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创作思想

湛江师范基础教育学院中文系１２３６班张秋珠

摘要：通过对白居易不同时期诗歌内容的分析，来审视其一生创作的影响。白居易一生分前后两个时期，晚年时，甚至寄情山水、礼僧拜佛，道佛儒三家思想三位一体地影响着诗人，其诗歌创作少了原有的战斗意味，多了几许感伤、几许惆怅。尽管这样，后人也可以通过诗歌的不平、苦寂，来品味其人生，反观其社会，也会给人以一种独特的审美力量。

关键词：白居易；前期后期；诗歌创作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下邽人（今陕西渭南），出生于河南新郑，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公元846年白居易于洛阳去世，葬于洛阳香山。

一、白居易前期创作思想和社会价值

遭贬之前的白居易，由于多年饱受离乱，加以当时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悉心洞察社会，深入剖析人生。作为士人的他，深受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影响，以济沧生为己任，把文学当作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力求其诗文创作能“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实践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这种自觉的理论意识，冲破了以后部分诗人专写风花雪月逃避现实的不良倾向，开创了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新局面。值得关注的是白居易的讽喻诗，它们能够反映国事民生，发挥政治上的美刺作用。

首先．诗人在盩庢县做县尉之时，有更多机会接触农民，亲眼目睹了黑暗社会给农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清醒地意识到豪门权贵挥金如土，广大农民啼饥号寒。这便引起了诗人的沉思和激愤。他把斗争的笔锋伸展到时代的洪流。诗人本着“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目的。结合切身感受写下两首著名的诗歌：其一《宿紫阁北村》、其二《观刈表》。《宿紫阁北村》描写军吏“抢酒食”“砍树”两个场面，他们依仗皇帝的“恩幸”，为所欲为，不可一世。结尾运用画龙点睛的笔法，借“我”被吓坏，悄声告村老“主任慎勿语，中尉正承恩”把矛头透过暴卒，刺向其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此诗一出便令“握军要者切齿”。第二首《观刈表》，所描绘的两幅画面形成强烈反差，前者揭示农民生活的艰辛，后者揭示赋税的繁重，然两者又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即今日的割麦者未必不是明朝的拾麦者，诗中渗透着强烈的讽喻意味。值得称道的是，诗人有农民的痛苦联想到自己生活的安适，“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无疑是触景生情的产物，寄托诗人对农民的同情，因而诗人在整个创作生涯中便步入了一个新天地。值得注意的诗作《轻肥》（源于《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的高度。同样遭遇旱灾，而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

这首诗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并列在一起，诗人不作任何说明，不发一句议论，而让读者通过鲜明的对比，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比直接发议论更能使人接受诗人所要阐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说服力。末二句直赋其事，奇峰突起，使全诗顿起波澜，使读者动魄惊心，确是十分精采的一笔！

其次，元和三年至元和五年的三年间，白居易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之下，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勇猛奋斗。有名的政治讽喻诗——《秦中吟》和《新乐府》，即写于此时。下面我仅对其中名作《卖炭翁》作以浅析，进而体味白居易的良苦用心。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这首诗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艺术上也很有特色。诗人以“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两句展现了几乎濒于生活绝境的老翁所能有的唯一希望，──又是多么可怜的希望！这是全诗的诗眼。其他一切描写，都集中于这个诗眼。在表现手法上，则灵活地运用了陪衬和反衬。以“两鬓苍苍”突出年迈，以“满面尘灰烟火色”突出“伐薪、烧炭”的艰辛，再以荒凉险恶的南山作陪衬，老翁的命运就更激起了人们的同情。而这一切，正反衬出老翁希望之火的炽烈：卖炭得钱，买衣买食。老翁“衣正单”，再以夜来的“一尺雪”和路上的“冰辙”作陪衬，使人更感到老翁的“可怜”。而这一切，正反衬了老翁希望之火的炽烈：天寒炭贵，可以多换些衣和食。接下去，“牛困人饥”和“翩翩两骑”，反衬出劳动者与统治者境遇的悬殊：“一车炭，千余斤”和“半匹红纱一丈绫”，反衬出“宫市”掠夺的残酷。而就全诗来说，前面表现希望之火的炽烈，正是为了反衬后面希望化为泡影的可悲可痛。

这篇诗没有象《新乐府》中的有些篇那样“卒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这首诗千百年来万口传诵，并不是偶然的。除了体现这一理论的《卖炭翁》外，还有《重赋》、《杜陵叟》、《红线毯》、《缭绫》等。

最后白居易任周至县尉之时，写下了伤感诗《长恨歌》，此诗奠定了白居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坚定基础。《长恨歌》创作于元和元年，主要根据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来结构全文同时，其中还有作者因与自己所爱的女子不能结合而产生的深挚情感，略有遗憾的投射。《长恨歌》的创作目的是：“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其物（美女，指杨贵妃），窒乱阶（防止导致祸乱），垂于将来也”。《长恨歌》

之所以能给人以审美享受，首先是诗中那个婉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却从“重色”说起，并且极力铺陈和渲染。唐玄宗荒淫误国，引发安史之乱，这不仅导致政治上的悲剧，也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玄宗入蜀，杨贵妃身亡。其次是将叙事、写景、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诗情为沉重哀伤的悲剧所笼罩，回环往复，层层渲染，流利而又隽永，几乎字字珠玑。还有，诗的最后一段，笔锋再转，杨贵妃竟在缥缈的仙境中出现，净化为一个理想的女神。然而，“比翼鸟”“连理枝”的愿望虽然美好，此生却难以实现，那么剩下的只有永难消解的“长恨”了。

三、后期白居易创作思想和审美价值

元和十年，丞相武元衡被刺死，白居易上书奏论，主张捕贼雪耻，因而得罪重臣，便被贬为江洲司马。白居易那种“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遭受了粉碎性骨折般的打击，他在为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努力奋战中，悲壮地败阵了。因此，中隐思想对他晚年的诗歌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特点。白居易的中隐思想让他学会逃避社会现实，追求独立的人格，探索生命中的美，演变出一种理性思考的产物。白居易的中隐思想体现身处历史变革中的文人士大夫不断调整自我定位。他的思想的变化发展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诗，使他的晚年的诗作出现了新的特点。

1.以不材为自我定位

白居易“不材”的观念一直贯穿于其诗歌之中，而其将“不材”作为自身定位，则是在现实失意后，在中隐思想的影响下，从自己实际生活出发，融合前人理论所做的一种调和。江州降级使白居易看到了官场的黑暗，开始怀疑他自己最初的“兼济”理想，原有的价值体系出现了松动。各种危机的爆发，长庆年间，

白居易身处各种危机不断出现，他“忠诚进谏，不见听”的结果使他感到沮丧，他不再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宁愿碌碌无为，要避免卷入政治纷争。当然，全面摆脱官僚斗争既是归隐，但由于白居易的经济和地位的显示状况，使他难以完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归隐。这方面的经验使他能够体会到生活的窘迫和艰辛，面对不满的现实，但他无法从中逃脱的情况，他与现实妥协，这是他走向“隐藏”道路的动机之一。现实中进退两难的困境，他试图找出的方法来摆脱这种困境，那便是抑制他所选择的不甘不材的心理躁动的生活，以不才作为自己的定位，是自己安于现状，以感性适意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通过调整自己的内心来摆脱，在大和元年创作的《与僧智如夜话》中，

懒钝尤知命，幽栖渐得朋。

门闲无谒客，室静有禅僧。

炉向初冬火，笼停半夜灯。

忧劳缘智巧，自喜百无能。

通过“知命”说明了自己安于现状，将自己的个性总结为“懒钝”，智巧的个性将产生忧虑和辛劳，自己是一个无能的人，将自己的舒适与安逸归因于他的“懒钝”与“无能”，努力降低对自己的定位和摆脱个人的心理欲望以实现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安逸。白居易给自己的定位是“不才”，其实实质上是争取忘记自己的“兼济”的理想，为自己满足现在安逸的生活寻找理论上的依据，是自己更加坚定当下的安逸生活。

此外，禅宗的影响也使白居易给自己以“不才”作为自我定位，并尽情享受休闲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白居易所生活的唐朝是自凋敝走向“中兴”，又急剧走向没落，这一时期大家世族的力量逐步衰落。在现实中失意后，白居易受到中

隐思想的影响也开始渐渐的关注身边的琐碎之事，他对佛教的态度从早年《八渐倡》的纯理论的兴趣逐渐转向了直接的人生问题，佛教思想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思想，佛教思想更加自然的融入到他的精神生活中。

2.以知足为满足

由于白居易早期的经验使他具有情感丰富的个性特征，所处的时代和其生长的环境促使其产生感伤的情怀，他的多愁善感的情怀，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使他更加关注个体的生命。与此同时，由于对现实的不满，以及为了生计有不能彻底实现归隐，使他更加注重内心的超脱，他在江州被贬的早期诗作中可以看出，诗人试图转变内心世界对外在世界的感受和认知，注重“心”的适意，以实现心灵上的超脱。他重视精神，看轻外在以及强调精神自由的思维和超脱的精神特点成为其中隐思想的伏笔。白居易在经过仕宦的颠簸和起伏后，为自己设计身居留司官的“中隐”的人生道路，这是他对现实的及其不满，极度失望想入仕而不能的情况下，做的折中的调节，为了自我生存的现实而作的一个非常真实，非常世俗的选择，进退的矛盾没有在更深的层面，精神实质上消融，因此，他选择“中隐”的人生道路，他的内心始终感到难过，此外，白居易“知足”的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在悠闲的个人生活中，达到逃避黑暗现实的目的。在其开成元年《春来频与李二十宾客郭外同游，因赠长句》一诗中，

风光引步酒开颜，送老消春嵩洛间。

朝踏落花相伴出，暮随飞鸟一时还。

我为病叟诚宜退，君是才臣岂合闲。

可惜济时心力在，放教临水复登山。

描绘了对友人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自身壮志难酬，悠闲生活的无奈和

愤怒。然而，经过宦海沉浮之后的白居易早已对唐王朝的命运感到绝望，厌倦官场争斗，在其诗中更多是感慨从中解脱的幸运。

长篇叙事诗《琵琶行》便集中体现了他的内心世界，实乃脍炙人口的名篇。诗中描写了两个人物：一是飘零憔悴流落在江湖间的长安妓女；一是被排挤谪居江州的朝官——诗人自己。尽管二人的社会地位很不相同，但他们对封建社会的凉薄世态却有着相同的感受，即“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诗人以真挚的感情，描写了一个被压迫、被蹂躏的妇女形象。在切切嘈嘈的琴弦上，揭示了她痛苦的内心世界，写出了她的不平、激愤和哀怨。其身世遭遇不能不让我们读者想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罪恶。面对诗人笔下被侮辱、被损害的妓女，怎不让人一洒同情之泪。诗人借助对于妓女身世的同情，借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咏叹，巧妙地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失意凄苦的心情完全突现和表现出来。诗人的遭遇，他的寂寞、苦闷和不平，不仅是自己的东西，更是肩上承担的当时社会里被压迫者的苦难，他的“青衫湿”所闪现的是压抑才能摧残理想的封建制度的罪恶。诗人的遭遇所体现的是封建社会残酷的压迫和进步人类对黑暗统治的斗争，他的失意、苦闷和愤激在封建社会下具有广阔的意义。诗中两个人物尽管社会地位、身世经历和失意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但其感情则是彼此相交的，因为他们的心灵都在现实残酷的压迫中留下了同样深痛的创伤，在昏沉现实的世界里，两颗无可告慰的心相遇了，他们的哀怨和激愤组成了一支凄苦的歌，唱出了他们的不幸，也唱出了社会的不平。这种痛苦心灵的共振给封建社会以有力的撼击，集中体现了对万恶的封建社会的控诉。

《琵琶行》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将故事性的情节和隽永的抒情巧妙的结合，每句都渗透着作者极为浓郁的感情。该诗对人物的刻画深刻生动，作者善于把握

具有代表性的细节。语言上，诗人以高度的艺术语言把音乐旋律形象化，精当绝伦的比喻和侧面表现手法，都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以上便是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及其作品的粗浅分析。

参考书目

①参见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化的精神》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②见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1页。

③见楮宾杰《白居易》，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④见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6～717页

⑤见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出版社，1957年第二版，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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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白居易论稿

专精博约守正出新 ——我读《白居易论稿》摘要：在我国唐代文学史上，白居易是仅次于李白、杜甫的诗坛巨擘。他是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歌富有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歌主张与诗歌创作，及其对通俗性、写实性创作的突出强调与全力表现，都对我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历来研究白居易的人为数众多，研究成果也蔚为可观。但留下的有争议的疑点和难点也不少。近日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白居易论稿》，从白氏的生平、思想、创作及诗论等诸多方面展开论述，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堪称近年来白居易研究著作中的卓荦者。关键词：白居易论稿知人论世史料翔实守正出新专精博约《白居易论稿》的撰著者蹇长春教授是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主编、中文系主任，长期从事唐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对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研究用力尤勤。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就致力于白居易研究，先后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相当学术质量和水平的学术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是一位学养深厚、善于思辨、才情横溢而又学风端实、勤奋著述的学者，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白居易研究专家之一。《白居易论稿》一书，共收论文二十一篇，分为三部分：上篇七篇，专论白居易的生平和思想；中篇八篇，专论白居易的诗论及创作；下篇六篇，为白集杂论。另收附录两篇，为《<长恨歌>主题研究评述》及《八十年来中国白居易研究述略》，虽列为附录，依然是重要的学术论著，更显出作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中肯的学术见地。这二十三篇论文，是蹇长春先生在过去三十年来所发表的白居易研究文章中精选出来的。《白居易论稿》一书由著名的文史专家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卞孝萱教授作序。卞《序》从四个方面深刻而允当地评析了《论稿》的学术见地与特色，不啻是一篇高屋建瓴的“导读”。本学期，有幸拜读了蹇长春教授的论著《白居易论稿》（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读后颇觉受益匪浅，这里谨以喜悦和钦佩的心情，谈几点读后感。一、结合时代背景，力求做到“知人论世” 对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因事贬江州，时任中书舍人的王涯，不但不援手论救，反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其落井下石这一历史公案，以往论者多从王涯的性格和人品层面去探究原因，而本书《白居易的江州之贬与王涯的落井下石——兼论元和朝局及乐天遭贬的政治原因》一文指出，“王涯为什么出此下策，对白居易落井下石？窃以为，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出于其贪婪、阴狠的本性；二是为了迎合皇帝，讨好守旧的官僚集团，特别是讨好恩遇正隆的大宦官吐突承璀。”，“只有把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联系贞元、元和之际朝中新旧两派势力尖锐对立的政治形势，结合各自对待永贞内禅及永贞革新的态度，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才能弄清问题的本质。”从这一角度出发，著者得出了不同于传统看法的新观点，即把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作为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分界线。著者指出，白氏前期“志在兼济”，积极进取，与元和前期士人们渴望“中兴”，人心思治的政治氛围有关；而贬江州之后，反思官场的险恶。逐渐以“中隐”为“独善”之计，这固然受到明哲保身的消极思想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是为宪宗晚年的倒行逆施，及接踵而来的穆、敬、文、武诸朝，国是日非，大唐帝国日益走向衰飒没落的历史大趋势所决定的。至于把元和十年白氏因论事遭贬，看作其思想变化的契机，只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在论及王涯落井下石的问题，著者不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为王涯的个人品质，而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指出：王涯诬陷白居易，固然处于其贪婪、阴险的本

白居易人物简介

白居易人物简介白居易（772～846），汉族，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的诗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有广泛影响，是“新乐府运动”的领袖。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其曾祖父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其祖父白湟又迁居河南新郑。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 年2月28日），白居易在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降生了。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等极为有名。邓肖达曾说：“正是因为白乐天的诗老妪能解，才确立了他的诗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晚年与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刺讽喻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问刘十九》《买花》《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白居易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

白居易

白居易摘要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元稹齐名，是继杜甫之后实际派文学的重要领袖人物，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是唐代诗人中，作品在生前流传最广的一位，且许多诗作迄今仍脍炙人口，影响深远。提倡新乐府运动(主张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须取材于现实事件，反映时代的状况)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关键词：诗魔长恨歌通俗易懂讽喻白居易的诗歌现存近3040首。他最为重视的是讽喻诗。但他影响最大的是新乐府诗。代表作《新乐府》50首，集中体现了诗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论，对当时社会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规谏之辞。如《卖炭翁》序为：苦宫市也，揭露朝廷以宫市方式强行劫夺百姓资财。但《新乐府》诗也存在著从理念出发，形象性和感染力不足的缺憾。白居易的感伤诗中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长恨歌》描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前半篇对唐玄宗的好色荒淫，不理朝政而导致安史之乱有所讽刺，这是引起长恨的原因。后半篇却以充满同情笔法描写唐玄宗的相思之情，使全诗的主题思想从讽刺转为同情的美意——杨的执著爱情。这是长恨的正文。在艺术的表现上，前半篇写实，后半篇穿插虚构的情节和幻想的仙境。全诗语言声调优美，抒情和叙事交融一体，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白居易的诗歌平易浅进，勇於将白话并入诗中，将老旧的诗词格式进行改造，白居易主张君爱咬文嚼字，我爱老妪能解。一次行於孤山寺，在堤上走呀走，吟出《钱塘湖春行》，并将诗吟给堤旁的老婆婆。老婆婆听了觉得此诗极好，但是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精选.)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白居易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开展，白居易先进的诗论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他的《与元九书》，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首先，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他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所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针对当时的社会特征，他特别强调“为民”，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将诗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其次，白居易还认识到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他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泉源。《秦中吟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与元九书》也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为最重要。“义”即《诗经》的“六义”，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实义”即以义为果实，也就是要“经之以六义”，使诗具有美刺的内容。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感人至深，并感人为善，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效果。所以说“莫深乎义”。白居易强调诗歌应为政治服务，也正因有见于诗歌的巨大感染力。第四，为了充分地发挥诗的功用，更好地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他“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而力求做到语言的通俗平易，音节的和谐婉转。这对于“雕章镂句”的时代风尚以及“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都是一个革新。

试分析白居易

试分析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伟大诗人，《长恨歌》是他叙事诗的代表作，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许多人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这里，本人将针对作品的主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传奇性爱情悲剧故事，是历代诗歌、小说、戏剧中经常描写的一个传统题材。白居易根据这个题材写出了著名的叙事诗——《长恨歌》，在当时特别是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人们对《长恨歌》的广泛探讨，特别是在作品的主题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意见: (1)讽喻说。就是只把唐玄宗当作皇帝写。认为此诗是借李、杨之情事,讽刺李隆基贪色误国,以致引发“安史之乱”。告诫最高统治者应引以为戒,免蹈覆辙。至于诗歌后半部分对绵绵长恨的描绘,也不是对李、杨表示同情,更不是歌颂,而是通过李隆基晚年失去一切的狼狈景象,隐晦而曲折地讽刺他荒淫误国而终于苦果自尝。说明作为一个皇帝,爱美人首先要爱江山,失去江山,美人也会失去。爱美人更要爱江山。 (2)爱情说。把唐玄宗当作凡人写。(白居易说过这是人间罕事)认为此诗的前半部分中,对李、杨荒淫无度、废弃国事诚然有所讽刺和不满,但这不是主旨。全诗以大部分篇幅描写了两人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之间的爱情。论者还认为,诗中所写的李、杨爱情,实际上已超越了历史事实而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作者通过这一爱情悲剧,歌颂了人们对爱情的坚贞和专一,反映出人们对美满爱情的追求和向往。尽管李、杨身为帝王贵妃,但他们的这种爱情与人民的生活、与人民的感情是一致的。 (3)双重主题说。是皇帝也是普通人。认为这首诗一方面对李、杨荒淫无度招致祸乱作了明显讽刺,另一方面对两人的爱情悲剧及彼此间的诚焉相思赋予了深切同情,而且更偏重于后者。整首诗,自始至终贯穿着两重性,贯穿着李、杨身兼爱情悲剧的制造者与承担者之间的冲突。冲突的体现者主要是两个人物本身,而冲突的必然结果是人物的长恨。以上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从而使作品的主题具有了丰富性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从作品本身来看，作者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李杨爱情故事在社会上流传已久，基本定型。作者以这个传说故事为基础并结合历史材料，在加工、改造、提高中表现了作者态度的丰富复杂性。从作品的具体内容来看: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

白居易

白居易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 更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诗歌理论方面。白居易总结了自《诗经》、屈原开始直至李白、杜甫为止的一千多年来伟大作家、作品的经验。分析了他们在创作方法上的特点和利弊,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创新, 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文学主张, 时至今日, 对我们的文学创作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代,唐朝经济由盛而衰,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动荡不安,极不安定。。担任谏官后,他刚正不阿,仗义直言,敢于同宦官权贵斗争,因此,受到排挤打击,多次遭贬。白居易的思想儒、道、佛兼具,以儒家为主干。前期思想激进,积极进取,希望为唐室中兴干一番事业,反映了“兼济天下”这一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后期则因屡遭挫折,政治热情消退,思想较为消极,转而走向“独善其身”。这种思想不仅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也反映在他的文学理论中。他的文学思想既有强调干预现实、为民请命的一面,也有提倡修身养性、抒发闲适情趣的一面,而具有代表性并且在文学理论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他前期的诗歌主张。。他继承并发扬了《诗经》、汉乐府到陈子昂、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写下了许多揭露社会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讽谕诗,同时《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序洛诗》、《读张籍古乐府》、《寄唐生》、《伤唐衢》、《采诗官》、《题浔阳楼》、《策林》、《策问》等诗文,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其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有为而作,用诗歌来反映现实,裨补时阙,对当时推动新乐府运动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而且也对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我在此试图以他的一些政治讽喻诗为例,浅析一下他的文学主张。白居易认为,作诗应“泻导人情”,即表达思想感情。他的诗作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主张。著名的讽喻诗《新乐府》50 首、《秦中吟》10 首,就是为了表达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王权统治者的憎恶之情而写的。诗人所指的表达思想感情,并非只指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要与人民息息相通。《卖炭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就是这样。“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可怜”一词表达了诗人对穷苦劳动人民的由衷同情“, 心忧炭贱愿天寒”一句则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痛苦心境有着深刻的体察。卖炭翁不知用了几千片柴,砍了多少天,在尘灰里、烟火旁受了多少煎熬,才烧出了这“重千斤”的“一车炭”,然而“黄衣使者白衫儿”却只给“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这一句把卖炭翁心中的气愤和诗人的不平浑然融为一体了。白居易主张作诗要“不虚为文”,必须负起“补察时政”的政治使命。他说“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意让统治者体察民情。这种想法虽然仍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但毕竟是进步的。从“惟歌生民病”出发,白居易的讽喻诗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在《观刈麦》中,他描写了“足蒸暑气土,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劳动的农民和由于“家田输税尽”而不得不拾穗充饥的贫苦农妇,并对自己的不劳而食深感“自愧”。在《采地黄者》中则更反映了农民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没有“口食”,而地主的马却有“残粟”(余粮) ,故而诗人发出了“愿与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的呼喊。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和对农民的深厚同情使诗人在《杜陵叟》中爆发出这样的怒吼:“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农民的怒不可遏的反抗,也是诗人对黑暗时政的鞭挞。白居易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着眼,认为文学不仅积极地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应该和当前的政治斗争相联系,积极干预生活。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这一主张是他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基

白居易的创作主张

白居易的创作主张 (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为应制举，他与元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各种问题，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条目与白居易日后的政治态度和见解都有关联。是年，制科入等，授尉，次年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遗、充翰林学士。在这一时期，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冬，因母丧而回乡守制。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馀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着的佛、道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所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适意二首》其二)。正可看作他心理变化的证。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盗杀而第一个上书请急捕贼，结果被加上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这次被贬，对白居易内心的震动是不可言喻的。他以切肤之痛去重新审视险恶至极的政治斗争，决计急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这一年，他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明确、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元和十三年底，白居易迁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穆宗继位后，被召回朝，先后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长庆二年(822)，出刺杭州，此后又历任苏州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履道里，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会昌六年(846)，年七十五卒。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二千八百馀首。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

白居易诗歌主张再认识

白居易诗歌主张再认识摘要:白居易不仅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是一位杰出的诗论家。他提出了一种批判现实、反映现实的诗歌创作理论。他强调发挥诗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作用，主张诗歌创作反映社会现实，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力求语言浅显易懂。应一分为二地看待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主张，他的诗歌理论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片面之处。本文试图从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进行分析，力求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有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关键词：白居易；诗歌理论；现实主义引言白居易是继杜甫后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共创作了近三千首诗，他不但是个多产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论家。他总结了陈子昂、杜甫等人关于诗歌的进步理论，结合时代需要，写下了《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寄唐生》、《读张籍古乐府》、《策林》、《伤唐衢》、《采诗官》等诗文，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形成了一种批判现实、揭露现实的，用诗歌反映现实的新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他的诗歌主张在新乐府运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近几年的时间里，研究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文章层出不穷。高敏和李淑蓉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期刊中发表了《白居易诗歌理论评述》一文，这篇文章从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以及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两个方面来评述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它不仅对白居易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给予充分肯定，而且也指出了白居易诗歌主张存在的片面性，但是文章对白居易诗歌主张进步性的评价不全面。马瑞在《文学研究》期刊中发表了《白居易诗歌理论之再认识》，这篇论文从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诗歌创作目的、诗歌语言三个视角研究白居易诗歌理论。作者没有从诗歌内容与形式这个角度来探讨白居易进步的诗歌主张，使得这篇论文缺乏完整性。这篇文章也谈到了白居易诗歌主张的缺陷，但是该论文的作者只是分析了白居易诗歌主张不足之处的一部分，文章并没有涉及到白居易的诗歌语言缺乏含蓄性和朦胧美。他们对白居易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认识虽然正确但并不全面。随着对白居易及其诗

白居易岁晚旅望赏析翻译

岁晚旅望唐代朝来暮去星霜换，阴惨阳舒气序牵。万物秋霜能坏色，四时冬日最凋年。烟波半露新沙地，鸟雀群飞欲雪天。向晚苍苍南北望，穷阴旅思两无边。这是一首关于：的诗翻译赏析个人作品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诗歌理论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白居易的创作主张

白居易的创作主张本文是关于白居易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条目与白居易日后的政治态度和诗歌见解都有关联。是年，制科入等，授盩厔尉，次年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在这一时期，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冬，因母丧而回乡守制。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馀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着的佛、道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所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适意二首》其二)。正可看作他心理变化的佐证。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

赞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盗杀而第一个上书请急捕贼，结果被加上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这次被贬，对白居易内心的震动是不可言喻的。他以切肤之痛去重新审视险恶至极的政治斗争，决计急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这一年，他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明确、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元和十三年底，白居易迁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穆宗继位后，被召回朝，先后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长庆二年(822)，出刺杭州，此后又历任苏州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履道里，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会昌六年(846)，年七十五卒。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二千八百馀首。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

走进白居易

走进白居易宋冉一、学习目标： 1、让学生认识白居易，并了解他的生平。 2、学习白居易的古诗，并流利背诵。 3、让学生走进白居易，感受国学经典。二、学习重难点： 1. 让学生认识白居易，并了解他的生平。 2、让学生走进白居易，感受国学经典，并背诵其古诗。三、教学过程：（一）谈话导入，介绍诗人白居易。 1、教师谈话导入新课：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的最高成就，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地位。在这诗的国度中，我们已经欣赏过诗仙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还领略过诗圣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在这众多诗的明星中，今天我们又将认识哪位古诗明星呢？猜一猜他是谁？猜到就举手。 2、投影诗人白居易的资料：这是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并影响深远的中唐诗人，他的诗在当时就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到新罗和日本。这位诗人在唐朝可以说是一个偶像级的人物，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流传之广，连小孩及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都在传唱。人们耳熟能详他的诗句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

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3、想一想课下你还搜集了白居易的哪些资料或故事。生：在我们辛店有白姓的人氏，或许是白居易的后代，而且辛店这里还有一个白居易故居。作为辛店人，白居易在我们这里很有名，和多人都能背诵他的几首诗。 4、介绍白居易勤学的小故事。投影：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破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白了。白居易真是勤奋刻苦啊！（二）、学习古诗《赋得古原草送别》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位勤学诗人十六岁时写下的这首诗《赋得古原草送别》 1、学生自读古诗，注意读准字音，读通诗句。（投影古诗） 2、指名朗读，纠正字音。指名朗读古诗，纠正字音。 3、学生自学书上的助读、注释、大意。学生自学，教师指导自学。 4、学生汇报自学情况。提问：通过助读，你知道了什么？谁来介绍词语的意思？生答词义。谁能给大家介绍这首诗的大意。 5、在了解这首诗大意的基础上，再读古诗。指名朗读。女生读，男生读。师生接读古诗。 6、师：这首诗深受人们喜爱，还把它编成歌，排成舞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同学们可以跟着轻声地唱唱。

白居易诗歌艺术风格

白居易与元、白诗派的诗歌风格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上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 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的诗风，其远源可以追溯到三百首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其近源则是安史之乱以来一批具有写实倾向的诗人创作，尤其是伟大诗人杜甫的创作。如有名的“三吏”、“三别”、《兵车行》、《悲陈陶》、《哀江头》等。这些诗作有两点最值得注意：一是继承了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实事、亲身见闻；二是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白居易继承杜甫写实传统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元稹则更欣赏杜诗通俗化的倾向。在这一诗歌通俗化的过程中，张籍、王建、元、白等人由于诗风相近，成为元白诗派的主要成员。白居易是中唐时期重要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白居易作诗2800余首，有“诗王”之称。他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前两类体现着他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

古典诗词鉴赏：白居易《花非花,雾非雾》赏析

古典诗词鉴赏：白居易《花非花，雾非雾》赏析花非花白居易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译文】说它是花不是花，说它是雾吗不是雾。半夜时到来，天明时离去。来时仿佛短暂而美好的春梦？离去时又像清晨的云彩无处寻觅。【注释】（1）花非花：《花非花》之成为词牌始于此诗。前四句都是三言，由七言绝句的前两句折腰而成。后两句仍为七言，有明显痕迹，表明是从七言绝句演变而来，用首句花非花为调名。（2）来如：来时。（3）几多时：短暂美好的。（4）去似：去了以后，如早晨飘散的云彩，无处寻觅。（5）朝（zho）云：此借用楚襄王梦巫山神女之典故。宋玉《高唐赋》序：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赏析】白居易既然号香山居士，所谓居士，是在家修菩提果，行菩萨道之人，古此词又不得不从白居易的身份考虑。花非花：其实说的是自然界的真实状况，是对修行证悟的最好说明。也就是说花的长成，并不是因为人们给他们命名为花而长成。就像你的名字，并不可代表你这个人。而是人为的一种称呼。而这种行为在修道之中，被称为污染了人心。雾非雾：同上。前一个雾如果指的是雾这个自然现象，那么显然不是雾这个大家所认为的汉字。来如春梦几多时：所以下面这句正好点名了的心思。对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的感慨。更是在体悟到人生，明白了花非花，雾非雾这个道理之后，对自己的之前，以及对仍未明白的人的一种感慨。去似朝云无觅处：同上。人来人往，人生苦短，命运多舛。你的今天是手足俱全的人，死了之后，就是一堆骨灰。这就是体悟到的世事无常。一切色相皆是空的感悟啊。一颗真心，谁能解？来如春梦兮去似朝云。【赏析二】白居易诗不仅以语言浅近著称，其意境亦多显露。这首花非花却颇有些朦胧味儿，在白诗中确乎是一个特例。诗取前三字为题，近乎无题。首二句应读作花——非花，雾——非雾，先就给人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非花、非雾均系否定，却包含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似花、似雾。因此可以说，这是两个灵巧的比喻。苏东坡似从这里获得一丝灵感，写出了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水龙吟》）的名句。苏词所咏为杨花柳絮，而白诗所咏何物未尝显言。但是，从夜半来，天明去的叙写，可知这里取喻于花与雾，在于比方所咏之物的短暂易逝，难持长久。单看夜半来，天明去，颇使读者疑心是在说梦。但从下句来如春梦四字，可见又不然了。梦原来也是一比。这里来、去二字，在音情上有承上启下作用，由此生发出两个新鲜比喻。

【课外阅读】白居易诗歌成就

【课外阅读】白居易的诗歌成就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

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

送别诗：白居易《草》原文翻译及赏析

送别诗：白居易《草》原文翻译及赏析草唐代：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译文长长的原上草是多么茂盛，每年秋冬枯黄春来草色浓。无情的野火只能烧掉干叶，春风吹来大地又是绿茸茸。野草野花蔓延着淹没古道，艳阳下草地尽头是你征程。我又一次送走知心的好友，茂密的青草代表我的深情。注释赋得：借古人诗句或成语命题作诗。诗题前一般都冠以“赋得”二字。这是古代人学习作诗或文人聚会分题作诗或科举考试时命题作诗的一种方式，称为"赋得体"。离离：青草茂盛的样子。一岁一枯荣：枯，枯萎。荣，茂盛。野草每年都会茂盛一次，枯萎一次。远芳侵古道：芳，指野草那浓郁的香气。远芳：草香远播。侵，侵占，长满。远处芬芳的野草一直长到古老的驿道上。晴翠：草原明丽翠绿。

王孙：本指贵族后代，此指远方的友人。萋萋：形容草木长得茂盛的样子。创作背景《赋得古原草送别》作于公元788年（唐德宗贞元三年），作者当时实龄十六岁。此诗是应考习作，按科考规矩，凡限定的诗题，题当前必须加“赋得”二字，作法与咏物诗相似。赏析首句即破题面“古原草”三字。多么茂盛（“离离”）的原上草，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可说是从“春草生兮萋萋”脱化而不着迹，为后文开出很好的思路。就“古原草”来说，何尝不可开作“秋来深径里”（僧古怀《原是秋草》），那通篇也就将是另一种气象了。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荣秋枯，岁岁循环不已。“一岁一枯荣”意思似不过如此。不过写作“枯──荣”，与作“荣──枯”就大不一样。如作后者，便是秋草，便不能生发出三、四的好句来。两个“一”字复叠，形成咏叹，又先状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就水到渠成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枯荣”二字的发展，由概念一变而为形象的画面。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斩不尽锄不绝的，只要残存一点根须，来年会更青更长，很快蔓延原野。作者抓住这个特点，不说“斩不尽锄不绝”，而写作“野火烧不尽”，便造就一种壮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间，大片枯草被烧得精光。而强调毁灭的力量，毁灭的痛苦，是为着强调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欢乐。烈火是能把野草连茎带叶统统“烧尽”的，不过作者偏说它“烧不尽”，大有意味。因为烈火再猛，也无奈那深藏地底的根须，一旦春风化雨，野草的生命便会复苏，以迅猛的长势，重新铺盖大地，回答火的凌虐。看那“离离原上草”，不是绿色的胜利的旗帜么！“春风吹又生”，语言朴实有力，“又生”二字下语三

浅谈白居易和他的诗歌创作

浅谈白居易和他的诗歌创作摘要：安史之乱后，唐代由盛转衰进入了中唐时期，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诗人则如群星灿烂带着他们的诗进入了唐代的第二次高潮。白居易则无疑是中唐诗坛一颗璀璨的明星。从白居易的生活遭遇起，个人的经历使他的作品的风格先由讽喻再到后来的闲适。无论从个人的遭遇抒发不平之鸣，或是关注社会反映人民的苦难，大都正视现实。反映人民的苦难，其观察与体验更为深刻，题材内容更为广阔。他的诗作只要分四类，有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及杂侓诗。其中著名的就属讽喻诗和闲适诗，这两类诗充分体现了白居易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因此他的诗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关键词：白居易讽喻诗闲适诗影响正文：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这是白居易在写给东华帝君的《与元九书》中写到的，也因此他的一生都秉承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原则。白居易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一、他的兼济之志白居易在为官期间由于不满官场的黑暗，创作了很多的讽喻诗。如《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就是最具代表的作品。在《伤唐衢二首之二》中，白居易曾说：“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这表明了他作《秦中吟》的目的。《秦中吟》10首，内容主要暴露官场的黑暗，权贵的骄纵、对百姓的欺压。如《议婚》：约作于元和五年（810）。作者对当时崇尚的婚姻观作了一番评论，对当时受封建门第观念影响重财轻人，攀高结富的恶俗做出揭露与批判，并对难于出嫁的贫家女寄予了同情。《重赋》：当时皇帝除国库外，另设私库，储藏群臣进贡的财物，以供自己享乐之用。地方官员借机巧立名目，大肆搜刮聚敛，以“羡余”（即赋税之盈余）的名义向皇帝进贡，从而得到加官晋爵的机会。广大劳动人民则在重税压迫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困苦不堪。作者对此现象大为不满，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没有或不敢把矛头指向皇帝，只得对贪官污吏作出强烈批评。但诗的后半部分对重赋产生的后果的大力渲染，无形中强化了对“本意在忧人”而实“夺我身上暖”的最高统治者的仇恨。评论者以之与杜甫《石壕吏》相比。《伤宅》：唐代中叶，达官贵人奢侈成性，动辄大兴土木，营造园第。这种行径对百姓造成了灾难。作者对此进行了讽刺，认为兴建豪宅的钱最好用于救济贫民，宅地与荣耀的不朽是不可能的：“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