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做一般的表述。一旦他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他们就被解释明白了。”?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告诉了我们“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这样一个事实，也告诉了我们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的是文学艺术的“特殊性”。也就是说文学艺术与物质生产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性。文学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活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按照“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物质生产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学创作，这体现了马克思对于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理解和把握；而文学的发展同时也受自身特有的规律的制约，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领域里，文学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是不成正比例的。这一是由于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的动力不是单一的，决定文学发展和繁荣的原因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水平。同时，我们在谈论文学的发展时，是就文学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而言的，因而我们必然运用社会历史价值和文学的独立审美价值两个尺度来进行分析、评价和判断。当我们以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及其社会进步的尺度来审视文学现象时，文学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表现会很突出，但当我们从文学的独特审美价值的角度来看待时间维度中的文学现象时，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与社会物质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现象，会感到文学在其历史中似乎只表现为某种演变的历程。中国古代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文学与当时的生产状况的关系正好验证了这一点。并且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整体上，同时也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各个部分之中。

首先，简要阐述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物质生产状况和社会状况。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经济衰败，灾荒连年，战争不断的时代，是中国政治上最黑暗、混乱的时代，“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特点。一是全国长期分裂。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为时不过二、三十年，接着又是连年混战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统一。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二是政权更迭频繁。整个魏晋南北朝，除了东晋和北魏存在的时间超过一百年外，其余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代，最长的宋立国约六十年，最短的齐才二十多年。三是社会动乱。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各种力量为了夺取统治权或扩大统治范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同时并立的政权之间总不免互相征伐，新旧王朝的更代大多也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即使没战争，统治集团中的权力之争同样充满着杀气。在不断发生的社会动乱中，不但普通民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上层人士也难免杀身之祸。四是民族矛盾尖锐。自汉魏以来，我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大量向内地迁移。他们受到汉族统治力量的深重压迫。到了西晋后期，发生宗室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趁机而起，并把汉族政权赶到了南方。在他们统治的北方地区，反过来又对汉族民众进行了残酷压迫。而南方汉族政权的北伐、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征，也时起时伏。

这一时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近四百年间，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外，一直处于分裂、动荡之中。汉末动乱，代之而起的是三国鼎立。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王朝，至280年灭吴而统一全国，但至316年即由于“八王之乱”而灭亡。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420年又为刘裕所篡。此后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是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南方则宋、齐、梁、陈几个朝代频繁更迭。王朝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南北对峙带来的相互攻伐，使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少有宁日。战乱使很多人丧生，也带来了饥馑、瘟疫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到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与作品的基调。因为战争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灵敏感的作家与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生命个体面对多变的时代风云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便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及隐逸的主题。在乱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或表现为或慷慨悲歌，或任诞放达，或及时行乐、追求声色，而文学风貌也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不能不说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

魏晋的乱世不仅是一般的战乱，它还伴随着统治阶级的仇杀，曹魏代汉，刘氏宗室遭殃；司马氏篡魏，曹性皇族被诛；刘裕夺晋，司马氏宗族覆灭。原先朕即国家、富有四海的天子顿成阶下囚、刀头鬼。他们尚且不保，何况臣下。政局的险恶、最高统治者的凶残成性，使名士成批的被杀，加深了内部的裂痕，加剧了内部的分化，以致从营垒内部遭到如此激烈的反对甚至敌视③。

然后，让我们看看这一时期繁荣的文学成果。

这一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了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魏晋南北朝文学约四百年，其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建安、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及南北朝文学。

建安、正始文学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至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也即晋武帝泰始元年）。其中可细分为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建安文学自建安元年至魏明帝末（景初三年239年），这一时期的文坛主要作家以曹氏父子即“三曹”为中心，包括集中于他们周围的“建安七子”以及女作家蔡琰等一批作家。这是一批在汉末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经历了在动乱时代民生的苦难，因而大都既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又具有务实的精神与通脱的作风与态度，其作品大都呈现出高扬理想，忧时伤世，充满个性，富有悲剧色彩的特征，这种特点也即后世所称的“建安风骨”。刘勰曾概括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正始文学自齐王曹芳正始元年（240年）至魏末（264年）。“正始”是齐王曹芳

的年号，自240至248年，但文学史上的正始文学，一般也将正始以后至魏末包括在内。这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权后为篡魏而形成的政治上的恐怖局面，引起了文学面貌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文人以“竹林七贤”（七贤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为代表，而作家则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面对政治上的高压与黑暗，他们内心极为苦闷，便以老庄的“自然”为武器对抗司马氏所提倡的名教，作品大多表现为对礼教的虚伪的揭露与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就整个风貌而言，他们的作品没有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歌唱，而代之以韬晦遗世与忧生之嗟。但就精神实质而言，正始文学仍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与建安文学有其相通之处。

两晋文学又可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阶段。西晋文学以太康时期为主，呈现出短暂繁荣的局面。太康是武帝年号（280—289），这一时期经济呈现上升局面，文学上出现了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为代表的作家群。太康文学呈现出对繁缛、对仗等形式美的追求，逐渐丧失了建安文学的风骨，但在语言运用上也有一些新的探索，尤其是左思对门阀制度的抗议、抒发寒士不平之鸣的诗歌，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富有光彩的亮点。

东晋文学起自晋室南渡（317年），终于刘裕篡晋（420年）。自魏晋以来，在哲学思想领域所兴起玄学，至西晋时盛极一时。降及东晋，玄风仍盛而不衰，加之佛学流行，玄佛合流，整个文坛为玄风所笼罩。这种风气影响到文体，使得玄言诗占据文坛长达百年之久，因此东晋除了玄言诗外，无可称道者，惟晋末陶渊明的出现，才为东晋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而成为东晋文坛之异彩。

自刘宋起迄陈末，为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南北政治对峙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的主要特点。而南朝文学可注意者，一是刘宋时期由玄言向山水题材的演变，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也。其中这一转变中，谢灵运贡献尤大。其对山水自然美的表现以及对艺术形式上华美精工的追求，将汉魏古诗带到了一个更成熟的境地，带来了中国诗歌的又一新变。同时之鲍照，则以乐府诗的创作为主，高唱对门阀制度的抗议与不满，成为这一时期又一有突出贡献的诗人。

萧齐政权虽历时不长，而诗歌也有新发展，值得注意者，一是沈约、周顒、王融、谢脁等在诗歌声律、用事、对偶等方面的探讨，共同创立“永明体”，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向近体律诗发展的过渡。其次是谢眺等山水诗人在形式上变革谢灵运之“大谢体”，为山水诗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三是由于这一时期帝王对诗歌创作的倡导参与，使诗歌创作上出现浮艳轻靡的倾向。

梁陈两代发展了齐诗中的浮艳倾向，演变为宫体诗风。梁陈宫体诗多表现宫廷生活，多写女性容貌、体段、姿态及咏物，追求艳丽，成为轻艳诗风的典型代表，也多为后代诗论家所诟病，成为后来改革的对象。

在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文学发展不平衡，当南方以文彩风流而著称时，北方的文坛则显得较为荒凉，但由于南北的对峙并没有隔绝彼此的文化交流，文人的来往，文献的传播，也影响着北方，因而北方的文学也缓慢发展。不过北方作家多企羡南朝之文彩，故北方多有摹仿南方之痕迹。如“北地三才”之邢邵、魏收、温子升等。而真正给北方带来起色的还要数被滞留于北方的庾信与王褒等。北方文学值得称道者，一是北方之民歌，质朴自然，刚建有力，二是散文著作，如《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南北方不同的文学风貌，在对峙中交流，

在交流中渐渐融合，至隋统一而使得这种交流、融合大大加强，终而至唐朝时形成了一种文质并焕的文学新局面。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物质生产与文学创作出现了不平衡的局面。这正好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艺术创作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理论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着文艺的发展和演变，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说文艺的发展变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既经济物质的发展和变化而变化的，经济与文艺的这种关系，不过是前一种关系在历史过程中的一种渐变形态．而经济基础的变更对文艺的发展的影响，并不是亦步亦趋、如影随形，而是或迟或早、参差不齐的。因为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系统的变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从根本上受物质生产关系的制约外，同时还要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然而，文艺的发展和变化最终受经济基础的决定既受生产力的制约是一条客观的规律。所以这样文艺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平衡是客观现实的。由于经济基础对文艺的发展的制约作用是从根本上发生的，而从具体对文艺的发展做更为细致的考察时，会发现它在某些时候与经济发展的变化并不是同步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④

因此,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恰恰证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状况。一旦经济基础发生改变,建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关系并不是成正比的、直线的关系。经济发达社会的艺术作品未必都是高水平、高成就的,而生产力落后社会的艺术作品也不一定就是低水平的。但反之,一定社会的艺术必然是由这一社会的经济状况所制约,也必然是反映了这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能够为艺术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并影响艺术的内容与形式。

艺术等意识形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之后,并不完全依赖经济,而是具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及相对的独立性。艺术的表现形式、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方式等都是有一定的内在规律的。经济基础并不能直接影响艺术作品的成就。恩格斯曾言:“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一方面,由于艺术的创造需要有一定的内容(思想、素材等),而这种内容除了来自于当时所处的时代外,还包括世代传承下来的各种思想材料。

这正如普列汉诺夫曾指出的：“决不是…上层建筑?的一切部分都是直接地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只是间接地发生关系的。因此，在讨论艺术时

必须考虑到中间环级。”⑤通常认为，文学艺术同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中间环节有政治、社会心理和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等因素。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且艺术生产与物质经济发展不同,不能用自然科学来精确地表达,不能用量化的标准来衡量艺术的发展,认为艺术发展与物质生产的发展成正比,甚至认为艺术生产的发展速度可以高于物质生产的发展速度。

正如恩格斯所说，“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⑥作为一种社会役识形态，文学属于上层建筑。因此，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归根结底总是受着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具体表现在两个面：一方面，从文学的内容看，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揭示的社会关系，以及再现的生活场景，都决定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从文学的发展看，经济基础是决定文学发展、演变的根本原因。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就不会有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我国两汉文化的发展繁荣，也是同封建制战胜了奴隶制分不开的。但应看到，经济基础对文学发展、演变的制约和影响，往往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缓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