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政府的自救

浅谈清政府的自救

晚清时期，也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他们提出不同的救国方案，并为之艰苦奋斗，一些爱国志士甚至为了祖国富强的远大理想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与此同时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也曾进行过三次自救运动，即一、洋务运动；二、戊戌变法；三、“新政”、“预备立宪”。

洋务运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

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对清朝军队进行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是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洋务运动的目的，虽然主观上不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束缚，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人才，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新路。

洋务运动所固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是在于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反对和抵制。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封建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桎梏下，有的瘫痪停办，有的被帝国主义吞并，有的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第三，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观念，轻利重义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依耐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

运动、爱国救亡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虽然被西太后扼杀了，但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

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和巨大的历史意义。第一，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西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的教训。签订《辛丑条约》后，慈禧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革已经超出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第二，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戊戌变法失败后，支持孙中山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第三．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1)变法理论更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法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应该大变、全变。 (2)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维新派只敢讲“民权”，不敢讲“民主”，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充分发展起来了。 (3)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戊戌变法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第四，成为五四新文化的前奏。戊戌变法后。新式文化事业的勃兴使国内出现办学热。

戊戌时期时期，维新派为了对人民进行“启蒙”，曾提倡白话文和“小说界”革命。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报刊更多地出现，白话文得到了更好的提倡和使用。除

了“小说界”革命外，维新派又进一步倡导“诗歌界”革命、曲艺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这些都开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所以，严格地说，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是从戊戌变法时期开始的。从历史背景上看，戊戌变法是在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危机的情况下开始的，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帝国主义对中国掀起了瓜分狂潮，民族危机空前，《马关条约》签订时出现的“公车上书”成为变法的开始。所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是变法的直接目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变法是爱国的。是进步的。从变法的内容和思想主张看，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政治上要求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从历史发展的潮流来看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它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从变法的过程上看，上书、演讲、办团体，宣传变祖宗之法，兴民权，学西学，这样必然要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斗争，在同顽固势力斗争中，新的思想观念、时代风气得以传播和推行。所以说，戊戌变法是中国的一次思想解放潮流，许多遗产成为留给后人宝贵财富。

晚清政府立宪，本意是指通过市定宪法，废专制、开国会、限君权、兴民权，完成从传统专制政体向现代立宪政体的转化。虽然有识之士一直在为促成晚清政府立宪而努力，但立宪制度的健康运行有赖于一系列复杂条件

的相互依存，这些条件并不以人们的主观爱好而产生，它们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生成并走向成熟的。这些条件内隐于立宪制度中，并不如其功效般易于为人所了解，对于当时由四书五经熏陶出来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难以了解的。他们并不知道立宪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以为只要在中国实行立宪制度，立宪制度就可以在古老的中国土地上茁壮地成长起来，并发挥与西方社会同样的功效，革命党消弭，民族危机缓鳃．皇位亦可世袭罔替，以至于“能公是公非．万人一心，上下同德，以守则固，以战则克，以谋内政，是以偏私之见，以谋外交，是以杜贿赂之源”。可事实并非如此，立宪制度需要适当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的配合，而当时的中国根本无法为立宪制度提供这些基础条件。在西方，立宪制度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成熟而成长起的。而在当时的中国，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民族资本宅义非常弱小，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成长为自为的阶级。清政府实行预备伊宪，只是自救的无奈之举，远非民族资产阶级成长起来后对专制政权的“正当之要求”。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力量和勇气与王权做斗争，他们只是政治变革的附和者。虽然20世纪头十年各种思潮风起云涌，颇为壮观，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思想真正地扎下根来，对中国一般民众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而没有一定

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的支撑。单靠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的鼓与呼，立宪制度是不能成功的，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如果从当时中国社会的要求看，如果与同一时代进行改革的日本等国的成就相比较，就不能不认为清政府的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之所以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从国际形势或国内形势看，由于清政府的一误再误，已经错失了改革的最好时机。至20世纪初年，太沉重的民族危机、太尖锐的社会危机，以及飞速发展的社会思潮，与清政府这架政治机器的陈旧、锈坏和运转不灵之间的反差太大，清政府主持的改革已无继续推进至成功的可能。也正因为它的不成功，正因为它已没有再向前发展的可能，才会被更高层级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