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字转繁体字的尴尬

简化字转繁体字的尴尬

游修齡载《深圳特区报》2003，1，19 日，第6 版

簡化漢字从上世紀五十年代中開始推行，到現在已满五十年了，現今六十嵗以上的人，当年讀小學時，學的還是繁體字，五十嵗以下的人都已普遍學習閒化字，越年轻的对繁体字越陌生、直至全不認識。一些古典小説、書籍不得不改用簡體字重新排印，這裡面存在的問題很多，這裡不去說它。重要的是，简化字只限于大陆通行，香港、台湾及海外几千万华侨，以及部分使用汉字的日本、韩国，使用的仍是繁体字，随着对外改革开放，简体和繁体的接触交流频繁，产生原先意料不到的很多麻烦。人民日报等少数报刊不得不专门对外出版繁体字版，电脑上也有简体和繁体相互可以转换的软件，以便交流。但问题依然存在。在海外人士和国内人士共处的场合，采用把部分变动较大的简化字，转换成繁体，以利交流。这种权宜之计，带来了方便，也闹出不少尴尬笑话。

个人偶然接触到的就有“慈嬉太后”转换成“慈嬉太後”；“星转斗移”转换成“星转閗移”；“莫干山”转换成“莫幹山“；“九亿神州尽舜尧”转换成“九亿神洲尽舜尧”；“万里长征”变成“萬裏长征”。“欲穷千里目”变成“欲穷千裹目”。在《李清照》电视剧中，演员把陆游诗句“五千仞岳上摩天”写成“五千仞狱上摩天”；一位书法家，给河南朱仙镇岳飞庙题字，误以为岳是简化字，特意把它恢复成繁体“嶽飛”；有些年轻的书法家，为了显示使用繁体，常常弄巧成拙，把“谁云”写作“誰雲”，有时又把正确的“白髮”，错写成“白發”。书法家如果没有汉文化的根底，光练简化字，不注意兼谙繁体字，一旦需要简繁转换，临渴掘井，随便找个对应的同音繁体字转换，是一定要陷于尴尬的。

遗憾的是，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发行一百张限额的“百年书签”，印刷精美，成为海内外校友争购的珍藏品。谁知竟然也有好些不该出现的常识性错别字，如““桃李芬芳”错成“桃李纷芳”；“直挂云帆济沧海”错成“直挂云帆济苍海”；“坐拥书城，富甲一方”错成“座拥书城富甲一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错为“读

万卷书，行万裏路”。偏偏在这套负责编辑人员名单中，列出主编4 名、设计2 名、主摄影2 名、责任编辑1 名、监制 3 名，出版人2名，电脑制作者3名，共计15名（除去重复者）之多，大家都不愿失此流芳百世的好机会，结果却留下了尴尬。

简转繁所引出的这些尴尬，常常成为报刊文章指摘、讽刺的谈资，公正地说，这也不能全怪错写的人，当初制订简化字的专家们，也难辞其咎。汉字的简化本来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起源于民间，而非官方和读书士人。如《三国演义》流行以后，明朝民间手抄本，即把劉備、闗雲長、張飛简化为刘备、関云长、张飞。五十年代第一批简化字即吸收了民间这些现成的简化字（関又进一步简化为关），因为是历史流行的传统，约定俗成，并不使人感到突然。如果在短短的时间内，用行政手段颁布推行一批“创造”的简化字，因为未经过历史的实践考验，即使通过学校教育、报刊发行，造成畅行无阻的局面，看来已经成功，实际上埋下了各种矛盾。比如海内外交流的隔阂问题，现代和古代文献的沟通问题，繁体古诗词的简化困难问题，以及简体繁体的转换问题等。

简化字的设计和推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急于求成，用行政手段推行本身，即是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一时的成功，带来长时期纠缠不清的矛盾和麻烦。二是简化理论的缺陷。简化必须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凡是规律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约定俗成恰恰是个需要时间考验的过程，所谓欲速则不达，无法毕其功于一役。

推行简化字的理论错觉之一，是认为文字的历史发展趋势就是从繁趋简，加速简化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殊不知文字发展的趋势是遵循着从简趋繁和从繁趋简这两个相反相成、矛盾统一的规律，并不只是单方向的从繁转简。从简趋繁，增加笔划，才能创造大量新生字，以满足日益增长表达的需要；反之，听任笔划过多，不予简化，就会日益繁复累赘。有人专门研究从甲骨文到现代的文字演变历史，发现从简趋繁的字竟然多于从繁改简的字，与简化字的理论恰恰相反。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笔划太少，不可能拼造出很多的字来，所以五划以下的字在全部汉字中，不论简体、繁体都只占极小的比例；反之，笔划在20划以上的繁体字（或简体字）在全部汉字中也只占极小的比例。不论繁简，都以9—15划之间的字数为最多，这是汉字的特点。现行简化字，着意于简省笔划，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如“設”简为“设”（从11划减为6划），孤立地看，简省得多了，可是在常用的词组里，“我设法解决”，很容易错看或错排印为“我没

法解决”。汉字同音字太多，主要籍字形区别，因简化而把字形混淆，是降低了汉字的优点。又如“里”，专指里程，以里为声符构成的字有理、狸、鲤、锂、俚、埋、裏、裡等，简化字用里代替裏（裡），两者意义不同，一带需要转换，便出现上述“万裏长征”、“欲穷千裹目”的笑话。

简化字理论的错解之二是混淆了看字和写字的区别。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是看字（书籍、小说、报纸、杂志、广告、影视等）的时间远远多于写字的时间，即使是作家恐怕也不例外。看字和写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看字要求字体印刷清楚，不要出现错别字、混淆字最为重要。汉字是方块矩阵形的，使用的视力是“聚焦”式的，看“机”和“后”，与看“機”和“後”所化的时间目力同笔划多少无关（英语的拼音字是线形的，视力是扫描的，所化的时间因字的长短而异）。可是看“设”和“没”，“汁”和“计”，“仑”和“仓”，“论”和“伦”，“儿”和“几”，“开”和“井”，“条“和“各”，“乔”和“务”，“归”和“旧”，“历”和“厉”，“广”和“厂”，“风”和“凤”，“虏”和“虑”等，由于简化后字形相似，无形中需要目光稍停，鉴别一下，以免弄错。这些问题当初都没有考虑到。海外人士对简化字最感到头痛的正是这些字。而看“設”和“没”，“倫”和“論”，“鳯”和“風”，“倉”和“侖”，“歴”和“厲”等，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

简化理论所忽视的又一事实是，汉字的手写和印刷是两回事，印刷体与笔划多少无关，手写体汉字，除特别场合需要笔划端正，日常应用的文字如信件、稿子、笔记等，并不需要端端正正，一点一划地写。用行书以至行草都很方便，试看历史人物遗留的手札或现代人的通信文字，用的都是行书，任何笔划多的繁体字，手写时都变成连贯优美的线条。识字、认字、写字是个教育普及的问题，而非汉字本身的问题。

以上所说，并非主张恢复繁体字，这里只是对半个世纪以来过快地推行简化字，给予历史的回顾和述评。简体转繁体的麻烦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为今之计，正如一些专家所倡的，可以考虑“识繁写简”，即在小学课本里、中小学生字典里，在简体字旁附上繁体，老师不教，也不要求学生写，让学生在捎带接触中，有个印象就可。这样一来，以后学生如有机会看到繁体“歴”、“鳯”等字，就自然而然想起它是“历”、“凤”的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