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化论文

“从做中学”与“从学中做”

——浅谈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而非中国的原因

科学的产生离不开实验，即所谓的“做”。而一个人实验能力的如何，归根到底是一个问题——教育。

纵观整个西方教育史，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教育史，其教育理念主要是——从做中学；而整个中国教育史，长时间接受了儒家文化的洗礼，其教育理念主要是——从学中做。下面，就我本人的拙见，谈谈近代科学为什么产生在以“从做中学”为教育理念的欧洲，而不是在以“从学中做”为教育理念的中国。

首先，“从做中学”强调的是“做”，反映在教育上便是实科教育的兴起。以德国为例。1695年，弗兰克在哈佛开办了一所国民学校，以实科内容和直观方法施教并对贫家子弟免费提供教材，此后又设立科学学校（其中配备各种实验室、各类仪器）、诊所、印刷厂、师范学校及文科中学等。1708年，哈勒学园的副主席席姆勒（C.Zemmler）创办了数学机械学经济学实科学校，教授数学、物理学、机械、天文、地理、法律、制图、绘画及宗教科目。此后肄业于哈勒学园的赫克（J.J.Hecker）又于1747年建立了类似的学校，所开设的实科课程更为广泛，又附设工艺学习班、师训班。①而“从学中做”强调的则是“学”，反映在教育上便是对古典经文的重视。17世纪的中国正是清朝政府统治时期，以清朝的中央官学国子监为例。国子监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等书，学生“兼通《十三经》、《二十一史》，博极群书者，随资学所诣”。此外，还要学习清朝有关的诏、诰、表、策论、判，每日临摹晋、唐名帖数百字。乾隆时，祭酒赵国麟奏准将《钦定四书文》颁布于六堂，令诸生诵习。此书系乾隆帝命方苞所编，汇辑了明清时期的所谓优秀时文，以为“举业指南”。②《清史稿·选举志一》这样记载：“月朔、望释奠毕，博士厅集诸生，讲解经书。”“祭酒、司业月望轮课‘四书’文一、诗一，曰大课。祭酒季考，司业月课，皆用‘四书’、‘五经’文，并诏、诰、表、策论、判。月朔，博士厅课经文、经解及策论。月三日，助教课，十八日，学正、学录课，各试‘四书’文一、诗一、经文或策一。”

①吴式颖著：《外国教育史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第238~239页。

②孙培青著：《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67页。

又据《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三》记载：监生在“听讲书后，习读讲章。有未能通晓者，即赴讲官处讲解，或赴两厢质问”。由此可见，正当17世纪的欧洲在大兴实用主义，大开实科教学，学习研究各种科学知识时，中国却仍在封建主义的枷锁下固步自封，学习诵读所谓的“经典”。

其次，“从做中学”注重启发式教学，让学生在启发中自己去“做”，从而达到“学”的目的。如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F.W.A.Froebel）在幼儿教育上，便是采用恩物式教育启发学生去创造、想像。福禄培尔的第一种恩物是一个盒子里装有六个绒毛做的小球，分为红、黄、蓝、绿、紫和白六种颜色，每个小球上系有两条线。福禄培尔认为球是一切玩具中最有价值的：它是万物统一体的象征和孩子天性统一的象征；它能帮助儿童辨别颜色；能锻炼肌肉，训练感觉和四肢，培养注意和独立活动；持球和丢球的过程可使孩子获得存在、占有、空间和时间等概念的感性认识；还有助于发展儿童的语言。福禄培尔认为，这些球戏可分成等级，供不同发展阶段的儿童使用。第二种恩物是硬木制作的三件一套的玩具：球体、立方体和圆柱体（后两个有穿孔）。③借助第二种恩物，使儿童认识物体的各种形状和几种几何形体。此外，儿童可以发挥自己的想像力，想出种种办法来玩它们。第三种恩物是一个沿各方向对开一下，可分成八块小立方体的大立方体。通过教师的解释，可唤起儿童对于整体和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关系的注意。儿童也可以把这些立方体想像为“砖块”，他们建造的本能被唤起。第四种恩物是一个沿纵向切成许多平板的立方体，它能帮助儿童明了算术的基本道理。他们因此不仅能掌握加、减、乘、除的基本规则，并能很容易地写出算术数字和符号。第五种恩物是一个可分割成27个体积相等的小立方体的大立方体。其中三个小立方体再沿对角线二分，另三块则沿对角线四分。利用此种恩物，能进行大量的几何教学。第六种恩物是27个砖形木块，其中三个纵向二分，六个横向平分，也可组成一个大立方体。第七种恩物是一个大立方体，可分成64个小立方体。第八种恩物是一个大立方体，可分成64个小长方体。这些恩物给建造工作以更广泛的练习机会，能发展儿童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并可进一步发展“整体”和“部分”的概念，了解“一中有多”和“多归于一”。④而“从学中做”则注重固化教

③福禄培尔创制最初的五种恩物时，第二种恩物尚缺少圆柱体。它是在后来才被加进去的，被福禄培尔视为球体和立方体之间的所谓“调和物”。

④吴式颖著：《外国教育史教程》，第346~347页。

学，让学生“学”固定的东西，从而让你模仿着去“做”。如清政府奉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考试，八股文便是其固定文体。所谓八股文，《明史·选举志二》解释说“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试想，当17世纪的欧洲正处于启发式教育鼓励学生想像创造时，我们中国教育却奉“八股文”为金科玉律，叫近代科学如何产生在中国？

最后，欧洲各国的“从做中学”的“做”的思想是自由的。在国家与教会就教育管理权落入谁手的漫长斗争中，教育本身巧妙地在夹缝中为自己谋得了权利，从而自由、茁壮地成长。而中国的“从学中做”的“学”的思想是专制的。这是因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之后，便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思想专制时期。如清政府便采用种种手段，严厉压制教育思想的自由。表现在：第一，严禁立盟结社。在《卧碑文》中，规定不许“立盟结社”。顺治十七年（1660年）又强调：“士习不端，结社订盟……著严行禁止。以后再有此等恶习，各该学臣，即行革黜参奏，如学臣徇隐，事发一体治罪。”⑤第二，销毁书籍。清政府在组织学者编书的同时，又对那些被认为不利于统治的书籍进行销毁。仅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七年之间，先后焚书24次，烧毁书籍538种，13862部。实际上被烧毁的书籍远远不止这些。第三，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大兴以思想、文字定罪的文字狱，据不完全统计，多达108起。清朝文字狱株连之广，处罚之重，都是历史上罕见的。例如，雍正四年（1726年），礼部侍郎查嗣廷任江西考官，用《大学》中“维民所止”四字作为科举考试的题目，被认为“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二字之首”，遂被革职下狱，病死狱中后，还戳尸枭首，查氏子坐死。家属流放，查氏家乡浙江省停止乡试、会试6年。其他文字狱大案还有康熙二年（1663年）发生的“庄廷陇《明史》案”，康熙五十二年发生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六年发生的“吕留良文选案”等。清政府对士人采取如此残酷的手段，迫使他们只得埋头于故纸堆中，以求身家性命的安全。⑥如此专制的教育学术气氛和欧洲的自由研究相比，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便是理所当然之事了。

以上便是我对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而非中国的一点认识，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希望我的一点认识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⑤《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七》。

⑥孙培青著：《中国教育史》，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