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语文人物素材之汪曾祺

怀念一个“老头儿”，怀念文坛的一种品格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

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

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2017年汪老病逝二十周年，可“汪曾祺”热不曾远去。有人说，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儿很多，但可爱成汪曾祺这样的，却不常见。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这是汪曾祺在《我为什么写作》中的自白，最终，他将自己活成了和笔下的作品一样的模样。

他是沈从文的学生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成为沈从文的入室弟子。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汪曾祺投考西南联大，除了考试用书外所带的两本书，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他说：“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

1941年，沈从文给施蛰存写信，谈及昆明的一些人和事，说道：“新作家西南联大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大有成就。”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汪曾祺辗转来到上海，希望通过熟人介绍找一份工作，却不料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汪曾祺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沈从文知道后，写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曾祺多加关照。由于沈从文的推荐，李健吾举荐汪曾祺到私立致远中学任教，汪曾祺就此过上了一段时间的稳定生活。

中年时，汪曾祺协助沈从文重新整理文集。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系统地阅读了沈从文的小说。汪曾祺突然意识到，《边城》《三三》中的农村少女，正是他一直寻找的小说人物的气质，这种不自觉的模仿被他归结为“我是沈老师的学生”。在《我的老师沈从文》中，汪曾祺将自己对老师沈从文的怀念从容挥洒于笔尖，文字朴素，但是字里行间流淌的都是真情。

他有作家的故土情怀

如果给汪曾祺的写作设几个关键词的话：高邮、西南联大、张家口、北京是四个绕不过去的坐标。此人念旧，而且长情，写来写去，皆是故乡、故人。汪曾祺常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乡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风格。我在外面这些年，经常关心的一件事，是我的家乡又闹了水灾没有？”

?都博学多思、不慕名利

?老师对学生的重大影响

“吃货老头儿”的美食文化修养

汪曾祺是个老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货。在中国文坛，汪曾祺先生曾被公认为是“当代名家中最后一位风雅特殊的文人美食家”。他提倡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要去尝遍“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对于有些东西，本不吃，吃吃也就习惯了。汪曾祺将美食写得出众在于知晓美食的故事和文化内涵，他对美食的热爱即他对生活的热爱，所以寻常的饮食，却被他写出了让人惊艳的满足感。

他写的美食散文还有一个实在处是可以当菜谱用。他觉得袁枚有些食谱只是道听途说，并未动手操作过，言下之意是他自己的食谱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是经得起推敲的。

汪曾祺暮年疾病缠身，医生给他立了很多规矩：酒是要戒的，油炸食品也不行，硬东西更要注意。——这可怎么活？他蹙眉，发愁，就偏不沮丧。他是个不容易沮丧的人。他的愁总会有转折：“幸好有天下第一的豆腐，我还能鼓捣出来一桌豆腐席来的，不怕！”他这样给自己打气。

士大夫的情趣

汪曾祺在小说、散文、绘画、喜剧、美食、书法等方面皆有较高造诣，兴趣之广泛、风雅之盎然，俨然一位士大夫。汪曾祺为人为文向真向善，有诗情画意却不矫情。汪曾祺让人想起陶渊明和苏东坡，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即“士大夫的情趣”，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的表现。

寄情草木、与世无争

汪曾祺觉得，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到的生活。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说：“父亲无官无职，无权无势，对于名利，从不孜孜以求。”汪曾祺喜欢养花，将自己对花草树木的感知写进文章中，比如在散文集《草木春秋》中，他就写了多种植物。汪曾祺正是通过养花来修身养性，体悟人生。

泡在图书馆里的夜猫子

在西南联大就读期间，汪曾祺是个不用功的学生，“不爱上课”，喜欢到处逛，但他喜欢阅读，“泡”图书馆是有名的。在西南联大，汪曾祺通过课外大量阅读提升文学素养，开始写作，这是他成为作家的重要一步。

日常生活审美化

生活是作家和读者的交集，也是世道人心最亲切的载体。写作就是在这交集里，在这载体上做文章。一个小说家第一应该有生活，第二是敢写生活，第三是会写生活。每到一地，汪曾祺爱去的是菜市场，生鸡活鸭挤挤挨挨，瓜果蔬菜热热闹闹，让他闻到“一种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井淘三遍吃好水，生活的滋味也不是一次淘得清的。汪曾祺的原则是，首先得熟，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清晰明了如在目底；其次得沉淀，除净火气，除净感伤主义；再次呢，是来自他的老师沈从文的一句忠告——“千万不要冷嘲”，要执著。

“富贵英雄美丈夫”，生活里哪有那么多完美的组合，所以汪曾祺的小说写的是寻常日子和普通人家，写小人物的恩恩义义、潇潇洒洒，写凡人与凡人之间的知遇，写哪怕是个卖卤味的也有卖卤味的艺术，也能欣赏得来人生，欣赏得来美，欣赏得来趣味，写普通人日积月累而成的脾性与癖好，然后再写人的变故，咔嚓一声，在断的地方有一束光。那束光就是汪曾祺要捕捉的东西。哪怕是写俗人俗像，他也没有俗笔，因为体贴和懂得，“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汪曾祺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种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

赏”。

由此便能理解汪曾祺给故乡高邮文游台的那幅留墨，不是“沧海尽观”，不是“天下尽观”，而是“稼禾尽观”，因为稼禾里藏着结结实实的百姓生活，藏着世道与人心。

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

汪曾祺是个很难被分类的作家。他写乡土写得一往情深，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泥土味少一些，倒是水气泱泱，时有怪笔。他写小说，也写戏曲，顶出名的是《沙家浜》，也编过《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文革”后发表的第一个作品不是小说，而是一篇研究民间文学的《花儿的格律》。小说之外，他在创作后期还写了大量的散文，甚至被认为比小说写得还好，他笑说是“搂草打了只肥兔子”。这只兔子不仅肥，品种还很特别。读一读他的《葡萄月令》吧，从一月写到十二月，从出窖、上架写到打梢、掐须，再到葡萄开花、着色、结果，有什么呢，完完全全是不事经营。但是，从开头第一句读起，“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真是一个字也删不了换不得，散文中筋脉清秀的好都在这里了。

所以，虽然学汪曾祺的人不少，但恐怕学不来的是他的“杂”。这种“杂”固然得益于前述他从生活中触物圆览的功力，得益于他在街头、茶馆、各行各当中“泡”出来的体验，更离不开他从始至终对风俗、对民间文艺、对民族传统的浸淫。他爱看货郎图、踏歌图，爱读讲风俗的《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一岁货声》，这些在他看来都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他将竹枝词、敦煌变文、“打枣竿”、吴歌统统视作野菜，野菜好吃，因为它新鲜。他常说，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一个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

博采种种，都化作了汪曾祺的学识见闻，融入他的写作中。所以，他敢破敢“乱来”，到头来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味，他从不讳言自己受到古代的归有光、桐城派，现代的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的契诃夫和阿左林的影响，但最后成就的却是他个人的风貌。他欣赏钱锺书提倡的“打通”与“不隔”，不仅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需要打通，中国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也需要打通，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应该是文学的通人，而不该被古、今、雅、俗的框架所框住。汪曾祺的难以分类背后，不是别的，是他在文学上的好胃口：杂取所长，兼收并蓄，高处相逢，从不同的养分中“泡”出来，泡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学感觉。

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在汪曾祺看来，“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点”，这话是不能成立的。就如同说一幅画不错，线条差点，一首曲子不错，节奏差点一样不能成立。语言不好，小说肯定不好。

光语言一项，就让汪曾祺在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他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几乎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他用揉面作譬，面揉到了，才筋道有劲儿，语言也得反复抟弄。写一句想一句，出来的语言往往是松的，散的，不成“个儿”。还真应了俄国作家巴甫连柯那句“作家是用手思索的”。他同样认同“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所以，一个作家应该从语言中得到快乐，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在生活中捕捉到的印象找到那个最好的说法。准确是语言的唯一标准，准确的才美，要像扬州说书人一样地练习准确，准确到“如同刀切水洗的一般”。他强调语言写到“生”时才有味，但这里的“生”还不是“生僻”，是把平淡的字词用得新鲜有味，这里的“平淡”还不是“寡”，是“第二次的平淡”，是苏东坡的“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1987年，汪曾祺受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中，他谈的都是语言的艺术，似乎有意识地在一个国际语境中把语言问题和中国文脉联系到一起。对他而言，认识中国文学的价值，离不开桐城派的“文气”这个概念。文章的提、放、断、连、疾、徐、顿、挫，都是文气，这是一个在西方现代美学许多概念面前不仅不逊色，甚至还要现代的概念，因为文气连着内容和思想，文气

连着文章的魂。汪曾祺在上世纪40年代初出茅庐时，不是没写过逞才、炫技的文章，不是没写过像是两个聪明脑袋打架一样“漂亮”的人物对话，只是对中国文脉体味得越深，他越知道不合身的衣服比破烂衣服更可悲悯，越明白贴着人物写的重要性，越能领会中国文学经典中那些苦心经营的“随便”和不动声色的“姿态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