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思想的经久不衰

论儒家思想的经久不衰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蓄积深厚，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就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也是世界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粹历经几千年的风雨依然久盛不衰。

从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开始，儒学就融入了思想文化的长河里，历经千百位儒学大师的修正锤炼之后得以发展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但是，儒家思想的发展并没有就此止步。

一、发展历程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种思想文化能否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关键是看它是否能满足社会存在的发展需要。正因如此，不同的朝代对儒家思想持不同的态度，这决定了儒家思想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经济上铁器牛耕的出现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率，政治上周王室衰微，思想上教育和学术逐渐下移，这一切都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使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但是此时儒家思想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原因在于用暴力征服手段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已经成为当时历史的发展趋势，儒家思想不能为兼并战争提供理论依据，因此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秦统一六国后，以法家思想为指导，丞相李斯认为儒生借古非今，会扰乱民心。秦始皇毅然决定焚书坑儒，目的是加强思想专制，为政治专制服务。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因此儒家思想若想得到重视，必须与时俱进，顺应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潮流，否则就无从发展。

汉朝成立以后，诸侯国势力膨胀、土地兼并加剧、匈奴为患等因素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在这一形势下，唯一出路只有采取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加强中央集权。此时的儒家思想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有了新的发展，再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宣扬“大一统”和“君权神授”对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十分有利，能够真实反映社会存在，对“仁政”思想的继承也有利于巩固统治，缓和社会

矛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质是以思想上的统一维护政治上的统一。汉武帝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推动儒学发展，使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并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是把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而形成的，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正统思想，是因为儒学家们能吸取百家之长，不故步自封，善于学习借鉴，更在于他们能够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使之进一步发展。

汉末到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不安，士人对儒家思想产生怀疑，佛道盛行。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严峻挑战。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的想法，对佛老之学进行了深刻批判。北宋时期复兴儒学、抨击佛道之风盛行。同时儒家思想又得到发展。儒学吸收佛、道哲学思想，形成新的儒学体系——理学。它的产生是出于儒学家革除时弊、拯救文化、重树人伦与儒学价值，重建儒学道德的主观努力，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统治阶级利用其中理学中“灭人欲”的教条有力的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其中纲常名教几条绳索把人束缚得更紧了。与其他理学家不同，南宋时期的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明朝时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由于二位都强调内心的修养，因此这一学派也被称为“陆王心学”。心学和理学都是对儒学的发展，都是以儒家纲常伦理来约束社会，维护专制统治，遏制人的欲望。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君主专制空前强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政治腐败。思想家李贽打破对孔子的迷信，针对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说教，强调人正当的私欲。儒学的正统地位又一次遭受动摇，儒家思想又一次面临变革与改造。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和继承，使中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影响后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能够与时俱进并借百家之长不断修正完善，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对后世影响也极其深远。但是，儒学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所以不免带有一些阶级和时代局限性，因此对待儒家思想

一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他根据不同的对象，对“仁”进行不同角度的阐述。首先他认为“仁”的出现有赖于对“礼”的实行，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仁”不仅是个人的修养问题，它也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于是孔子进一步提出“仁者爱人”的思想，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继而要上升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后来孟子把此思想进一步发展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在此基础上，孔子又将“仁”的思想提升到理想社会的高度，强调统治者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爱惜民力，取信于民，而不只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政理想。这里的“礼”是指周礼，如果给这个“礼”赋予新的含义，它就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外对于我国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荀子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作出重大决定时，总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时，儒家思想的坚忍包容、延绵不息、根深蒂固，造就了中华民族含蓄内敛、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形象；礼让为先、睦邻友好、和而不同的文化内涵，也使中国在外交活动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达成了健康和谐的周边关系。

孔子在教育方面主张“有教无类”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从治学的角度，他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提倡“温故而知新”的学习规律，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习方法。从教育的角度看，孔子注重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些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以及对我们的学习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董仲舒借鉴法家思想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有着无比深远的价值，“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社会主义的“大一统”和封建主义的“大一统”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思想的统一性和凝聚性，正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之所在，也是推动中国持续统一的思想动力。

理学堪称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影响至深至巨。朱熹认为格物要由近而远、由浅入要深、由粗到精，重重而入，层层而进。这就启发我

们在学习时要深刻探究知识；要坚持不懈、融会贯通；学与思结合，不懂就问。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学说，强调了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强化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精神。“经世致用”的主旨是反对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强调要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事，这一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顾炎武，他开辟了一代重实际、重实证的新学风。顾炎武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同样激励了现代社会。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等都是对这一精神的体现。

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伸向未来，在正在消失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够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在现代也是一样，儒家思想本身的双重性和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决定了它能够随着历史的潮流与时俱进，在不同的社会存在中被赋予不同的思想内涵，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因此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并没有随封建社会的消亡而消亡，相反，它在新的社会存在中又发挥了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