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_教子书_与素质教育

第25卷第3期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V ol.25 No.3 2004年5月 JOURNAL OF HUNAN CITY UNIVERSITY May 2004 曾国藩《教子书》与素质教育

高令印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为己之学”，学习的目的是为自己如何做人，即完满成就内在的德性和外在的事业，其方法是反复诵读儒家典籍。清朝理学名臣曾国藩在《家书?教子书》中对其子纪泽、纪鸿等的读书、言行进行严格反复教导的言论，实际上证明了其读经即素质教育的观点,并提出了读经之方法等。

关键词：为己之学；素质教育；读经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942（2004）03–0058–04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清道光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吏部侍郎、两江总督、湘军首领等。曾从理学大师倭仁、唐鉴讲习朱子学，对儒家思想有很深入的研究。其著述结辑为《曾文正公全集》，其中《家书?教子书》等，对其子纪泽、纪鸿等的读书、言行进行了严格反复的教导，我们今天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经典诵读“可以借鉴”[1](P1)，很有实际价值。

一、素质即人的生命境界

一般认为，中西文化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是西方人注重敬天，由此其思维偏倾于客体（向外），用事则尚力崇势；而中国人则注重敬人，由此其思维偏倾于主体（向内），即用功于人伦道德和个人内在固有价值的修养和升华。中国人的世界观即人生观，是讲由个体到群体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的，要求自身完满成就内在的德性和外在的事业。对此，孔子概括为“仁”。“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表征。中国人把“仁”作为终身奋斗的最崇高的目标，称之为“终极关怀”。为此，必须从学入手，所以叫做“为己之学”，即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这就是说，人们要用全部的生命力去追求它，把追求它看作比人生的其他一切方面都重要。儒家认为，人最根本的是懂得自己生命的价值，“终极关怀”就是解决如何安顿自己的生命的；有人不懂得活着的意义，或失去活着的意义，“终极关怀”对生命的意义作出了解答。

因此，孔子以至历代学者，都强调“为己之学”，把“素质教育”放在教育的首位，把为人和为学紧密地结合起来。所谓素质，就是人要懂得生命的价值、活着的意义，有安身立命之道。这又像近代心理学上所讲的，有健全的人格、成熟的心智。曾国藩在教子《日课四条?求仁则人悦》中说：

凡人之生，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

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

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

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

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

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

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后

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

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

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

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

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诚无善劳之足

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2](P578)

在曾国藩看来，天之生我就给予我“民胞物与，宏济群伦”之德性，此“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有此才“可谓之人”,此是“天之所以厚我者”；否则“则曰悖德，曰贼”，即不是人，是禽兽。人之具有道德伦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本质所决定的。曾国藩在教子《日课四条?慎独则心安》中说：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有不善，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

收稿日期：2003-09-06

作者简介：高令印（1935-），男，山东阳谷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

高令印：曾国藩《教子书》与素质教育

第25卷59

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

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

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

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

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

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

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

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

也。[2](P577)

自欺，知为善去恶而心之所发未实之。慊，足。独，人所不知己所独知。这就是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在个人独处时不做亏心事。这是第一自强之道，是人格健全、心智成熟之人，是道德伦理高尚的真正的人。

曾国藩进一步指出，“求仁”就是达到做个真正的人。孔子释仁为“爱人”《论语?颜渊》。仁字析之为“二人”，二人以上，你、我、他，就是社会。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相爱。现代有人释仁为“人人”（二人），如古人所说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样，就是人其人，即把人当人之意。自己力争做人，也要把别人当人看待。仁之于人，是先天本有的，是人之内在生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即朱熹所谓“仁者，人所以为人之理也”[3]。曾国藩在教子《日课四条?求仁则人悦》中说：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是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2](P578) “求仁”有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对待自己。人人都有天生的欲望、利己之心，如果不加以克制，势必损及他人。因此，孔子反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其所谓“克”，并非今天所讲的克制，是人之自觉的内在超越，此即上引曾国藩讲的“己立己达”，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二是如何对待别人。此即上引曾国藩讲的“立人达人”。曾国藩强调，“己立己达”是为己，是每个人都想做到的；而“立人达人”，叫别人也和自己一样，那就很难了。如果能做到“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就达到了天人合德的仁的境界，道德人格是至为崇高的！

二、读经即素质教育

上面所讲的做人的道理，都蕴含于中国古代的经典里。读经，即素质教育，通过诵读经书，提高了人的文化素质，依理而行,就健全了人格，有了成熟的心智。

所谓经书，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典籍，主要是指《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加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之称为“四书五经”。知名的倡导读经专家王财贵先生指出，经是“最有价值的书。范围是举凡经、史、子、集皆可，而且其价值性亦可以由个人认定去选取。只要你认为这本书值得你一读再读，即可自己选为‘读经’之教材”[4](P18)。“最有价值”，就是能提高人的文化素质，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对于这个问题，曾国藩有比较深刻的论述。他在给其子纪泽书中曰：

余于《四书》、《五经》以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

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

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

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学问之

途，自汉自唐，风气略同；自宋自明，风气

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尤其著者，不

过顾（亭林）、阎（百诗）、戴（东原）、江（慎

修）、钱（辛楣）、秦（味经）、段（懋堂）、

王（怀祖）数人。而风气所扇，群彦云兴。

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明目，而不可

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凡有所见闻，随时禀

知，余随时谕答，较之当面问答，更易长进

也。[5](P456-457)

在这里，曾国藩也不把经书限有“四书五经”经类书之内，包括了史、子、集古人之各种典籍。他还谓，“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柢，如两通（杜氏《通典》、马氏《通考》）、两衍义及本朝两通（徐乾学《读礼通考》、秦惠田《五礼通考》），皆萃六经诸史之精，该内圣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书，或熟其一二，即为有本有末之学。”[6](P298) 他特别强调，汉唐、宋明、清各时代的社会“风气”不同，所读之经书亦应有所不同。这就是上引王财贵先生所说的，读对时代“最有价值的书”。

湖　南　城　市　学　院　学　报 2004年第3期60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指出，读何种经典还得以读者的志趣有所选择，少而精，贪多咀不烂。他说：

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

不过数种，曰《易》，曰《书》，曰《诗》，曰

《春秋左传》，曰《庄子》，曰《离骚》，曰《史

记》，曰相如、子云。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

者曰《易》，曰《书》，曰《诗》，曰《礼》，

曰《春秋；旁者曰《谷梁》，曰《孟》、《荀》，曰《庄》、《老》，曰《国语》，曰《离骚》，曰

《史记》。二公所读之书，皆不甚多。[7](P456)

曾国藩选定最精当者教子读的只是八九种，即“熟读书：《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8](P133)。

三、读经之方法

曾国藩反复讲到读经的方法，概括起来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读。主要是指出声诵读，是孔子以来行之有效的读经方法。曾国藩说：

读者，如《四书》、《诗》、《书》、《易》、《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

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

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不能探其

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在家慎守，不经花费者

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

十宇者也；读书由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

看书与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

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8](P442)

在这里，曾国藩把看与读区别开来，认为诵读比默看更能获得经文之“雄伟之概”、“深远之韵”，读高于看。

因此，曾国藩批评其子纪泽，“尔阅看书籍颇多，然成诵者太少，亦是一短。嗣后宜将《文选》最惬意者熟读，以能背诵为断，如《两都赋》、《西征赋》、《芜城赋》及《九辩》、《解嘲》之类，皆宜熟读；《选》后之文，如《与杨遵彦书》、《哀江南赋》，亦宜熟读；又经世之文，如马贵与《文献通考》序二十四首，天文如丹元子《步天歌》，地理如顾祖禹之州域形势叙——以上所选文七篇三种，尔与纪鸿儿皆当手钞熟读，互相背诵，将来父子相见，余亦课尔等背诵也。”[7](P509-510)

（二）看、读、写、作结合。曾国藩强调，“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7] (P442)他对其子纪鸿说；余所责尔之功课，并无多事，每日习字一百，阅《通鉴》五页，诵熟书一千字，三八日作一文一诗。此课极简，每日不达两个时辰即可完毕，而看、读、写、作四个俱全，余则听尔自为主张可也。[7] (P546)

写是写字，即练习书法。作是撰写诗、文。曾国藩把这两项也看作是“读书之法”。他对纪泽说：

去年在营，余教以“看、读、写、作”

四者，阙一不可。尔今阅《通鉴》，算看字工

夫；钞《说文》，算读字之夫；尚能临帖否？

或临《书谱》，或用油纸摹欧、柳楷书，以药

尔柔弱之体，此写字工夫；……分类钞《文

选》之词藻，或分类钞《说文》之训诂，尔

平生作文太少，即以此代作字工夫，亦不可

少者也。尔十余岁至二十岁虚度光阴，及今

将“看、读、写、作”四字逐日无间，尚可

有成。[7] (P483)

由此可见曾国藩把“钞”看作是读、写，由此把看、读、写、作四者看作是“读书之法”。

（三）札记、摘钞。曾国藩认为，札记能“以志所得，以著所疑”，是读经的好方法。他对纪泽说：

早岁笃志于学，恒思将此十余书贯串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之法。

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自悔愧。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

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

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

求矣！[7] (P457)

至于如何札记，就是“尔治经之时，无论看注疏，看朱注，总宜虚心求之。其惬意者则以朱笔识出其怀疑者，则以另册写一小条，或多为辨论，或仅着数字，将来疑者渐晰，又记于此条之下，久久渐成卷帙，则自然日进。高邮王怀祖先生父子，经学为本朝之冠，皆自札记得来。吾虽不及怀祖先生，而望儿为伯申氏甚切也。”[7] (P447) 曾国藩认为，分类手钞词藻，是“学问之捷径”。“近世文人，如袁简斋、赵瓯北、吴谷人，皆有手钞词藻小本，此众人所共知者。袁文达公为学政时，搜出生童夹带，必自加细阅。如系亲

高令印：曾国藩《教子书》与素质教育

第25卷61

手所钞，略有条理者，即予进学；如系请人所钞，概录陈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宏儒，则知文人不可无手钞夹带小本子。昌黎之记事体要，篡言钩元，亦系分类手钞小册也。”[5] (P458)因此，他叫其子纪泽读经书分类手钞。他说：

尔去年乡试之文，太无词藻，几不能敷衍成篇。此时下手工夫，以分类手钞词藻为

第一义。尔此次复信，即所分之类开列目录，附禀寄来。分大纲子目，如伦纪类为大纲，

君臣、父子、兄弟为子目；王道类为大纲，

则井田、学校为子目。此外，各门可以类推。

尔曾看过《说文》、《经义述闻》,二书中可

钞者多；此外，如江慎修的《类腋》及《子

史精华》、《渊鉴类函》，则可钞者尤多矣。

尔试试为之。此种名之要道，亦即学问之捷

径。[5] (P458)

（四）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经史则专主义理。曾国藩在《与弟书》中说：

于读经之道，有不可易者数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

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决：一句

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

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经

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盖至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

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

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

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

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

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经之道。[6] (P115)

曾国藩认为，“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圣人复起，必

以吾言矣！”[6] (P115)

（五）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曾国藩指出，“朱子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5] (P444)。曾国藩说：

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

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

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

过多则伤劳，适中涵养而淳兴。泳者，如鱼

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

泼泼的；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

水之快也。……喜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

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

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尔读书易于解

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体

验二语悉心求之。[5] (P444)

就是说，读经要把自己融合于经书之中,如鱼得水。这还如曾国藩所说的，“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6] (P115)

---------------------------------------------------------------------

参考文献：

[1]钟叔河．重印序言[A]．曾国藩家书[Z]．长沙：湖南大学出版

社，1989．

[2]曾国藩家书[Z]．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

[3]仁说[A]．朱文公文集：卷67[C]．

[4]儿童中国文化导读说明手册[M]．厦门：厦门绍南文化传播公

司，2000．

[5]教纪泽书[A]．曾国藩家书[Z]．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

[6]与弟书[A]．曾国藩家书[Z]．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

Zeng Guofan’s “Son-schooling Letters” and Quality Education

Gao Ling-yin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schooling for oneself”. The purpose of study is how to be a person in society by himself, that is to say that he must make contributions to his country with high degree of virtue and achievement. To achieve this goal, he must recite the ancient books of doctrine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In this field Zeng Guofan, the famous Confucian school of idealist philosophy of the Qing dynasty, (A.D. 1646-1911) submitted his views and methods about teaching strictly of his sons of Jize and Jihong on schooling and behaviors in his “home letters”.The above-mentioned schooling viewpoints have witnessed that the recitation of Confucius works repeatedly is just like the views of quality education.

Key words: schooling for oneself; quality education; recitation of Confucius works

（责任编校：梦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