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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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

今天看到我国教育部长对《楚天都市报》记者小学三点半放学现象的回复的视频,感到一言难尽,

记者问:

“我们关注到一个现象,现在的小学放学时间越来越早了,有的小学甚至下午三点半就放学了,这个时间对家长接送孩子是一大难题,请问家长们的困扰如何解决?”

陈部长的回答有三点:

1:三点半之前孩子的责任是学校的,三点半之后的孩子是在家,这个责任是家长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让各省自行摸索,“各走各的路,各出各的高招”,然后总结优秀经验推广,看了下陈部长提到的“可行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四个案例,上海是中小学三点半到五点做校后服务,北京是三点到五点开展课外活动,南京是弹性离校学校进行托管,广西利用社区资源解决托管。

全部是课外活动和托管,没有描述涉及学习的内容。

2:“三点半问题是个小问题”“三点半到五点托管孩子了,老师的劳动时间加长了,负担加重了”,要考虑成本怎么出,法规政策怎么改,还要进行研究。3:“有人说,学校把这个事情不要垄断了,可以把社会力量引到学校去”

怎么样依靠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进一步探索。”

最后总结说:

“年轻的父母们认为,这是党和政府给他们的大红包”。

作为一个年轻父母,我真的不觉得这是大红包,反而很失望,因为这个回答体现了教育部的总体思路仍然是“减负”。

教育部不统一行动,让各省各走各的路,各地区迫于家长呼声搞学校托管,还只到五点钟,哪个家长五点能到校接孩子?

并且这段时间学校也只是提供校后服务和课外活动,不组织学习。

不仅如此,还很贴心的考虑到这样做会让老师的劳动时间延长和负担加重,所以还说有人建议探索依靠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社会力量会是免费的吗,家长的负担是不是又会加大了?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教育减负的总体思路,已经出现了极大的负面后果

1:丧失了优势的中国奥赛队

就在大约一个星期前的2018年2月23日,

教育部还发了一个《十项禁止》的通知,

包括严禁学校自行组织选拔生源考试;

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

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等等。

不让中国孩子学习高难度的知识,怎么选拔和识别天才呢?你在放松的时候,别的国家可没有放弃。

IMO(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号称数学世界杯,从2000-2014年的15年里,中国获得了12次冠军。

然而从2015-2017年,中国已经破天荒的连续三年未夺得冠军了,2015年的世界冠军是美国队,2016年的世界冠军依然是美国队,2017年的世界冠军则是韩国队,而且韩国人拿了170分,中国队只有159分。

我在之前的文章反复写过,全球所有发达国家里面,发展速度最快的就是两个,一个韩国,一个美国,而这两个国家在IMO数学竞赛包揽了过去三年的冠军,他们极为重视数学竞赛,这是偶然吗?

一个年龄段的孩子,总有5%,10%的出类拔萃者,把他们培养成才对社会的贡献远远大于普通人,不通过选拔的方式识别出来,不让学习高难度知识,这不是让他们泯然众人,白白浪费了天赋吗?

2:陷入教育竞赛,教育负担猛增的家长

每次和朋友同事聚会,总是会聊到孩子的教育问题,不久前组织的一个活动,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都给自己的孩子报了多少课外辅导班?答案是有点意思的,大多数人都报了四个左右,什么英语,美术,舞蹈,钢琴,数学之类。

当然了,这些辅导班都不便宜,一个月几千元人民币很轻松就花出去了,真的是不小的负担,深圳各个小区的商铺店面,仔细一看都会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和学习班,可见业务之红火。

不只是平时,一到周末,家长们就带着孩子游走于各种辅导班之间,疲于奔命。自从中国开始给学生减负,学校从教育领域往后退以来,中国的家长们是越来越累了,负担越来越重了,各种教育机构大赚特赚。

下图是深圳某著名教学机构的语文培训班,仅仅是周五—周日进行的小学三年级的语文培训一项,就有高达2854人报名,16节课价格为1600元。

这个价格贵吗,对高级白领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一个在深圳月入6000元的父亲,他每个月能够存下来3000元的话,1600元已经是半个月的工作成果了,而这仅仅是一个16课时的语文培训班而已。

国家的退出,造成私立教育机构不断膨胀

2017年12月新浪教育发布了《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白皮书结合多种数据采集方法及渠道,在全国范围学生家长中收集了有效样本5万余份调查。教育支出已经占到了中国家庭支出的20%以上,其中在小学+中学的12年中,课外辅导费已经超过了学费和生活费成为第一大支出。

不仅如此,现在深圳比较知名的课外培训机构,进去是要考试的,通不过的人家还不收,不仅如此,由于课外培训机构发展迅速,可以高薪吸引优秀教师加盟,已经出现了课外培训结构的教学水平反超学校的趋势。

国家从教育领域退出了,唯恐孩子掉队的中国家长们开始了教育投入竞赛。

多年前我在菲律宾的时候,客户带我在首都马尼拉的一个餐馆吃饭,路过市区的好几个小区,只见高墙铁丝网保安,一个比一个戒备森严,客户说当地治安不好,政府无能力保证治安安全,所以富人区自行解决安保问题,唯恐不安全,所以安保投入一个比一个大。

我觉得这两个太相似了,

国家从安全领域往后退,菲律宾富人没有安全感不断加大安保支出,

国家从教育领域往后退,中国家长们也缺乏安全感不断加大教育支出。

3:疲于奔命的年轻父母和孩子的分化

国家规定下午三四点就放学,好的学校,负责任的老师根本不会放松学生的学习,一样会布置各种作业,一样会安排各种学习。

而有的学校则早早的放学,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大部分本身就缺乏自律能力,如果不去接送让其自行回家,在家长不在的情况下,很多学生聚众疯玩,上网吧甚至去KTV,早早回家的也是看电视玩游戏。

后者往往是比较差的学校,而这些学校其实更应该加强学习来弥补教学水平差距。

年轻父母们也疲于奔命,

从单位到孩子学校接上孩子,送回家再到单位,往往时间一晃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天天这么做势必在公司面临巨大压力,上班脱岗也是不允许的行为,很多时候也根本走不开,只能委托家里老人接送,如果家里老人身体不好,或者不在身边在老家的,根本没有时间接送孩子。又进一步滋生了校外托管机构的发展,又加大了财务支出。

减负已有前车之鉴,为什么我们还要在错误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减负的声音就开始逐渐起来了,素质教育的呼声此起彼伏。各种报纸,电视,杂志社经常发各种素质教育的文章,论证的方式几乎都是类似的,那就是

中国学生太累,累了半天还创新能力不行,动手能力不行,自理能力不行,只会死读书死记硬背,高分低能,情商低。

外国学生都是快乐教育,创新能力强,激发创造性思维,不然怎么是发达国家呢?

我们当年也多少受到了这个思维影响,不过还好有一个非常好的班主任,在当年那个年代,他在课堂上多次花时间跟我们批驳媒体说的素质教育,应该说他的思想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年我们班上大把县城,小镇,农村出来的贫困中学生,如今有的成了香港的大学讲师,有的在上海浦东从事金融业买了房娶了女神,有的在美国湾区从事IT业。

当年的班主任,现在也是学校副校长了,可见我的母校确实有希望。

不过在那以后,减负的风潮和呼声逐渐高涨,最终影响到了国家和政府的决策。

2009年,中国教育部发文提出“小学生在校时间不超6小时”,国家卫生部门也从学生健康角度对学生在校时间作出定量。

深圳市教育局在2013年出台了《关于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指导意见》,明确小学生在校时间不超6小时。

一直到2018年的今天,在我国大部分城市,小学及幼儿园的放学时间多集中在15时30分左右浮动。

减负好不好,日本的宽松教育已经有很好的案例。

日本在经历战后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生活变得逐渐富裕,于是开始出现了要给学生“减负”的声音,对“填鸭式教育”进行批判和反思,认为这样只会培养出考试机器,学生的天性被扼杀,缺乏创造性,基础教育太难培养不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材,于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日本开始了宽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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