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的水文发展史

黄河流域的水患及其治理

关键字：黄河概况黄河水灾及产生原因黄河水患治理

摘要：黄河座作为中华民族的第二大河，作为华夏儿女的母亲河，创造了繁荣的华夏文明，虽然黄河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曾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已经能够逐渐控制黄河水患，并将其加以利用，使得黄河能够再次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做出更加引人注目的贡献。

黄河概况：

黄河,中国的第二大河.发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蜿蜒东流,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464公里,水面落差4480米.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含内流区面积4.2万平方公里).

据地质演变历史的考证,黄河是一条相对年轻的河流.在距今115万年前的早更新世,流域内还只有一些互不连通的湖盆,各自形成独立的内陆水系.此后,随着西部高原的抬升,河流侵蚀,夺袭,历经105万年的中更新世,各湖盆间逐渐连通,构成黄河水系的雏形.到距今10万至1万年间的晚更新世,黄河才逐步演变成为从河源到入海口上下贯通的大河.

由于黄河的洪水挟带大量泥沙,进入下游平原地区后迅速沉积,主流在漫流区游荡,人们开始筑堤防洪,行洪河道不断淤积抬高,成为高出两岸的"地上河",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黄河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根据有文字记载,黄河曾经多次改道.河道变迁的范围,西起郑州附近,北抵天津,南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公里.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1700多年间,黄河的迁徙大都在现行河道以北地区,侵袭海河水系,流入渤海.自1128年至1855年的700多年间,黄河改道摆动都在现行河道以南地区,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东坝头决口后,才改走现行河道,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由于黄河下游河道不断变迁改道,以及海侵,海退的变动影响,黄河下游地区的河道长度及流域面积也在不断变化,这是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突出特点之一.

远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于原始人类生存.黄土高原和黄河冲积平原,土质疏松,易于垦殖,适于原始农牧业的发展.黄土的特性,利于先民们挖洞聚居.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我国古代文明的发育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早在110万年前,"蓝田人"就在黄河流域生活.还有"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等也在流域内生息繁衍.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大量古文化遗址遍布大河上下.这些古文化遗迹不仅数量多,类型全,而且是由远至近延续发展的,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远古文明的发展过程.

早在6000多年前,流域内已开始出现农事活动.大约在4000多年前,流域内形成了一些血缘氏族部落,其中以炎帝,黄帝两大部族最强大.后来,黄帝取得盟主地位,并融合其他部族,形成"华夏族".后人把黄帝奉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黄帝出生地河南省新郑市有黄帝宫,在陕西省黄陵县有黄帝陵,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把黄河流域认作中华民族的摇篮,称黄河为"母亲河",为"四渎之宗",视黄土地为自己的"根".

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始,迄今40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延绵3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 ,在黄河流域和近邻地区的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座.殷都(当时属黄河流域)遗存的大量甲骨文,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西安(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13个朝代建都,历史长达千年,是有名的"八水帝王都".东周迁都洛阳以后,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在洛阳建都,历时也有900多年,被誉为"九朝古都".位于黄河南岸的开封,古称汴梁,春秋时代魏惠王迁都大梁,北宋又在此建都,先后历时

约200多年.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全国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公元前2000年左右,流域内已出现青铜器,到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开始出现铁器冶炼,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洛阳出土的经过系列处理的铁锛,铁斧,表明中国开发铸铁柔化技术的时间要比欧洲各国早2000多年.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等大量文学经典,以及大量的文化典籍,也都产生在这里.北宋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但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处于重要地位.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遗产,留下了无数名胜古迹,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黄河水患：

黄河被称为我们的母亲河，在孕育华夏文明的过程中黄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历史上黄河的也同样岸以水灾严重而著称。由暴雨洪水和冰凌洪水造成的水灾遍及全河的上、中、下游。但主要在下游，集中表现为频繁的洪水决口泛滥和河流改道给两岸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洪灾的特点是：决口频次高，淹没面积广，水淹沙压灾情重，经济损失大，后果严重，影响深远。

（一）历代水灾

1.洪水决溢

据历史文献记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中，黄河在下游决口的年份达543年，平均约四年半一次。有的一年中决溢多次，总计决溢达1590多次，并有多次大的改道和迁徙。改道最北的经海河至天津入海，最南的经淮河入长江。因此，水灾波及黄淮海平原冀、鲁、豫、皖、苏五省区，总面积约25万km2。

黄河下游河道由于泥沙不断淤积，形成河床高出两岸地面的“地上悬河”，一旦洪水破堤决口后，往往不再回归原河道，而走新辟的河道入海，形成河流改道。每次改道，都要冲毁当地的村舍田园，破坏原有的水系和交通设施等，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所以决口改道是黄河水灾一大特征。

黄河下游河道由于是“地上河”，决口后势如高屋建瓴，洪水一泻千里，水冲沙压，田庐人畜，汪洋一片，沦为泽国，灾情极为严重。常常有整个村镇甚至整个城市或大部淹没的惨事，造成毁灭性的灾害。仅就历代重大决溢的灾害情况举例择录如下：

(1) 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河决涯阳瓤子堤，“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泅”（《汉书·沟恤志》），泛郡十六，为时二十三年。

（2）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河决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溢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汉书·沟恤志））。

（3）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上下泛滥达六十年之久。

（4）唐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秋，黄河及其支流皆溢，“怀、卫、郑、洛、沛、濮民，或巢舟以居，死者千计”（《新唐书·五行志》）。

（5）五代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以后，“河自杨刘至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为二派，汇为大泽，弥漫数百里。又东北坏古堤而出，灌齐、慷、淄诸州，至于海涯，漂没

民田不可胜计”（《资治通鉴》卷二九）。

（6）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五月，河大决滑州韩村，“泛渣、催、曹、济诸州民田，坏居人庐舍”，“东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宋史·五行志》）。

（7）宋天德三年（1019年）六月，河溢滑州天台山，“俄复溃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潭、濮、曹、郓，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东南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宋史·河渠志》）。

（8）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七月，河决澶州横陇埽，改由新道注入赤河，至长清仍入大河，后因河道狭小，又分出游、金二河。

（9）元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自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并河郡邑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成武以至曹州、东明。巨野、郸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元史·河渠志》）。

（10）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河水暴溢，决原武黑羊山，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东南由陈州、项城、太和、颖州、颖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入于淮”（《明史·河渠志》）。

（11）明永乐八年（1410年），“八月黄河溢，坏开封；日城二百余丈，灾民14100余户，田7500余顷”（《明史·河渠志》）。

（12）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南北直棣、山东、河南等处，五月以后骤雨连绵，河水泛涨，平陆成川，禾稼漂没，人畜漂流，死者不可胜计”（《明宪宗实录》）。

（13）明万历四年（1576年），河决丰县韦家楼，“又决沛县缕水堤和丰、曹二县长堤，丰、沛、徐州、瞄宁、金乡、鱼台、曹、单田庐漂流无算，流宿迁城”（《明史·河渠志》）（14）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秋水泛涨，河决单县，“四望弥漫，杨村集以下，陈家楼以上，两岸堤冲决多口，徐属州县汇为巨浸，而萧、砀受害更深”（《明神宗实录》）（15）明崇帧十五年（1642年）九月李自成围开封久，明宗臣决朱家寨河灌义军，义军决上游三十里之马家口，二股流入城，城内水几与城平，建筑物几乎摧毁无遗，溺死居民数十万。

（16）清顺治元年（1644年），“伏秋汛发，北岸小宋口、曹家寨堤溃，河水漫曹、单、金乡、鱼台四县，自南阳入运河，田庐尽没”（《清史稿·杨方兴传》）。

（17）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河决曹县石香炉、武陟大村、脓宁孟家湾。“六月，决开封黄练集、灌祥符、中牟、阳武、杞、通许、尉氏、扶沟七县”，“田禾尽被淹没”。“七月再决归仁堤”（《清史稿·河渠志》）。

（18）乾隆二十六年七月（1761年8月中旬），三门峡至花园口间发生一场特大暴雨。伊河、洛河夹滩地区水深一丈以上，偃师、巩县水入县城，偃师县城受灾尤重，“所存房屋不过十之一、二”。沁河下游的沁阳、修武、武涉等县大水灌城，水深五、六尺至丈余。据推算这次洪水花园口洪峰流量为32000m3/s，12天洪量120亿m3。黄河下游的武陟、荣泽、阳武、祥符、兰阳、中牟、曹县等南北岸决口26处，在中牟杨桥决口夺溜分二股，一股从中牟境内贾鲁河下经朱仙镇，漫及尉氏县东北，由扶沟、西华等县，至周口镇入于沙河；又一股从中牟境内惠济河下经祥符、陈留、杞县、睢州、拓城、鹿邑各境，直达亳州。洪水淹及河南12个州县、山东12个州县、安徽4个州县共计28个州县。

（19）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河决祥符三十一堡，水灌开封省城，水灌五昼夜，城内低处尽满，男女俱栖城墙上。害及河南、安徽二十二州县，“自河南省城至安徽盱眙县，凡黄流经之处，下有河槽，溜势湍激，深八、九尺至二丈余尺，其由平地漫行者，渺无边际，深四、五尺至七、八尺，宽二三十里至百数十里不等，……河南以祥符、陈留、通许、杞县、太康、鹿邑为最重，睢州、柘城次之”。

（20）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决中牟九堡，溜分两股，正溜由贾鲁河经开封府中牟、

尉氏，陈州府扶沟、西华等县入大沙河，东汇淮河归洪泽湖；旁溜由惠济河经开封府祥符、通许，陈州府太康，归德府鹿邑，颍州府亳州入涡，南汇淮河归洪泽湖。正溜“溜势湍涌，夺全黄之七，旁溜由鹿邑南经白沟、清水、茗茨、霍肥诸河入淮，丛支曲港，溜势停回，故仅夺全黄之二三”。正溜、旁溜又有分支，相互交织，陈州府淮宁县、颍州府太和县四面受水。“漫水经过豫、皖各境，其受水最严重者，豫省之中牟、祥符、尉氏、通许、陈留、淮宁、扶沟、西华、太康，皖省之太和；次重者豫省之杞县、鹿邑，皖省之阜阳、颍上、凤台；其较轻者豫省之沈丘，皖省之霍邱、亳州；其波及旋涸勘不成灾者豫省之郑州、商水、项城，皖省之蒙城、奉阳、寿州、灵壁”（《再续行水金鉴》卷八十六）。造成西自中牟、扶沟，东至鹿邑、亳州，南至洪泽湖一片汪洋，受灾面积40000km2.据当时宫廷奏文不完全统计,豫、皖两省约有40余州、县受灾。

（21）民国15年（1926年）8月14日，黄河南岸东明刘庄决口，决口宽四十余丈，水势东泻，流入巨野县赵王河，宽15里，金乡、嘉祥二县全被淹没”（《黄河年表》）（22）民国22年（1933年）8月10日，黄河陕县站出现洪峰2000m3/s洪水，河南温县、武陟、长垣、兰封、考城5县多处决口，淹及当时的河南、山东、河北、江苏4省30县，受灾面积6592 km2，273万人受灾，死亡12700人。财产损失2.70亿元（为当时银圆）。曹县、巨野、定陶、单县惨遭淹没。徐州环城黄河故堤十余里决开七处。水势一路北流，使濮、范、寿张、阳谷4县尽成泽国；一路南流，侵入安徽之亳县、涡阳，所幸水流略缓，成灾未巨。河北长垣县受灾最重，东起东岸大堤以及庞庄、李集、苏集、程庄，西至县西之青冈、张屯、相如等村，广60里，袤40余里，受灾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十分之九。

（23）民国24年（1935），花园口洪峰流量14900m 3/s,在山东董庄决口，溃水漫于菏泽、郓城、嘉祥、巨野、济宁、金乡、鱼台等县，由运河入江苏，使苏、鲁二省27县受灾，受灾面积1.2万km2,灾民341万人，经济损失达1 .95亿元（当时银元）

从西汉文帝十二年到清道光二十年的2008年间，发生黄河洪水灾害的达316年，平均六年半一个洪灾年。而从清道光二十一年至民国27年的98年当中，就有洪灾64年，平均不足两年就有一年发生洪水灾害。

2、凌汛灾害

黄河上下游河段，每年冬季由于气温影响，常常结冰封河，形成凌汛。由于天寒地冻，防护困难，因而常常发生凌汛决溢灾害。

黄河下游凌汛灾害早有发生。据文献记载，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冬十二月，河决东郡”（《汉书?文帝纪》）。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正月，决棣州东南李民湾，“环城数十里，民舍多坏”（《宋史·河渠志》）。元至正八年（1348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元史·五行志》）。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今岁首，黄河水溢，淹没民居，弥漫田野，不得播种”，（《明宪宗实录》）。清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十四、五日，凌水陡涨丈余，历城境内之北泺口一带泛滥二处。又赵家道口、刘家道口各漫溢一处。……又齐河县之李家岸于十六日漫溢一处”，至二月，沿河十数州县，漫口竟达三十处。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1885～1887年）凌汛，山东河段连连决口，长清、齐河、济阳、历城等县受灾。民国15年至26年（1926～1937年）几乎连年凌汛决口，民国17年（1928年），利津县棘子刘、王家院、后彩庄、二棚村等先后决口6处，淹没70余村，1951年2月3日，山东利津县王庄凌汛决口，受灾区宽14km，长40km，淹及利津、沾化县耕地42万亩，淹没村庄122个，倒塌房屋8641间，受灾群众85415人，死亡6人。1955年1月29日，山东利津县城至麻湾间冰凌插塞成坝，堵塞河道，致使水位陡涨，造成五庄决口。淹没村庄360个，受灾人口17．7万，死80人，淹耕地88万亩，倒塌房屋5355间。据统计1875～1955年的81年中，

凌汛决溢的有29年，平均不足三年就发生一次凌汛灾害。

(二)洪灾原因

造成黄河下游洪灾的原因，一是自然因素，二是人为的影响，而前者是主要的。

（1）自然因素：黄河下游水灾除了由于通常的洪水因素外，再是泥沙淤积河道。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徙由于决，决由于淤；河道淤积是由于来自中、上游的泥沙。黄河在上、中游流经43万km2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区内土质疏松，植被稀薄，沟壑纵横，每遇暴雨，水土流失严重，其中流失最严重的地区有28万km2。多年平均每年带入下游河道的泥沙约16亿t，约有1／4淤积在下游河道内。河道淤积一方面使排洪能力降低，洪水位抬高，容易造成漫决；另一方面是由于河道淤积，使主流游荡摆动，出现“横河”，“斜河”，大溜顶冲大堤，易于造成冲决。所以泥沙淤积是形成黄河下游洪灾的症结所在。

（2）人为影响：从水土流失的情况来看，除了黄土高原本身易于水上流失的自然因素外，人为的自觉和不自觉地乱垦乱伐，从而加剧了水上流失。长期水上流失的结果，使黄土高原支离破碎，千沟万壑，耕地越来越少，土地肥力减退，农民越来越穷，农民越穷，又越开荒，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

从历史上黄河下游决溢灾害情况来看，也有一些是人为决溢造成的。有些统治阶级在战争中，以水代兵，人为地决口为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互相攻伐，以水代兵的人为决口事件就不断出现。如公元前359年，楚国出师伐魏，决黄河水灌长垣；公元前332年，齐。魏联合攻打赵国，赵国决河灌敌；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贡率军攻打魏国，引河沟水灌大梁（今开封）。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东京留守杜充为阻金兵南下，在今浚县、滑县以上地带决开黄河，溃水经今延津、长垣、东明一带注入梁山泊，然后由泅水人淮，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围攻开封，明守臣高名衡决朱家寨河堤，水灌起义军军营，起义军又决上游三十里处之马家口，二水会流冲灌开封。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本侵略军西进，扒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豫、皖、苏三省44县沦为泽国，受灾1250万人，300万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死亡89万人，还有些统治阶级对黄河治理完全以其阶级私利为转移，如王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王莽为了他的祖坟免除水淹之患，故不堵口，使洪水长期危害人民；明朝为了确保“皇陵”的安全，强制河流通过流势不顺、阻力较大的流路，种下了决口改道的种子。这些都人为地加大了洪水灾害。

黄河水患的治理：

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历史悠久。

中国最早的治水之人大禹，其治水的功绩，也包括治理黄河，大河上下，几乎到处都有大禹的“神工”。春秋战国以后，治河的文献记载逐渐增多，留存下来大量珍贵的史料。

中国最早的灌溉工程，首推黄河流域的滮池(在今陕西省咸阳西南)，到了战国初期，黄河流域开始出现大型引水灌溉工程。公元前422年，西门豹为邺令，在当时黄河的支流漳河上修筑了引漳十二渠，灌溉农田。公元前246年，秦在陕西省兴建了郑国渠，引泾河水灌溉4万多顷(合今280万亩)“泽卤之地”，“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为秦统一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朝对农田水利更为重视，修建六辅渠和白渠，扩大了郑国渠的灌溉面积，同时在渭河上修建了成国渠、灵轵渠等，关中地区成为全国开发最早的经济区。为了巩固边陲，从秦、汉开始实行屯垦戍边政策，在湟水流域及沿黄河的宁蒙河套平原等地，开渠灌田，使大片荒漠变为绿州，赢得了“塞上江南”的赞誉。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已普遍修筑堤防。公元前651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

“会诸侯于葵丘”，提出“无曲防”的禁令，解决诸侯国之间修筑堤防的纠纷。在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伴随着黄河频繁的决溢改道，防御黄河水患成为历代王朝的大事，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不断堵口、修防。西汉时期，已专设有“河堤使者”、“河堤谒者”等官职，沿河郡县长官都有防守河堤职责，专职防守河堤人员，约数千人，“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河防工程已达到相当的规模。据《汉书·沟洫志》记载，淇水口(今滑县西南)上下，黄河已成“地上河”，堤身“高四五丈”(约合9~11米)，堤防也很高。《史记·河渠书》中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令“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并亲率臣僚到现场参加堵口，说明黄河堵口已经是相当浩大的工程。史书记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治河工程是公元69年“王景治河”，“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里”。“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诏曰：‘……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景虽节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扼制了黄河南侵，恢复了汴渠的漕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北宋建都开封，当时黄河水患严重，宋王朝对治河很重视，设置了权限较大的都水监，专管治河，沿河地方官员都重视河事，并在各州设河堤判官专管河事，朝廷重臣，多参与治河方略的争议。这个时期治河问题引起很多人的探讨，加深了对黄河河情、水情的认识，河工技术有很大进步，特别是王安石主持开展机械浚河、引黄、引汴发展淤灌等，在治黄技术上有不少创新。

明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黄河决溢灾害加重，朝廷更为重视治河，治河机构逐渐完备。明代治河，以工部为主管，总理河道直接负责，以后总理河道又加上提督军务职衔，可以直接指挥军队，沿河各省巡抚以下地方官吏也都负有治河职责，逐步加强了下游河务的统一管理。清代河道总督权限更大，直接受命于朝廷。明末清初，治河事业有很大发展，堤防修守及管理维护技术都有长足进步，涌现了以潘季驯、靳辅为代表的一批卓有成效的治河专家。清朝末年及民国期间，战乱不断，国政衰败，治河也陷于停滞状态。近代以李仪祉、张含英为代表的水利专家，大力倡导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研究全面治理黄河的方略，但受社会经协件制约，始终难有建树。

纵观治黄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所谓治河实际上只局限于黄河下游，而且主要是被动地防御洪灾。但是，悠久的治河历史，留下了浩繁的文献典籍，为世界上其他河流所罕见，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借鉴。

从1946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治黄史册展开了新的篇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治黄事业。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第一次离京外出巡视，首先就是视察黄河，作了很多重要指示，并谆谆嘱咐：“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以后又多次听取治黄工作汇报，对治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1964年，他已经70多岁高龄，还一再提出要徒步策马，上溯黄河源，进行实地考察，念念不忘治理与开发黄河。周恩来总理更是直接领导治黄工作，从1949年前的“反蒋治黄”斗争到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和三门峡工程建设，以及1958年大洪水的抗洪斗争等等，所有治黄工作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周总理亲自主持作出的。直到1976年，他已重病在身，还向去医院看望他的中央领导询问三门峡工程改建后的情况，真是为治黄事业鞠躬尽瘁，操尽了心。

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多次亲临黄河视察，听取治黄工作汇报，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为搞好黄河的治理与开发，1950年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黄河水利委员会为流域性机构，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领导，统一领导和管理黄河的治理与开发，并直接管理黄河下游河南、山东两省的河防建设和防汛工作，两省的黄河河务局和沿河地、市、县的河务部门，既是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的直属单位，又是各个省、地、市、县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这种条、块结合的独特体制，有利于组织沿河党、政、军、民团结治河，

有效地加强了河防管理，对保障黄河防洪安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人民治黄事业，开始就注意调查研究，全面了解黄河河情，注重应用科学技术，搞好全面规划，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治黄。早在50年代初期，黄委会和有关部门就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勘测工作和科学考察，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基础资料。1954年初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直接领导，中央有关部门及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参加，组成黄河规划委员会，聘请苏联专家组，调集国内有关专家，集中力量，着手编制黄河治理开发规划。1954年10月底提出“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审议通过，决定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批准了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并责成有关部门按时完成治理开发的第一期工程。

与历史上众多的治黄方略相比，“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的特点是：(1)这个规划的编制是政府行为，批准后的规划就是指导治黄建设的依据；(2)统筹考虑全流域的治理与开发；(3)突出综合利用的原则；(4)对水和沙都要加以控制和利用。规划明确指出：“我们对于黄河所应采取的方针，就不是把水和泥沙送走，而是要对水和泥沙加以控制，加以利用。”第一，在黄河干流和支流上修建一系列的拦河坝和水库，拦洪、拦沙、调节水量、发电、灌溉。第二，主要在甘肃、陕西、山西三省，展开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既防治了上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也消除了下游水害的根源。规划对干流工程、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保持和上中下游的灌溉发展都作了全面部署，提出了修建三门峡大水库拦洪拦沙，尽快解除下游水患的安排。规划的研究和编制，以及治理开发技术措施的拟定，既汲取了前人的治黄经验，又采用了当时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黄河规划，是治黄事业迈向新时代的一个鲜明标志，对动员全国人民关心和支持治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治黄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治黄工作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逐步深化了对黄河河情的认识。在治黄进程中，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对黄河治理开发规划和建设安排作了一些重大的调整。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下达了《关于黄河治理开发现划修订任务书》，要求对黄河规划进行一次系统的修订，进一步推进黄河的治理与开发。此后，黄委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流域内各省区相继开展了各项规划研究工作，通过反复研究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于1996年初完成了《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并于1997年经国家计委和水利部审查上报国务院。这个“规划纲要”，总结了人民治黄的实践经验，利用科学研究新成果，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今后进一步治理开发黄河的方向和重大措施，以及2010年前的治黄建设安排，为治黄事业的发展绘制了一幅新的蓝图。

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和支持治理黄河，重大治黄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时付诸实施，有力地推进了治黄事业的发展。

以往的治河历史，主要是在下游修守堤防，单纯防洪。新中国的治黄工作，比过去有了质的飞跃。一开始就是按照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标本兼治，除害兴利，全面开展流域的治理开发，有计划地安排重大工程建设。中央各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参加治黄工作，依靠科举技术进步治理黄河，无论是关于黄河问题的勘测研究，还是治黄建设的规模，都是以往任何时代不能比拟的。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建设，黄河上中下游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治理开发，基本形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蓄泄兼筹的防洪工程体系，建成了三门峡等干支流防洪水库和北金堤、东平湖等平原蓄滞洪工程，加高加固了下游两岸堤防，开展河道整治，逐步完善了非工程防洪措施，黄河的洪水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防洪能力比过去显著提高。在黄河上中游黄土高原地区广泛开展了水土保持建设，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互配合，治坡与治沟并举办法，治理水土流失取得明显成效。截至1995年底，累计兴修梯田、条田、沟坝地等基本农田7755万亩，造林11802万亩，兴建治沟骨

干工程854座，淤地坝10万余座，沟道防护及小型蓄水保土工程400多万处，一些地区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开始有所改善，输入黄河的泥沙逐步减少。依靠这些工程措施和广大军民的严密防守，连续50年黄河伏秋大汛没有发生洪水决溢的灾害，扭转了历史上黄河频繁决口改道的险恶局面，保障了黄淮海广大平原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发展。黄河的水资源在上中下游都得到了较好的开发利用。流域内已建成大中小型水库3147座，总库容574亿立方米，引水工程4500处，黄河流域及下游引黄灌区的灌溉面积，由1950年的1200万亩发展到1995年的10700万亩，流域内河谷川地基本实现水利化，黄河供水范围还扩展到海河、淮河平原地区。在黄河干流上于1957年开工兴建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此后，相继建成了刘家峡、龙羊峡、盐锅峡、八盘峡、青铜峡、三盛公、天桥等7座水利枢纽和水电站。目前正在建设小浪底、万家寨水利枢纽和李家峡、大峡水电站。已建在建的干流工程，总库容563亿立方米，发电装机容量900多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336亿千瓦时，约占黄河干流可开发水力资源的29%。这些水利水电工程，在防洪、防凌、减少河道淤积、灌溉、城市及工业供水、发电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综合效益，促进了沿黄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治黄50年，除害兴利成效显著，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黄河的治理与开发，是关系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件大事。治理黄河，又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总结：

黄河，不仅以中国的第二大河闻名于世，她更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河、母亲河。一百多万年以来，这条英雄的母亲河不停地流淌，以她那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世世代代的儿女子孙。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磨难，母亲的乳汁渐渐泛出了黄色，涌流量似乎也在减少，但是她从不知疲倦，依然尽心竭力地奉献出更为粘稠浓郁的乳汁，养育自己的儿女，直到永远。虽然她也偶尔发发脾气，给人类文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灾难，但是只需要我们利用科学技术处理好这样的灾难，黄河依然能够给我们带来取之不尽的资源和利益。黄河治理与开发虽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今后的治理任务还十分繁重。防治水土流失、消除下游水患、合理利用水资源等都需要进一步解决。客观情况也在不断发展，对黄河河情的认识也需要不断深化。我们坚信，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消除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目标是能够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