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诗歌背后的文人命运

讲稿|诗歌背后的文人命运

一

我这一辈子是非常倒霉的一辈子，所以我现在特别羡慕年轻人，如果我从年轻再活一遍，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因为我这一辈子什么都耽搁了。

我五四年上初中，五七年上高中。五七年开始实际学校不是学校了，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基本单位，因为五七年反右，然后就搞教改。教改是什么?有两条，第一条就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第二条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说学校就变成一个基本上不是读书的地方。当然当时还没有说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单位，要无产阶级专政单位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说的，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所以，应该说我的学习基本上是到了五七年也就结束了。五八年之后的学校，干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读书，稍微读点书就是“白专”，就会受到批判，这个过程大家听起来都感觉到很奇怪。我经常说我们这一代是不读书的一代，我们这一代人是最为无知的一代，因为学校形成了一种不让你看书的风气，而且很多书你根本得不到。

到了困难时期——1960年，开始让读点书了，因为大家伙没有饭吃了，那会儿老让躺在床上，校长就告诉我们要保持热量，要是起来都得成问题，所以思

想活跃了两年多。

等到1963年初学习雷锋运动，政治上又突然紧张起来了。为什么紧张?经济条件好了，1962年秋收以后经济好转，所以才有1963年强调阶级斗争。学习雷锋首先学习他学毛著中的阶级斗争精神，对待错误思想如秋风扫落叶，对待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于是大专学校中大搞清理思想运动，许多学生被打成反动学生，有的戴上帽子，有的内部控制。

中国这几十年的斗争历史耽误了很多事，作为学生也是如此。自己想学的东西没有学到，例如当年想当个专家学者，能够独立思考一些问题，结果泡汤了。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最后我还坐了几年监狱，所以写了一本书叫做《监狱琐记》，作为这段生活的纪念。

二

我这个人学术爱好常常变化，总的说来我喜欢历史，但我从事又是文学研究，但这文学是古典文学，与历史相距不远。把两者勾连在一起研究，这就是搭界研究，有时波及社会，有时波及文化。我真正的专业是诗歌史，我工作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退休之前，我在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平常从事诗歌史研究。原来我曾在一个学术刊物做编辑，看稿子也是看与诗歌史有关的。今天见到的这本《清词丽句细评量》就是我研究诗歌史过程中一些零碎的体会。另外我还写过两本书叫做《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上下)，那是80年代写的，其内容

是读中国古典诗歌笔记，介绍并评点中国1000多本有关古典诗歌的典籍。

这本书头三分之一是谈现代人写的古体诗，现代人写古体诗越来越少了，但在网上看似乎还有些，有的写得还不错。但是在研究上还是一个空白，我们研究所研究当代文学也好，研究古代文学也好，没有人专门研究当代人所写的古体诗的，古代的三四流的诗人都有研究的，但是像聂绀弩这么重要的，能够把古体诗运用的如此纯熟、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如此广阔的作家可以说跟古代的一流诗人比毫不逊色的却没有人研究。

文学界一提起聂绀弩想起的还是他的杂文，他的杂文虽然很出色，但绝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写的。如果学界谈到聂绀弩，大家想起的主要是他对古典小说的研究，他对《水浒传》《聊斋》等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但聂绀弩写作中最精彩的还是他的旧体诗，却很少有人从诗歌研究角度去关注。我这本书前面三分之一谈当代人写的旧体诗，包括邵燕祥先生写的旧体诗。

我说我是读邵先生新诗长大的，这不是瞎说，当时在青年人中间叫的最响的诗人包括邵燕祥先生、公刘、闻捷这些青年诗人，当然邵燕祥先生、公刘先生都在反右当中倒霉了，邵燕祥先生倒霉因为写了一个关于北大荒女青年(《贾桂香》)的故事倒霉了，反右斗争之后他写了大量的古体诗，这方面很少见，他出版的旧体诗集就以打油诗命名。所谓打油的风格，就是幽默，这与人的性格有关。有的人天生幽默就是不偏向打油、甚至写得很正经的诗、甚至带有悲情色彩的诗现在我们读起来有时也笑，这与诗人个性有关。聂绀弩就是天生幽默的诗人，这本书

中写聂绀弩的大约有4万字。

现在写作和发表古体诗是个平常事了，可是文革以前不是这样，如果能在报刊上发表古体诗是一个人的政治地位的一种标志，或者说是个政治待遇问题。

1957年毛主席的旧体诗初次发表，许多人觉得毛主席的旧体诗写的真好。同时有许多有旧学底子老先生也能写旧体诗，但不一定能发表。能发表出来大约有以下几种人，一个是国家领导干部，比如说朱德、陈毅、叶剑英这些高级领导干部，另外还有一些党外高级民主人士，如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如苏步青，苏步青是复旦大学校长班，他是数学家，但他旧体诗写得不错，文史界的如夏承焘先生是搞词学的，高亨先生是山东大学来搞先秦思想史的。这些学者的诗在艺术上一般较高。高亨一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文革当中被误认为是毛主席未发表的的词。

文化大革命之初朱德总司令一度被某些人揪斗，其“罪状”最重要的有三条其中一条就是文革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诗集叫《朱德诗集》，当时许多人很奇怪，为什么出了一本诗集就成了“罪状”了呢?一些诗人包括邵燕祥他们都出了诗集，如果说诗集出问题，主要应该指诗集中作品思想有问题构成所谓“罪状”，如果诗集本身没有问题，出本诗集则不能算“罪状”，而朱德就因为出了这本诗集成了他的“罪状”，为什么?你竟然敢跟毛主席出一个规格的诗词集，那时候有《毛主席诗词17首》，你也出了一本，而且装帧与毛主席诗词集差不多，与毛主席分庭抗礼，这就成为了“罪状”。

为什么本来是写新诗的，像邵燕祥先生也好，聂绀弩也好，最初都是写新诗的，为什么后来改写旧体诗了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些感情、情绪、思想是新诗难于表达的，可是用旧的诗表达就比较习惯与顺畅。

孔夫子说诗歌的作用有四种，即“兴观群怨”。实际上当代人写的旧体诗体现了“诗可以怨”，他们在极“左”文艺思想统治时期，许多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的许多篇章与当代知识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聂绀弩也好，杨宪益也好，包括台湾的柏杨，全都以诗记录了他们奇特的一生。

台湾的柏杨，抗战期间共产党这边认为是他是国民党派到东北大学的特务学生，到了台湾又被当作“共产党匪谍”差点判处死刑，最后判了12年，后来坐了九年的监狱。他也写旧体诗，有的诗写的还不错，柏杨以《邻室有女》一首古体诗荣获1992年美国凤凰城国际诗人联合会“国际桂冠”奖。诗中所写是柏杨在监狱中看到的一个年轻的女犯人每天从他的牢房门口过，每天看到她的背影，她提着木桶要洗东西，穿着木屐鞋在狱中往来，诗人从她的背影推想这人究竟怎么回事。其内容非常的简单，但感情特别深切，无怪其因此而获奖。中国人凭着旧体诗在国际上获奖的大概只有柏杨一个人。

这本书中还包括了一些关于古代诗词的研究，在诗歌研究中我更关心诗歌创作与诗人命运的关系，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许多篇章里涉及到诗歌本事，古人称之为“诗本事”。清代诗人宋琬三度入狱，经历非常的曲折，他坐监狱时间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