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人权机制的起源：战后欧洲的民主授权》(报告人：葛仲彰)

简评《人权机制的起源：战后欧洲的民主授权》

二战之后，原先属于国内主权和内政的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的范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各种旨在保护人权的国际性和区域性机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联合国体系内，建立了以《国际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核心的人权保护机制；在区域范围内，则形成了欧洲人权保护机制、美洲人权保护机制以及非洲人权保护机制。其中，以欧洲人权保护机制最为发达与完善。在这里，有一个最为基础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各国要建立这样的机制，国际性的或区域性的，来保护人权呢？换言之，人权保护机制的起源是什么呢？

在《人权机制的起源：战后欧洲的民主授权》一文中，作者试图给出自己的解释以回答上面的问题。从逻辑线索上讲，该文由理论框架、理论验证和理论发展三个部分构成。

在理论框架部分，首先，作者界定了什么是人权保护机制以及这些机制的特点。其次，作者提出了本文的中心命题：为什么各国会同意建立相互有约束力的人权保护机制以保护人权？即人权机制的起源是什么？另外，作者通过批判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理论对于该问题的主张，做出了自己对该命题的共和自由主义理论假设，即国家通过做出国际承诺提高国内政策的稳定性和可信度以对抗非民主国家的威胁。最后，作者分析了关于国际人权合作的四种现存理论。

作者在文中并没有对人权保护机制做出一个概念性的界定，但是他指出，“这样的机制包括那些根据《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美洲人权公约》和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建立的机制。”作者接着说道，上述这些人权保护机制在结局与方式上都与其它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首先，人权机制主要不是为了调整跨越国界的社会影响产生的政策外部性而设计的，而是为了使各国政府对其内部行为负责。其次，人权机制一般并不是依靠国家之间的行为来实施。最后，这些机制赋予了个体公民对他们自己的政府的国内行为提出适当质疑的权利。这些特征使人权保护机制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形成的国家主权观念和自由主义理念构成了挑战，其在战后的出现亦被认

为是“国际法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

那么，国家为什么会同意建立这样的机制呢？作者对这一命题做出的假设是，战后支持建立人权机制的主体既不是现实主义所说的大国，该理论主张人权机制的建立得益于大国的强制；也不是理想主义所断言的“基于长期的民主自由制度而形成的政府和跨国组织”，该理论认为人权机制的建立依赖于跨国网络中的跨国组织的游说与说服；而是新建立的民主国家，新建立的民主国家之所以支持建立人权保护机制，原因在于建立诸如此类的机制符合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利益。用共和自由主义理论的话说就是，通过国际承诺可以提高国内政策的稳定性和可信度，从而对抗非民主国家的威胁。对这些国家而言，国内普遍存在政治不稳定的问题，而解决该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自我约束”，即做出国际承诺以约束自己的将来行为。

在转到实证分析之前，作者对国际人权机制出现的四种现存理论——现实主义理论、理想主义理论、现实主义理论与理想主义理论的综合、共和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分析。

现实主义理论，不管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还是新现实主义理论，都强调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首要作用。汉斯·摩根索甚至认为国际政治就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具体到人权机制的起源，该理论强调的是国家在建立人权机制的谈判过程中的权力分配情况。各国在政治功能上都是相似的，唯一的不同在于权力的分配情况。大国在权力的分配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小国弱国则处于劣势。大国可以利用其手中掌握的权力强制其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义务，从而建立国际人权机制。根据该理论，人权机制实质上是大国意识形态的客观化。人权机制的建立和维持都需要有大国的支持，一旦大国衰落或不再支持该机制，人权机制就会随之衰落并走向消亡（“霸权稳定论”的基本观点之一）。

理想主义理论强调国际制度和跨国网络中的国际组织的重要作用。一战之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以及随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就是理想主义者试图通过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解决国际争端的尝试。该理论认为在人权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不是强制（大棒）或引诱（胡萝卜），而是说服。国家之所以接受人权规范，是因为它们认为这些规范在道德

上是恰当的，它们被同样接受这些规范的民主国家所说服。在这个说服的过程当中，国际组织的作用不容忽视，国际组织的积极游说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有些学者同时支持现实主义理论和理想主义理论，他们认为，“有着理想主义价值观的公共利益团体，也许是跨国性的组织，改变着民主大国的潜在偏好，这些民主大国利用它们的优势权力制定和实施国际人权规范。理想主义理论解释了大国的地位；现实主义理论解释了规范的传播。”所以，人权机制的建立既有国际组织的游说说服，也离不开大国权力的强制与引诱。他们预言，政府、各种利益团体和已经建立的民主国家的公众舆论将带头去努力形成和实施国际人权机制，并强制、引诱或说服其它国家加入。

与上述三种理论不同，共和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国家之所以会同意建立国际人权机制，是出于对国内政治利益的考虑。该理论强调的是国内政治制度对于国家做出的国际承诺的稳定性和可信度的影响。根据该理论，国家是否同意建立国际人权机制，取决于政府对两种因素——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主权成本）和减少国内政治不稳定性（国家收益）——的衡量结果。一般情况下，当需要将政府的部分自由裁量权交予一个独立的国际机构时，各国政府都会因为其产生的主权成本而犹豫不定。因为这样的机构可能会通过审查政府的行为并宣布其无效或者不有效执行而否定政府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这种自我限制对于减少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性是卓有成效的，即国家收益大于主权成本，那么政府就会容忍这种主权成本从而同意建立国际人权机制。因此，那些新建立的民主国家，由于国内存在严重的政治不稳定状况，最有可能支持建立人权机制。因为与主权成本相比，减少国内政治不稳定性所得到的国家收益更有价值。相比之下，已经建立的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由于国内政治制度趋向于稳定，对于减少政治不稳定性的需求较弱，所以其作出国际授权时产生的主权成本往往高于相应的收益，所以这些国家往往会反对人权机制的建立。

作者在本文中支持的是共和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在分析了现存的理论之后，作者转入了理论论证。作者在文中使用了欧洲人权公约谈判的例子。

在这一部分，作者从三个方面来论证他在前文所做的假设。一是国家对欧洲人权法院制度设计的两个相关因素——强制管辖权和个人诉权——的态度；二是

国家在国际谈判中所采用的策略；三是国内政策制定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文件记录。

对于第一个方面，作者把参加欧洲人权公约谈判的国家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已经建立的民主国家”，主要包括那些在1920年之前和之后都奉行民主制度的国家。第二类是“新建立的民主国家”，包括那些在谈判期间已经建立并在之后仍然持续的国家，但是仅限于1920年到1950年之间的国家。第三类是“半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

作者发现，这三类国家对于欧洲人权法院的强制管辖和个人诉权的支持程度，并没有像现实主义理论和理想主义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与民主治理的时间成正比。相反的，考察的结果验证了共和自由主义理论的预测，即民主治理的时间与国家对上述两个因素的支持之间呈现出一种倒U形的关系。也就是说，第一类国家和第三类国家，或者民主治理的时间较长，或者民主治理的时间较短，其对于强制管辖权和个人诉权的支持程度都较低，而第二类国家，民主治理的适中，其恰恰最支持这两个因素。

对于第二个方面，作者认为，在国际谈判中国家使用最多的策略既不是现实主义理论所说的强制，也不是理想主义理论所说的说服，而是和自由主义理论所说的妥协。作者认为，在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没有国家会被强制接受对其国内政策施加超出其预期的限制，国家之所以能在条约谈判遇到分歧时最终还能达成条约，原因在于谈判各国都作出了让步和妥协，条约实际上就是方妥协的产物。

对于第三个方面，作者从相关的文件记录中并没有发现国家通过外部强制和引诱来加强人权规范的记录。关于理想主义所说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舆论的说服的证据稍微多一点，但是作者认为，其真实性还有待考究。相反的，大量的证据验证了共和自由主义的解释，即国家同意受国际人权规范的约束是因为它有助于反对来自极权主义者的国内威胁，从而稳定国内民主制度和防止国际侵略。并且，认为欧洲人权公约是反对将来暴政的屏障的主张不是由有着长期的民主传统的国家提出来的，而是由那些新建立的民主国家提出来的，这和共和自由主义理论的预测一致。

通过以上的论证，作者断言，欧洲人权机制的起源，并不在于强制性的权力政治，或者理想主义规范的社会化。相反的，它起源于新建立的民主国家使用国际承诺来稳定民主制度的自我利益努力，即稳定国内政治现状以对抗它们的非民主对手。作者认为，这一理论不仅在人权领域适用，它还可以扩展到其他领域。因此，在理论发展部分，作者考察了该理论对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影响。

首先是对人权起源及发展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说，国家之所以支持建立国际人权机制，原因在于国家通过接受国际义务的约束能提高国内政治的稳定性。这在美洲人权机制，非洲人权机制和联合国的人权机制的谈判中都是适用的。但是，该理论却不能对人权机制的发展作出很好的解释。

其次是在其他领域扩展合作理论。在什么条件下国家会倾向于国际合作呢？共和自由主义理论列举了三个条件：（1）政府害怕将来国内政治不稳定（2）国内政府的态度得到外国政府的一致支持（3）国际合作有助于诱使国内行为者支持现有政策的维持。该理论认为，只要在其他领域，上述三个条件都满足，那么国际合作就会出现。这是对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关于合作理论的解释的一种发展。

最后是它对不加批判地接受理想主义关于国际规范的某些解释提出了警告。作者认为，虽然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现实主义理论在某些领域，诸如人权和环境领域，不能解释国际合作，但是这并不代表理想主义理论就能解释，对国际政治争论进行简单的二分法划分是危险的，不加批判的接受理想主义的解释也是不可取的。在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理论都具有解释力，要建立有约束力的国际承诺，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对本文观点的评述

文章从共和自由主义理论的角度解释了国际人权机制——宽泛点说，是国际机制——的起源问题。该理论认为国际机制的起源不在于大国的强制，如现实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也不在于跨国组织的说服，如理想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而在于新建立的民主国家稳定国内政治现状的内在需求。作者在文中用建立欧洲人权机制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咋看之下貌似有些道理，但是细看之下，似乎又有些令人困惑之处。

我认为，作者在回答人权机制的起源是什么这一命题时所作的假设是可以证伪的。人权机制的起源真的只是因为新建立的民主国家希望通过接受国际义务而稳定国内政治现状吗？我认为不是。在这里，我与作者一样以欧洲人权机制的建立为例。我们都知道，欧洲人权机制的建立始于1949年由10个西欧国家（爱尔兰、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卢森堡、瑞典、挪威、意大利和英国）成立的欧洲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宗旨是促进人权、法治和多元民主。这三者都是当今欧洲的根本价值。欧洲委员会成立之后，于1950年开始着手制定《欧洲人权公约》。该委员会还要求，其成员国必须为实行多元化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的欧洲国家，并且，其成员国必须签署《欧洲人权公约》。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委员会，这个建立欧洲人权机制的领跑者，其创始成员并没有像共和自由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是那些新建立的民主国家。相反的，除了爱尔兰、法国和意大利是“新建立的民主国家”之外，其余的国家都是那些有着悠久的民主传统的“已经建立的民主国家”。可见，支持建立欧洲人权机制的国家主要并不是“新建立的民主国家”，而是“已经建立的民主国家”。

那么，这些国家支持建立欧洲人权机制的目的是什么？真的如共和自由主义理论所说，是为了稳定国内政治现状吗？我认为也不是。如果说那些“新建立的民主国家”尚且有这样的考虑的话，那么那些“已经建立的民主国家”呢？按照共和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已经建立的民主国家”由于有着稳定的国内民主制度，其并不存在稳定国内政治现状的问题，所以它们会反对人权机制的建立。可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前面的叙述中看到，在欧洲委员会中，绝大多数的创始成员国是那些“已经建立的民主国家”，《欧洲人权公约》的主要签署国也是这些“已经建立的民主国家”。既然这些国家不存在与“新建立的民主国家”所面临的相同问题，那么它们支持建立人权机制的目的自然也与“新建立的民主国家”不同，那么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显然，共和自由主义理论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欧洲人权机制起源于何处？

关于欧洲人权机制的真正起源，我个人更倾向于以赫德利·布尔、马丁·怀特和巴里·布赞为代表的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解释。根据国际社会理论，国

家之间的交往形成了一个国家体系，但是有了国家体系并不意味着形成了国际社会。国家体系要形成国际社会，需要在国家体系中存在一套各国都普遍遵守的规范，即我们所说的“国际法”。所以，国际社会是一个权力与法律并存的社会。

首先，该理论承认权力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却不是一个无秩序的社会。但是，国际社会的这种秩序并不能光靠国际法来维持，权力和均势在建立秩序和维持秩序方面仍起着重要作用。这也就能部分解释为什么二战之后西欧各国会积极建立国际人权机制。我们都知道，二战之后，美苏冷战便开始了。当时的西欧各国几乎都实行民主制度，属于资本主义阵营；而东欧国家则绝大多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权力是至关重要的。每一阵营都希望通过扩大己方的权力而压倒对方。于是，西欧各国结盟是为了与共产主义国家对抗。而西欧各国都实行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强调对人权的尊重，所以西欧各国通过建立人权机制而把各国联合起来以对抗共产主义的威胁的目的就很明显了。

另外，该理论也强调法律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二战之后，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的范围，国际人权法得到迅速发展。当时，《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都强调对人权的尊重，这与西欧各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尊重人权的民主传统相一致。所以，西欧国家建立国际人权机制的积极性非常的高。

最后，欧洲人权机制的起源与欧洲国际社会这一观念密切相关。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所谓的国际社会指的就是欧洲社会，该国际社会并不包括亚非拉等广大殖民地。在欧洲人看来，欧洲国际社会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二战之后，欧洲失去了往日的世界中心地位，西欧各国为美国马首是瞻。面对战后的经济复苏问题，各国想到了团结起来，实行欧洲一体化，用一个声音说话。而欧洲一体化的范围甚广，包括经济一体化，文化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和军事一体化等目标。建立统一的人权机制自然也属于一体化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