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名词解释

宋

江西诗派

宋代诗歌流派，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黄庭坚论诗“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之说，倡导学杜，重点借鉴杜诗的艺术经验，在当时发生了较大的影响。黄庭坚对当时的青年诗人具有多方面的典范作用，受到众多青年诗人的拥戴追随。他们“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形成了宋代较大的一个诗歌流派。

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派社宗派图》，把黄、陈为首的诗歌流派取名为“江西诗派”。“江西”即宋代的江南西路，黄庭坚及诗派中的二谢等十一人是江西人。诗派成员大多受到黄庭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以在题材取向和风格倾向上都比较相近。这个流派一直延续到南宋。

到了宋末，方回因为诗派成员多数学习杜甫，就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方回《瀛奎律髓》）

6、韩潮苏海

韩潮苏海是对唐代古文家韩愈和宋代文学家苏轼文学成就及特色的形象化概括。南宋李涂《文章精义》中说：“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概括了四大家散文的风格特征：韩文象潮水一样浩荡奔腾，柳文晶莹活泼，欧文平易舒畅，苏文则显得“汪洋恣肆”。后人论文不并称四家时，就常把韩愈、苏轼连在一起，称“韩潮苏海”。

7、诚斋体

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其诗初学江西诗派，继学王安石“半山体”和晚唐诗人的绝句，最后领悟到应摆脱前人藩篱而自成一家，并形成独具面目的诚斋体。诚斋体的风格特征是活泼自然，饶有谐趣。他善于从平常的事物中捕捉到富有情趣的瞬间，并用浅近自然地语言表达出来。以写自然之景为主，在写景中富有幽默诙谐的风趣，想象奇特，语言浅近明白，章法流畅直致，近于口语。例如《小池》和《晓行望云山》。诗风与吕本中、曾几后期的诗风有传承关系，但其活泼程度又青出于蓝，所以具有很大独创性。但也产生了粗率滑易、浅俗无味的缺点。

8、四灵

四灵指的是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字灵秀）。四人都出于叶适之门，各人的字中都有一个“灵”字，故叶适把他们合称“四灵”，曾编选《四灵诗

选》为之揄扬。

四人都是命运落拓的贫寒之士，生活面狭小，诗歌内容比较单薄，只有少数写到民生疾苦或时事，多数内容是题咏景物，唱酬应答，他们的诗集都取材于书斋名，他们的创作局限于书斋之中。

反对江西诗派的使事与议论，作诗以唐人贾岛、姚合为宗，以五律为主要诗体，内容是描写清邃幽静的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艺术上精雕细琢，玲珑雅洁，接近贾岛、姚合的诗风，但由于过分注重炼字琢句，他们的多数五律虽有较精警的句子，而全篇的意境却不够完整。对稍后的江湖派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江湖派

“江湖派”是南宋后期的一个诗歌流派。南宋后期，一些没能入仕的游士流转江湖，以献诗卖文为生，成为江湖谒客。杭州书商陈起喜欢结交文人墨客，其中有低级官员、隐逸之士、也有许多江湖谒客。陈起为上述诗人刻集，总称为《江湖集》，以江湖谒客为主的这些诗人就被称为江湖诗派。由于被收入《江湖集》的诗人身份各异，此没有公认的诗学宗主，所以江湖诗派是一个十分松散的作家群体，只是具有大致相似的创作倾向而已。

生活在下层，接触的生活面很广，诗歌题材来源比较丰富，有一些描写民生疾苦的作品。

江湖诗人最擅长的题材是写景抒情，他们这方面受到“四灵”的影响，即字句精丽，长于白描。但境界较为开阔，又稍胜于“四灵”。大多数未能自成一家，只有刘克庄河和戴复古较能自出机杼，成就较突出。从总体上看，江湖诗派的风格倾向是不满江西诗风而仿效“四灵”，学习晚唐，但取经比“四灵”更宽阔一些，这基本上代表着南宋后期诗坛的风尚。

中兴四大家

南宋诗人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褒的并称。他们早年的诗歌受江西诗派影响较大，缺乏个性，后来另辟蹊径，各有创新，使宋代诗歌出现了新的转机，得以“中兴”，并为时人所推崇，故有此称。四人中陆游的成就最高，范成大、杨万里次之。

11、易安体

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因其词善于通过白描手法，“其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且造语新警，饶有韵味，意境素雅高远，颇有特色，故后人多有效法者，称之为“易安体”。

李词的艺术特色：一、长于白描，善用口语。李词不事雕琢，不见斧

迹，全然清水芙蓉，天然浑成，堪称词中“本色当行”的代表；二、长于铺叙，善于以景写情，为了渲染气氛，强化主题，易安往往采用铺叙手法，一层一层进行写景状物，叙事抒情，且善于融情入景，以景写情，使之达到水乳不分的地步；三、善于化虚为实，把无形之情，化为可见之体；四、委婉含蓄，曲折言情，李词情真意切，饶有余味。

李清照是宋词婉约派大家。她的词于苏豪、柳俗、周律之外别树一帜，婉约而不流于柔靡，清秀而具逸思，富有真情实感，语言清新自然，流转如珠，音调优美，故名噪一时，号为“易安体”。特定的历史条件促成了“易安体”神“愁”形“瘦”而以清新奇隽出之的艺术特征。“易安体”既保持了南唐以来抒情词的传统词风，又创造了以时代悲剧为背景的、表现作者个人的深沉感受和巨大不幸的艺术风格。

一．用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和明白流畅的音律声调作词。以寻常语度入音律是易安体最突出的特点，所作词无一字不协律，而且能“化俗为雅”。如《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能够把浅俗的文字，组成极清新鲜丽的词句，以寻常语创造了不寻常的意境。“易安体”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善用浅俗语，明白如话而清新工巧。易安体

二．“易安体”融入了家国兴亡的深悲巨痛，同时又不失婉约词的本色，具有凄婉悲怆的格调。如《春晚》“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的后期词，多这种愁苦之作，情调入于凄壮悲伤一途，发展了传统的婉约词。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相融合，是“易安体”的特殊格调，令人凄怆欲绝。

三．“易安体”倜傥有丈夫气，如《渔家傲》。“易安体”不同于一般婉约词的地方，是温婉中透出刚健、洒脱。[

在创作实践中，李清照对诗词作了明确分工，她把有关时事政治、咏史怀古之类的题材吟之于诗，而把生活中个人的悲欢离合、惜春悲秋之类的感受赋之于词。在音律、内容和表现艺术方面，李清照的创作实践也体现了“词别是一家“的理论主张。

12、格律词派

南宋词派名。此派以姜夔为首，其他代表作家有史达祖、吴文英、高观国、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他们作词讲究格律，追求典雅、含蓄、柔婉和“清空”，是南宋后期同“辛派”相对的一个词派。

吴文英他们以姜夔的“雅词”为典范，注重锤炼琢句，审音守律，追求高雅脱俗的艺术情趣，词的题材以咏物为主，讲究寄托，但有些词的意蕴隐晦难解。

又称“骚雅派”。

13、话本

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样式。话本原是“说话”艺人的底本，是随着民间“说话”伎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样式，从敦煌发现的资料看，唐代已出现话本，但到宋元时代才渐趋成熟。

在宋代的瓦肆伎艺中，属于说话范围的有四家：小说，讲史，讲经，合声（生），其中小说，以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为主，多反映市民的生活和思想，说经，即演说佛书；讲史，则说讲前代兴争战之

事。

随着说话活动的日益兴盛，在书场中流播的故事越来越多，而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也日见其多，后世统称为话本。

形式上一篇话本小说可分入话、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又因为话本是诗词和说话相间而成的，故宋元时期又将话本称为“诗话”和“词语”。宋代话本小说，以全新的人物形象，通俗、生动的文学语言，曲折的故事情节，出现在古代文学史上，为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14、诸宫调

流行于宋、金、元时期的民间讲唱文学形式，是元杂剧的前身之一。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载：“熙丰、元祐间，……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右传，士大夫皆能诵之。”所谓诸宫调，是相对于限用一个宫调的说唱形式而言。其中唱的部分用多种宫调串接而成。其间插入一定的说白，与唱词配合，叙诉有人物、情节的长篇故事。而每种宫调则由若干曲牌联成短套，套曲可则一二首，多则十多首。这一说唱形式，在宋室南渡后，传至南方。南方的诸宫调主要以笛子伴奏，北方的诸宫调多以琵琶和筝伴奏，故北诸宫调也称“搊弹词”，某些作品还冠以“弦索”字样，以示其有别于南诸宫调的特点。后来由说唱发展到舞台表演，形成杂剧。今存作品有金佚名《刘知远诸宫调》（残篇）、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及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残篇）三种。

15、入话

是小说话本的开端部分，它有时以一首或若干首诗词“起兴”，说风景、道名胜，往往与故事的发生地点相联系，或与故事的主人公相关联，有时先以一首诗点出题旨，然后叙述一个与此题旨相关的小故事，其行话是“权做个“得胜头回”，实则这个小故事与将要细述的故事有着某种类比关系。显然，入话的设置是说话艺人为安稳入座听众，等候迟到者的一种特意安排，也含有引导听众“话意”的动机。

16、唐宋八大家

指唐、宋两代八位著名的散文作家。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北宋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人都提倡散文，反对骈文，是唐、宋古文运动的健将。明初朱右选辑八人古文为《八先生文集》（已失），始有八家之名。明中叶唐顺之选辑唐、宋文，亦取此八家。嘉靖时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流传最广，八大家之名遂家

喻户晓。八大家散文风格各异，韩愈散文雄健奔放，波澜壮阔；柳宗元散文精密峻峭，清新秀美；欧阳修散文流畅婉转，迂徐委备；苏洵散文博辩宏伟，简劲凝练；苏轼散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苏辙散文和平坦荡，体气离妙；王安石散文峭刻雄劲，简丽幽远；曾巩散文平易舒畅，简括严密。八大家中，以韩、欧影响最大。韩文如创阁奇景，欧文如江南秀色，并称“韩欧”。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家，又都受韩愈影响。

元

1、元杂剧

我国戏曲艺术源远流长，从先秦的乐舞，“俳优”，汉代的“百戏”，南北朝的“踏摇娘”，唐代的“参军戏”，到宋代杂剧，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宋金时期出现的宋杂剧，金院本，南戏等表演形式，标志着我国戏剧的初步形成。当时还流行一种讲唱文学样式诸宫调，其乐曲组织丰富，规模宏大。这些都为元杂剧的形式打下了基础。元杂剧可说是金院本与诸宫调相结合的直接产物。

元杂剧融合了前代各种表演艺术，把唱、念、科、舞等艺术有机介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用北曲演唱的，表演完整故事，人物角色众多的综合性的戏曲艺术形式。剧本体制，舞台表演都具有鲜明特点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元杂剧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戏曲艺术的成熟，对我国戏曲艺术发展有深远影响。

产生的条件元杂剧的兴起和繁荣有多种条件和因素：前代各种戏曲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杂剧形式上的各种借鉴，众多文人参预戏剧活动促进了剧本创作的繁荣，很多著名演员的出现也有助于杂剧的兴盛。当时戏剧演出的广泛，上自宫廷，下至平民社会，观赏戏剧演出成为一种娱乐习惯，演出的商业化带来的竞争性，也是杂剧兴盛的原因之一。而从文学剧本方面说，主要的一个因素是涌现了一些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作家。他们有的是“书会才人”，有的是“职业演员”，更多的是怀才不遇或充任下级官吏的文人。这种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也决定了作品的艺术成就的普遍提高。

兴盛的原因一、戏曲兴盛的基本前提

1．城市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南北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各种伎艺集中演出的勾栏瓦肆，特别是作为都城的开封、大都、杭州等地更为繁盛。

2．观众统治阶级和广大市民的文化要求。元朝的贵族对歌舞、戏曲的爱好，有不少文献记载。

三、元杂剧兴盛的三大原因

1．艺术原因：

各种戏曲艺术的积累和发展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了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艺术。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的成熟的文学剧本。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等为戏曲准备了故事内容，并且提供了为人民所熟知的人物形象；说唱诸宫调的乐曲组织和曲白结合形式直接影响了戏曲的体制；各种队舞使戏曲的舞蹈身段和扮相更加美化；傀儡戏、影戏也给吸取的舞蹈动作和脸谱以影响。它们的发展使戏曲表演艺术渐趋成熟，同时也为产生优秀的文学剧本准备了条件。

2．政治原因：

元政府的文化政策汉族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倍受歧视。“门第卑微”“职位不振”促使一部分人从

事戏曲活动。

3．经济原因：

城市的畸形发展。发展阶段元杂剧的发展可分为三期：初期，自蒙古灭金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一年（1234—1294）。中期，自元成宗铁穆耳元贞元年至元文宗图帖睦尔至顺三年（1295—1332）。晚期，元顺帝帖睦尔统治时期（1333—1368）。初、中、晚三期，杂剧创作在地域上的变化，在内容和艺术表现上各自的特点。元代杂剧创作主体的分析。对元杂剧创作影响最大的两类作家。关汉卿，元代浪子文人的代表。

2、元曲

元代杂剧和散曲的合称。杂剧是戏曲，散曲属诗歌，体裁不同，但两者都以曲词为主，合乐歌唱，故统称为曲。因元杂剧成就最高，故又常以元曲为元杂剧的同义语，如臧晋叔的《元曲选》，实际是元杂剧选集。元曲又称夹心。元曲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形式，包括杂剧和散曲，有时专指杂剧。杂剧，宋代以滑稽搞笑为特点的一种表演形式。元代发展成戏曲形式，每本以四折为主，在开头或折间另加楔子。每折用同宫调同韵的北曲套曲和宾白组成。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等。流行于大都（今北京）一带。明清两代也有杂剧，但每本不限四折。散曲，盛行于元、明、清三代的没有宾白的曲子形式。内容以抒情为主，有小令和散套两种。

3、院本

戏曲名称。金元时戏曲艺人的居处称行院。行院演出所用的脚本即称院本，院本体裁与宋杂剧相同，元代陶宗仪《辍耕录》云：“院本，杂剧，其实一也。”

4、北曲

古代北方戏曲、散曲所用各种曲调的统称。同韵以《中原音韵》为准，用七声音阶，声调遒劲朴实，伴奏以弦乐为主，故又有“弦索调”之称。元杂剧基本用北曲，故又把元杂剧一本四折称为“北曲四大套”。北曲是最早的汉族戏曲声腔之一。为金、元时期流行于北方的杂剧与散曲所用的音乐。源于唐宋大曲、诸宫调、宋词、鼓子词、唱赚、转踏以及北方各民族音乐，而影响最为直接和深刻的首推诸宫调，因之形成了戏曲音乐中曲牌联套体的结构体制。这种音乐之所以称为曲，是与宋词相区别。词与曲都是利用词牌与曲牌填词歌唱，但在形式上曲突破了词的定格，不分上、下阕；在句数、字数上也打破了词的限制，可以大量使用衬字，显得生动活泼，故谓“曲者，词之变” 。称为北曲，又是为了与南宋以来流行于南方的南曲相区别。

南曲，南戏是汉族戏曲史上最早成熟的戏剧类型，北宋末年至明朝初年（12世纪～14世纪）流行于中国南方，为区别同时代的“北曲杂剧”，后人称之为南曲戏文、温州南戏或戏文

宋元时南方（长江以南，以温州、永嘉为中心）戏曲、散曲所用各种曲调的统称，用韵以南方（江浙一带）语音为准，有平上去入四声。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婉转，以箫笛等伴奏，明代初期亦用筝、琵琶等弦索乐器。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都以南曲为主。相对于大都渊源于唐宋大曲、宋词、诸宫调和北方民间曲调，并吸收了金元兄弟民族的音乐综合发展而成的北曲而言。

南北曲，古代汉族戏曲、音乐术语。是南曲与北曲的合称。南曲又称"南词"，北曲又称"北词"，故也合称为"南北词"。

南曲是宋元时南方（长江以南，以温州、永嘉为中心）戏曲、散曲所用各种曲调的统称，大都源于唐宋大曲、北宋鼓子词、宋词、传踏、诸宫调等，及当时的一些南方民间曲调，盛行

于元、明。用韵以南方（江浙一带）语音为准，有平上去入四声。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婉转，以箫笛等伴奏，明代初期亦用筝、琵琶等弦索乐器。宋元南戏和

明清传奇都以南曲为主。北曲是宋元时期北方戏曲、散曲所用各种曲调的统称，同南曲相对，大都渊源于唐宋大曲、宋词、诸宫调和北方民间曲调，并吸收了金元兄弟民族的音乐综合发展而成。用韵以中州韵为准，无入声。音乐用七声音阶，声调遒劲朴实，以弹拨乐器伴奏，有“弦索调”之称。亦有用鼓、笛者。元杂剧都用北曲。最初南北曲的曲牌不能出现于同一套曲内。元中叶以后,成规渐被打破。

南北合套是指在一个套曲里兼用南曲和北曲的一种体式。最初南北曲的曲牌不能出现在同一套曲内。元中叶以后，成规渐被打破。在同一宫调内，可选取若干音律相互和谐的南曲和北曲曲牌，交错使用，联成套曲。南戏如《宦门子弟错立身》，散曲如沉和的《潇湘八景》，都曾使用南北合套。明清时应用尤广。

南北合套的特点：

1）北曲与南曲交替运用；

2）若生、旦对唱，生唱北曲，旦唱南曲，主要人物唱北曲，次要人物唱南曲；

3）宫调性质大都以北套为基础，所用曲牌调高需相同，调式可不同，旋法衔接需和谐自然；

4）北曲一般一唱到底，南曲则按不同需要分给不同角色独唱、对唱、齐唱。

构成合套中的南曲与北曲必须同一宫调（即同一调高）；每个套曲又多以两个调式为主，如〔粉蝶儿〕合套以徵调式、角调式为主，〔醉花阴〕合套又以宫调式、羽调式为主。

南北合套的形式有：

①由各不相重的北曲与南曲交替出现，如《潇湘八景》；

②在一套北曲里，反复插入同一南曲曲牌，如《小孙屠》是在北曲〔新水令〕套曲中反复插入南曲〔风入松〕；

③在一套北曲里，插入几支不同南曲曲牌,如《雷峰塔》的《水斗》,是在北曲〔醉花阴〕套曲中插入南曲〔画眉序〕、〔滴溜子〕、〔鲍老催〕等五支曲牌。在所有南北合套中，北曲始终占主要部分。

元朝统一中国，打破了南北隔绝百余年的局面，为南北合套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色彩缤纷的南北合套不仅促进了戏曲中曲牌联套体音乐的发展，也为艺术家突出人物性格、强化戏剧冲突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手段。

南杂剧，明中叶以后出现的一种戏曲形式。在一个剧本内兼用南北曲或专用南曲演唱，有轮唱或合唱，形式活泼，篇幅短小者，只有一折，也有长达十余折。类似短的传奇，但仍称为杂剧。戏曲史上称之为南杂剧，以别于元杂剧。南杂剧的数量影响不如元杂剧和明清传奇。

5、元曲四大家

指元代四位著名杂剧作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简称“关马郑白”，见于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分别的代表作为《窦娥冤》《梧桐雨》《墙头马上》《倩女离魂》。

6、宫调

戏曲，音乐名称。我国古代称宫、商、角、徽、羽，变宫，变徽为七声。其中以任何一声为主均可构成一种“调式”。凡以宫为主的调式称为“宫”，以其他各声为主的调式称“调”。以七声配十二律可得十二宫，七十二调，合为八十四宫调。戏曲里实际常用的是五宫四调，仙侣宫、南吕宫、黄钟宫、正宫、大石调、双调、商调和越调。通称“九

宫”，南北的曲牌分属于各个宫调。

7、曲牌

元明以宋各种曲调名的泛称。曲牌各有专名，如《窦娥冤》中的【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等等。每一曲牌都有一定的曲调，唱法，字数，句法，平仄等，也有基本定式，可据以填写曲词。

8、元剧五大家

元代五个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郑光祖。

语出王骥德《曲律》。

9、南戏

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最初产生于北宋末南宋初的浙东沿海一带，称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剧本由若干“出”组成，“出”数不规定，曲调的宫调也没有规定。南戏的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等各类，均可歌唱。歌唱的形式多样。既有独唱，又可对唱，合唱，轮唱。不似杂剧能由一人独唱到底。最高成就是高明的《琵琶语》

主要特点（一）篇幅较长，以“场”为基本组织单位，一场连一场，直到剧终。

（二）剧本开头，都有题目正名和副末开场。

（三）以南曲为主，间用北曲、南北合套。

（四）每场戏，曲牌不限一个宫调，唱词也不限于通押一韵。

（五）凡登场的各门角色，都可唱，有独唱、对唱、轮唱、合唱。

（六）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贴、外七色，以生、旦为主。

（七）伴奏乐器，至少有鼓、笛、拍板。

由此可知，南戏艺术形式，乃是中国戏曲早期比较成熟的艺术形式。

10、小令（叶儿）

又称“叶儿”，是散曲体制的基本单位。其名称源于唐代的酒令。最基本的特征是单片只曲，调短字少。

除了单片只曲外，还有一种联章体，又称重头小令，由同题同调的数支小令组成，最多可达百支，用以合咏一事或分咏数事。如张可久的《中吕。卖花声》《四时乐兴》，以四支同调小令分咏春夏秋冬，构成一支组曲。联章体虽以同题同调的组曲形式出现，内容上互有联系，但组曲中的各支曲子仍是完整独立的小令形态，故仍属于小令的范畴。

11、套数

散曲体式的一种，又叫“散套”或“套曲”、“大令”，是从唐宋大曲、宋金诸宫调发展而来。体式特征最主要有三点：由同同一宫调的若干首曲牌连缀成套，短的至少有三支曲子，长的多达二三十支，各曲

同押一部韵，一韵到底，通常在套末有一尾声。称【尾】或【尾煞】。

12、元诗四大家

指元代中期四位诗人：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并称为“虞杨范揭”，语出清代宋荦《漫堂说诗》。他们都是当时的馆阁文臣，因长于写朝廷典册和达官贵人的碑版而享有盛名。他们的诗歌典型地体现出当时流行的“雅正“的文学观念和风尚，所以备受时人称誉。

四人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大致相同，艺术上也比较相近。明人胡应麟评此期诗风特征：“皆雄浑流丽，步骤中程。然格调音响，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创新规。视宋人藻绘有余，古淡不足”。

他们当时都颇有诗名，但作品多是题咏赠寄之类，内容较空泛，仿效唐诗，而风格各异。

13、铁崖体

元末诗人杨维桢，个性狂狷，认为诗是个人情性的表现，强烈主张艺术创作个性化。他力图打破元代中期缺乏生气、面目雷同的诗风，追求构思的超乎寻常和意象的奇特不凡，从而创造了元代诗坛上独一无二

的“铁崖体”，最能体现“铁崖体”特色的，是他的乐府诗。这些诗多半是咏古、拟古之作，题材内容并不很新鲜，但艺术风格上令人耳目一新。他融会了汉魏乐府以及李白、杜甫、李贺等人的长处，以气势雄健的奇思幻想，给人石破天惊之感，以雄奇飞动，充满力度感的特征，与元代中期诗风背道而驰。

但从文学史的宏观角度来看，他追求的风格基本属于李白、李贺一路，独创性并不鲜明，有时一味求奇，不免有诡异晦涩的特点，这一点与李贺诗风一脉相承。

14、酸甜乐府

元代散曲作家贯云石，号酸斋；徐再思，号甜斋。贯云石散曲风格豪放中见清逸，徐再思散曲风格婉约清丽，后人任讷将二人之散曲合辑为《酸甜乐府》。

明

1、章回小说

章回小说是在宋元讲史等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的特色是：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每回故事相对独立，段落整齐，但又前后勾连、首尾相接，将全书构成统一的整体。 除了分回立目外，还保存了宋元话本中开头引开场诗，结尾用散场诗的体制。正文常以“话

说“两字起首，往往在情节开展的紧要关头煞尾，用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中间又多引诗词曲赋来作场景描写或人物评赞。

章回体小说由宋元时期“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由于“讲史”很难在一两次“说话”中把一段历史兴亡争战故事讲完，“说话人”就分次连续讲述，每次“说话”前用题目向听众提示本次主要内容，这就成了章回小说回目的起源。我们阅读章回小说，经常可看到“话说”“且说”和“各位看官”字样，这就是章回体小说与“话本”之间承继关系的体现。经宋元两代长期的积淀，元末明初出现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章回体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到明代中期，章回小说更趋成熟，出现《西游记》、《金瓶梅》等作品。清代，章回小说继续发展，《红楼梦》是其艺术高峰。由于章回体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强的中国民族特色，一直是中国读者所喜爱的文学样式。现在我们较为常见的明清及近代章回体小说，大致有文言体章回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方言体章回小说，如清代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全文多用吴方言；弹词体章回小说，如陶贞怀的《天雨花》；排偶体章回小说，如清代陈球的《燕山外史》等。

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登峰造极之作是《红楼梦》，它标志着章回小说最完美的形式和最高的艺术成就。

9、历史演义

历史演义是指用通俗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3英雄传奇小说 一般从宋元小说话本中的“说公案”、“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或“说铁骑儿”之类发展而来。这类小说的特点有历史上的一时故事生发开来，反映生活内容，从纵向看不如历史演义那么长，但从横向看，却比历史演义反应的生活面邀广阔得多，几乎涉及到各个阶层的人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描写市井细民的生活，在描写中又有较多的艺术创造和虚构。

英雄传奇，是中国章回小说的一个分类。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或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的虚构英雄人物为描写重点。代表作包括《水浒传》系列、《说唐》系列、《杨家将演义》等。

英雄传奇小说，是中国章回体小说中的一个分类，主要以描绘英雄人物的战斗事迹为特征，这类小说绝大多数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但并不似历史演义那样拘泥于讲述历史过程，而是将重点放在人物的塑造上。

最早注意到英雄传奇与历史演义的区别并加以区分的是郑振铎先生。一是描绘英雄人物的传奇事迹，显示他们的武勇和力量，反映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寄托作者的情思；二是多撷取民间传说故事。主要人物和事件，或有历史的影迹，但多为虚构，作家可以充分想象，随心所造，不受历史的拘束；三是多采用纪传体写法，人物多为草泽英雄，可真可幻，若实若虚，而其基本结构格式则是以某一个英雄人物或英雄群像为线索展开故事，铺排历史。

2、神魔（怪）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从作品内容的主要特点来分类，有历史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狭义公案小说等名称。神魔小说又称神话小说，主要通过幻想中的神魔鬼怪来反映社会现实。在明代后期，形成热

潮，它们是在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想主导下，接受了古代神话、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说经话本和“灵怪”“妖术”“神

仙”等小说话本的影响，吸取了道家仙话、佛教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养料后产生的，主要特征是尚“奇”贵“幻”，以神魔怪异为主要题材，参照现实生活中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比附性地编织了神怪形象系列，并将一些零散、片段的故事系统化、完整化。这类小说的有些作品完全以宣扬宗教迷信、封建道德为主要目的，故事荒唐，文字粗鄙，很快被历史淘汰。但其中以《西游记》为代表的一些优秀作品，往往能以生动的形象、奇幻的境界、诙谐的笔调怡神悦目，启迪人心，一直被读者珍视。

5、世情小说

所谓世情小说，就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岐，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小说涉及世情，自可追溯到魏晋以前，但从晚明批评界开始流行的“世情书”的概念来看，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起，学术界一般用世情小说（又称人情小说）专指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金瓶梅》常常被看作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明清两代的世情小说，或着重写情爱婚姻，或主要叙家庭纠纷，或广阔地描绘社会生活，或专注于讥讽儒林、官场、青楼，内容丰富，色彩斑斓。

3、诗话词话

诗话、词话常用的涵义是指评论诗或词、诗人或词人、诗或词的流派及有关本事等内容的著作。在话本或说唱故事中，也有用诗话、词话来命名的。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唐秦王词话》。还有明人创作小说，于章回中夹有诗词的，也称词话，如《金瓶梅词话》。

诗话，指评论诗歌、诗人、诗派及记录诗人故实的著作；说唱文学的一种，属于“词话”系统，其体制有诗也有散文。诗即通俗的诗赞

基本概念：诗话，是一种论诗之体。诗话概念上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诗话，是诗歌故事；广义的诗话，是中国诗歌鉴赏、诗歌批评的主要著作形式。这种诗话体式，是中国诗歌繁荣发展的产物。肇始于百代诗话之祖——钟嵘《诗品》，成于欧阳修《六一诗话》。(参见蔡镇楚《中国诗话史》、《诗话学》与《比较诗话学》等著作)

1 中国古代评论诗歌、诗人、诗派，记录诗人议论、事迹的著作。写作诗话之风，始于宋代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盛行于宋代。明、清两代作者也很多。《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等，辑集了历代重要诗话著作。

2 ②中国古代的一种说唱艺术。有说有唱，韵文、散文并用，韵文大都为浅近通俗的七言诗

赞。现存最早的作品是宋元时期刊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评论诗歌、诗人、诗派以及纪录是人议论、行事的著作。写诗话之风，宋朝最盛，明清两代次之。最著名的有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和清朝袁枚的《随园诗话》等著作。“诗话”还是古代说唱艺术的一种。宋、元时印行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作品，它的特点为韵文与散文并用。

词话评论词的内容、形式或记载词的作者事迹的书。散文里间杂韵文的说唱文艺形式,是章回小说的前身,起于宋元,流行到明代。明代也把夹有词曲的章回小说叫做词话。[

1. 评论词、词人、词派以及有关词的本事和考订的著述。始于宋代，最早的词话专著是宋

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今佚。著名者有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王国维《人间词话》等等。

2. 盛行于元明两代的说唱艺术形式。

元关汉卿《救风尘》第三折：“那唱词话的有两句留文：‘咱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识，今日佯推不认人。’” 明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一卷：“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清龚自珍《题红蕙花诗册尾》诗：“歌板无聊舞袖凉，江南词话断人肠。” 姚华《论文后编》：“而杂剧一科，且为词话开山，传奇导源，授受相承，皆宗北宋。”

3. 明人章回小说中夹有诗词者，亦称“词话”，如《金瓶梅词话》

4、公案小说

公案小说，它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由宋话本公案类演义而成，盛行于明清。最著名的具有代表性的公案小说是清代《三侠五义》。先秦两汉法律文献中的案例与史书中的清官循吏的传记，是公案小说的先导，或者说是它的酝酿期。

主要写封建社会官府侦察破案的故事，是从“话本”的“公案”一类演变而来的，明代已产生了不少公案小说，如《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龙图公案》等。

侠义公案小说中国之侠义、公案小说，原分两途。至清代二者合流，出现了侠义公案小说，此类小说将民众对惩暴护民、伸张正义的清官与铲霸诛恶、扶危济困的侠客的憧憬和向往纳入封建纲常名教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由清官统率侠客，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民众的心愿，又颇适应鼓吹休明、弘扬圣德的需要。此类小说虽承《水浒传》之勇侠，精神则已蜕变，其人文蕴涵大体在于回归世俗，表现了鲜明的取容于封建法权、封建伦理的倾向。主要体现在：一、从以武犯禁到皈依皇权；二、江湖义气被恋主情结取代；从绝情泯欲到儿女英雄。本时期中较为出色的作品为《三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

民心作用这类小说中有不少清官明断案的故事，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饶有趣味。但同时也夹杂了许多荒诞无稽的迷信糟粕。这无疑也降低了作品的质量和价值。但这却似乎并不影响群众阅读和进书场听讲这些故事的兴趣。这是因为：迷信观念，它既是统治阶级用以麻痹人民反抗、斗争意志，以巩固自己统治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是人们无法控制和认识自然力量，特别是被奴役者不能掌握和解释自己命运时的一种虚幻的想象和自我慰藉、自我解脱的心理机制。它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处于愚昧和半愚昧状态的人中普遍而大量地存在(即使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只要还没有达到人们可以完全自我主宰命运的时候，仍然会有它的市场)。中国古代小说中很少没有迷信的描写，不过在公案小说和公案侠义小说的前期作品中显得更为突出罢了。

6、通俗小说

也称俗文学，是相对于正统文学（诗词散文）而言的。流行于民间，为大众所喜爱的一类文学作品，一般包括白话小说、戏曲、讲唱文学等。从创作过程来看，大都是民间集体口头创作，从内容上看，大都反映民间大多数人的思想感情，从形式上看，大都通俗易懂，新鲜活泼，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是小说的一大题材类型，它是满足社会上最广泛的读者群需要，适应大众的兴趣爱好、阅读能力和接受心理而创作的一类小说。通俗小说以娱乐价值和消遣性为创作目的，重视情节编排的曲折离奇和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的传奇性和超凡脱俗，而较少着力于深层社会思想意义和审美

价值的挖掘

通俗小说的崛起，王阳明心学是重要条件之一。它一改鄙视通俗小说的传统观念，为士人参与小说创作和批评铺平了道路，使通俗小说的作者成分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它为小说题材描叙市井小民的闾巷俗事提供了理论根据，并推动了小说从讲故事到写性格的演进。

7、拟话本

“话本”是宋元“说话人”演讲故事所用的底本。拟话本，则是文人模拟话本形式而作的小说。现在多用以指明代文人模拟话本而写的白话短篇小说。这类作品已不是供艺人演讲之用。而成为一种主要借案头阅读的作品。如冯梦龙“三言”中的一部分作品和凌濛初“二拍”中的作品，就是“拟话本”的代表。

拟话本它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指的是宋元时代产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大宋宣和遗事》等作品。它们的体裁与话本相似﹐都是首尾有诗﹐中间以诗词为点缀﹐辞句多俚俗。今则多指明代文人模拟宋元话本而写的白话小说，如冯梦龙《三言》中的一部分和凌濛初的《二拍》等。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话本小说的流行，一些文人在润色加工宋元明旧篇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话本小说的样式而独立创作一些新小说，这类白话短篇小说有人称之为话本。

8、《清平山堂话本》

话本在宋元至明初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明中叶后大量出现话本和拟话本的总集，专集和选集。《清平山堂话本》是现存最早的话本选集，是嘉靖年间洪楩刊印的，原书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和《醒梦》六集，每又分上下两卷，每卷五种，共六十种，故又称《六十家小说》，今仅残存29篇，多为宋元旧编，包括文言传奇，文字粗糙，体例不一，但却保存了作品的原貌，对于研究宋元时期的旧本有一定意义。

《今古奇观》是一部汉族白话短篇小说的选集，明佚名编。主要选自冯梦龙的“三言” 和凌蒙初的“二拍”。[1]书中的四十篇作品，多角度、全方位一地反映了当时汉族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它既表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新思想，又留存着消极和庸俗的旧意识，其中也有一些描写神仙道化、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和描写色情的成分。这种进步和落后交织在一起的现象，正是当时新兴汉族市民文学的基本特征。

本书的编选者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和编选宗旨，笑花主人序中的一段话评价了原本“三言”“二拍”，又阐述了宗旨，是重要的小说批评史资料：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骇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即空观主人壶矢代兴，爰有《拍案惊奇》两刻，颇费搜获，足供谈麈。合之共二百种，卷帙浩繁，观览难周。且罗加取盈，安得事事皆奇？譬如印累累、绶若若，虽公选之世，宁无一二具臣充仕？余拟拔其尤百回，重加绣梓，以成巨览。而抱瓮老人先得我心，选刻四十卷，名为《今古奇观》。

明朝中叶以来，通俗文学界掀起了编总集的高潮。文言白话小说领域都出现了许多小说总集。随着明末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文化权力下移，通俗文学家、书商们开始注重平民大众的

文化需求。文人们收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说话人的底本和单篇话本小说，编为话本小说集。冯梦龙的“三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共一百二十篇和凌蒙初的“二拍”——《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共八十篇便是这些总集的代表之作。而《今古奇观》就是以“三言”、“二拍”为基础的优秀选本。这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在社会上非常流行，传布很广，其影响甚至超过了原本。对中国白话小说作出了贡献。《今古奇观》选本与原本“三言”、“二拍”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抱瓮老人除了精心选择以外，对于文字内容，也分别作了一些必要的增删、润饰。这部选集，共选了四十篇。这四十篇，大体上体现了“三言”“二拍”的主要精神，包括了其中许多较优秀的作品。他认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上来说，“三言”“二拍”都是有存在和流传的价值的。流传于世，其选择的眼光，得到了后世广泛的承认与赞赏，也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其中的许多故事早已脍炙人口，并被改编为戏曲、通俗故事等其他艺术形式。具有深远的影响。

除了编选动机，编选者还有自己的编选标准。选本中的作品，大多是以市民阶层生活为题材，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当时市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感情，以市民的眼光去看待、思考和理解问题。由此可见编选的总的标准是迎合广大市民的欣赏口味，使读者感到亲切有味。具体的编选标准有三：一是着重选因果报应的故事，进行封建道德的宣传。这是那个时代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二是情节新奇曲折，富有故事性。编选者“拔其尤”，专挑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构思巧妙的作品，以奇制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能够很好地吸引读者；三是突出“新”，专选明代人编写的作品，原本中的宋元旧篇无一入选。选本立足于当代社会，表现明代的思潮和人们的生存状态，贴近生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今古奇观》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当时社会丰富的画卷，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在道德、行为、性格、心灵之间的矛盾斗争和冲突。那些有着进步思想的作品，永远是文学宝库中的珍品。32、三言二拍

“三言”是明代冯梦龙所编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即《喻世明言》（又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每集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作品是宋元旧篇，三分之二是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代的作品约有半数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半数是取材于历史或宗教传说故事。这些作品基本上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衰落和市民阶层逐渐兴起的时代特征。艺术特点有：一、从现实生活取材，主题思想更为集中，二、继承话本传统，情节曲折动人，三、人物描写更为细致，人物性格更为丰满。

“二拍”是指凌濛初所编著的拟话本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共收作品七十八篇，主要是凌濛初根据“古今来杂碎事”，加工制作而成的。“二拍”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和达到的思想高度同“三言”大致相同，但有更多的封建说教，宿命论观点和色情描写，在艺术上，“二拍”稍逊于“三言”。

“三言”代表作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二拍”代表作有《宣徽院隐仕女秋千会》《赵司户千里遗言》《破堪案大儒争闲气》；

10、晚明小品文

指体制短小精炼的散文，体裁上不拘一格，序，记、跋、传、铭、赞、尺牍等问题都可适用。在晚明时期趋向兴盛，与当时文人文学趣味发生

变化有着重要的联系，人们的欣赏视线从往日庄重古板的“高文大册”转移到了轻俊灵巧儿有情韵的“小文小说”，从而扩大了小品欣赏的读者和创作的数量群，一些小品文的

选本和以小品命名的文集也随之出现。

晚明小品文创作风格上的一个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不少作家喜欢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貌和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尚。

另一个特点是率真直露，注重真情实感。

代表作家有公安三袁、张岱、王思任等，代表作有袁宏道《晚游六桥待月记》《张岱的《西湖七月半》。

晚明小品文创作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如周作人曾称赞张岱等人的小品“别有新气象，更是可喜”，林语堂从公安派作家等人文风中品味出“幽默闲适”的趣尚而加以提倡。

13、八股文

又称制义、制艺、时艺、时文等，所谓的股，有对偶的意思。八股文有一套相对固定的写作格式，其题目取自《四书》《五经》，尤以《四书》命题占多数。题出《四书》，则文章论述的内容要根据宋儒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书而展开，不能随意发挥。每篇开始以两句点破题意，称为“破题”，然后承接破题而进行阐发，称为“承题”。接着转入“起讲”，即开始议论，后再为“入手”，意为起讲后的入手之处。以下再分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部分。末尾又有数十字或百余字的总结性文字，称作大结。自起股至束股，每股都有两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所以成为八股文。明代著名的八股文作家有王鳌、钱福、赵南星、汤显祖、陈子龙等。本来八股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而存在是无可厚非的，它的一些表现手法及理论曾对明清两代的散文、诗歌及至小说，戏曲的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说，它在内容上要求贯穿“代圣人立说”的宗旨，刻板地阐述所谓圣贤的僵化说教，形式上又有严格的限制，加上它以官方规范文体的面目而出现，严重束缚了作者的创作自由，同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造成萎靡不振的创作风气。对当时的文人实则是一种政治高压下的思想奴化和禁锢。

23、四声猿

指明代徐渭创作的四部短剧：《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

出郦道元《水经注》“猿鸣三声泪沾裳”鸣四声则更属断肠之歌。《狂鼓史》写祢衡阴间重演击鼓骂曹操的情况，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黑暗

政治的强烈不满，祢衡的骂语是作者对那些看起来是尊严权贵、实则是窃国大盗之流的严正声讨，剧中的祢衡实即作者自况；《玉禅师》写传说中的月明和尚度柳翠的故事，对佛门和封建上层人物进行了揭露和讽刺；《雌木兰》和《女状元》前者写花木兰代父从军故事。后者写黄崇瑕女扮男装考中状元的故事，是对女性的赞歌，歌颂了女主人公反对封建歧视，要求男女平等的精神，也流露了对现实的不满，对人才易遭埋没的惋惜和哀叹。这四个短剧充分表现了作者狂放不羁的性格和愤世嫉俗的叛逆精神，语言通俗流畅，具有嬉笑怒骂，辛辣锐利的特色，浪漫主义色彩浓厚。

24、传奇

“传奇”本为小说的一种体裁，以其情节多其奇特、神异，故名“传奇”。一般指唐宋人用文言写的短篇小说，如《李娃传》《南柯太守传》等。因其内容多为后代说唱和戏曲所取材，所以宋元时代说话、诸宫调、南戏、北杂剧，都亦称“传奇”。到了明代，则以南曲演唱为主的长篇戏曲为“传奇”，以区别于杂剧。明代“传奇”是在宋元南戏的基本至上，吸收元杂剧某些优点起来的。明中叶以后，“传奇”盛极一时，在明代戏曲艺术中，居于主要地位，代表作品有《牡丹亭》《宝剑记》《红梅记》等。“传奇”的出现表明我国古代戏曲在形式体制方面进一步臻于成熟和完美。

明中叶三大传奇：梁辰鱼《浣纱记》、王世贞《鸣凤记》李开先《宝剑记》。传奇所用声腔，在明初中叶，主要是余姚、海盐、弋阳、昆山四大声腔，在万历年间以后，则以昆山为主。

25、昆山腔

明中叶以后，流行的传奇唱腔，主要有四大声腔，即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明嘉靖中叶间，戏曲音乐家魏良辅与当地的一些戏曲家们成功地改革并推进了昆山腔的发展。融合了弋阳、余姚、海盐乃至北曲声腔的新昆山腔，体制全备，集中了南北曲的优点，形成一种轻圆舒缓、轻柔婉转的新型声腔。这种新的昆山腔（也称昆腔）遂流行南北，独霸剧坛榜首近三百年之久，至今仍流传大江南北。嘉靖后的大多数传奇剧本都是为昆腔而作，或者尽量向昆腔靠拢，昆腔传奇从此树立了权威和楷模的地位。

26、临川派

也称玉茗堂派。汤显祖的传奇《牡丹亭》等“临川四梦”相继问世，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与重视。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一批剧作家直

接受到了他的影响。他们从剧本的立意构思到曲词的风格熔铸，都刻意模仿汤显祖的剧作。戏曲史上往往将宗汤、学汤较为明显并有所成就的剧作家们称之为“玉茗堂派”或“临川派”。以男女至情反对封建礼教，以奇幻之事承载浪漫风格，以绮词丽语体现无边文采，是他们孜孜以求的重要方面。

通常认为这批剧作家有吴炳、孟称舜、洪昇和张坚等人。“临川派”注重情辞，提出“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要求格律服从情辞，反对格律约束情辞。在戏曲语言的运用上，重视文采，因此，此派又称“文采派”。

“知音何在？玉茗堂前刚一派；色色空空，堪破尘缘一梦中。”

27、吴江派

明代后期，在沈璟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戏曲流派，即吴江派，主要作家有顾大典、卜世臣、吴天成、王骥德等。“吴江派”注重音律，要求“合律依腔”，注重演唱效果，甚至认为“宁协律而词不工”，在戏曲语言的运用上，强调“本色”，就是主张多用拙俗的民间俚语。因此，此派又称“格律派”。沈璟的传奇作品有《博笑记》《义侠记》《红藻记》等（江苏吴江人）。

以江苏武将人沈璟为首，吕天成、冯梦龙等人物代表的明代的一个戏曲流派。该流派戏剧创作偏于保守，倡导封建道德的气息比较浓厚，倡导戏曲“本色论”，即语言通俗自然，主张戏曲“声律论”，注重舞台演出实践，对当时“案头之曲”倾向是一种纠正，而轻视传奇剧本作为文学创作的艺术价值，加之过分强调声律，不免本末倒置，说教思想显得不近人情，文学成就并不高，然其与“至情论”的临川派针锋相对，有着深远的影响。

29、粲花斋五种曲

吴炳，号粲花主任。所作传奇有《西园记》《绿牡丹》《疗妒羹》《情邮记》《画中人》，合称为“粲花斋五种曲”。

30、博山堂三种

范文若的《鸳鸯棒》《花筵赚》《梦花酣》的合称。

31、石巢四种

阮大钺，号是石巢。传奇《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牟利合》的合称。

11、台阁体

指明永乐至成化年间，以当时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他们的诗文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这样的作品很难让人感受到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作者真实的个性化的思想情感，其结果容易将创作引上歧路，使作品成为粉饰太平的工具，无艺术生命力可言。是诗歌发展的逆流。

12、茶陵派

茶陵派因其领袖李东阳为湖南茶陵人而得名，成员谢铎、张泰、陆代、邵宝等人。他们论诗主张宗法杜甫，针对台阁体平冗委琐的风气，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诗学汉唐”，强调宗法杜甫诗史的现实主义精神，但较多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他的创作还保留着台阁体的痕迹，风格雍容典雅、平正华丽。但也有些作品表现了广阔的生活视角，刻画了作者个人人的真情实感。虽未尽除台阁遗风，却首开复古运动的先河，他们的诗歌成就不高，但在明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李东阳的复古论点对当时文坛产生过一定影响，之后的“前七

子”在诗歌师古问题上就吸取了李东阳“轶宋窥唐”的主张。

11、前七子：出现于明弘治、正德年间，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代表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反对台阁休诗风中起过重要作用，但也将文学创作引向了拟古主义的道路。

12、后七子：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因在前七子之后，故称后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13、唐宋派：是出现在明代中期嘉靖年间，以反拨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的复古理论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采取代道统，主张恢复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传统，倡导文道统一。

14、公安派：指明代后期以袁宏道为首，包括袁宗道、袁中道在内的文学派别，因他们三兄弟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他们以李贽的“童心说”为指导，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用“独抒性灵”来反

击文学领域中理学的束缚，找到了以独创的精神来表现个人真情实感这一文学的最高境界，主张创新，比较重视文学的时候精神，在诗歌的抒情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2、性灵说

公安派文学理论批评强调自由地抒写真情实感，独创见解，反对虚伪矫饰，随声雷同，与任何形式的束缚。袁宏道《叙小修诗》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

复社 明末文社。崇祯二年(1629)成立于吴江（今属江苏），系由云间几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阳社、云簪社、吴门羽朋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山左朋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而成。主要领导人为张溥、张采，他们都是太仓人，又曾同窗共读，“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张采《祭天如兄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

复社成员在经学方面也有成就。张溥、张采等人曾“分主五经文章之选”，提倡熔经铸史，整理古籍文献。入清以后,顾炎武、黄宗羲等继续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关心和研究社会问题，开创了清代学术研究的新风。

复社成员在文学方面受前后七子复古主义影响颇深，“志于尊经复古”，祖述“六经”,并无特别的创见。但由于他们身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代，又积极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所以在创作中大都能注重反映社会生活,感情激越,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这就有别于前后七子的专意“模古”，也不同于公安、竟陵派的空疏，涌现出一批颇有成就的文学家。诗词方面造诣较高的有吴伟业、陈子龙等，他们的诗作凝炼深沉，对时政的浑浊有所揭露，关心民生疾苦，尤擅七言歌行与七言律诗。散文方面张溥风格亢爽、文笔跌宕，黄淳耀简洁明晰、活泼有致，侯方域富于浪漫气息，各有特色。

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政治、文学团体。崇祯六年（1633年）在苏州虎丘成立。领袖人物为张溥、张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崇祯年间，朝政腐败，社会矛盾趋于激烈，一些江南士人以东林党后继为己任，组织社团，主张改良。二张等合并江南几十个社团，成立复社，其成员多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计2000多人，声势遍及海内。他们大都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以宗经复古，切实尚用相号召，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反对空谈，密切关注社会人生，并实际地参加政治斗争。他们的作品，注重反映社会现实，揭露权奸宦官，同情民生疾苦，讴歌抗清伟业，抒发报国豪情，富有感染力量。他们虽拥护前、后七子，却不同于他们的专意"模古"，也不同于公安派、竟陵派的空疏。标志着明末文风新的重大转向。其中陈子龙、吴伟业为诗歌的代表，张溥是散文的代表。复社成员后来或被魏忠贤余党迫害致死，或抗清殉难，或入仕清朝，或削发为僧。顺治九年（1652年）为清政府所取缔。

几社

明末文社组织。主要成员有陈子龙、夏允彝、徐乎远、何刚等人。他们鼓吹"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神之义"（杜春登《社事始末》），故名"几社"。他们的文学主张颇受前后七子的影响，反对"公安""竟陵"。但他们是站在现实政治的基点上尊古复古的，作品对时政的混浊，民生的疾苦有所揭露。明亡后的作品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清兵南下时，夏允彝、陈子龙等人曾起兵抗清。

张溥是复社的创始人，陈子龙、夏允彝等人则是几社的创始人。

几社命名的由来，据杜登春《社事始末》，“几者，绝学有再兴之机，而得知其神之义也。”姚希孟《壬申文选序》亦云:“近有云间六、七君子，心古人之心，学古人之学，纠集同好，约法三章。”可见几社的建立，也旨在“心古人之心，学古人之学”。这一主张在陈子龙的《壬申文选凡例》得到集中的体现。

他们的文学主张颇受前后七子的影响，反对“公安”、“竟陵”。但他们是站在现实政治的基点上尊古复古的，作品对时政的混浊，民生的疾苦有所揭露。明亡后的作品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清

兵南下时，夏允彝、陈子龙等人曾起兵抗清最终壮烈殉国。

自从崇祯元年（1628年）的燕台十子之盟以来，一直到福台新咏社，几社存在了近半个世纪。从崇祯二年（1629年）几社正式成立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几社正式分出求社和景风社，是几社最稳定兴盛的时期。由于几社七子的努力，这个时期确定了松江社局的宗旨，奠定了松江社局的学术基础和声望，也造就了鼎革后推动松江社局继续发展的人才。所以这十年当是几社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几社的经世之学和文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奠定了几社的学术文化基础。鼎革后，几社及其分支一再分化，虽然派别很多，但仍逃不出几社的范围，象原社和春藻堂，就是想依循几社，恢复几社（1629-1642）的局面。但时代的变迁，决定了他们的愿望不可实现。鼎革后松江三十余年的社局，可以说是鼎革前几社的延续。几社的骨干顾开雍和杜登春在这几十年里与松江的社局相始终，正说明了这一点。尽管鼎革后松江社局中几社之名渐微，但它的影响却渐增。可见松江的社集，其原原本本，都在几社。

按照《社事本末》的记载，几社倡立的元老是“几社六子”：杜麟征、夏允彝、周立勋、徐孚远、彭宾、陈子龙。

1、江左三大家

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

三人皆由明臣仕清，籍贯都属旧江左地区，诗名并著，故时人称江左三大家。顾有孝、赵澐选其诗为《江左三大家诗抄》9卷。有康熙帝刊本。

2、清初三大家

侯方域、魏禧、汪琬，以写作文学散文见长，《清史稿》卷 四九一《侯方域》末云：“方域健于文，与魏禧、汪琬齐名，号‘国初三家’”。

3、南宋北王：朱彝尊、王士禛

南施北宋：施闰章、宋琬

4、岭南三家

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缘于王隼曲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诗合刻为《岭南三家集》。

5、京华三绝

纳兰性德、曹贞吉、顾贞观。《清史稿》卷四九一《顾贞观传》

云：“世特传其词，与维崧及朱彝尊称词家三绝。”

6、梅村体

吴伟业以唐诗为宗，五七言律绝具有声律妍秀、华丽动人的风格特色，而他最大的贡献在七言歌行。他是在继承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自成一种具有艺术个性的“梅村体”，他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的写法，重在叙事、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在叙事诗里独具一格。梅村体的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