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经济资料-精品

当代中国经济资料-精品

20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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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安庆师范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地区发展差距是一个长期困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难题,同时也是各国区域发展都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差距的持续扩大对一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负面影响。地区差距的产生有着复杂而繁多的影响因素。如经济发展的初始状态、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存量、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及区域经济政策、地缘位置及自然地理环境,等等。建国后,为协调区域发展,缩小地区差距,中央政府先后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2000至2003年实施了两次大的平衡区域发展战略。但总的来说,区域经济仍然表现出非均衡增长的趋势,东部与中西部的地区差距持续扩大。这说明政府仅仅通过区域发展战略的改变、增加投资、优惠区域发展政策等手段是否就可以实现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同,是值得讨论的。

一、中国区域发展政策的演变

上世纪50至70年代,为了摆脱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中央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为平衡区域发展,解决生产力与重

工业资源空间分布的矛盾,中央政府开始向内地倾斜,对内地进行大规模的重工业项目投资。整个70年代中期以前这一段时间,在内地倾斜、平衡布局的战略的作用下,内地与沿海在经济总量上的差异有所缩小。但由于当时的制度环境,各地区普遍出现低效益、高增长的现象,对区域经济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推动意义。因而地区发展的差距并没有明显减小,企业大量内迁反而降低了一些沿海工业省份的发展水平。

80年代初期,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主要表现为:1)投资和生产力布局重点向西部沿海地区转移,实行向沿海地区倾斜的投资与经济发展政策;2)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制定颁布优惠投资政策等,推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外商投资;3)通过下放投资权限,扩大地方经济管理权,实行投资决策分散化政策等等[1]。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沿海倾斜战略实施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在进行另一项重大的体制转变,即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农业比重较高的中西部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更为有利,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由于沿海倾斜战略所带来的区域差异扩大的速度。90年代初,中央政府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这一时期实际上是前期沿海倾斜发展战略在时间上的延续,但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政策倾斜的力度更大,开放的程度更高。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遇使沿海的新兴工业省份(如广东和福建)成为最大的政策受惠者。

沿海新兴工业省份的经济崛起具有双重意义:在缩小了东部地区内部省际之间的发展差异的

同时,也扩大了地带之间的发展差异。

2000至2003年中央政府先后启动了西部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旨在平衡区域发展的一系列发展战略。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中,中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新发展概念,其中的“区域统筹发展”与“城乡统筹发展”可以说是上述三个区域发展战略在决策层面上的一个高度概括。在中国各经济区域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最为落后的。所以,其发展状况也最受关注,同时也是区域统筹发展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因此,国家对西部地区的发展在资金和政策投入上也大大超过中部和东北。自2000年西部开发战略启动以来,国家在西部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辅以平衡收入差距政策、优惠的外资政策、转移财政支付等区域经济政策。在开发的前4年里,西部新开工重点工程50项,投资7 300多亿元;中央财政建设资金用于西部达3 600多亿元;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4 000多亿元。

经济区域的划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政府在“六五”计划中采用传统的沿海与内地“两分法”来反映这种差异性。①到“七五”计划时期，中国政府在传统的“两分法”的基础上，按照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并以此作为国家确定经济开发重点和生产力布局优先次序的依据。在“八五”计划中，中国政府又采用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这种“两分法”，“九五”计划则表述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1999年中国政府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政府又先后实施了东北地区振兴战略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由此就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新格局。

经济的集中化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集中化趋势将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但也会加剧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趋势，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从一些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如果各种要素和产业高度集中在少数发达地区，将容易产生经济“过密”和“过疏”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快速推进所带来的好处将被少数处于支配地位的核心地区所占有，而一些落后地区则有可能出现“边缘化”的危险，而且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在狭小地域空间的高度集聚，很容易产生集聚规模不经济，导致各种要素成本上升，资源和能源供应紧张，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居民生活质量下降。

点线面勾勒中国区域发展新格局

(IUD中国政务景气监测中心观点,<数据中国>2008年3月)

近年来,我国东部、西部、东北及中部“四大板块”均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增速普遍提高。但当前区域发展中差距过大的问题仍十分突出。从经济总量看,目前东部地区人均GDP是西部地区的2.倍。在这种大背景下,今后五年各地的区域发展将呈现什么新的变化和格局呢?根据对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的整理,发现各地根据其经济实力的不同分别以点、线、面战略构筑区域发展新格局。

构面:区域联动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沿海发达地区,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份在这些年都把推进欠发达地区作为区域战略的重点,在这当中,这些地区的区域发展基本形成一个全省联动的格局,即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逐渐推进产业的梯度转移,实现全省的协调发展。

从今年这些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广东省继续加大统筹沿海和山区经济发展,加快建立区域协调发展互动机制,引导珠三角产业科学有序梯度转移,加快山区和东西两翼跨越式发展。江苏的苏北地区将推进南北共建开发区,培育区域支柱产业。浙江优化“三带三圈一群两区”（温台沿海产业带、环杭州湾产业带和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产业带，杭州、宁

波、温州都市经济圈和浙中城市群，浙西南、浙西北丘陵山区）发展布局,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 加快构建杭州、宁波、温州都市经济圈和浙中城市群,推动欠发达地区加速发展,提升区域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山东“一体两翼”战略则把山东的半岛城市群、省会城市群、黄河三角洲、鲁南经济带纳入一个整体发展规划,共同发展。而中部大省河南近几年来把支持黄淮四市等地发展作为区域战略的重点,逐渐与中原城市群产业形成对接。

圈线:城市群战略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目前,我国城市发展体系逐渐走向成熟。除原有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外,中西部的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合肥城市群也开始发挥越来越巨大的龙头带动作用。可以看到,中西部较发达省份已经将圈带战略作为区域发展的主战略,省区内各主要发展城市在一个中心城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线形或者圈形的发展态势,并进一步完善区域各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加强资源整合和产业融合形成结构优化、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相比沿海发达省份的全省联动,中西部的圈带战略,则更突出产业梯度转移的承接及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在全省起到了龙头带动作用。

连点: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形成辐射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对于西部的发展有如下描述,“坚持以线串点,以点带面,依托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实行重点开发”。今年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西部欠发达省区主要以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为主要战略,增强城市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

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来自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

(权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6)

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客观判断和分析差距大小,更加全面了解区域发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摘要]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内涵和外延等方面都有十分显著的区别。衡量和判断发展的不平衡性,除了收入增长、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差距和不平衡性以外,还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人类发展与平衡,尤其是要判断人类发展中知识差距、发展机会、发展能力等方面所存在的不平衡性如何。从发展视角而非简单的增长视角分析不平衡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仅是表现在收入或者消费差距等经济增长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的不平衡性。因此,消除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要解决经济增长意义上的收入差距,还要解决教育、人力资本意义上的发展机会以及发展能力等方面的不平衡性。

一、中国区域发展差距:

经济增长分析视角

(一)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实证分析:收入差距

1.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收入差距比较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则可以发现,收入差距在2000年以前明显扩大,突出表现在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逐年扩大。根据《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分析,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内部收入差距略有加大,东部收入差距最大。从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看,东部地区为0.343,分别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高出20.1、9.6、9.2个百分点。同时,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基尼系数均比上年略有提高,说明它们内部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

2.全国省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分析根据2006年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对有统计数据的31个省(区、直辖市,除澳门、香港和台湾外)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整理,首先,10年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省(区、直辖市)际差距在缩小。199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广东省为7438.7元,最低的内蒙古为286

3.03元,前者是后者的

2.6倍;到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18645.03元,最低的新疆为7990.15元,前者是后者的2.33倍。收入差距的倍数缩小了约10.4%。这说明全国区域开发政策,尤其是西部开发政策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取得了一定实效。第二,10年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前五位的省(区、直辖市)基本维持稳定。1995年,排名前五位的从高到低依次为广东、上海、北京、浙江和天津;到2005年,占据前五位的依然是上述五省(区、直辖市),但是位次在内部有了变化。广东从第一位滑落到第四位,上海北京和浙江依次上升了一位,天津依然保持不变。

第三,10年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后五位的省(区、直辖市)发生了较大变动。199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位最低的省(区、直辖市)从低至高排列,分别是内蒙古、甘肃、吉林、河南和山西;到2005年,从低至高的排位变为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和海南,除甘肃依然在后五位之列外,其他四个省(区、直辖市)名单均发生了变动。

(二)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实证分析:消费差距

1.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地区差距表5反映了1995~2005年,全国部分省(区、直辖市,除澳门、香港和台湾外)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差距情况④。从表中可以看出:

第一,10年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省市间差距相对缩小。199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最高的广东省为6253.68元,最低的是内蒙古,为2482.15元,两者相差约3771.53元,前者是后者的2.52倍;到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最高的上海市为13773.41元,最低的是海南,为5928.79元,两者相差约7844.62元,按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后,按1995年价格水平计算,为6710.82元,前者是后者的2.32倍。消费性支出差距绝对值扩大了约2939.29元,相反,差距的倍数,也就是差距的相对值缩小了约7.94%。

第二,10年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排名前五位的省市基本维持稳定。1995年,排名前五位的省市从高到低依次为广东、上海、浙江、北京和天津;到2005年,占据前五位的依然是上述五省市,但是位次在五省市内部有了变化,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上海、北京和浙江,广东从第一位滑落到第四位,天津依然保持不变。第三,10年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排名后五位的省市发生了较大变动。199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排位最低的省市从低至高排列,分别是内蒙古、吉林、甘肃、山西和河南;到2005年,从低至高的排位变为海南、河南、江西、贵州和黑龙江,除河南依然在后五位之列外,其他四个省市名单均发生了改动。第四,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前五位和后五位的省市呈现明显的区域条块状分布特点。无论1995年,还是2005年,收入排位在前五位的省市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排位在后五位的,除2005年的海南外,基本上都是西部或者东北地区的省份。2.全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地区差距表6反映了1995~2005年,全国部分省(区、直辖市,除澳门、香港和台湾外)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地区差距情况⑤。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一,10年间,全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省(区、直辖市)间差距的绝对值和相对值都在扩大。1995年,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最高的上海为3387.04元,最低的是西藏,为896.80元,两者相差约2490.24元,前者是后者的3.78倍;到2005年,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最高的依然是上海,为7277.94元,最低的是贵州,为1552.39元,两者相差约5725.56元,按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后,按1995年价格水平计算,为4858.03元,前者是后者的 4.69倍。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差距的绝对值扩大了约2367.79元,同时,生活消费支出距的倍数,也就是差距的相对值扩大了约24.1%。第二,10年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排名前五位的省(区、直辖市)基本维持稳定。

二、中国区域发展差距:人类发展的分析视角

(一)科学发展观呼吁人类发展的公平公正

发展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经验都已经证明,经济增长与发展是不一样的,经济增长仅仅是手段,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才是目的,因为全面发展和科学发展包括了经济增长、结构变迁、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全面提升。因此从发展视角来看公平和正义,不仅包括收入分

配的公平公正,更强调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公平公正,换句话说既包括了对增长结果的公平公正的分配,又包括了各种经济机会的公平,社会参与过程的公平和透明等;不仅强调狭义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是否公平,还强调了对公民基本能力的保障、培养和提高,因此就必然包含了对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关注与分配。为此,对于区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公平发展的判断,不仅仅是简单地判断地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而是要更加关注不同地区公平发展的社会共享结果,如公民识字率的提升、预期寿命的增加、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等。

(二)中国人类发展的地区差距

胡鞍钢等人(2005年)对各省市人类发展指数进行了分析,他们分别从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包括人的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总入学率和人均GDP指标合成)和知识发展差距角度进行地区比较分析,提出了中国地区发展中的“一个国家,四个世界”的结论。笔者认为,这个研究结论从人类发展角度分析了中国人类发展的地区差距。研究指出,中国人类发展的“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等高收入发达地区;“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上中等地区;“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第四世界”是中西部贫困地区。这一研究表明,上海和北京两市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2%,但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按照平均购买力计算)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8320美元),分别为高收入国家收入水平(24430美元)的63.5%和40.9%,在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中分别列第45位和第64位。其中,上海浦东1999年人均GDP为25472美元,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30600美元)的83.2%,位居世界第11位。但是中国约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位居世界第140位之后,人口约6.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如贵州人均GDP为1247美元,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790美元),在世界排名177位,与上海相差132位,与北京相差113位,它们是中国的“第四世界”.

三、机会、能力发展与知识发展的地区差距:中国区域发展的另一种不平衡

在知识经济时代,当人们的学习能力和获得知识的多少成为决定一个人是否成功,是否获得人力资本以及由此决定一个人的收入增长和财富分配大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知识的差距便是另一种发展不平衡的必然表现和原因。而且,我们必须看到,知识实际上是一种获得发展能力和机会的重要手段,而知识差距在本质上决定了能力的差距以及收入的差距。中国在不同地区之间除了存在的收入差距、消费差距以及公共服务等各方面的不平衡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差距和不平衡就是不同地区之间的知识差距。

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不仅仅表现在收入或者消费差距方面,这方面的差距仅仅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方面。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看,衡量和判断发展的不平衡性,除了收入增长、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差距和不平衡性以外,还要从发展角度来看,从科学发展角度分析人类发展与平衡,尤其是要判断人类发展中知识差距、发展机会、发展能力等方面所存在的不平衡性如何。只有从经济增长、收入增长、人类发展和知识进步、发展能力提升等方面全方位进行客观分析和判断,才能够科学、理性和全面了解中国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更好地为实现全国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