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互联网3种力量在博弈

全球互联网3种力量在博弈

今年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二十周年，所以，有很多人会想：到底这二十年来，互联网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而我们在这个节点上，又能够更加看清楚什么？

在我眼中，互联网的过去基本上由三种力量形塑而成：国家、市场、民众。这三种不同的力量在塑造互联网，也构成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第一种治理模式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模式，可以称之为“网络威权主义”。中国是典型的网络威权主义。

第二个模式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1995年，两位英国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叫“加州意识形态”。他们在美国西海岸倡导了一种崭新的思潮，这种崭新的思潮最后催生出今天自由开放的硅谷，并且导致产业从半导体推进到计算机，再推进到互联网，一直到今天的移动互联网，这整个都是“加州意识形态”的产物。

第三种模式，是以民众为主导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有一个比较极端的变种，这个变种我把它称之为“激进的自由至上主义”。激进的自由至上主义在1996年被提出，当时美国有个摇滚乐写手巴娄，他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网络空间独立宣言》。这篇文章说，“你们这些铁血巨人们，你们这些过

去的政府们，你们不要到我们的网络中来干涉我们，我们是未来，而你们是过去，我们在网络空间拥有主权。”

有意思的是，这三种模式是相辅相成。“加州意识形态”虽然号称是自由市场，但如果没有政府在背后，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反过来讲，“加州意识形态”也催生了国家行为，比如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就是举政府之力来建设的基础设施。信息高速公路导致大家有这样一个思维，即能通过某种技术来达到一个技术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背后，设计者希望通过设计某种制度系统，实现人们的一些梦想。因此，互联网在这个意义上会被当作是一种民主、解放的催化剂。

但是，我们看到这二十年的情况在发生变化。比如互联网主权问题，巴娄说的就是我们不要政府和商业来干涉网民的行为。但是，在和Google打了一仗后，2010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出了《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白皮书里说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基础设施是中国互联网主权的一部分，外界必须尊重我们的互联网主权。换句话说，只要你在我的境内活动，或者你的物理服务器在我的境内，那么，你就必须尊重中国政府的法律法规。

市场导向模式和中国白皮书倡导的模式，对于互联网主权的诠释相差十万八千里。中国互联网主权被西方视为一个已经落后、破产的政治主权论，可是2013年爆发的“斯诺登事件”，瓦解了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教育中国的正当性。换

句话说，互联网的重新再空间化（再国家化）似乎成为一个趋势。“斯诺登事件”后，巴西宣布，Google如果在巴西境内活动，其物理服务器必须是放在巴西，不可以放在加州，不能哪里便宜你放到哪里，因为不知道你放在那里会不会侵犯我们国家公民的隐私权，甚至是巴西总统的隐私权。

这就意味着，未来世界不会只有一个互联网，可能有多个互联网，换句话说，中国模式可能在互联网这个领域还能取得一定的胜利，因为中国一向强调说，我们应该有中国的互联网。

整个过程当中，互联网公司又扮演了某种遭人诟病的角色。大家已经知道，所有的大互联网公司都把他们的材料交给了政府，政府在那个地方对它进行各种分析、实施各种监控。互联网公司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如此一来，各国政府对对互联网公司的监管，对互联网伦理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三种模式中的两种都遇到了质疑，于是，在那些叫嚣“我们要夺回互联网”的第三类人看来，国家、企业都背叛了互联网，今天的互联网已不是当年建构它的时候所梦想的样子。

在这第三类人中，有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美国密码学专家施奈尔，他对于如何夺回互联网提出了三点：第一，要曝光所有的政府监控行为，因为这是互联网精神所不允许

的。第二，重新设计互联网。这个呼吁主要是发给工程师的，即让工程师把互联网目前的架构进行新的设计。第三，改善互联网的治理。互联网治理的核心问题是不能够让一国来决定互联网的走向，美国有美国的互联网，伊朗有伊朗的互联网，中国有中国的互联网，诸如此类的情形是不能被允许的。其次，互联网不应该只是国家政府之间的事情，它应该是一个全球公民社会共同讨论的事情。

就当下而言，这三股力量怎么此消彼长还需要仔细地观察。但是，二十年来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明显的：二十年之前，当提到互联网时，你永远在谈一些美好的词汇，如平等、民主、自由；在今天谈到互联网时，你讲的却是控制、审查、安全等敏感词汇。我不知道，这样的话语转移今后能不能再被扳过来？

博主简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