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法国内法角度谈WTO协定在中国的适用(1).

从国际法国内法角度谈WTO协定在中国的适用(1)

摘要：中国成为WTO成员国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履行WTO协定所确定的条约义务，即WTO协定如何在中国适用。从国际法（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传统理论和各国实践出发，分析WTO协定作为国际贸易公法的特殊性质，参照各国适用WTO协定的做法，阐明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非直接适用WTO协定是我国履行WTO条约义务的较为理想的方式。

关键词：国际法与国内法；WTO协定；中国；适用

国际法关于条约对缔约国的约束效力有一个原则性要求，即“条约必须遵守”。这是一项古老的国际习惯法原则，但这一原则并未解决条约如何履行或者说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上如何适用的问题。WTO协定作为一种管辖全球贸易关系的多边协议，本应对各国如何统一适用作出明确规定，然而WTO与以前的GATT一样，对此均未涉及。WTO协定第16条第4项仅仅规定：“每个成员应保证其法律、规章及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一规定未解决WTO协定在国内的实施方式问题，也无新的实质性内涵，而不过是对前述国际法原则的简单重复。在国内如何适用WTO协定是中国在成为WTO成员国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国内法学界和司法实践界的传统观点是WTO协定在中国直接适用。本文从国际法（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传统理论与各国实践出发，分析了WTO协定不同于一般国际法的特殊性质，并参照各国适用WTO协定的做法，认为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非直接适用（间接适用）WTO协定是我国履行WTO 条约义务的较为理想的方式。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主要理论与实践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主要理论

自德国学者特里佩尔（Triepel）于1899年发表其著作《国际法与国内法》以来，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在国际法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种基本理论。一种是二元论，即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属同一个法律体系”。[1]（P63）在一元论中，又因所强调的隶属关系不同而有国内法优先已越来越少，国际法优先说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一元论。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如前苏联国际法学者童金（Tunkin）认为，“一国的国内法与国际法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每一法律体系都负有在自己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的职能。因此，在它们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隶属关系。此外这种结构和职能上的差异，并不使这两种法律体系隔绝，而是使它们互相作用，即要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的协调一致。”[2]（P63）王铁崖先生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不同的两个法律体系，但是其彼此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有着密切的联系。”[3]（P29）这种观点基本上代表了我国国内大多数国际法学者的观点。

（二）各国在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上的实践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践主要表现为国际法的国内（主要是国内法院）的适用问题，[4]（P42）它取决于一国的法律传统和宪法体制。在论证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纳入”和“转化”两种不同的模式。采用“一元论”的国家主要有德国、法国、瑞士、日本等一些大陆法系国家，这些国家对国际条约是以“纳入”或“并入”（adoption）的方式来加以适用。所谓纳入是指条约或国际法规范一经批准后就可以直接在本国国内适用，其国际法的形式和内容不加以改变[5]（P245）。具体而言，一元论国家的宪法一般

均要求条约的缔结须经国内立法机关介入和审批，具有自动适用性质的条约为该国最高法律而优于国内一切（现有或将来）不相一致的法律。这是一种直接适用方式。例如德国宪法（《基本法》第59条）规定调整联邦政治关系或影响联邦立法权的条约须经联邦立法机关以联邦法律形式批准；批准缔结条约的联邦法同时具有使条约自对德国生效时起成为德国法一部分的效力。又如法国，根据法国宪法的规定，条约正式缔结后一经公布就一般地具有高于法律的效力。在瑞士，条约一旦正式缔结即对瑞士生效，自动成为瑞士法一部分，而无须采取任何形式的纳入行动，条约在效力上也高于国内一切法律。日本宪法也明确规定日本缔结的条约在日本国内应该忠实遵守，一般无须转化而在日本具有直接适用效力。

奉行“二元论”的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这些国家对国际条约是通过“转化”方式来加以适用的。所谓转化（transformation）是指条约或国际规范不能直接在本国国内法上取得法律效力，而必须经过例如制定相应的法律等国内立法行为将其转化为国内法，才能在本国适用[6]（P49）。这是一种间接适用方立法转化实施的，则无任何国内法效力。同时，条约即便已经议会立法转化为国内法也并非英国的最高法律，而是仅仅具有与国内法相同的地位，议会随后可通过新的立法加以修改或撤销。加拿大亦为典型的“二元论”国家，条约与国内法律被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所有的国际条约均须经转化为国内法律之后才能发生国内法效力。此外，美国的实践也表明美国对国际条约的执行带有强烈的“二元论”特色。美国将国际条约区分为宪法意义上的条约和实践中形成的行政协定两种形式。行政协定的地位和效力并不完全确定，而条约又分为自动执行条约和非自动执行条约，只有自动执行条约才能在美国国内法上发生效力，非自动执行条约并不能直接适用，必须通过国内法形式转化适用，而条约是否自动执行取决于具体条约的不同情况，即使是自动执行条约，也可因“后法优先”而为后来的联邦立法所修改或撤销。[7]

（三）我国在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上的实践

从总体上看，我国在国际条约、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关系问题上并未采取统一的或单一的模式。

首先，我国宪法对条约的法律地位及适用问题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迄今也尚未确立一般性原则。从我国历次宪法的情况来看，宪法虽然也涉及条约事项，但基本上限于缔约程序方面，而未明确条约在国内法中应如何适用。

其次，我国立法实践中有多种不同的条约实施方式。主要是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将国际条约的规定在国内法上直接予以明确规定。如《对外贸易法》对于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原则的规定；《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关于倾销及国内产业损害的规定。第二种方式是根据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及时对国内法作出相应的修改和补充。《专利法》的修改就是典型的例子，1992年《专利法》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涉及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申请有终局裁决权，明显与WTO《TRIPS》41条要求对当事人提供司法机关审查最终行政决定的机会的要求不一致，因此，2000年中国对《专利法》进行了修改，规定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任何行政行为均可以要求法院予以司法审查。第三种方式是虽然没有将国际条约的规定转化为国内法规定，但是就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142条、《民事诉讼法》第238条等，这些法律条款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凡中国缔约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均

作为国内法的一部分予以执行，条条约的规定；二是国内法没有规定而条约有规定的，直接适用条约的规定。

阐述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一、阐述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之间互相关系的行为规则。国内法是调整一国内部个人与个人之间或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则。国际法与国内法都是法律，它们具有法律的共同性：（1）它们都在一定的社会之内发生法律的规范作用，无论是国际社会或国内社会。（2）它们都具有一套行为规则来调整社会关系，无论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则或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则。（3）它们都使用一定的外力来强制执行。（4）它们都表现统治阶级意志，属于上层建筑。（5）它们都受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同时也受某些政治因素决定。另一方面，国际法与国内法又呈现着显著的不同：（1）一般来说，国际法的主体是国家。国内法的主体是个人，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2）国际法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内法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3）国际法是由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协议的条约和习惯形成的，国内法是由一国的立法机关制定的。（4）国际法是以国家自己单独或集体采取强制措施来保证执行，国内法是以国家政权机关例如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来强制执行，国际法的强制性显然不如国内法强。（5）国际法是在国际社会中平等的成员―也就是主权国家之间实行的法律，国内法是一国之内主权者对其统治下的人民实行的法律。二、国际法的主体是什么国际法的主体是指享受国际法上权利和承担国际法义务能力的国际法律的参加者，或者称为国际法律人格者。主要具有三个特点：A．具有独立参与国际关系的资格B．具体直接享有国际法上权利的能力C．具有直接承担国际法上义务的能力。国际法主体包括国家（具有定居的居民、固定的领土、主权、政府）、国际组织（最为典型的是联合国）、争取独立的民族（如阿富汗）。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内容是什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那些被各国公认和接受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适用于国际法各个领域的原则，具体包括：（1）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表现为三方面：对内最高权、对外独立权和自卫权。（2）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不过，依宪章有关规定采取的集体强制措施、殖民或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等，不受这一原则的限制。具体包括：禁止非法进行武装攻击、从事武力威胁、进行侵略战争宣传。（3）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这一原则构成宪章解决国际争端各条款的基础，并成为国际法上集体安全制度的重要原则之一。（4）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干涉内政是指国家在相互交往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直接或简洁的干涉他国主权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事务，同时也指国际组织不得干涉属于成员国国内管辖的事项。所谓“内政”，一般是指国家不受国际法约束而能独立自主处理的那些事项，如一国的政体、内部组织、对外政策等。（5）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条约必须遵守是传统国际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自觉善意。（6）国际合作义务。国际合作已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将“促成国际合作”列为宗旨之一。《国际法原则》规定，各国

从国际法国内法角度谈WTO协定在中国的适用

从国际法国内法角度谈WTO协定在中国的适用摘要：中国成为WTO成员国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履行WTO协定所确定的条约义务，即WTO协定如何在中国适用。从国际法（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传统理论和各国实践出发，分析WTO协定作为国际贸易公法的特殊性质，参照各国适用WTO协定的做法，阐明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非直接适用WTO协定是我国履行WTO条约义务的较为理想的方式。; 关键词：国际法与国内法；WTO协定；中国；适用 ; 国际法关于条约对缔约国的约束效力有一个原则性要求，即“条约必须遵守”。这是一项古老的国际习惯法原则，但这一原则并未解决条约如何履行或者说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上如何适用的问题。WTO协定作为一种管辖全球贸易关系的多边协议，本应对各国如何统一适用作出明确规定，然而WTO与以前的GATT一样，对此均未涉及。WTO 协定第16条第4项仅仅规定：“每个成员应保证其法律、规章及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一规定未解决WTO协定在国内的实施方式问题，也无新的实质性内涵，而不过是对前述国际法原则的简单重复。在国内如何适用WTO协定是中国在成为WTO成员国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国内法学界和司法实践界的传统观点是WTO协定在中国直接适用。本文从国际法（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传统理论与各国实践出发，分析了WTO协定不同于一般国际法的特殊性质，并参照各国适用WTO协定的做法，认为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非直接适用（间接适用）WTO协定是我国履行WTO条约义务的较为理

想的方式。 ;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主要理论与实践 ;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主要理论 ; 自德国学者特里佩尔（Triepel）于1899年发表其著作《国际法与国内法》以来，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在国际法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种基本理论。一种是二元论，即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属同一个法律体系”。[1]（P63）在一元论中，又因所强调的隶属关系不同而有国内法优先已越来越少，国际法优先说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一元论。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如前苏联国际法学者童金（Tunkin）认为，“一国的国内法与国际法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每一法律体系都负有在自己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的职能。因此，在它们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隶属关系。此外这种结构和职能上的差异，并不使这两种法律体系隔绝，而是使它们互相作用，即要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的协调一致。”[2]（P63）王铁崖先生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不同的两个法律体系，但是其彼此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有着密切的联系。”[3]（P29）这种观点基本上代表了我国国内大多数国际法学者的观点。 ; （二）各国在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上的实践 ;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践主要表现为国际法的国内（主要是国内法院）的适用问题，[4]（P42）它取决于一国的法律传统和宪法体制。在论证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纳入”和“转化”两种不同的模式。采用“一元论”的国家主要有德国、法国、瑞士、日本

浅论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

浅论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 ——暨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中主权国家的利益维护问题探讨安徽大学法学院09法学2班范震内容提要国际条约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了规范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国际条约的触角渐渐伸向了主权国家的某些内部事务。本文旨在探讨在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主权国家对于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与国家利益的维护问题。关键词国家利益非协商性协调机制妥协国际条约与国内法主权国家国家利益一、国际法及国际条约产生的原因——国家利益的妥协（一）国际条约的含义国际法（Internal law）指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国际法又称国际公法，以区别于国际私法或法律冲突，后者处理的是不同国家的国内法之间的差异。国际法也与国内法截然不同，国内法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它调整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及其他法律实体的行为。国际条约（International Treaties）指国际法主体之间以国际法为准则而为确立其相互权利和义务而缔结的书面协议。国际条约包括一般性的条约和特别条约。一般性的国际条约通常是大多数或多数国家参加的,主题事项涉及世界性问题,起着创立一般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作用。特别条约,一般由两个或几个国家为特定事项缔结的。国际条约是国际私法规范赖以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二）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产生的历程及其形成原因分析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原始的国家形态产生开始，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萌芽便氤氲而生。国与国间的交往中，通过不尽其数的斗争与交往，为了国家的发展和国家利益的保全与延伸，国与国之间订立了一系列的“契约”。这些契约或是通过对一些传统经典的尊崇，或是通过外交使节的谈判形成的协议。不管这些契约的形式如何，它们的本质都是相同，即国家间对于经常性国家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这种协调机制与国内规则并不相同。在一个国家内部，其国内规则，不管是通过立法形式还是统治者的命令，都享有最高效力，具有不可抗拒性和非协商性，因为在一个国家内部只存在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力量。于此不同的是，在国际社会，订立契约的国家间并不能区分哪一方的力量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国家间不管大小强弱，都有其存在并抗拒他国意志任意行使的能力，因为当一个国家不具备保留自身意志能力的时候，这个国家将很快不复存在，沦为殖民地或被吞并。这是基于国家间这种利益的冲突和力量的制衡双重因素的作用，才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不可能将所有问题都依照某一国的意志，这就产生了妥协。这种妥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国家实力的变迁而变化的。国际法与国际条约历经岁月变迁，从《威斯特法利亚合约》到WTO条约，每一项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背后都是国家利益与国家力量间妥协的不断运动。（三）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实施保障

国际条约在国内法适用效力

论国际条约在国内法的适用姓名：张袁袁学号：2014 日期：2015年7月20日

摘要 (2)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学说 (2) 1、“一元论”说 (2) 2、“二元论”说 (3) 二、国际条约与国际法的关系 (3) 三、国外处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实践 (3) 1、转化方式 (3) 2、纳入方式 (4) 四、国际条约在国内法适用的现状 (4) 1、中国对国际条约的接受无明确宪法规定 (4) 2、中国关于国际条约的法律位阶尚未明确 (5) 3、我国法律对国际条约适用作原则性规定 (6) 五、国际条约在国内法适用上的法律建议 (6) 1、国际条约入宪法 (6) 2、确立国际条约的法律位阶 (7) 3、以转化方式为主，纳入方式为辅，规范条约适用方式 (7) 六、结语 (8) 七、参考文献 (8)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国际条约的签订数量明显增多，尽管我国的法制社会建设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但对于国际条约的问题，并没有制定完善的国内法予以认定。随着国际社会交往的日益密切，国际纠纷是益增多，国际条约在国内法的适用问题显现出来，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需要不断的跟进，从而提高我国对国际条约的认识深度与践行能力。本文将借鉴国外对国际条约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并简单分析我国当前对国际条约在国内法的适用问题上的现状，以此提出自己对国际条约在国内法的适用问题上的拙见。关键词：国际法；国际条约；国内法适用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学说传统国际法学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上的观点。可总结为“两派三说”，“两派”即“一元论”和“二元论”，“三说”即“国际法优先说”、“国内法优先说”和“平行说”。① 1、“一元论”说 “一元论”分为国际法优先说和国内法优先说。国际法优先说的主张是国际法和国内法属于同一法律体系，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原因是在同一法律体系中，各种规范的效力来源于更高的规范，而国际法的规范效力来源于群体国家意志，国内法规范来源于国家意志，由此直至一种终极的、无法从更高的规范中获得效力来源的基础规范，即“条约必须遵守原则”，②该理论来源于康德哲学。国内法优先说认为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国际法是国内法的对外公法，其效力、渊源是国内法，国家作为主权实体，有权支配国际法，这种学说来源于黑格尔的国家主权理论。 ①《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中的制度僵化及其解决》彭岳中国法学2014-08-09 期刊 ②《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现状及完善对策》王红坤孙希尧2012/08/中总第374期

我国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践

且各自对于该罪行施行处罚，这点是与国际习惯相吻合的。所以说国际法只能进行原则性规定，引导国内法结合国内的道德风俗习惯制定出特色的法律规定。第二，国家不能用国内法的规定来改变国际法的现有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4]；可以说，国际法和国内法在立法层次上讲是相互独立的，国际法是国际社会各国通过的约定性条约，不受个别国家国内法影响。由此可见，虽然在国际大环境下，国际法较国内法是有优先性的，并且不能被个别国家与国际法相冲突的国内法所改变，因为在国际大环境下，对于国际条约的制定是顺从大多数成员国的意志的，少数成员国是无法改变大环境的。（二）从国内法方面看与国际法的关系从国内角度来看，国际法的效力是有限的，毕竟国际法的主要主体是国家，而国内的案件主要是以个人为主，所以应用国内法较为合理，所以，就国内来讲，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与在国际上来讲是不尽相同的。第一，在国内，国际法被认为是国内法一部分，从而才能在国内具有法律效力[5]；因为只有国内法才能在国内产生法律效力，国际法的约束主体不包括个人。所以国际法要想在国内应用就必须融入到国内法当中。第二，为实施国内法，有时必要在国内法上对国际法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加以规定，因为国际法所规定的是一些普适的原则，所以应用在一些国家内时要根据本国国情对其内容加以规定，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第三，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有的国家采取国际法是本国法一部分，认为国内法理应优于国内法，有的在宪法上作出明确规定，国际法效力高于国内法；对于此问题，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规定，但是法律规定表明：当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国际条约优于国内法。不管怎样，国际法在国内的适应完全是由一国自行裁量的，其他国家无权干涉。因此，从在国内的法律效力的角度来讲，国际法就没有了其在国际范围的无可争议的法律效力，其适用性完全由国家自己决定，同时，国际条约、惯例或者原则要想应用在国内，必须要将其原则性规定具体化并纳入国内法当中才能发挥效力。五、我国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践

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

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 This model paper was revised by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on December 10, 2020

新中国不懂国际法的八大败笔

新中国“不懂国际法”8大败笔中国第一次接触“国际法”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那一代人“不懂国际法”曾经留下了诸多伤痛，例如中英《南京条约》竟然留下“修约”的尾巴，上海“华洋分居”竟然“制造”了租界。而1949年中国发生政权更迭以后，竟然由于“不懂国际法”酿成一系列外交败笔。静下心来，笔者也就趁着开庭前的闲暇摘取8项予以点评，供法律专业者与国际关系爱好者参考。 1、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从国际法上讲，既不属于“民族独立”（中国不属于殖民地）也不属于“民族自决”（某民族不存在脱离中国），更不属于“新设成立”，而是典型的暴力更迭国家政权，因此只存在“政府承认”而不存在“国家承认”。这样一来，新中国只需要获得其他国家对“人民政府”取代“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予以承认，而不是新成立一个“国家”要求外交承认。民国政府为新中国留下了大批优秀的外交官与国际法专家，只要政务院“察纳雅言”就可以向全球发出“政府承认”照会，即任何国家只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继承原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际法地位，即可以恢复与新中国外交关系，那里还存在“重新承认”的麻烦？中国不是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这些“殖民地国家”，因此中国不存在“国家承认”而是“政府承认”。新中国继承中华民国“一切国际法地位”就意味着许多国际组织中国无需另行申请加入。结果当然是

民国政府留下的诸多外交遗产被“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2、驱逐外交官——其他国家派驻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从国际法上讲依旧是派给“中国”的外交官，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只不过是“国家名称”发生变更，人民政府替换国民政府也是“国家政权”发生更迭，并不影响中国的国际法地位。因此，中国需要按照国际惯例承认这些外交官的法律地位，并通过他们“恢复邦交”。其实看看1991年苏联解体后莫斯科的做法就知道什么是“成熟的外交策略”，俄罗斯宣称继承原苏联国际法地位，于是承认俄罗斯继承原苏联国际法的国家也就迅速“恢复”与莫斯科的“邦交”，中国驻苏联外交官也就直接“更名”为驻俄罗斯外交官。 3、志愿军入朝——中国出兵朝鲜当然需要肯定，这是展示中国“势力范围”的一种方式。不过，中国出兵朝鲜却是采取“偷偷摸摸”的“志愿军”方式，即使是为了避免刺激美国，也应该通过《中朝军事协定》来保障中国在朝鲜半岛的主导地位，首先就要接过朝鲜半岛军事指挥权从而避免“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一旦中国通过《中朝军事协定》获得军事指挥权，那么后来的战争策略就会遵循中国国际利益考量而不是受制于平壤，这也是美国一定要接管韩国军事指挥权的精妙之处。后来出现志愿军司令部与朝鲜领导人的冲突，关键就在于中国的地位没有明确，究竟是“援军”还是“打手”？后来的朝鲜停战协定也是以朝鲜为主，于是中国几年的流血牺牲只换回“虚

2012年司法考试国际法：国际法在中国国内的适用问题

1.在我国目前的宪法中，将坚持和遵守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核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其中。这一做法表明从最基本的原则上；中国尊重和遵守国际法的体系，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在国际实践中，我国政府一贯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并忠实地履行自己承担的国际义务，恪守法律与正义，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在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时，原则上，我国在参与制定国际法规则时，要根据和考虑本国国内法的规定和立场；而在制定国内法时，又要充分考虑和尊重所承担的国际法义务，力争使二者协调互补，有机配合。 2.对于条约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目前我国宪法没有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从一些涉及条约适用的国内立法看，条约的直接适用、条约与相关国内法并行适用、条约须经国内立法转化才能适用几种情况都存在。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法律对于条约事项未作出任何规定。我国法律作出有关条约可直接适用规定的情况，如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39条：对于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外国组织或者国际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办理；第2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以及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法第16条第（2）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订有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所得税的抵免应当依照各该协定的规定办理。（我国1975年加入），条约和相关法律同时适用的情况，如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我国1979年加入）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规定需要经国内法转化才能适用的情况，如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39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仍然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 3.目前一般认为，在民商事范围内，中国缔结的条约与国内法有不同规定的部分，在国内可以直接适用。其法律根据除了上面民事诉讼法第238条的规定外，最基本的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其他一些民商事法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民商事条约的这种直接适用也得到了大多数司法实践的支持。 1 2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及国际条约在中国国内法中的适用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及国际条约在中国国内法中的适用唐　颖　侠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的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分析,指出不能简单地把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中的一元论和二元论与实践中的自动纳入和个别转化方式一一对应起来;并结合中国的实践对国际条约在中国法中的适用作了详细的论述,最后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几点建议和思考。关键词　国际法　国内法　国际条约　自动纳入　个别转化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国际法学界探讨颇多的一个理论问题,而与之相关的国际条约在中国法中的适用更是实践中的热点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经成为国际法学界讨论的热点①,1993、1994年的《中国国际法年刊》上有数位学者参与讨论,使这一问题近几年来再度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频繁参与国际交往,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数目的增多、范围的扩大,客观上需要国内法予以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令人颇感遗憾的是中国目前的宪法对此尚无明文规定,造成实践中的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因此,深入对此问题的研究既可丰富完善国际法理论,又可对立法司法部门提供借鉴参考,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的理论方面,尽管更加务实的英美学者对欧陆学者一元论、二元论的对立往往不屑一顾,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的理论争议在实践中毫无意义,相反,它是上至国际法院下到各国的国内法院在引用国内法或国际法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任何回避与含糊其辞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在理论上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法和国内法是同属于一个法律体系还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二是国际法优于国内法或是国内法优于国际法,还是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互相独立而不发生一个优于另一个的两个法律体系?③国内学者通常把它概括为“两派三论”:一派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属于一个法律体系,即所谓一元论(m onism);另一派则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即所谓二元论(dual2 ism)。在一元论中又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国际法优于国内法,另一种是国内法优于国际法。④从历史上看,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先出现的是二元论,并在一定时期占优势,后来在对二元论进行批评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元论,并逐渐占了优势。但一元论并未一统天下,二元论至今仍有一定影响。 1.二元论二元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德国学者特里派尔(T rie2 pel),他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因为在规范的社会关系、主体、渊源上的不同,而得出结论“国际公法和国内法不只是法律的不同部分或分支,而是不同的法律体系。它们是两个领域,虽然有密切关系,但绝对不是彼此隶属的。”⑤此后,流行于德、法、意三国的二元论被著名的国际法学者奥本海(Oppenheim)推向巅峰。奥本海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渊源、法律实质和所规定的关系三个角度出发,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且“国际法无论作为整体或是其各部分,都不能当然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只能是国内习惯或制定法使它这样,而在这种情形下,国际法的有关规则是经过采用而同时成为国内法的规则的。无论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时候,如果不经过这样的全部或部分采用,国内法就不能被认为应受国际法的拘束,因为国际法本身对于国内法院是没有任何权力的。如果发现国内法规则和国际法规则之间毫无疑问地发生了抵触,国内法院必须适用国内法规则。”⑥尽管二元论遭到一元论者(主要是国际法优越论者)的猛烈批评⑦,但至今仍在理论与实践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671

谈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以及国际法的作用

谈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以及国际法的作用 ----------结合中国法律实践一、一元还是二元？关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上，理论上主要分为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学说。但一元论的划分，似乎又有不同。有学者认为，或是国际法从属于国内法还是国内法从属于国际法同属于一元论，二国际法和国内法是属于不同的体系为二元论。1而又有学者认为一元论主张统一的法律概念，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都是同一个法律秩序的组成部分。因此，国际法在国内法实施无需转化为国内法。两种法律发生冲突时，国际法优先。二元论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它们互相独立的存在，互不相关。2尽管对一元论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在国内法和国际法冲突时，国际社会上有将国际法置于优先地位的国家，但基本无一国家不管在任何事物上明确地毫无条件的将自己完全置于国家法或者国际法院的管辖内，3也没有任何国家对国际条约或者习惯置之不理，完全遵从本国法。因此，一元论在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在理论上，二元论比起一元论更有合理性。从中国现行的法律来看，中国奉行的二元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四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的职权。4《中华人

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国务院领导下管理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的具体事务。5由以上条文可以看出，在中国，国际法只有在被转化为国内法才能适用。因此，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在中国，国际法和国内法是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二、国际法效力优先还是国内法效力优先？主张国内法优先的学说事实上是原来代表德帝国主义传统的军国主义、权力政策的反动思想，而作为国际法理论并不为西方一般资产阶级的学者赞同。而认为国际法优先在逻辑和理论上说不通，其逻辑的结果是将否定国家主权。6而在国家实践上各国的做法不同。美国宪法规定，经国会批准的国际条约和国内法具有同等效力，荷兰规定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而英国和英联邦成员国家对待条约的方式为“转化”，但在国际上，英国参加的条约并不因为英国议会没有颁布法令而对英国无效。7因此，在对于国际法优先还是国内法优先的问题的上，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上确定国际法或者国内法的优先地位。在我国的法律层级当中，宪法居于最高地位，其次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再次为由全国人大常委制定的一般法律，之后就是行政法规。从上文的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常委和中央人民政

浅谈我对国际法的认识

谈谈我对国际法的认识在学习国际法之前，我对国际法有一点偏见，潜意识里觉得国际法其实没什么用，在强国面前，它起不了什么作用，是大国用来限制小国的东西。因为现实中某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频频违背国际法，而其他国家对其只能谴责或是表示遗憾，国际法与国内法相比，其实际效力要小得多，所以在学习这门课之前对国际法的知识并不是很重视。以前是没有接触国际法的，对国际新闻的关注很欠缺。第一堂课感触挺深的。老师通过热点问题把有些枯燥的政治问题讲得生动有趣，男生们如同政治家侃侃而谈。这次课似乎是为我打开了一道门，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我是需要恶补一下。虽说对国际法的接触不多，但是，我通过查阅资料对这门课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首先，国际法给了我一个研究国际政治的切入点和一个全新的视角——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如何用法律去规范国际上各国的政治行为，如何更有效的把世界纳入到一个法制的体系当中，如何用国际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各国间的交流与发展，实现和谐世界，如何运用国际法分析国际冲突，如何运用国际法维护自己国家的国家利益，争取自己的权利.....面对国际问题时，应该多一种一种思维方式，多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其次，如果想从事外交外事工作，国际法会是一个标杆。国际法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一种行为规范，只有更好的学习了国际法，才能在将来的工作中更好的约束自己的行为，捍卫自己的利益，做一名“国际人”。随着国际化的程度不断提高，中国正越来越积极的融入到世界体系和世界秩序中，这为我们将来从事外交外事工作提供了很到的一个契机，而了解国际法则显得越来越重要，不了解国际法的人是无法胜任外事工作的。我认为作为普通大学生，研究国际法有助于你形成一种好的国际观念，了解各国之间的关系。虽然说，国际法遭到破坏的情况屡见不鲜，但是也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受到遵守。首先，研究国际法有助于你了解国际关系。例如现在国外非常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其实是可以从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的。以中国加入WTO为例：WTO规则是一套西方规则，完全是以西方的价值以及法律体系进行构建的。当初中国为了加入WTO，放弃了很多权利，现在我们却能够玩转WTO规则。中国作为一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西方的体制下，由最初的削减了脑袋进来，变成了一个“圈内人”，将会拥有更多的主动性，因此，西方国家就非常担心中国会随着自己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开始与西方的体系进行抗衡。这便是从法律上解释为何西方会觉得自己受到中国的威胁。另外，研究国际法，有利于你理解中国现在在国际社会所受到的各种待遇，以及一些国家的行为受到接受，或者受到诟病的原因，从而帮助你形成一个更加全面的关于国际社会的观点。由于并未接受系统的法理和法律学习，很多法学基础的东西还很薄弱，面对有些法律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些困难我相信会克服的。今后在这门课的学习中，我希望在难得的国际法课上能够通过这“法学的冰山一角”了解更多的法律体系的知识。

中国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1)

3、中国有关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践中国有关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从整体上缺乏立法规定，没有规定普遍性的适用原则，既没规定采纳方式或转化方式，也没规定国际法是否优先与国内法，而只是从一些法律、法规、外交声明和司法解释中作了具体规定，这带来了对中国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判断的复杂性。（1）国际习惯法在中国的适用我国不少立法都有“国际惯例”的表述，如1985年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率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未作规定的, 可以适用国际惯例。”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 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 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8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96条都有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的条文。但对于国际惯例, 我国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论。王铁崖先生于1995年主编的《国际法》教材中指出, 我国《民法通则》的“‘国际惯例’可能不是‘国际习惯’, 或者可能包括‘国际习惯’在内”。在1998年出版的《国际法引论》书中他又认为:“一般说来,‘国际惯例’不是作为国际法渊源之一的‘国际习惯’,它对国家没有严格的拘束力……《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所规定的不是‘国际习惯’。”结合《民法通则》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众利益”，王铁崖先生在该书中继续推定此条所规定的“国际惯例”并不是指“国际习惯”的理由：“从这条规定看，条约不受‘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照理而言，作为国际法渊源之一的国际习惯也应该不受‘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故中国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国际习惯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和地位。《民法通则》的这些条文可能并不是规定国际习惯法在我国的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国际习惯法在其他法律中无任何规定。国际习惯法规则包容性很大，如诚实信用原则、对等原则、国民待遇原则等都是国际习惯法的表现，它们被中国法律所吸收并非不显见，在一些民商事法律中甚至刑事法律中都有反映。另外，以受“社会公共利益”影响而否定国际习惯的存在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从前文可以看出，有些国家在国内法中对待国际习惯的态度是允许经过包括含社会公共利益等因素的识别，因此国际习惯法在国内法中的地位可能低于国内法，甚至因与国内法中的社会公共利益相冲突而不予适用，但并不妨碍它在该国国内法中的位置存在。对于近年来在空间法、海洋法、国际环境保护法、国际人权法等领域新形成的国际习惯法规则, 我国通过立法和实践表明了尊重和遵守国际习惯的积极态度。尽管在我国外交文件中，尤其是我国与一些国家的建交公报中常用的“国际惯例”一词，与国际法院规约的正式中文文本将international custom译为“国际习惯”不同，但实质意义具有共同指向性——反映了“法律确信”。因此，国际习惯法在我国的国内法中是有法律地位的，而且是以采纳的方式给予适用，它的效力地位似乎低于条约、国内法。（2）条约在中国的适用从立法与实践看, 我国在适用国际法时, 通常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缔结条约程序法》和《立法法》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未作明确规定, 而就我国缔结条约的职权、程序和国内制定法各法律渊源形式的效力等级做了具体规定。第二种方式，我国法律允许国际条约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得以直接适用：其一, 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我国现行法律有不同规定的, 应适用国际条约。以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8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 适用国际条约, 但是, 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为发轫, 之后的《涉外经济合同法》、《民

浅论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

浅论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浅论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一、有关两者间关系的学说与评价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关系的争论，追根溯源可以用两个问题进行总结：第一，两者之间是否为同一法律体系？第二，两者何者优先，亦或是两者是互相独立的，不会产生何者优先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学说上出现了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论点。（一）一元论一元论的坚持的观点是两者属于一个法律体系，而在效力等级上又分为两种理论：（1）国内法优先说。（2）国际法优先说。 1.国内法优先说国内法优先说包含了两种说法，一种是国际法从属说，即国际法的效力来源于国内法，后者的效力高于前者，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它仅仅适用于一国的对外关系当中。另一种说法则是：国际法是国家主权意志的“自我限制”的表现。因为每个国家都有着绝对的主权，其有权利与各个国家制定何种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决定完全是考虑到自己的国家利益，完全以自己国内的法律为转移，同时，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利因与其自己的利益不相符合为由，不自己应该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 2.国际法优先说提倡这种学说的凯尔森认为两者的主体都是个人，其调整对象是个人的行为，虽然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的行为，但一国的行为是可以

还原为代表该国的个人的行为中去，同时，在法律渊源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法律渊源同是本文由收集整理习惯和条约，虽然两者造法方式不同，但造法方式的不同不能代表所造出的法律就是相互独立的法律体系，即凯尔森认为两者属于相同的法律体系。同时国际法的的效力范围不受限制，但国内法的效力范围则是受限制的，因为只有这样，各国的国内法才能同时有效，另外，如果国内法不能限制自身的效力范围，那么它只能依靠具有更高效力的法律去限制，即国际法。进而也就推导出国际法的职能就是将各国的国内法的效力范围予以限制。同时他还提出“基础规范”这一概念，“基础规范”实际上是一种“约定必须遵守”的传统道德性准则，而这种“基础规范”则直接赋予了国际法的效力，最后国际法又赋予了国内法的效力。所不管是从法律的效力来源还是法律的适用范围，国际法总的来说都要优先于国内法。 3.对一元论学说的评价国内法优先说着重强调国家意志绝对化，主权绝对化，从根本上否定了国际法存在真实意。将国际法看作是一国对外交流的工具，每一个国家都能为解除自身在国际上应担负的责任与义务而随心所欲地修改国际法，那么国际法的存在便毫无价值，这是此学说的严重弊端。同时凯尔森的观点又是一种绝对理想化的，纯粹化的观点，即将国际法凌驾于国内法之上，国际法的发展会导致世界国家的建立。这

《国际法》第一章第4节中国与国际法

第4节中国与国际法古代中国是否有国际法的存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在中国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和与周边国家的交往过程之中，曾经存在过一些国际法规则，则是可以肯定的。明代的郑和，曾7次带领船队远航，最远到达了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其和平的精神，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法开始从西方输入中国，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时，派人将瑞士国际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一书中有关战争封锁扣船等章节译成中文做参考，这是中国对西方国际法最早的翻译。1862年清朝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聘任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将惠顿的国际法译成中文，1864年正式出版，名为《万国公法》，这是介绍到中国来的第1本国际法著作，进入20世纪后，中国留日学生开始从日本翻译国际法书籍。国际法传入中国，对清朝外交产生了一定影响，1894年关于中日战争的中国宣战书中，曾谴责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公法”，足见当时清朝政府已考虑利用国际法作为保障国家权益的一种手段。但是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国际法无济于事！世界列强利用各种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海关管理，内河航行及驻军等特权，侵占租界和租借地，划定势力范围，强开商埠，使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899年和1907年，中国分别派代表参加了两次海牙和会，并签署了有关公约和宣言，第1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于1920年参加国际联盟，第2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民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一时期，中国还取消了租界，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作为一个平等的主权国家，参与国际交往之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49年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我国独立自主，友好合作和反对侵略的外交政策，为维护国家基本权利和民族的尊严，确定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和协定进行审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1954年，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了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参加了战后第1次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有29

第十二章国际法在中国适用的现状

第十二章国际法在中国适用的现状第三节国际人权法在中国的适用一、概述近年来，随着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条约在数量上的迅速增加，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融入国际社会的加速，国际条约在我国内的适用问题，越来越引起理论界和相关工作部门的关注。就国际人权法而言，国际人权条约能否在我国法院直接适用?国际人权条约与国内法冲突时能否优先适用?习惯国际人权法能否在我国适用？其优先效力如何？这些问题都是在当今这个“人权的世纪”必须得到解决或予以阐明的问题。国际人权法能否在国内法院直接适用和优先适用，关涉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取决于国际法在国内法上的效力，依赖于国内宪法中的专门规定或者国内其他立法的具体规定。换言之，就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上的效力而言，采用转化或纳入方式这两种不同的立法技术，将直接影响国际人权条约在国内的适用。一般而言，如果一项国际条约经国内法规定可以直接适用，其国内法院就应当能够予以适用。然而，实践中并非完全如此，尤其是国际人权条约的适用尤为明显。如前文所述，在某些其宪法规定国际人权法可以直接适用的国家，其国内法院却在这种原则性规定之下显现出灵活性，诸如对于国际人权条约“自动执行”和“非自动执行”性质的甄别、对于习惯国际人权法的认定和适用等等。因此，国内法院在适用国际人权条约和习惯国际法规则方面权限的大小、意愿的强弱、效能的高低等因素，必然影响着国际人权条约的适用，从而可能导致人权的国际承认与国内法院实际执行的脱节。就我国而言，我国批准或参加的国际人权条约能否在我国直接适用和优先适用，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而习惯国际人权法在我国的适用问题，是一个有待引起立法和司法部门关注的问题。以下将分别论述国际人权条约和习惯国际人权法我国的适用现状及问题。二、国际人权条约在我国的适用 (一)国际人权条约在我国法院的直接适用问题 1．我国宪法和法律对于国际人权条约国内效力规定的缺位我国宪法对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我国内法的关系没有作任何规定，仅仅规定了条约的缔结程序，而没有涉及条约在我国内法上的效力。只是在部分相关法律、法规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规定。例如，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8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

国际法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

国际法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国际法在我国的适用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探讨国际法在我国的适用，应采取哪些措施保证国际法的实施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虽然国际法在我国国内如何适用是我国国内法律规定的事项，但适用的结果却直接影响我国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周鲠生先生认为，“作为一个实际问题看，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是国家如何在国内执行国际法的问题，也就是国家履行依国际法承担的义务的问题。”11](第20页)在考察我国国内法律的有关规定，分析我国对待国际法的态度，探讨国际法在我国的适用之前，有必要对国际法的概念做一探讨。一、国际法的概念及其特征国际法没有统一的定义，几乎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定义，每个定义都反映了对国际法的基本看法。周鲠生先生指出：国际法是国家在相互关系上行为的规则。”111(第2页)法律出版社1981年和1995年出版的王铁崖教授在其主编的《国际法》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国际法引论》中认为，国际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律，也就是说，它是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有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体。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和2000年版的梁西先生主编的《国际法》给国际法下的定义是：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

用以调整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间关系)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其他中国国际法学者也都持类似的观点，一般指出国际法是对国家之间有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给国际法下的定义是：国际法是对国家在他们彼此往来中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的总体I2(第1页)。欧美学者在近年的一些著作中认为，传统国际法的定义是，国际法是规范国家间相互关系的规则的总体。这个定义近年发生了变化，因为除了国家这个主要的主体之外，国际组织和个人也可以是国际法的主体。国际法既包括国际公法也包括国际私法。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是规范、支配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后者主要是处理跨越国界的个人、公司和其他私人主体的行为。国际私法的范围近来不断扩展，很多原为国内法调整的领域现在也有条约来规范。结合前人的论述和国际法的当代实践，本文的国际法定义是：国际法是国际关系中形成的、用以调整国际法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以条约、国际习惯和基本原则为表现形式，能够拘束国际法主体的有拘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体。这个定义涵盖了国际法的主体、调整对象、国际法的效力、表现形式多个方面的内容，是比较符合当代国际法的发展趋势的，是比较合适的。国际法同国内法相比，有着如下的特点:一是国际法的主体己不再仅仅仅是国家，还包括国际组织、个人;二是国际法没有专门的立法机关，其制定主要是通过国际法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