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回眸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回眸[摘录]

郑秉文:

2007/06/22 18:59

https://www.360docs.net/doc/d718175903.html,/pillar/blog/item/07a939014a6cae0c7bec2cf1.html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双月刊），这里有删减。

虽然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百年的演进中经历了多次裂变、碰撞和整合，但主张自由市场体制和政府干预两种思潮之间的争斗和抗衡仍然是20世纪发展的一条主线；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张伯伦、凯恩斯和理性预期等三次革命推动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凯恩斯主义对70年代出现的“滞涨”无能为力，退出“正统”地位，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合理预期、新制度学派和公共选择等新自由主义思潮崛起，甚至成为美英等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学的“正统”。20世纪末出现的以斯蒂格利茨为首的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为西方经济学一时形成的“正统”理论“真空”注入了生机；20世纪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的演变上曾具有六个倾向，即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和学科交叉的边缘化等。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依然是紧紧围绕着这个主线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是双方各自的学派更为繁杂，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加泛化，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一）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

然后是局部革命：瑞典学派。彻底革命：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流派都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也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在70年代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各领风骚。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比如芝加哥学派（注：由于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绝大部分都曾在芝加哥大学任职，所以有人称之为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就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对新古典的回归和与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相抗衡。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是最大的干预。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一）“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做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四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逻辑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二）“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1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使凯恩斯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1)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2)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

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4)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5)进而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了归纳与整合，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这正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迫切需要，即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三）“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的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当时的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被广泛采用，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得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成为“真空”。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浪潮。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是约50年后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名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从边际效用价值说需求决定，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经济学原理》在马歇尔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综合”。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糅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该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

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三个里程碑。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现实，又提不出合适的政策主张，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越超萨氏，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的程式，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斯氏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提供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必需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四、研究方法的六个倾向

（一）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二）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三）分析工具的数理化趋势

（四）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第三，法律制度与经济制度被纳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20世纪下半叶，新制度经济学使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又一次得到复兴，从而使一个陈旧的命题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力，成为西方经济学中逐渐居于一定主导地位的独特的思考方法和研究工具。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是新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被认为是可以对所有社会活动和组织机构进行分析的一种理论工具。所谓“交易费用”是指所有的组织成本，即组织成本也都是交易费用。组织的实质是不同的契

约安排，而组织形式的选择本质上就是交易费用的比较。由此可以说，交易费用是制度的源泉。于是，交易费用的高和低是评价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准，社会一切组织形态所遵循的假定前提是低成本组织趋向替代高成本组织。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关注和最引起其他流派感兴趣的一个领域。“科斯定理”认为，产权完整与否主要可以从其所有者对它具有的排他使用权、收入独享权、自由转让权这“三权”来衡量；当产权明确界定之后，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就会自发地进行谈判，将外部性内在化，从而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换言之，只要产权关系明晰，不管它属于谁，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就不能产生背离。虽然权利属于谁的问题会影响财富的分配结果，但是，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的交易活动和权利买卖者互定合约或“自愿协商”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