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鸡不叫

半夜鸡不叫

孟令骞耗时5年的研究结果，终于在2009年元月成书出版，命名为《半夜鸡不叫》。孟的外曾祖父便是大陆老幼皆知的旧社会剥削者代表“周扒皮”周春富。

这是一本特殊的家族史，之所以称之为特殊，是因为孟令骞虽为普通中国人，但他的家族历史却与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有关。另外，一般的家族史只需平实将家中故事娓娓道来即可，而孟令骞的书除去同类书籍需要的大量采访外，还需要更多的对国史、党史、地方史志的考证。

作为曾经的文学青年和新闻记者，孟令骞的整本书围绕着核心问题：“半夜鸡叫没叫”，“周春富是何许人”来展开叙述，抽丝剥茧地进行考证推理，又似一篇调查报道，不仅涉及家族史，还展现家乡在清末、民国、伪满、内战、土改等时期的风貌。

中共建政60年来，孟的外曾祖父周春富成为大陆人民集体记忆中的重要符号。在影视文学作品与似史非史的各种叙述中，周春富与“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并列为“四大恶霸地主”，在树立“新旧社会”好恶观念中，可谓为标志性人物。天南海北，在大陆民众儿时或是成年的印象中，身边总有绰号为“周扒皮”的同学。

“周扒皮”这―人物，最初来自自传体小说《高玉宝》第九章。《高玉宝》是大陆―本独特的作品，书名即主人公之名，也是该书作者的名字。按理说，文艺作品可以虚构，但此书人物均使用现实中的真名真姓。出于时代政治需要，最终该书被推向全国，摘入教科书，并曾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

与其他文艺作品不同，《高玉宝》作者坚称书中所写为真实事件，而且多年来在大陆各种新旧社会对比性质的叙述、教育、展览中，《高玉宝》一书中的许多内容又常被作为真实的历史来看待。

周春富的后人则因《高玉宝》一书大受牵连。改革开放之前，与“四类分子（地富反坏）”的后人一样，历次政治运动中，周春富的后人成为被运动对象，备受歧视和冷遇。孟令骞结合叙事与考证，把从“周扒皮”开始的家族酸辣苦甜慢慢道来，并爆出《高玉宝》的成书过程，透露出此书幕后另有作者。

写书缘起

孟令骞，1970年生于辽南小镇永宁曾当过水手国企宣传干部、都市报记者，现居辽宁大连。

儿童时代的印象中，孟令骞时常到邻居家玩，邻家的孩子经常给他看课本中题为《半夜鸡叫》的―篇课文。他当时觉得这个故事特有意思，不认识的字还向对方请教，在读到

小玉宝用计痛打周扒皮时，他会与其他孩子一样哈哈大笑起来，尽管他当时不太明白，为何一向吝啬的邻家孩子每次都会慷慨地借给他课本读这篇课文。

一次，在跟村里孩子吵架时，那些孩子突然指着他喊“周扒皮，周扒皮”，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母亲姓周，进而邻家孩子以往古怪的笑容也浮现在了眼前。孟令骞仓皇逃回家，问母亲“咱家是不是周扒皮？”母亲先是一怔，然后重重地给了他一耳光。孟令骞哭得很伤心，母亲搂住他，跟他一起哭了起来。

此后，孟令骞变得敏感、自卑甚至低人一等。上小学四年级时，打开新发的语文课本，孟令骞发现自己最不愿见的那篇文章《半夜鸡叫》赫然出现在课本中。上这一课前，孟令骞有一种大限将至的感觉，希望自己病倒，希望老师有事。没想到，上这一课的那一天，老师第一个便点了他的名字让他朗读课文。

据孟令骞回忆，他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含着泪水读完课文，两腮发烫。那一节课老师在讲什么，他已无心留意，但同学的窃窃私语他却听得很清。同学们都显得兴奋，因为他们亲眼目睹和证实了一个传闻。

时光一转眼到了2003年初，互联网早已兴起并普及，孟令骞在大连地方的门户网站“天健网”发了一篇5000余字的帖子名为《故事和半夜鸡叫有关》，讲述母亲家族的遭

遇。论坛一下喧嚣起来，参与讨论者甚众，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传闻纷纷登场。但这个帖子最终因为涉及敏感历史问题而被删除。

孟令骞说：“自己家的事知道一些，不过要让我把跟。半夜鸡叫有关的整个大背景的来龙去脉说个清楚，道个明白，那时的我也没这个能力。”高玉宝怎么从家乡走出去，外曾祖父的命运与时代有何关系，《半夜鸡叫》的故事如何走向全国7那时孟令骞对这些事也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和似是而非的概念。此事对他的震动很大，他决定冷静下来，去思考一些问题，追寻逝去的岁月，考证细节的真伪。

孟令骞展开了一项行动，追溯并考证家族的历史。自打那时起，他出入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旧书市场，采访亲属朋友和当事人，请教史志专家，刻苦阅读历史、政治、军事著作，甚至还学习与“鸡叫”有关的动物学、气向学以及农学知识。

周扒皮其人

《半夜鸡叫》中的地主周春富，是辽宁大连原复县（现瓦房店市）阎店乡人。在书中，周春富因“残酷剥削”长工而得“周扒皮”绰号。书中描述，周为催工人早点上工，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引起公鸡打鸣，后遭小玉宝设计痛打，是其中最生动、著名的情节。

近年来，不少学者撰文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还是

当时农村普遍租佃关系的史实来看，这些细节都与事实相悖，孟令骞在《半夜鸡不叫》中更有进一步的论证。那么真实的周春富是何种人，孟令骞通过对家人和仍在世的几个周家长、短工的采访，得到了两个不同的印象。但不管怎么说，采访结果都与《半夜鸡叫》中所述之事相去甚远，这些也成为当地乡亲和史志专家的共识。

周春富当年也是闯关东的一份子，1911年落户于辽南，通过勤俭持家，不断攒钱买地，开了几个小作坊，成为殷实之户。周春富五子三女，在孟令骞的书中，儿女对周春富的“恶评”较多他家的长工短工反而对其印象较好。

周家儿女们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周春富不仅对自己特别抠门儿，对家人更是如此。别家的女儿不用上山干活，而周家却不行。周春富反对儿女和雇工穿红戴绿，因为这样的打扮干活肯定怕沾灰，不会上劲儿。饭后如果碗中剩有粉条，周春富也会捞出来晒干留着下一顿吃。老头向儿女提倡：饭要吃八分饱，吃多了剩下的都成臭屎。除此之外，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不能过夜，因为这样女儿便会在家多吃一顿饭。

而对家中的长工和短工，周春富却是另一种态度。周认为，对人家不好人家就不会好好干活。在被访者的印象中，周特看重农活好手，对这些人比对亲人还亲：而他本人，也照样不分寒暑起早摸黑，天天忙活儿。

大陆民众常误以为长工，短工与东家是类似奴隶主与奴

隶那种人身依附关系，其实在以前的大陆农札这是一种自由的雇佣关系，农活多的人家常会请人帮工，自己也帮别人家做工，甚至很多时候相互问是亲朋好友。

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在“文革”期间被要求上台“忆苦思甜”，揭露“周扒皮”的“剥削故事”，但孔兆明讲着讲着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孔兆明于是被干部赶紧拉下台。

内战时，周春富曾两次被划成分，第一次被划为富农，第二次被划为双富农（因还经营小作坊），并被绳子蘸着水抽打而死。周春富死后，土改纠偏，周家最终被划成富农，周家子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总免不了被拉出来批斗。孟令骞近年从档案馆获悉，1947年12月至1948年1月5日，原复县全县在这次风暴中共有1900余人被处死。

很多年后，孟令骞得知毛泽东的家庭成分也是富农，并把此事告诉姥爷（即周春富的儿子周长义），姥爷感慨道：“咱家待扛活的也不薄啊……怎么会，怎么会呢，人家毛主席会和咱一样成分？”

原本在中国农村，并无阶级意识，也没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的概念，实际上这些事物全属“舶来品”。近年很多大陆历史学者指出，当年土改时，从方法到概念，均效

法苏联，相关的意识、话语被强行植入农村；中国农村原来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均被阶级意识和话语所颠覆。周春富只是这一场暴风骤雨的运动中不幸的一个小人物，不过周春富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死后却成为“恶霸地主”的典型之一，闻名全国数十年。

当年还在世的几个长工短工，至今仍与周家有来往。其中刘德仪与周家交往深厚，根据他们还原出来的周春富形象，实际是一个满身尘土，一身布衣腰间缠着破布条，土得掉渣的“恶霸地主”。

《半夜鸡叫》作者另有其人？

“战士作家”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1955年出版发行后，多次再版，印行500多万册，成为中共建政后文学作品的发行量之最。

而《半夜鸡叫》作为语文教科书中的重要课文也一直存在到1990年代初，期间还被拍成木偶剧和课本剧。改革开放之后，同时代很多作家早已沉寂，而高玉宝仍经常成为新闻人物。据统计，高玉宝被全国20多个省，市，数百个单位聘为名誉主任，顾问、德育教授，校外辅导员，在全国各地进行过4000多场报告，讲述革命故事。其中，“周扒皮”与“半夜鸡叫”自然常是报告中最生动的故事，也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严格地说，这本书是高玉宝“画”出来的。1947年，正

值国共内战，高玉宝从军后，仍是个文盲战士，他1948年写的入党申请书是一幅很有趣的画。中共建政之初，实施扫盲运动，推崇“工农兵文学”和“工农兵作家”，倡导“工农兵故事，工农兵写”。高玉宝经过识字速成班的学习后，很快脱颖而出。

1951年年底，署名为“荒草”的作者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报道了文盲战士高玉宝刻苦学文化和写书的事迹，《解放军文艺》还陆续刊出高玉宝小说的部分章节，《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便是其中两篇。

随着文章被纷纷转载，高玉宝很快就被塑造成脱盲典范，成为热情讴歌新社会的著名工农兵作家、文艺战士。这些也是出于时代政治的需要。在民国时已成名的茅盾、巴金，曹禺等名作家，当时已写不出能体现“阶级对立，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作品，反倒沉寂下去。

随着高玉宝的走红，“周扒皮”也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陆家喻户晓的人物。高玉宝本人曾20余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后来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半夜鸡叫》更成为忆苦思甜，进行革命教育的经典教材。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些教改论文中，仍在探讨教师如何教授好《半夜鸡叫》这一课教师被要求通过对“周扒皮卑劣行为的形象描写”，循循善诱，引导思考，向学生“揭露地主剥削、压迫的罪恶本质”，认识“长工们反剥削、反

压迫、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反抗精神”。

孟令骞在搜寻史料时，从旧货市场淘到最初由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高玉宝》版本，发现后记中有荒草的《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的线索。孟令骞得知：荒草，原名郭永江，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2008年，孟通过四川资阳文艺网的一篇文章，取得了重大突破。文章介绍说，《高玉宝》长篇自传体小说，前13章12万字，为资阳的作家郭永江所著。

在半信半疑之下，经当地作协主席唐俊高介绍，孟最终找到了当地从事史志研究的作家王洪林，王与郭永江生前有密切的书信来往，资料丰富。孟令骞这才详尽了解到关于“荒草”其人与《高玉宝》的成书过程。

郭永江1916年出生，1940年前往延安，创作歌剧《张治国》，反映八路军大生产片段，后受到毛泽东接见。1951年，郭永江赴朝鲜采访，后与魏巍同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但到40岁便因病退休，70年代回故乡资阳居住，不久迁到资中，1984年居重庆，不幸于1993年去世。

郭永江临终前，在信中对王洪林说，当年《高玉宝》一书的前13章均为他所写。当时全军为配合扫盲，树立典型，让他帮高玉宝修改自传，但他觉得改不了，干脆代笔，并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

修改小说》，稿酬平分。

不过在反右之后，郭永江的后记和名字逐渐退出再版的《高玉宝》，郭永江从“帮助修改”到“提供辅导”，最后到彻底退出的过程，均是出于组织上的要求和当时的政治需要。但在他临终前，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声明《高玉宝》是他的著作。王洪林与孟令骞均感慨，荒草一生的著述颇丰，然而加一块还不如《高玉宝》有名，但署名权却长期旁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