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唯贤的个故事唯才是举祁黄羊

唯才是举祁黄羊

问题导向

管理者如何看待大公无私？

管理者在用人时怎样举人？

春秋时期，晋国有个叫南阳的地方缺一个县官。

晋平公问祁黄羊：“你看谁可以当这个县官？”

祁黄羊说：“解狐这个人不错，他当这个县官合适。”

平公很吃惊，他问祁黄羊：“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要推荐他？”

祁黄羊笑答道：“您问的是谁能当县官，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呀。”

平公认为祁黄羊说得很对，就派解狐去南阳作县官。解狐上任后，为当地办了不少好事，受到南阳百姓普遍好评。

过了一段时间，平公又问祁黄羊：“现在朝廷里缺一个法官，你看谁能担当这个职务？”

祁黄羊说：“祁午能担当。”

平公又觉得奇怪：“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

祁黄羊说：“祁午确实是我的儿子，可您问的是谁能去当法官，而不是问祁午是不是我的儿子。”

平公很满意祁黄羊的回答，于是又派祁午当了法官，后来祁午果然成了能公正执法的好法官。

思考导向

管理者要重用大公无私的人，因为只有品德高尚、公私分明的人，

才能用客观的标准去举荐贤德。

管理者在用人时要不计前嫌，举贤不避仇;不怕闲言，举贤不避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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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用人及纳谏的故事

唐太宗用人及纳谏的故事谁有本事就用谁有一次，唐太宗要给功臣们封官赐爵。他让人宣读事先写好的名单，并且说： “有不合适的，请提出来吧。” 唐太宗的叔父李神通打了许多仗，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可一听名单上把自己排在后面，就不服气地大声说：“当初，我首先起兵响应您，东征西杀。可您怎么把我排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后面了？他们有什么功劳？不过就是舞文弄墨，要不就写写划划嘛！” 唐太宗笑了，说：“叔父虽然首先举兵起义，可您忘了？您后来还打了两次大败仗。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出主意，定计策，帮我取得天下，论功劳，应当排在您的前面。您虽然是我的至亲，我可不能以私情加重对您的封赏啊！” 大臣房玄龄说：“秦王府里的旧人，都是皇上的老部下了，那些没升官的，不免有些怨言。” 唐太宗说：设立官职，为的是选拔有才能的人，替百姓办事。不能以新旧分先后。新人有才干的，就要升官；旧人没有才干的，当然不能提拔。要不然，国家的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呢？”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又是他的大舅子（皇后长孙氏的哥哥），有才干又有大功，唐太宗就任命他作了宰相。长孙皇后知道了，怕别人说闲话，对唐太宗说：“我作了皇后，已经够出风头的了，你就别让我哥哥当那么大的官，免得……” “不。我任用你哥哥，是因为他有宰相的才干，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戚。”唐太宗坚持让长孙无忌当了宰相。唐太宗这几件事办得好。他用人，就用有才干品德好的，不管那人跟自己个人的关系怎么样。虚心纳谏古代人把皇帝能听进不同意见，按正确的意见办事，叫做“纳谏”（纳是接受的意思，谏是规劝的意思）。唐太宗是我国古代帝王中最能纳谏的一个。有个叫元律师的官员犯了法，唐太宗一气之下，决定处死他。大臣孙伏伽不同意，反对说：“元律师固然有罪，可按照法律不能定为死罪。您的处罚太重了，应当改一改。” 唐太宗想了一下，说：“你说得对，要不，我就错杀了人啊！”他立刻改变了原来的决定，还下令把一座花园赏给孙伏伽。可又有一个大臣不同意了，说：“那座花园值一百万钱，这种赏赐太重了吧？”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李世民的用人之道何元茂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被中国传统史学界认定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星皇帝”。盛世局面的形成除了归功于他出众的文才武略，而高超的用人艺术更是关键所在。其用人思想历经重重岁月而光辉不减，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才行并举唐太宗以才行取人的思想，不同于曹操的“唯才是举”，其人才标准更为全面，是兼顾才能与德行两个方面，其中的“行”作为人才标准，则更具有动态性和实践性。唐太宗在人才评价标准上突出德的首要地位，强调人才道德素质的首要价值。德是才的统帅，决定才发挥作用的方向和力度；才是德的支撑，影响着德的作用和范围。无德之才必将对社会造成巨大伤害和损失。弃怨用人唐太宗非常赞赏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举人胸怀。他一贯主张：“只要是真正的人才，即使是子弟和仇人，也不得不举。”宰相是朝廷重臣，任命时皇族是十分慎重的。唐太宗皇帝生涯23年，在先后任用的12个宰相中，有的是前朝的皇族，有的是高祖李渊重用过的人，这些人能为太宗所用，正体现了唐太宗非同凡响的择人标准和胆识。与朱元璋“吾当以投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的用人思想具有相似之处。魏征曾经是李建成的心腹，也是谋害唐太宗的罪魁祸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竟成了他的高参和宰相。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是中国封建帝王时代最理想的君臣关系。魏征病逝，唐太宗亲临吊唁，放声痛哭，并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夫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施恩御人唐太宗常以“亡隋为戒”，任贤纳谏。当贞观盛事已经形成后，回顾自己的用人思想时，他颇有感触地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之初，上书者皆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朕从其语，天下大宁（《旧唐书·魏征传》）。是“威权独运”以用人，还是“布德施惠”以用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用人思想，必然造成不同的君臣关系、上下关系，并且最终造成不同的人脉关系和政治局面，这已为历史所反复证明。唐太宗接受魏征的建议，在用人时除了牢牢掌握权力驱动之外，还大力培植与臣下的亲和关系，即同时运转权力驱动与情谊驱动这两个动因去驾御人才。赏罚分明赏罚乃统军御众之柄。唐太宗在《贞观政要·卷三·封建篇》中强调“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他的堂叔李神通，既是开国元勋，又是他的救命恩人。封官定爵时，李神通不甘人后，李世民当即指出，“叔父首倡举兵反隋有功，救我之命终身难忘。但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你曾全军覆没；刘黑达卷土重来，你又望风而逃。我不能因为你是皇亲国戚就滥行赏赐。”唐太宗在用人治事时，对各级官吏始终严格考察，按照政绩来决定升降，不受诌媚，赏罚严明。为此，他还设立了专门的考功机构，制定了“四善”、“二十七最”的考功标准，以此作为监察官吏的尺度。如器用人唐太宗把用人比作好木匠做家具：“智慧的人取其谋略，愚笨的人取其力量，勇敢的人取其神威，怯懦的人取其谨慎，各种人物要兼而有之。良匠不放弃任何木材，明君不放弃任何人才。不要因为有一样短处就忘掉他的长处，也不要因为毛病而掩盖他的功绩。可以取长补短，人尽其用。”正因为唐太宗对大臣总能用其所长而避其

唐太宗的用人思想及功过

第33卷第2期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 l 33No 22010年04月 Jo ur nal of Y ang tze U niversity(So cial Sciences) A pr.2010 收稿日期:2010 01 16 作者简介:焦兴青(1963 ),女,甘肃民勤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学研究。唐太宗的用人思想及功过焦兴青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治与管理系,西藏拉萨850003) 摘要:唐太宗是杰出的政治家,其雄才大略与贞观之治密不可分。主要从贞观之治出现的历史背景、生产力的发展、唐太宗功绩方面进行探讨。关键词:唐太宗;贞观之治;纳谏;用人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0)02-0349-02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重视历史上经验教训的借鉴,更注重治国方略、用人,他统治时期,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政局稳定、吏治清明、文化昌盛、对外开放等良好局面,史称贞观之治!。一、唐太宗的用人思想具有重视人才理念。深知人才是统治的关键。能安天下者,惟有得用人才!,隋朝被推翻,士族地主受到沉重打击;士族势力衰落,庶族地主势力上升,寒微地主受重用获得参与政事的机会,统治基础扩大;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大批有才干的人形成大唐智囊团,巩固地主阶级统治基础。不拘一格,惟才是举,数次颁发诏书求取人才。他用人不避仇怨、门第、民族、兼收并用, 量才受职!;用人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 君子用人如器,各随所长。自古人君致治,难道能借才异代么?患在自己不能访求,奈何轻量当世?!;抛弃民族偏见,任用阿史那杜尔等少数民族将领。因此贞观人才济济,为唐朝强盛各显其能。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故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为政之要,惟在得人!。[1] 他胸怀宽广,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杜如晦、封德彝、裴矩、李勣、秦叔宝、尉迟敬德等备受赏识, 房谋杜断!成为佳话,在位23年提拔20多名宰相,庶族出身的超过1/3,重视科举制度,增设科举考试科目,鼓励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善于纳谏,是少有的贤达开明的君王。他认为安定天下,君主切不可独断专行,否则决策错误,导致王朝灭亡。君臣如同源与水: 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1] 认为君善于纳谏,臣敢于进谏,君臣达成默契,则国家兴盛,要达到这种默契,关键在于帝王能明察用人。君正臣才敢直!,其开明是魏征成功进谏的重要因素。他接受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思想,能听取臣下不同意见, 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李曰: 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亦不以为忤!。他虚心纳谏,大臣才敢于进谏,魏征进谏达200余次。魏征逝后他曰: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且殂逝,遂亡一镜矣![2](P154~157) 他警惕阿谀奉承,总告诫大臣: 君主如若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其臣下一定会谄媚他。如若君主失去国家,臣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随朝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全其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定要直言相告,且莫报喜不报忧。!这种居安思危意识使他有错能纠正,把决策失误减少到最低程度。赏功罚罪。他规定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1](P92~98)他以赏罚严明为管理官吏的重要手段,重视考核监督。为使赏罚有据,他重视对地方官

唐太宗事迹

唐太宗事迹篇一：唐太宗善于用人的故事各有所长，各尽其能山东聊城文轩中学张玉英著名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曾说过：“用人不在于如何减少人的短处，而在于如何发挥人的长处”。这一理论在唐太宗身上演绎的淋漓尽致。在一次宴会上，唐太宗对王珐说：“你善于鉴别人才，尤其善于评论。你不妨从房玄龄等人开始，都一一做些评论，评一下他们的优缺点，同时和他们互相比较一下，你在哪些方面比他们优秀？”王珐回答说：“孜孜不倦地办公，一心为国操劳，凡所知道的事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房玄龄。常常留心于向皇上直言建议，认为皇上能力德行比不上尧舜很丢面子，这方面我比不上魏征。文武全才，既可以在外带兵打仗做将军，又可以进入朝廷搞管理担任宰相，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李靖。向皇上报告国家公务，详细明了，宣布皇上的命令或者转达下属官员的汇报，能坚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方面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重的事务，解决难题，办事井井有条，这方面我也比不上戴胄。至于批评贪官污吏，表扬清正廉署，疾恶如仇，好善喜乐，这方面比起其他几位能人来说，我也有一计之长。”唐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话，而大臣们也认为王珐完全道出了他们的心声，都说这些评论是正确的。

从王珐的评论可以看出唐太宗的团队中，每个人各有所长；但更重要的是唐太宗能将这些人依其专长运用到最适当的职位，使其能够发挥自己所长，进而让整个国家繁荣强盛，开创了大唐帝国的雄伟基业，更是为后人树立了用其所长的丰碑。篇二：魏征、马周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李世民：死了都要爱VS死了都不放过你意林20XX年03期“历史碎片” 李世民：死了都要爱VS死了都不放过你 ●马少华魏征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这哥俩儿一个爱提问题，一个爱听问题，都达到了没心没肺的终极境界。然而，让无数人大跌眼镜的是：魏征去世后没几天，李世民就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还把已经答应许配给魏征长子的衡山公主给要了回来。这确实让人很难理解，几天前还如胶似漆，恨不得把对方当镜子，刚死了没几天就立马砸了人家的墓碑，还不顾皇家的脸面公然毁约。不过，从另一个人的事来看，倒可以解释这个问题。魏征死后六年，也就是贞观二十二年，中书令（相当于宰相）马周去世。这马周也是一位很有传奇色彩的贞观名臣。当年李世民搞了一次征文大赛，让大臣们每人写一篇文章，结果武将出身的常何拔得头筹。李世民当然知道常何有几斤几两，要让他写出这么有水平的文章，就是杀了他也办不到，于是就问他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李世民事迹

李世民事迹篇一：(激励学生成长的名人故事)政治家成长故事_盛世君王李世民公元599年，李世民出生在武功郡（今陕西武功）。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他的长兄叫李建成，还有李元吉、李元霸等几个弟弟。李家是陇西人，有鲜卑人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最有作为的君王。他在位期间，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能任贤纳谏，减轻人民的负担，重视维护民族团结，发展西域交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在历史上被誉为“贞观之治”，将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鼎盛时期。另外，他还是著名的军事家、书法家。李世民少年聪颖，胸怀大志。不断的读书求学使他逐渐具备了不凡的气概和胆略。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年仅十六岁的李世民应募勤王，崭露头角。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李世民随从来到晋阳（今山西太原）。这时隋政已衰，天下大乱，李世民便广交英雄豪杰，积极招兵买马，准备举兵反隋，夺取天下。他的密友、晋阳县令刘文静因受瓦岗军首领李密株连，被捕入狱。李世民以探视为名，与他在狱中拟定了招募兵士、西入关中、创立帝业的起兵计划，并将这个计划转告给了李渊。李渊在晋阳起兵以后，李世民与其兄李建成分统左、右两军，并肩作战，于大业十三年十一

月攻克长安。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因功被拜为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进封秦王。李世民实为唐王朝之开国皇帝。武德元年（618）三月，盘踞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薛仁果父子率部进犯关中，李世民奉命率兵征讨。将其击败。薛仁果投降后被处死。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称王称帝的很多，鹿死谁手一时还很难预料。年轻的李世民领兵出征，开始了统一之战。经过多年不停的征战，李世民终于率领唐军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公元621年，李世民带着盖世无双的战功，回到长安。他的声誉、威望超过了太子李建成，引起了李建成的妒恨。为了保住太子的地位，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联合起来，一同对付李世民。而李世民既然名气“奄有四海”，也并不掩饰自己想当皇帝的欲望。两大集团之间终于发生了殊死决斗。公元626年6月，李世民在长安玄武门设下伏兵，一举诛灭了李建成集团。当年，李渊退位，李世民黄袍加身，尊为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平定天下，战胜政治对手太子集团而登上帝位，除了他本人卓越超群的智慧和才能之外，更在于他能够识别和使用人才。李世民用人以德才为标准，不分新人旧人和亲疏贵贱，只要有德有才，都根据他们的实际，安置到能够充分发挥他们才能的位置上。李世民又是一个善于纳谏的君主，能随时用隋亡的教训来提醒自己。他对大臣们说，如果君主做事不对，就要勇于进言促使改正。李世民还打破当时传统的门阀观念，继承隋朝的科举制度并进一步固

谈唐太宗李世民名言中的领导决策

浅谈唐太宗李世民名言中的领导决策 “贞观之治”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与作为贞观时期的最高统治者李世民的领导决策有着直接的联系。一、符合国情的治国总方针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唐代地主阶级,都亲身经历了隋王朝由盛到衰,溃于一旦的过程,他们亲眼目睹在反抗隋王朝暴政中人心向背所产生的巨大威力,因而在深为震惧之余,十分重视汲取隋亡的教训。唐太宗与其臣下谈论隋亡的教训,仅记载于《贞观政要》之中的就有近50处。唐太宗曾深有感慨地得出隋亡的教训是:“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蕺。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属,殒于匹夫之手。”显然,李世民已从隋亡的教训中,认识到关键是要以隋的暴政为戒,要注重人心向背。因此,他不但在教戒太子时反复多次以水比喻人民,以舟比喻君子,强调“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谓惧!”而且对臣下一再强调“先存百姓”的重要性。李世民以隋亡为教训,深怀忧惧,面对“百姓凋残,敝于兵革,田亩荒废,饥馑荐臻”的现实,以“安人宁国”为总方针,一方面采取一系列与民休

息,不夺农时,轻徭薄赋,少兴土木,慎动兵戈的让步与改革的政策;一方面则擢用贤能,求谏纳谏,重视法制,整饬吏治,力戒奢靡,使朝野上下形成一种以隋亡为戒的勤谨为政,清廉自律的风气。二、高超的用人艺术由于官吏是执行国家职能和政策的工具,所以,唐太宗一贯重视人才问题。登基之前,在他手下就有著名的十八学士常与他纵论天下,指点江山,成了他的智囊团。贞观元年,唐太宗初登大宝,便对大臣们说:“正主御邪臣,不能治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治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也。”在任用官员时,他很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知人善任,扬长避短。房玄龄长于谋略,杜如晦能断大事,李世民使他们充分发挥才能,珠联璧合,同心辅政,人称“房谋杜断”;魏征敢于进谏,被封为谏议大夫,李世民将其视为知得失的一面镜子;孔颖达精通经学;姚思廉擅长文史;李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温彦博“敷奏详明,出纳惟允”;戴胄“处繁理剧,众务必举”;王“激浊扬清,嫉恶好善”都是一时之俊杰。李世民均让其各自发挥特长,各尽所能。 2.不计旧怨,真诚相待。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谋士,曾劝李建成尽早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把魏征召来,当众斥责魏征离间他们兄弟俩的关系,周围人都为魏征捏了把汗,但魏征神情自若并说太子若早听他的话,就不会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贞观之治的君明臣贤 ——《贞观君臣论治》读书札记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唐太宗一生文韬武略才华出众，在位期间，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民族融合、国力强盛，平定突厥，各国来朝，一手创建了著名的“贞观之治”。这盛世局面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唐太宗个人的文才武略，更是源于他出众的用人之明。具体来说，就是四个字：知人善用。首先，唐太宗善于知人。魏征果断敢言，正直进谏，不畏权威，但缺乏处事的圆润；岑文本性情敦厚，文章辞藻华丽，内容丰富，但有些不切实际；长孙无忌待人接物聪明敏捷，处理事务圆润得体，但领兵打仗不是他的长处；马周遇事果断，性格忠实正直，评论衡量别人能秉公直言；褚遂良有才识学问，性格坚强正直，竭尽忠诚。唐太宗对于的评价都非常中肯，而且符合实际，不能不说是有知人之明。再者，唐太宗善于任用人才。主张用人取长补短，兼而用之。唐太宗能正确对待人才德行能力的差异，认为每个人都有其长，也有不足之处，在使用时要尽量发挥人才的长处，避开其短处，尽量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贞观初年，共同掌管朝政的房玄龄和杜如晦，深得唐太宗的信任，他们的长处是多谋善断，史称“房谋杜断”，而短处是不善于处理杂务琐事。太宗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才，贞观三年分别擢升为尚书省左右仆射，成为唐太宗的重要辅佐大臣。而对于李靖、李勣两元大将，则长期让他们握有重兵，驻守边关，为唐朝政权的巩固立下了特殊功勋。贞观年间，唐太宗对各种人才都能量才而用，使大批的文臣武将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才华。所谓君明臣贤，有了唐太宗的知人善用，便有了贞观时期的人才辈出，这些人才在贞观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建功立业，从而推动了贞观之治的发展。其中，对“贞观之治”起作用最大的当推魏征。他不仅向太宗提出施政方案，还不断督促唐太宗切实实行。十几年间，他以直言进谏为己任，成为唐太宗的一面镜子。在太宗击败东突厥志得意满时，他提醒太宗居安思危，在太宗晚年政治退后时依然勇敢进谏，保证了贞观时代的稳定发展。在贞观时期的宰相中，另一位不得不提的人便是房玄龄，在宰相位上十四年，人称贤相，堪比萧何，与魏征不同，他不是经常谏诤，而是亲身实干，总理六部，统领百官，是一位不

浅谈唐太宗的用人策略与现代基层用人体制

浅谈唐太宗的用人策略与现代基层用人体制武定县发窝中学教师杨天会【摘要】唐朝前期是盛产贤明君主的时代，特别唐太宗更是一位明君。他统治下的大唐帝国在经济、社会和用人策略等方面的佳话世界有目共睹；励精图治的治国策略也备受后人推崇，而在选才用人方面的独到见解对现今中国基层政权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关键词】唐太宗用人策略基层政权用人体制一、研究的历史背景唐朝（公元618年—907年）是由唐高祖李渊建立起来的强大王朝，它与汉朝同成为中华民族兴盛的两个时代，并以其前所未有的辉煌与繁荣开创了中国繁盛的新纪元。隋朝末年，当隋炀帝四处攘乱之际，驻守太原的唐国公李渊率大军进军关中，并于公元618年称帝建国，年号武德，建都长安，开启了李唐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高祖李渊登基后立即着手消灭其它各部反隋势力，先后击败上邽（天水）的薛举，薛仁杲；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等反对势力，实现了统一大业。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李渊次子李世民在大臣尉迟、敬德、段志玄、长孙无忌等人的帮助下，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诛杀了与自己对立的太子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进而迫使其父李渊退位。同年八月，秦王李世民在大多数朝臣武将的拥护下继皇帝位，改年号贞观，是为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皇帝之一。贞观二年，太宗命兵部尚书

大将李靖讨伐突厥，大获全胜。从此消除了西域各族对中原的威胁。与此同时，太宗皇帝启用贤能人士，由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为宰相，辅助处理国家政事。在其统治下，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改革，使大唐帝国空前繁荣，史称“贞观之治”。在他执政的23年中，他始终把“选贤任能”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在贤臣的大力辅佐下，加上他本人的政治才干，以致他统治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成就了“文景之治”以来的又一盛世“贞观之治”。唐朝盛世局面的出现与唐太宗巧妙精明的用人策略是分不开的。本文就唐太宗的用人策略以及对现今基层用人管理的借鉴作用作简要的论述。二、唐太宗时期的用人策略 1.选用贤能人，所使用的人必须德才兼备以战功作为选拔官员的衡量标准是唐朝初年选用能人的主要标准。换言之，在唐朝初年只要你在战争中立了大功，就可以授官晋爵。这是以秦朝“军官爵制”的武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唐太宗不一样，他选用贤能人的标准是必须德才兼备，尤为重视所用人的道德品质。唐太宗认为德才兼备的人是亲民之官，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他认为：“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在他选人用人的标准中，认为如果误用了缺德无行的“恶人”，越是有才干，危害越大。据史料记载，许敬宗是一个才优但德行不好的人，终身没有得到重用。由此可见，在选拔人才方面，唐太宗尤其重视人的道德素质，掌握了用人的关键。

唐太宗李世民的生平故事

唐太宗李世民的生平故事《唐太宗论止盗》一文出自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传当时的唐朝鸡鸣狗盗之徒甚多，百姓家家户户都担心夜里有小偷来偷东西，为了治理这一社会问题，唐太宗李世民与群臣商讨“止盗”的方法。唐太宗问群臣要如何解决盗贼猖獗这个问题，有的大臣主张用严厉的刑罚来处罚被抓住的盗贼。唐太宗认为：百姓中之所以会有人去做盗贼，是生活所迫，是因为国家不够富裕，是因为贪官污吏太多。如果我们的国家没有贪官，没有繁重的苛捐杂税，百姓人人都有余粮，吃得饱，穿得暖，那么鸡鸣狗盗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自此，唐太宗开始自上而下的解决这一问题，对上，开始节俭以减少开支，惩治贪官，君主不骄奢淫逸，做官的清廉，百姓自然不用多交赋税来供养这些人;对下减轻百姓的赋税及劳役，兵役，百姓生活富足，自然不用以偷盗为生。推行这些政策几年后，唐朝社会治安秩序井然，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可见唐太宗推行的这些政策是从根本上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后来唐太宗常对身边的侍卫说：自己不敢过于放纵自己的欲望，因为君主的欲望通常都要百姓来承担，国以民为本，剥削百姓供养君主，国家也会随之衰弱的呀!后人将唐太宗止盗的理论记录下来，《唐太宗论止盗》成为了历代君王拜读的治国之道。唐太宗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在他的统治下，唐朝民风开化，经济繁荣，一派祥和，直到今天，我们提及他的“贞观之治”都不免感叹当时的盛况。而唐朝之所以能如此昌盛，与李世民爱民如子息息相关。其中唐太宗吞蝗讲的就是他爱民的一个典故。有史料记载，贞观二年，长安城里大旱，长时间的大旱必然引发虫灾，果然不久四处便开始闹蝗虫。李世民进入百姓的庄园看粮食的受灾情况，看到蝗虫遍地，便捉了几只放在手心，对着手心的小虫子说道：“粮食是百姓的根本所在，你吃了粮食，百姓就会挨饿。百姓如果有什么罪过，应当是我这个一国之君没有做好，应该由我来承担，如果你能显灵的话，就吃我的心吧，把粮食还给百姓!”说罢，就要吞下蝗虫，群臣阻拦，说万一吃了生病呢!唐太宗说：“我愿意承担百姓的所有灾难，小小的疾病怕什么?”说罢不等群臣开口，就将蝗虫吞了下去。说来也算离奇，自此蝗虫不再成灾，而唐太宗吞蝗的事迹却流芳百世。虽然这个故事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是也从侧面表示了唐太宗爱民的形象。唐太宗吞蝗事件中唐太宗对蝗虫说的那些话将唐太宗以民为本的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将一个国家的君王的形象烘托的高大伟岸。在国家有难之际，唐太宗首先想到的是人民，担忧的是民生，无怪乎当时的百姓对唐太宗如此的爱戴了!

论唐太宗的人才观

论唐太宗的人才观唐太宗李世民( 599-649) , 中华帝国千古一帝, 唐代第二位君主, 唐高祖李渊之次子。世民出生于武功( 今陕西武功西北) , 儿时曾有相面先生预言说, 此子将来必能济世安民, 因以为名。隋炀帝大业十一年( 615) , 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 今山西代县) , 年仅16 岁的李世民应募勤王, 崭露头角。大业十三年( 617) , 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 李世民随从来到晋阳( 今山西太原) 。这时隋政已衰, 天下大乱, 李世民便广交英雄豪杰, 积极招兵买马, 准备举兵反隋, 夺取天下。武德九年( 626) 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秦王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 发动“玄武门之变”。两天以后, 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八月, 唐高祖禅位而为太上皇, 李世民登上帝位, 是为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登基之后, 励精图治, 使唐朝很快出现了经济繁荣, 政局稳定的升平景象。这种景象的出现, 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 而唐太宗卓越的人才观则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归结起来，大概有广开才路、用人之长、用人不疑、虚怀若谷这几点是唐太宗的人才观的集中体现。一、广开才路当下很流行的一句话“21世纪什么最宝贵？人才！”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唐太宗就深深的懂得这个道理，并身体力行的付诸于实际行动。唐初，各种人才盛极一时，贞观一朝人才辈出，并不是说人才是真的多，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关键在于统治者善于发掘和使用人才，使得天下人才为天下所用，帮助天子以创天朝上国。“不

以卑而不用, 不以辱而不尊”, 是唐太宗用人范围的思想基础。他所招揽的人才，不计派别、阶级、亲疏，重用的人才中，既有来自名门世家的李靖，又有曾聚众为盗的薛仁贵；既有从一开始就跟随他打江山的房玄龄，又有从敌人手下吸纳的张玄素；既有出身贫寒的马周、秦叔宝、程咬金，也有曾当过死敌太子建成心腹的魏征、韦庭；还有曾阿谀奉承隋炀帝的裴矩，只要是有用之才，他都乐于启用，结果是这些谋臣学士猛将都在“贞观之治”中贡献了自己的才干谋略。、二、用人之长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即使是人中才俊也都会有他自己的缺点，如果有这些人才的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统治者就要“扬长避短，各取所长”，在实际用人中, 唐太宗充分体现出了“各取所长”这一原则。在朝廷掌权的大臣中, 各有其特点与长处, 却又都不是全才。唐太宗从不责备, 而是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情况, 因人制宜, 分别委以与其长处相适应的职务, 使他们的才智都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用人难，难在善认。唐太宗在这一点却做得恰到好处。例如，唐太宗把房玄龄和杜如晦搭配起来使用。李世民发现，房玄龄能提出许多有见地的谋略，但他不善于选择，很难决定施行哪一条。而杜如晦虽不善于谋划，但精于决断。于是他每次都让两人到自己的居所讨论裁定，房玄龄说：“如果没有杜如晦，我什么也筹划不了。”二人密切合作，同心辅佐太宗，形成了著名的“房谋杜断”的人才结构。三、用人不疑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为了让人才能够敢于发挥自己

浅谈唐太宗用人观,陈聪

浅谈唐太宗的用人观陈聪 1143001407721 [摘要]:唐太宗的领导艺术曾经为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所推崇。早在唐代就有史臣吴兢将其编撰成《贞观政要》一书。" 后之求治者或列之屏风或取以进讲。"其中的许多思想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者来说不仅具有启发作用而且具有警醒作用。既是补药更是清醒剂。 [关键字]：唐太宗人才复制机制战略性贞观盛世，首先是人才感世．贞观人才盛世的出现，在于它的开创者唐太宗“全庶并用，富民同申，新故同进，汉夷并用”，从而起用了大批人才。毫无疑问，在众多的封建帝王中，唐太宗是用人的皎皎者．他的用人经验至今仍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唐太宗贞观之失的教训比“贞观之治”的光环更值得后人深思。首先,唐太宗失德于家,在一定程度上也贻害于国。专制时代的中国以“家天下”为政治特色,君主治国的基础自然是治好家,所以君臣父子纲常伦理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唐太宗即位以后,为了能够长久地稳固李唐江山,不断地反思古往今来历史的治乱问题,尤其是隋亡的历史教训,以求社稷永固、国祚永享,从而形成了他为政以德的思想。他认为:“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见元龟。在隋末战乱中,唐太宗亲眼目睹了强大的隋朝轰然倒塌,短命而亡。唐太宗亲自参加了剿灭群雄、建立李唐王朝的统一战争,这样的经历使他对王朝兴替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为了稳固李唐江山,唐太宗不断反思历史上的治乱问题,尤其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训。在反思过程中,唐太宗逐渐形成了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忧患意识,唐太宗在处理各种治国问题时,如君道、民本、德治等,才制定了正确的方针、策略,并最终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用人问题，历来是一个关系到政权存亡，国家盛衰的重大问题，唐太宗作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总结并吸收历代特别是亡隋在用人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制定出一条正确的用人路线。推行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用人政策使一大批人才集中到他的麾下跟他一道“治乱。本文将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唐太宗用人思想的几个侧面进行分析唐太宗用人能力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纵观贞观朝政不能看出太宗用人问题上有明显的亲厚于原天策府的人。历来史家论及“贞观之治’,先要归功于唐太宗的用人政策.诚然,贞观时期确曾出现了一批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武大臣,唐太宗亦不失为与秦皇汉武齐名的封建统治者。贞观君臣论政之辞,经史书推崇性的记载之后,成为唐以后历代统治阶级的楷模。实质上·唐太宗的用人政策虽较多数封建统治者为积极,但并非如封建史学家所吹捧的那样。唐太宗个人文才与武功都很出众但丛他的用人思想中体现出来的知人善任,唯才是与及用人不疑等方面更为引人注目。唐太宗用人不断吸取前人教训,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用人之道。1、重视人才,德才兼备唐太宗历经隋末大动荡,他深知创业难,而守业更难的道理。何以守业,他认为关键在于得人,特别是忠臣良将。为此他对臣子说“守业之难,方与公等慎之。”他把“进用善人”作为自己终身奉行不渝的三件大事之一。唐太宗深刻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治安之本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人。”他把贤才看是立国、强国的第一要素。他认为贤才以兴天下,只要依靠大批有才干的

唐太宗李世民的领导谋略

唐太宗李世民的领导谋略一代帝王李世民，贞观之治留美名..... --- 诸葛道熹马君：“贞观之治”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与作为贞观时期的最高统治者李世民的领导谋略有着直接的联系。一、符合国情的治国总方针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唐代地主阶级,都亲身经历了隋王朝由盛到衰,溃于一旦的过程,他们亲眼目睹在反抗隋王朝暴政中人心向背所产生的巨大威力,因而在深为震惧之余,十分重视汲取隋亡的教训。唐太宗与其臣下谈论隋亡的教训,仅记载于《贞观政要》之中的就有近50处。唐太宗曾深有感慨地得出隋亡的教训是:“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蕺。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属,殒于匹夫之手。” 显然,李世民已从隋亡的教训中,认识到关键是要以隋的暴政为戒,要注重人心向背。因此,他不但在教戒太子时反复多次以水比喻人民,以舟比喻君子,强调“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谓惧! ”而且对臣下一再强调“先存百姓”的重要性。李世民以隋亡为教训,深怀忧惧,以“安人宁国”为总方针,一方面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不夺农时,轻徭薄赋,少兴土木,慎动兵戈的让步与改革的政策;一方面则擢用贤能,求谏纳谏,重视法制,整饬吏治,力戒奢靡,使朝野上下形成一种以隋亡为戒的勤谨为政,清廉自律的风气。二、切合时弊的一系列重大改革继隋而起的唐王朝,百废待兴。唐太宗继位后,顺应历史的发展,为满足地主阶级的需要进行了全方位的社会变革。 1. 政治上,为了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设立三省制。三省制即中书省负责全国军政大事,代皇帝起草诏令,是决策机构;门下省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令,如发现不妥,可以不批或驳回,是审议机构;尚书省负责皇帝诏令和政策的执行,是执行机构。实质上是将以前封建王朝的丞相之权,分隶于相互制约的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而总于皇帝。三个机构相互监督,检讨政事,以便于皇帝的控制,从而防止草率从事或政出多门的弊端。例如,按唐制18岁丁男要服兵役。

唐太宗用人之道

唐太宗用人之道唐太宗李世民（599-649），中华帝国千古一帝，唐代第二位君主，唐高祖李渊之次子。世民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4岁时曾有相面先生预言说，此子将来必能济世安民，因以为名。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年仅16岁的李世民应募勤王，崭露头角。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李世民随从来到晋阳（今山西太原）。这时隋政已衰，天下大乱，李世民便广交英雄豪杰，积极招兵买马，准备举兵反隋，夺取天下。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秦王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发动“玄武门之变”。两天以后，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禅位而为太上皇，

李世民登上帝位，是为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登基之后，励精图治，使唐朝很快出现了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的升平景象。这种景象的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唐太宗实行一整套比较开明的人才政策则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一唐太宗人才政策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唐太宗即位之初，国内形势并不是很好。一方面，唐王朝是在攫取隋末农民起义果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最后击败刘黑闼起义军是在武德六年，至唐太宗即位不过3年多时间，农民起义的余散力量

同唐王朝统治者之间仍然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另一方面，建成、元吉余党既不甘心也不安心，总想侍机捣乱。武德九年和贞观元年，地方上不止一次发生过局部变乱，这些都给唐太宗政权带来威胁。历史的得失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隋炀帝在治理国家中实行“骄矜自用”的孤家寡人政策，无法使“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对此，唐太宗深有感触地说：“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在时势面前，唐太宗认识到，“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把“用贤才”与“安天下”联系起来，其见解是客观的，同时又是辩证的。应该说，这是唐太宗人才政策得以形成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为了尽快地稳定局势，唐太宗必须恰当地协调和处理好各种复杂的阶级矛盾和

浅析唐太宗的治国思想

浅析唐太宗的治国思想摘要：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其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唐太宗治国思想集中表现于《贞观政要》一书中，本文通过对《贞观政要》中唐太宗治国思想的梳理，探讨其形成的原因、意义及影响。关键词：唐太宗；治国思想；《贞观政要》吴兢（670-749年），汴州浚仪人（今河南开封），唐朝著名史学家。吴兢是个史官，内外居职几十年。开元前期，吴兢以太宗朝的人事为范围，随事载录，编撰成《贞观政要》。全书分类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和身边大臣的政论、奏疏等，是一部政论性的历史文献。关于《贞观政要》的研究，学术界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何彦主编的《〈贞观政要〉——论政宝典》（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论证太宗的政治观点，安立志编著的《〈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概述了太宗的领导特点，扬帆著录的《〈贞观政要〉—帝王权谋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概述了太宗的帝王学等；论文方面：有王家晋的《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的重农思想》（《发展论坛》，1999年5期）介绍了太宗的重农思想，林志华的《浅评〈贞观政要〉中的“居安思危”思想》（安徽大学学报，1985年1期），吴枫的《评〈贞观政要〉》（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1期）对《贞观政要》进行了评价等。一、唐太宗治国思想形成的背景第一，立足社会现状唐太宗即位时，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1]直至贞观初期，社会经济凋弊尤甚：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2]贞观初期，又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贞观元年，“山东大旱”；贞观三年，关内诸州旱，天下大水。为巩固新生的政权，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根据当时社会的现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唐太宗接受了魏征关于治理国家主要在于措施是否得当，是否顺民意、得民心的主张，确立了自己的治国思想。第二，吸取经验教训作为一个十分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唐太宗十分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正所谓“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太宗刚即位就下诏修六部史书。史载，太宗读史成癖，常在“听朝之隙，引见群官，降以温言，访以今古”，或自己一个人“被鉴忘倦，每达宵分”。[3]在实际决策中，太宗常以史为鉴，《贞观政要》中记述了很多这样的言论。在谈到前代帝王成败得失时，唐太宗说：“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已后，心逾骄奢，臣下不敢复言，政道因兹弛紊。而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4]在太宗看来，许多创业之主败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骄傲自大，忘乎所以，闭目塞听，甚至寻欢作乐，结果政道松弛，人心思乱。正因为如此，唐太宗才兢兢业业，致力治道。在论述君臣关系时，他说：“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逢、比干，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5]这就表明太宗认识到了明君暗君是大臣能否尽心谏诤的关键，只有遇到明主，忠贞的臣子才勇于进谏。反之，因担心遭受龙逢、比干的下场，而对君主的过错熟视无睹。因此，吸取先朝经验教训是唐太宗虚心纳谏、孜于治道的重要原因。而吸取隋亡的教训，更是唐太宗励精图治的直接原因。唐太宗在农民起义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一个强大的王朝，由于隋炀帝暴政而被农民起义军推翻的事实。心里产生强烈震颤：“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6]基于这一认识，唐

唐太宗纳谏的故事

唐太宗纳谏的故事他深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明君兼听，昏君偏信。这是大臣魏征跟他讲的。有一次，太宗虚心地问魏征，明君和昏君怎样才能区分开？魏征郑重地答道，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又举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加以论证。他说，古代尧、舜是圣君，就是因为他们能广开言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小人就不能蒙蔽他。而像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这些昏君，住在深宫之中，隔离朝臣，疏远百姓，听不到百姓的真正声音。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们还冥蒙不知。采纳臣下的建议，百姓的呼声就能够上达了。魏征的这些至理名言深深地铭刻在唐太宗的心里。从此，唐太宗便格外注意虚心纳谏。他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提意见的态度如何，只要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他都能虚心接受。这里有一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当时，唐太宗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对于皇帝来说，想要修理一下小小的行宫，本来是小事一桩。可是，有一个小官张玄素，却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这是一道笔锋犀利、击中要害的奏折。但是，小小的张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作昏聩的暴君隋炀帝，冒犯天威。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么？满朝文武都为他捏一把汗。人们都在观察唐太宗的反应。假如不是唐太宗，而是别的皇帝，看到这一大不敬的奏折，当即会雷霆震怒，不仅张玄素人头落地，而且会株连九族。但是唐太宗就是唐太宗。他不仅没有怪罪张玄素，反而下令召见他。此时的唐太宗想进一步地试一试张玄素的胆量，就直问道，卿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比，怎么样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纣王，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这样问，自有深意。不承想，这个张玄素却直截了当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纣一样昏乱。听到这句答语，唐太宗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想，一个小官，敢于冒死直谏，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因此，唐太宗收回了他的谕旨，停止重修乾元殿。并且表扬了张玄素，同时赏给他500匹绢。对此事一直关注的魏征，听到了这个完满的结局，颇为感触地叹道，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这都是因为是有高尚道德的君子说的话呀！这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充分地说明了唐太宗的虚心纳谏。唐太宗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知错必改。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精美绝伦的鹞鹰。他一时忘记了魏征平时说的国君不可玩物丧志的话，就兴味十足地把鹞鹰放在臂上，逗着玩。不料，巧遇老臣魏征。唐太宗一时情急，赶忙把鹞鹰藏在怀里。其实，魏征早已把一切看在眼里，却故作不知。走上前去，特意讲起古代帝王追求逸乐之事，旁敲侧击帝王不可玩物丧志。唐太宗担心时间长了，鹞鹰闷死。但是，魏征说得没完没了，唐太宗自知理亏，不敢打断。结果，鹞鹰还是闷死在怀中。唐太宗知错必改，知人善任，且胸有大志。唐太宗反腐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对左右大臣说，我曾讲过，贪官们无不爱财，其实他们并不懂得应当怎样爱财。就拿五品以上京官和地方官来说吧，俸禄都很优厚，一年所得，数目很大。若受人贿赂，不过数万，一旦败露，官职、俸禄全被剥夺。这岂是懂得爱财？上算吗？唐太宗善于设身处地为官员们着想，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教育他们切莫去做那些将会导致身败名裂、人财两空的贪赃枉法的事情。唐太宗不反对官员“爱财”，但反对他们爱财过度成为贪财，反对“受人财贿”，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他告诉身边的大臣，官员爱财要取之有道，要通过合法途径取得。靠合法收入———俸禄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如果有非分之想，如果贪得无厌，就可能落得“一朝彰露，禄秩削夺”的下场。从官员的私利来说，也是很不划算的事情。他要官员们学会算这笔账。为了加深左右大臣的印象，唐太宗又说，春秋时代鲁国有个宰相名叫公仪休，爱吃鱼，成为一种嗜好，但从不接受别人馈赠的鱼。这样，他就能长久吃到鱼。因为他不接受别人的贿赂，不用担心有一天蹲大牢而吃不上鱼。无论君主，还是官员，都不能贪。如果君主贪婪，必定导致亡国；如果官员贪婪，必定遭致身败。《诗经》写道：“大风有隧，贪人败类。”（见《诗经?大雅?桑柔》，意为大风刮得很猛，贪人败坏族类。）此话诚然不错。唐太宗告诫官员，站得正，才能立得稳。如果有贪

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兵变最荒唐的隐情

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兵变最荒唐的隐情一次偶然的金星昼现为何让见过大世面的唐太宗必欲置人于死地呢？其实早在一年前，也就是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的六月一日与三日，太白金星曾两次于白昼出现，而这次金星的出现却让尚为秦王的李世民濒临生死抉择。红潮网摘编自《广州日报》2012-04-04第B4版，作者：汪瑶，原题：金星昼现促使李世民发动政变金星又称长庚、启明、太白或太白金星，在古代它是一颗让人恐惧的行星，当它出现在不该出现的轨道或时间点上，解释星相的官员便认为灾祸将降临人间。据《旧唐书·李君羡传》载，贞观初年，刚夺得皇帝宝座的李世民听到太史令奏报“太白频见昼”这一可怕消息。太史令解释道这次金星昼现预示着“女主昌”，加上京城谣言“当有女武王者”，这颇让李世民心惊肉跳。李世民联想一个与“武”有关联的“女人”将要造他的反。会是武则天吗？虽然我们知道这种偶然的天相往往会被后来的史家有意附会，但在当时李世民是绝对不会把它与武则天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很简单，贞观初年，武则天还未出生，大约17年后她才会出现在李世民的世界里。但是总要有人对此天相负责吧，于是在经过一番“人肉搜索”后，李君羡便被锁定。李君羡是李世民的从龙之臣，曾被封为武连郡公，又做过左武卫将军，而且据李世民回忆，李君羡曾在一次宫廷宴会上自爆小名为“五娘子”。综上所述，李君羡最终“被谋反”，迅速人间蒸发，死得莫名其妙。荒唐：用政治解读天文现象

一次偶然的金星昼现为何让见过大世面的唐太宗必欲置人于死地呢？其实早在一年前，也就是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的六月一日与三日，太白金星曾两次于白昼出现，而这次金星的出现却让尚为秦王的李世民濒临生死抉择。据《旧唐书·天文志》载，武德九年六月三日，当金星再次于白昼划过长空时，太史令傅奕立马向李渊密奏，称“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李渊思索半晌，还是将这份密奏转交给李世民。在迷信天相与谶言交织的时代，李世民自然知道父亲此举的寓意与分量。李世民没有选择自杀来澄清嫌疑，而是在六月四日直接发动政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并逼迫父亲退位。由于在史料上难以找到太史令傅奕与太子李建成集团有任何瓜葛的证据，可见李世民是颇为相信这一天相背后蕴含的政治意义，这次金星昼现也成为李世民发动政变的直接动机。《旧唐书·李君羡传》称，武则天天授二年，李君羡家属向女皇称冤，武则天为李君羡平反。显然武则天也和李世民一样深信这一天相的“合理”暗示，并庆幸有人替自己挡过一灾厄了。古人迷信宇宙中的天体与人事有密切的联系，可见有多么雷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