浪

漫文学经验与浪漫主义批评视角对理解李白艺术的积极意义及其局限，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如何面对外来文学经验和文学批评传统的影响做出反思。

关键词　浪漫主义　李白　接受　拒斥　反思

在中国20世纪的李白研究中，浪漫主义的解读方式十分流行，李白被视为一个浪漫诗人，而他的诗歌，则是浪漫主义艺术的代表。作为外来的文学批评概念，“浪漫”与“浪漫主义”是否适合用来理解李白的人生与艺术，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概念产生于与中国传统文学差异较大的文学传统之中，以之阐释中国的传统诗文艺术，枘凿之处自然不可避免，因此对这种做法的质疑，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止；但问题在于，外来的文学批评资源，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传统艺术是否只会带来障蔽与曲解，我们是否有可能或者有必要彻底拒绝这些资源而重返传统的批评方式，我们该如何理解外来批评资源对于理解传统的意义？在20世纪，“浪漫主义”的批评话语进入李白研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本文将通过梳理这一过程，对上述问题做出一些思考。

一　接受与拒斥：20世纪李白研究对待浪漫主义批评的态度

192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文中将中国文学分为“浪漫”与“写实”两派，屈原和李白被视为典型的浪漫诗人。这是今天所知的最早以“浪漫文学”的概念来详细阐释李白的例子①。自此之后，“浪漫”、“浪漫主义”等阐释视角逐步进入李白研究，而且影响越来越深入。大致说来，20世纪对于李白的浪漫主义解读，存在着两种批评取向，其一是基于对浪漫主义的一般性理解，这种理解源自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其二则是基于前苏联马列文论所阐发的与现实主义相对的浪漫主义概念。后者在1949年以后大陆的李白阐释中十分流行。

“浪漫主义”这一概念，其内涵是相当复杂的，这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传统自身的复杂性息息相关。因此，要给这一概念下一个绝对的定义，无疑是困难的。以研究观念史著称的洛夫乔依（Arthur O,Lovejoy），在考察了“浪漫主义”的纷繁涵义之后，曾经很极端地认为，这个概念意味着太多的东西，多得人们几乎不知道它究竟该意味着什么②。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这个概念有一些相对基本的内涵，

①　梁启超《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1—3465页。

②　See Arthur O,Lovejoy，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pp228-253,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Press，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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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古典传统，重新提倡真诚、自发、激情、想象以及对个体力量的释放——简言之，要以主观的情感与冲力为先。”①1926年，梁实秋曾经总结当时的新文学，提出如下四个特征：1.基本上受外国影响；2.崇尚情感，限制理性；3.对生活的一般态度是“印象式”的（即“主观的”）；4.强调回归自然，强调原始状态。在梁实秋看来，这些特点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的色彩②。陈国恩在其研究中指出，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在30年代趋于衰落，40年代又再度兴盛③。随着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深化，浪漫主义的批评传统也对中国的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浪漫主义”作为批评术语被广泛运用，例如，许啸天《中国文学史解题》就通过浪漫、写实、自然、颓废等一系列源于欧美批评传统的术语来重新界定中国古典文学。梁启超、刘大杰等用浪漫主义的批评视角解读李白的艺术，也反映了浪漫主义批评传统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深刻影响。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古典文学研究，受到前苏联马列文论体系的重要影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二元相对的批评模式广泛流行，中国文学史也被阐释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条创作线索的消长起伏。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都依循这一模式，论及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一般认为，远古神话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屈原将浪漫的诗歌艺术推向成熟，《庄子》的精神与艺术也充满浪漫主义的气质，陶渊明的诗歌体现了日常人生中的浪漫主义追求，而李白则是浪漫主义传统的高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半期，浪漫主义文学在明代再一次出现繁荣。

马列文论体系中的“浪漫主义”概念，与基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之特质的一般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概念，有密切的联系，两者对浪漫文学一些基本艺术特质的认识是十分接近的，但前者更强调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决定论的前提下，理解“浪漫主义”的艺术追求，将其看成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特反映。例如，蔡仪在其影响很大的《文学概论》中，就指出，浪漫主义是理想主义，其最基本的品质就是按照理想的形态去反映生活，阶级斗争是推动浪漫作家追求理想生活的重要动力④。高尔基将浪漫主义区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而区分的标准，则在于对现实、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能否做出正确的反映。他认为:“消极的浪漫主义，——它或者粉饰现实，企图使人和现实妥协；或者使人逃避现实，徒然堕入自己内心世界的深渊。……积极的浪漫主义，则力图加强人的生活意志，在他心中唤起他对现实和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⑤

1949年以后大陆的李白研究，受上述理论模式的影响很大。李白被视为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胡国瑞《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及艺术特点》⑥、黄海章《试论构成李白诗歌积极浪漫主义的因素》⑦等论文，相当详细深入地讨论了李白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与艺术特色。从有关的论述来看，这些讨论对李白浪漫主义人格精神和艺术品质的描绘，相较于梁启超、刘大杰等人，并没有很大差异，如在精神上，着眼李白狂放不羁的个性、渴求自由解放的人生追求、奔放的热情；在艺术上，着眼其不受形式规范的拘束，善于运用想象与夸张。但上述这些精神艺术品质被放在社会反映论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下来观照，例如李白追求个性，狂放不羁的气质，被认为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人生态度，而他的理想又是积极地反映了盛唐社会现实和阶级斗争的要求。李白的理想主义不仅是他个人的人生态度，

①　Leo Ou-fan Lee，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p292,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梁实秋论文学》,（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3页。

②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

③　陈国恩《浪漫主义与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184页、第237—270页。

④　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57—262页。

⑤　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2—163页。

⑥　《文学遗产增刊》第4辑，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22—139页。

⑦　《中山大学学报》1960年第2期，第80—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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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李白的诗歌艺术①。1948年，戚惟翰《李白研究》出版，此书的论述方式也比较传统，没有出现“浪漫”这样的术语②。1953年，骆侃如《中国文学史新编》在香港出版，书中称李白为自然诗人③。在台湾很有影响的叶庆炳《中国文学史》，同样不采用“浪漫主义”这样的概念，他以“诗仙”一称来描述李白其人其诗，具体的论述，也看不到多少浪漫主义批评的影响④。

美国学者的李白研究，最少采用“浪漫主义”这样的概念。在影响很大的《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本》一书中，关于李白的简介，提到“浪漫”一词，但并未对其含义作详细发挥⑤。其他学者的讨论，甚至连“浪漫”一词也很少提到，例如Burton Watson、Paul Kroll讨论李白的艺术，多着眼于李白和艺术传统的关系⑥，Paul Kroll认为李白的天才就在于全面而深入地掌握艺术传统，综合变化以传达个性的声音⑦。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讨论，也很关注李白艺术在诗歌史上的意义⑧。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李白研究，在反思马列文论浪漫主义的阐释模式的基础上，对是否运用“浪漫主义”这样的概念来阐释李白，显得更为审慎。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李白的描述，虽然用到“浪漫”这样的概念，但已经完全摆脱了马列文论“浪漫主义”的阐释框架，在具体的批评中，“豪放”与“自然”成为一些核心的批评术语。

20世纪李白研究疏离“浪漫主义”这一批评术语的倾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8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学者来讲，对马列文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二元批评模式的简单机械之处的不满，是一个很直接的原因，但如果我们放眼整个20世纪，就会感到，这种疏离，还反映了学者对于“浪漫主义”这样的外来批评术语是否适合中国文学实际的怀疑。这样的怀疑，自欧美文学批评传统影响中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而在20世纪末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反思浪潮中，类似的怀疑又得到过集中的表达。

美国学者的疏离，则与他们更熟悉欧美浪漫文学传统有关，他们对中国与欧美文学传统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敏感。Jonathan Chaves在其关于公安派的自我表达的讨论中，就详细地分析了用“浪漫主义”来理解中国文学的枘凿之处，例如，浪漫文学以注重自我、崇尚自然为其特征，而“自我”、“自然”这些概念在中国文学中有复杂的内涵，不能与欧美文学传统简单类比；中国文学对创造性的看法，也有独特之处⑨。

美国学者的看法，与中国学者对外来批评传统的怀疑与疏离不无契合之处，但在意识到种种枘凿之处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彻底排斥任何外来批评传统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呢？事实上，这种彻底的拒斥，并非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而我们所要做的，是对外来批评传统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做出深入的反思。

①　龚启昌《中国文学史读本》，（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6年版。

②　戚惟翰《李白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

③　骆侃如《中国文学史新编》，（香港）现代文教社1953年版。

④　叶庆炳《中国文学史》，（台湾）广文书局1965年版。

⑤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p198,Victor H.Mair e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

⑥　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by Burton Watson,p205,New York: Columbia Unversity Press,1984.

⑦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p296,Victor H.Mair e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

⑧　Stephen Owen,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pp101-130，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

⑨　Jonathan Chaves,The Expression of self in the Kung-an School,Expressions of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Robert Hegel and Richard Hessney ed,pp128-146，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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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启发与局限：浪漫主义批评对李白研究的影响

20世纪，外来文学批评传统的引入，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并不只是曲解和障蔽了中国文学的固有精神。我们也应该看到，它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的文学传统，有很积极的启发意义。就李白研究而言，浪漫主义批评的引入，烛亮了许多在传统诗学批评中，未能充分彰显的内容与领域。

中国传统的诗学批评，论及李白，出现最多的，是“天仙”①、“天才”②、“奇”③、“豪放”④、“飘逸”⑤、“天然”⑥等概念。这些概念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着眼于李白其人其诗蔑弃常规、不受拘束的一面，“天仙”、“天才”、“天然”是与“人力”、“人工”相对，“奇”与“正”相对，而“豪放”、“飘逸”，则是与拘检相对。这的确揭示了李白精神与艺术的重要特征，但浪漫主义批评的引入，则从更多的侧面，展现了李白艺术的丰富内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浪漫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批评，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是在特定的文学潮流中出现的文学创作现象，后者则是在这种文学潮流影响下出现的文学批评方式。浪漫主义文学的涌现，为文学批评带来了重要变化，对此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专家艾勃拉姆斯（M.H.Abrams）的《镜与灯》有最为精要的剖析。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视角，当然最适用于分析浪漫主义文学，但对于观察其他类型的文学也有积极的意义。20世纪中国李白研究，受浪漫主义的影响，也存在两个层面：第一，是浪漫主义的文学经验，对于认识李白浪漫艺术的类比借鉴意义，如拜伦、雪莱这些浪漫诗人，其精神艺术气质，对于理解李白，无疑有借鉴意义；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则是浪漫主义的文学批评方式，对于李白研究的影响，其最突出者，约有如下三个方面：１.对文学自我的考察

文学创作与作者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的传统诗论，也注意到这种关系，如“知人论世”、“文如其人”等种种意见，都反映了这样的认识。但是，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并不是作家的现实人格在作品中的简单投映，就可以全面地解释这种关系，所以古人一方面有“文如其人”的说法，另一方面也有“文章宁复见为人”（元好问《论诗绝句》）的感叹。

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十分重视作者与作品的关系。艾勃拉姆斯曾经提出，针对作者与作品之关系有三种态度，其一是由知人以知文，即通过对作者生平人格的了解，进而解释其作品；其二是从作品里找材料来勾勒作者的生平个性；他认为这两种态度都不是浪漫主义批评的真正追求，因为前者只是为作品的某些品质找作者生平人格上的理由，后者则只是把作品看作撰写作家生平事迹的材料。真正深入探究人与文之关系的浪漫主义批评态度，是第三种，即理解作品中的作者。这样的态度，将作品的艺术整体视为作家人格与灵魂的全面传达⑦。

第三种态度是浪漫主义批评的核心追求，而对于“文学自我”的考察，则是这一追求在具体批评

①　“李白诗，仙才也”（《海录碎事》）；“天仙之辞”（《李诗通》）；“李白天仙之词”（《唐诗品汇》）。

②　“天才纵逸”（《唐诗品汇》）；“吾于天才得李太白”（《而庵说唐诗》）；“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沧浪诗话》）。

③　“奇之又奇”（《河岳英灵集》）。

④　“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栾城集》）。

⑤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沧浪诗话》）。

⑥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苕溪渔隐丛话》）。

⑦　M.H.Abrams,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p22,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INC.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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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上的体现。所谓“文学自我”，是作者在作品中所呈现的“自我”。作者在现实人生中所呈现的“自我”，与作品中呈现的“自我”，有同一的一面，也有显著的差异，何谷理(Robert Hegel)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中的自我》一书中提出，文学自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被创造的自我”（Created Selves），指作家期望呈现的自我；其二则是“被呈现的自我”(Revealed Selves)，指作家现实自我在作品中不自觉的流露①。因此，对于“文学自我”的揭示，显然不是通过简单的“知人论世”所可以实现，而要通过联系作家的现实自我和作品的艺术整体做深入的考察。在中国传统的诗学批评中，对“文学自我”的分析并不充分，而在20世纪，随着外来批评传统的影响日趋深入，对“文学自我”的关注也随之加深。例如，在中国传统的杜甫研究中，研究者一直强调知人论世，自宋代以来，编撰年谱、诗文系年的风气十分流行，但这种年谱加作品的阐释格局，并不能充分阐发杜甫在作品中表现的“文学自我”。20世纪有不少学者考察杜甫在作品中展现的自我形象，揭示其自重又不无自嘲的特点，还有的学者认为杜诗的自我表达带有鲜明的自传特点。这些都加深了对杜诗“文学自我”的认识。

如前所述，浪漫主义文学批评，总是最适合浪漫主义的文学，对于李白这样的诗人，“文学自我”的考察就显得极为重要。宇文所安曾指出，唐代没有哪个诗人像李白这样用心地在诗中呈现其自我，即使杜甫也不是这样，李白不遗余力地向读者展现，他的个性是如何的与众不同②。20世纪的李白研究，在对“文学自我”的考察上，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绩。这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深入考索原始文献，深入考察李白生平以及唐代社会的历史状态，对李白的现实自我获得了更准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对李白诗歌中表达自我的抒情艺术有了更细致的分析。这两者的结合，为李白文学自我的分析，打开了新的境界，例如，李长之以“寂寞的超人”来概括李白的文学自我，透辟地揭示了李白在表达他对现世的眷恋和人生痛苦中所展现的冲逸豪情③；林庚先生在《诗人李白》中，对李白诗歌所呈现的“解放的个性”的分析④，也十分警人。这些都远远超出了传统诗论的讨论范围。

2.对激情的理解

李白诗歌富于激情。“情”是中国传统诗论的重要范畴，但传统诗论对“情”的讨论，往往是置于与其他艺术范畴相对的框架中来进行，例如“情”与“景”、“情”与“理”等。对于“情”在艺术创作中的丰富样态，讨论得不是非常充分。而在浪漫主义批评中，对“情”的讨论，是一个核心的话题，而且尤其关注浓烈、激动的“激情”（emotion）。

李白诗作中的情感，与此相当接近，例如诗人在看到理想将要实现时的兴奋，是如此的奔放，他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而当人生陷入苦闷，他的忧愁又是如此的不可遏止：“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类似激烈的情感体验，我们在欧美浪漫主义文学中是很容易看到的。而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这样的激情表达，并未得到充分的展开，例如李白的《行路难》，人们会注意到它与鲍照《行路难》的渊源关系，但鲍诗“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的感慨，显然不能和李白的激情相提并论。屈原的《离骚》在浓烈的人生感慨中展现了充沛的激情，与李白诗歌颇有近似之处，但后世对楚骚的继承，又多偏于高远的兴寄和低沉的咏怀，极大地淡化了《离骚》中激情的浓度。梁启超曾经指出，对情感的激烈的表现，“西洋文学里头恐怕很多，我们中国却太少了”。李白的作品重现激情，而要深入理解这种表现品质，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对情的解读，无疑会有很好的帮助。

①　Robert Hegel,An Explor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Self,Expressions of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p3.

②　Stephen Owen,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p109-110.

③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第81—82页。

④　林庚《诗人李白》，《唐诗综论》，第200—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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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歌的“豪放”与浪漫文学的特征颇多近似，如充溢的激情、不羁的想象，都体现了精神追求自由的奔放力量，运用浪漫主义的批评视角，这些特征会得到相当恰切的阐释，但是，李白诗歌“天真”的一面，情况则比较复杂。

“天真”是与虚饰、矫情相对，李白的“天真”植根于中国道家哲学的“自然”精神，这与浪漫文学通过对大自然的沉思来表现自我精神的至高创造力，有着明显的差别。欧美的浪漫文学，注重表现“自然”，而他们所推重的“自然”，是指与人类社会相对的大自然，浪漫主义诗人反对18世纪机械论的宇宙观，认为自然是有机体，是精神意志的体现，“人所以能够了解自然，就是因为它类似于人，是一活动精神的表现，其中有理性和目的”；“自然是可见的精神，精神为不可见的自然”①。“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都将自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浪漫主义的自然是一个不能同美的价值相分离的自然”②。浪漫主义文学对自然的表现，就其本质来讲，是自我的精神创造力的投射。

中国传统哲学所追求的“自然”，则是指世界的本然与人之本性，追求自然，虽有反抗束缚、蔑弃礼法之约束的叛逆的一面，但其终极目的，并不是展现自我精神的至高创造力，而是体会世界与人本然的存在状态，人在追求自然过程中体会到的精神自由，并不建立在自我的高扬的基础上，而是体现为对世界与人之本然存在状态的深刻体认。李白的“天真”正是建立在这种独特的“自然”观念之上。

浪漫主义诗人喜欢通过描绘大自然来反抗城市文明的束缚，李白在诗歌选材上并没有明显的偏向，他向往理想境界，但并不刻意乖张，他最善于就人之常情开掘奇崛宏伟、一往情深的诗境，早在40年代，李长之在其著名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书中，就很精辟地指出：“李白诗的人间味之浓，乃是在杜甫之上的，杜甫只是客观的，只是被动的，以反映那生命上的一切。……在李白这里，决不是客观地反映生活，而是他自己便是生活本身，更根本地说，就是生命本身了。……一般人在他那里欣赏其过分夸张出奇者有之，得一鳞一爪的解放者有之，但很少有人觉悟到他在根本上乃是与任何人的心灵深处最接近的，换言之，他是再普通也没有了，甚而说是再平凡（倘若平凡不是一个坏意思）也没有了也可以。”李白是把人之常情用超常的力度表现出来，所谓“就质论，他其实是和一般人的要求无殊的；就量论，一般人却不如他要求得那样强大”③。这种独特的“质”与“量”的关系，正揭示了李白冲决的精神艺术个性与现实人生的复杂联系。

在诗作中，李白善于在日常人生中展现出理想的境界，例如《静夜思》，其所抒之情不过是寻常的游子思乡，其所写之景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普通的片段，但在他的笔下，游子低头沉吟思乡的一刹那，恰恰是摒除了一切繁杂而无比专情的时刻，这是一个理想而纯净的时刻，它生灭于日常人生的起伏之中，却体现了对人生的纯化与提升。这就是李白追求理想境界而又不离日常人生的独特所在。林庚先生曾这样评价这首诗：“如此普遍的主题，如此简单的诗材，如此素朴的写出；不加一点渲染，不作一句说明。历来多少写离情的名诗，相形之下，都不免要显得吃力；而这里只是低头看见月光，抬头望见月亮，再低头时就是进入思故乡了。这一个辩证的过程，如一幕哑剧，何等的淳朴丰富，何等的明晰自然，所谓‘天衣无缝’。这就是李白诗歌艺术天才的表现。”④李白的诗歌表达了种种人生愿望、人生体验，他不回避自己的功名富贵之思，也不回避自己的日常人情，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独特的和谐关系，与浪漫主义文学追求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

浪漫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在理解李白上的枘凿之处，当然需要特别留意，一切简单照搬外来批评视角的做法，都并不可取，但从文学交流的开阔格局来看，我们大可不必因为这些枘凿而对外来

①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93页。

②　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页。

③　李长之《道教徒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第4—5页。

④　林庚《唐诗综论》，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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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抱彻底拒斥的态度，因为即使是这些现象的存在，也可以积极地启发我们深入认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在经历了20世纪中外文学的巨大碰撞之后，任何要彻底回到中国传统的做法都实际上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在开放的格局里，我们对自身传统的认识，其被深化的可能，实际上要远大于被削弱的可能。

［作者简介］刘宁，女，1969年生。199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发表过专著《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等。

·札记·

李善李邕父子是江夏人而非江都人

唐代李善、李邕父子的籍贯，一直存有异说。两《唐书》的李善、李邕传都说李善父子是江都人。后人多依此说。然唐人称李善父子，多称之为江夏人。如杜甫《八哀诗》谓“江夏李公邕”；颜真卿《孙逖文公集序》亦称“江夏李邕”。杜甫、颜真卿与李邕是同时人，其说自然可信，而两《唐书》所言不确。

要考明李善父子籍贯，最可信的史料莫过于他们家族成员的墓志铭。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所收李邕及其子李岐、孙李正卿、堂弟李睦的墓志铭，都明确记载李善、李邕父子属“江夏李氏”。其中《李府君（睦）墓志》明确记载晋永嘉末年李氏远祖恪迁居江夏：“公讳睦，字瑛，其先赵人也；远祖恪，永嘉之末，避世南徙，封江夏王，后因为郡人焉。曾祖赎，隋云安郡丞；祖元哲，括州括苍县令；父 ，魏州魏县主簿。”《李公（正卿）墓志铭》亦云：“公实赵人，其先食菜武昌，子孙因家焉，遂为江夏李氏。曾祖善，贯通坟史。”“祖邕，文学优宏”，“官至北海太守，赠秘书监”。李氏自永嘉末年迁居江夏后，至少从李善之祖父赎、父元哲以下，子孙皆居江夏。李邕本人在《唐通议大夫守太子宾客赠尚书左仆射崔孝公（沔）墓志》中亦自称“江夏李邕”。可以说，李善、李邕父子为江夏人，是铁定的事实。

然而唐代的江夏，是郡名，所辖地域较广，李善父子究竟居住江夏何处，尚需考实。李白《题江夏修静寺》诗题原注“此寺是李北海旧宅”给我们提供了线索：李邕旧宅在修静寺。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也说：“修静寺，唐李邕宅。”可见，江夏修静寺，是李邕故居遗址。

再考宋以来方志，知修静寺在咸宁钟台山。《宋本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云：“钟台山，在（永安）县东南一百里，上有桃花洞，即李邕读书之所，石室见存。”《方與胜览》卷二八和《舆地纪胜》卷六六所载相同。《康熙咸宁县志》卷五亦载：“钟台山，即桃花尖，在县东南六十里，上有石室、石钟、石台，钟或时自鸣，有修静寺，李北海读书其中。”李邕读书处在咸宁钟台山，而钟台山的修静寺即李邕读书处。很显然，李邕故里、旧居就在咸宁的钟台山。这里所说的咸宁，即今湖北咸宁市。钟台山，在今咸宁市咸安区大幕乡桃花尖村，修静寺遗迹仍依稀可辨。

今日之咸宁，古代曾经隶属江夏吗？《明一统志》卷一九言之甚明：“咸宁县：本隋江夏县南境，唐大历初置永安镇，五代时杨吴改为场，南唐升为永安县，隶鄂州，宋改曰咸宁。元仍旧，本朝因之。”《大清一统志》卷二五八亦载：“（咸宁县）唐为江夏地，大历二年置永安镇……宋景德四年改曰咸宁，元属武昌路，明属武昌府，本朝因之。”可见，今日之咸宁，在唐代原属江夏，宋代始将原隶属江夏的永安县改为咸宁县。1983年改设咸宁市。

综上所考，李善、李邕的籍贯是今湖北咸宁，其故居在今咸宁市咸安区大幕乡桃花尖村的钟台山。

（李　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