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思想

尼采说过

尼采说过。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恶龙之所以为恶龙，是因为他的行为冲破道德底线、正义原则。这些会让他的进攻更加无所顾忌，更加凶狠毒辣。我们要想战胜恶龙，很多时候必须也使用恶龙的毒辣手段，时间长了，即使我们胜利了，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这句话的理解可以有几种：第一：如果我们长期与一个恶人作战，时间久了，内心就会被这个恶人所感染，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与其一样的另一个恶人；想要战胜内心的深渊，就必须要长期与深渊为伍，但这样，很可能被深渊吞噬。第二：无论是恶龙还是深渊，想战胜他们，都要先变成他们，成为他们，才能打败他们。但是关键，不是是否成为恶龙，也不是是否成为恶龙，而是成为他们之后，战胜他们之后，能否能走出来，保持自身。

还记得自己的初衷么？各位。

尼采的名字（Nietzsche）不太好发音。第一个音节应该读作Knee（尼），第二个音节读作Cher（采）：Knee-cher（尼采）。

弗雷德里希?尼采1844年出生在德国东部一个安静的村庄里，他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牧师。尼采学业出众，他在当时很有声望的古希腊学科上

出类拔萃，二十几岁就当上了巴塞尔大学的教授。

但他的职业生涯并不顺，因为厌烦了他的同事老师们，他放弃了工作，移居瑞士和意大利，深居简出，独来独往。一连串被女人拒绝的经历让他悲伤不已（“我真是太不自信了”）。和家庭相处不好（“我不喜欢我妈，听到我妹妹的声音就难受”）加上封闭自己，他长出大胡子，每日漫步乡间。他的书很多年都根本卖不出去。四十四岁那年，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再也没有好起来，直到十一年后离开人世。

尼采认为哲学的核心任务是教我们如何“成为我们自己”，换句话说，怎样发现并忠实于我们

的最大潜力。

在这点上，他发展出了四点有益的想法：

1. 坦白承认我们嫉妒

尼采发现嫉妒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通常被教导要对嫉妒有羞耻感。嫉妒是恶魔的化身，所以我们从不表现出来，以至于人们有时候特别真诚地说，他们不嫉妒任何人。

尼采坚持说这逻辑上根本不可能，特别是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他把法国大革命之后定义为现代）。在尼采眼里，大民主和旧封建贵族时代的结束为嫉妒产生了温床。在封建时代，一个农奴绝不会嫉妒王子。但现在，所有人都和其他人比较，结果人们的野心和匮乏感搅在一起，无处可逃。

而这位哲学家坚称，嫉妒没错，关键是我们怎么应对它。能从嫉妒的危机中学习就很了不起。尼采认为嫉妒是令人疑惑但很重要的信号，它从深层的自我而来，告诉你真正想要什么。让我们嫉妒的东西都是我们真实可能性的一部分，但很危险的是我们否认拥有它们。我们应该仔细检验我们的嫉妒，把我们嫉妒的那些时刻写下来，挨个仔细检查以察觉出更好的自己是什么样。

我们不承认嫉妒，结果就会散发出怪味，尼采称作“硫磺味”。痛苦在于嫉妒没有被很好的理解。尼采并不是相信我们最终都会得偿所愿（他自己的生活已经教了他太多）。他只是坚持认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真正的潜力，英雄般的战斗去实现它，也只有这样当我们为失败而哀伤时才能坦率而有尊严。

2. 别做基督徒

尼采对基督教的说法极端：“我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巨大的诅咒，它本质堕落……整个新约中只有一个人值得尊敬：罗马总督庞提乌斯·彼拉多。”（他最出名的审判是判处耶稣钉十字架。—译者注）

看似小打小闹，但他的真实目的更敏锐也更有趣：他厌恶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让人们避免嫉妒。

基督教在尼采的看来是从罗马帝国晚期那些胆小的奴隶观念中发展起来的，他们有心无胆，不承认自己的失败，所以发展出一套哲学为他们的胆怯大唱赞歌。基督徒希望能安享真正的成就感（世间地位、性、智力成就、创造性）但却没有能力得到它们，从而流行起一种伪善的信念，去谴责他们想得到但因为太弱所以得不到的东西，同时赞赏他们不想得到却拥有的东西。所以，在基督教的价值体系中，无性变成“纯洁”，虚弱成为“善”，屈服和尼采所说的“无力报复”变成了“宽恕”。

基督教相当于是为被动生活作了极好辩解，也为人们耗尽生命不去发展潜力提供一套机制。

3. 戒酒

尼采本人只喝水—特别犒劳自己的时候喝点牛奶，他认为我们也应该这样。他并不是从怪怪的饮食角度来讲的，这个想法直指他的哲学之心，他宣称：“欧洲文明有两大毒品：基督教和酒。”

他厌恶酒精的原因和他鄙视基督教的原因是一样的：它们都会麻痹痛苦，让我们觉得一切都好，从而丧失改善生活的意志。喝酒带来短暂的欢愉感，但却致命地让我们不能采取必要步骤改善生活。尼采并非推崇受苦本身，而是他意识到这个不幸但关键的事实，即成长和成就有不可避免的痛苦部分：“欢乐和痛苦紧紧相连，无法只有欢乐没有痛苦。你生活中要做个决定：要么痛苦少，欢乐也少；要么痛苦多，欢乐也多。”

尼采的思想重新调整了受苦的意义。如果我们发现事情很难，这不是失败的标志，而可能只是我们所承担任务之高贵和艰难的证据。

4. “上帝已死”

尼采断言上帝已死，外界经常说他在庆祝，其实不然，尽管他对基督教持保留意见，他并不认为信仰的终结是可喜可贺之事。

他知道宗教信仰是虚幻的，但他观察到宗教信仰在某些方面对于运转良好的社会不无益处。放弃宗教信仰意味着人们只能靠自己找到方向、慰藉、伦理观点和精神上的追求目标。他指出这将会很困难。

尼采提出用文化（哲学、艺术、音乐、文学）来填补宗教的真空：文化应该代替圣经。

不过，尼采深深地怀疑他的时代对待文化的方式。他相信大学正在扼杀人文学科，把它们变成枯燥的学术练习，而不是运用它们指导人生。他特别欣赏希腊人以可操作的、疗愈的方式运用悲剧作为情感宣泄和道德教育的时机，尼采希望他的时代可以有这样的抱负。

他指责以大学和博物馆为基础的文化从指导人生、给予道德感的抱负中退却，而这是上帝已死，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它们的时候。

他号召那些因为信仰的终结而新认识到这个危机的人们起来革新，用智慧和文化那可以疗愈

人们的美来填补宗教缺失带来的空白。

总结

尼采认为，每个时代都面临独特的心理层面的问题，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和帮助解决它们。

对尼采而言，19世纪步履蹒跚源于两件事情的影响：大民主和无神论。前者带来了未被理解的嫉妒和恶毒怨恨的洪流；后者则让人们失去方向和道德感。

为了应对这两个挑战，尼采研究出一些迷人又实用的解决办法，我们当今的时代也需要从中学习一些非常实际的东西，想必尼采本人也非常希望如此吧。

尼采：我们的同代人译者：郑迪

Eric Walther介绍这位“恶名昭著”的反传统斗士。

弗里德里希·尼采，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生于1844年，1889年开始堕入沉默，于11年后逝世。曾经让他，而至今仍让他如此重要的原因是，他对于价值，这一现代性中存在最令人不安而又影响持久的问题的清晰洞悉和发人深省的先见。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均未成功，但这些尝试所揭示出事物的深度，仍然超越今人所能企及的顶点。

让我们从他那众人皆知的宣言“上帝已死”（首见于《快乐的科学》，1872年）开始。世俗思想今天看来很常见，但在尼采的时代，这却是触目惊心的预言。断言并不是为了主张无神论：虽然尼采确实是无神论者，但他远不是欧洲无神论的先驱。相反，意在社会学层面的观察，一种表达是：他旨在说明西方文化不再将上帝置于万物的核心。另一种表达，“社会学”一词相当具有误导性，因为在尼采的断言中，没有什么是“价值中立”的。上帝之死叩击着西方价值体系的深层，并揭露出其中的虚无。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那些我们仍然在赖以生存的价值已经失去意义，我们被弃而飘零。问题在于，我们该怎么办？

起初，你可能会认为“上帝之死”已经是个街知巷闻的观点。保守的基督徒认为，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客观的道德价值也就不存在了；而世俗的人道主义者则会愤怒地回应，上帝存在与否，和我们做出的道德判断的正当性是全然无关的。尼采同意有神论者，认为上帝之死表明道德价值客观性的终结，但与他们不同，他并把这当作信仰上帝的理由。然而，他不认为价值在原初的人类感知里是主观的，也不认为任何一个人的信念都会与他人的一样有效。相反，对于尼采来说，价值具有力量，也源于力量：如同艺术作品，它们的伟大在于那能感动我们的力量。但媒体对公众情绪的操控，绝非创造价值的力量，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仅仅只是尼采众生中的一员。任何价值与公众偏好（甚至一个贵族的偏好）之间的关系建立，都是一次坚守价值客观性的尝试。但若道德客观性不复存在，就必须寻求一种全新的，而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价值之源。尼采价值力量的概念有着深深的精英主义倾向：只有伟人能创造价值。

尼采认为，古时价值属于那些创造了它们的人们：

“正义之匾悬于每一个人头上。看呐，这是他们的战利之匾，是他们权力意志的声音………你应始终保持第一，超过其他所有人：你那嫉妒的灵魂不应爱任何人，除非他是朋友?——这让希腊人的灵魂颤栗：因而走上了他的伟大征程………践行忠诚，病为了忠诚，不惜荣誉与鲜血，甚至做邪恶危险之事?——以此，教会其他人如何征服自我，并通过这种自我超越，他们孕育伟大的希望……”

《查斯特拉图斯如是说》第一章，1883年

因此在古代，一个民族正是通过界定了它自身的力量，来创造这一民族的价值。而说到尼采如何看待基督教堕落的复杂性，其使得软弱而非力量来界定价值，引用：“温柔的人比承受土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事实上，基督徒中的神职阶层，在战胜异教徒的过程中，

确会施行他们的权力意志，但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作为动物本能的骄傲，在贫困、肉体的屈辱和悔罪中，被消磨；道德回响着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的上帝的旨意。旨意明确，价值并非在人世间所谓圣人那里，应在他们之外，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神职人员的权利，在战胜与之相争的信徒时，已然实现。但这种胜利是在基督教自我否定的灾难中实现的，尼采称之为对生命“否定”。

但随着上帝之死，基督教反抗强力的价值创造模式已经崩塌，现代人还没有确定统一的信仰来取代它。我们的“价值”是成百上千个价值之源，支离破碎的点滴拼凑。尼采称之为“多色之牛”。今天西方世界提供给人们的信仰如同大杂烩，这正恰好印证尼采的先知：价值成了混合搭配的消费品。这是荒谬的，其结果是价值可悲地失去活力；但人类怎么样，并在何处才能让权力意志迸发出一套新的价值体系？这是尼采的困局，而今很显然，正如他所预言，这已成了现代人类的困局。

就如其他所有最杰出的哲学家，尼采做了一次英雄式的尝试，就他提出的问题给出一个解。他将自己的解命名为超人übermensch，字面译为“overman”，虽然更常见的译法（对我们来说有些痛苦）是“superman”。纯粹的人并非是价值的创造者；他所指望的个体性看来不足以创造价值。他唯一的高贵之处是，可能成为通向更高存在的桥梁：“猿令人尴尬；就像人会令超人尴尬。”超人是更高一类的个体，他对自己的力量有绝对自信，通过他对个体性的有力断言，价值可能再次被创造：不是由人类，不是对人类之外一种伪权威的粉饰，而是首次经个体行为所验证的，尤为个体化的价值主张。所有这些价值应被创造，而非像已经存在那样拿来就用。

尼采并未言明他所知的超人具体应是怎样的。他确信超人会有其追随者，会有具象征意义的兄弟们，但他从头至尾都必只是个体：未来的天才将是一个非属。对于所有研究尼采的学者来说，纳粹盗用超人概念来维护所谓主宰种族是非常野蛮的，而这是原因之一。尼采表达了他对反犹主义者和对日耳曼种族优越性宣传者的蔑视。现代大众，无论他吹嘘自己从属哪个种族，对于尼采来说都是一种诅咒。这是一个荒谬的当代文化之梦：我们每一个人，仅仅“作为我们自己”就能超越全人类古老的创造力。大多个体对于这项重任来说都过于渺小（人群高唱“我们都是个体！”——喜剧团体巨蟒，《布莱恩的一生》）。任何人都能根据他所称“我自己的价值”来生活，但那些往往不是他自己的价值：而是从现代性的大集市里零星捡来的，他并不知这些价值从何而来。对于尼采来说，没什么比这样一个事实更明显了，即人们往往不知道如何去创造价值。

我认为，尼采有力控诉了现代性。当然，尼采的根本错误可能是，那些有任何价值的仅有的价值（可以这么说），是由一个有力量的个体的创造。就我个人来说，我相信他是错的。也就是说，我接受他就价值必有个体创造的断言，但我不认为创造价值的个体一定是一个尼采的超人。更进一步说，我认为存在与作为人类相关的价值，而人类的效力延伸到了人类自身创造的事物之外，能适用到广大理性的人。在这意义下，我是一个康德主义者。当然，个体，作为对现代多元文化敏感的个体来说，是不能创造价值的；但我认为有可能保有这样一种观念，即由多个个体对确立价值，而摈弃超人观念中，与其他理性个体的绝对隔离。

为什么现代人仍感到如此忧愁苦痛？我不知晓。但如果尼采恰巧生于21世纪，而成为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也一点不会惊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