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

初见秦，就是初次求见秦王。这篇文章又被编在《战国策·秦策一》之中，据说是张仪说秦王，所以认为是张仪所作。而还有人认为是范雎所作、是蔡泽所作，更有人认为是吕不韦所作。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因此，我根据吴鼐所刻的《乾道本韩非子廿卷》（俗称乾道本）作为底本，并根据其它影宋、明刻善本进行诠释。

其实韩非子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确实是秦昭王手下的谋臣没有竭尽忠诚吗？那么，为什么秦昭王手下的谋臣没有竭尽忠诚呢？是赏罚不明吗？显然不是，秦国的赏罚制度向来严明，向来有信，秦国军队之所以所向无敌，最后兼并六国而统一天下，靠的就是赏罚有信。然而自秦始皇一死，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秦国就迅速崩溃了。这也不是赏罚无信，而是民心所向，以及秦国在各地将领的按兵不动所导致的，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韩非子的老师荀子所说的，不爱民，所以要失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秦国历来都是严刑峻罚，从来没有仁爱之心，所以秦国的谋臣们、将领们都不会为秦王决一死战，都不会为秦王作出牺牲，所以他们可以夺得天下，但最终还要失去天下。

按照韩非子所分析的，秦国确实失去了三次称霸天下的机会，但如果秦国真的抓住了机会，是否就能称霸天下了呢？当然，称霸天下的机率是要大得多，能实现称霸天下的愿望。但如果按照韩非子的老师荀子的看法，称霸天下容易，能守住天下，能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那就难得多了

按照韩非子所分析的，秦国确实失去了三次称霸天下的机会，但如果秦国真的抓住了机会，是否就能称霸天下了呢？当然，称霸天下的机率是要大得多，能实现称霸天下的愿望。但如果按照韩非子的老师荀子的看法，称霸天下容易，能守住天下，能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那就难得多了。

本节韩非子又紧接着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力图说明赵国是可以轻而易举的消灭的，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赵发兵击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四十八年十月，韩献垣雍，秦军分为三军，武安君归，王龀将，伐赵武安、皮牢，拔之。”这次秦军从邯郸“罢而去”，发生在公元前257年，当时魏、楚联军救赵，在邯郸城下大破秦军，经过长平之战后，秦相范睢请求许可韩国割让垣雍，赵国割让六城献秦。韩非子认为当时应该乘胜追击，就可一鼓作气占领半个天下。实际上可不可能呢？当然，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历史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韩非子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说服秦王抓紧时机进军中原地区，因为韩非子也看透了所谓六国合纵其实是很脆弱的，根本不堪一击。再加上当时连年战乱，人民百姓已苦不堪言。所以他首先举了周武王克商的例子，当时周国只是商王朝的一个小诸侯国，方圆不过百里，但周武王能一举攻克殷商王朝，并不是依靠士兵奋勇杀敌的精神，而是他抓住了民心；商纣王百万军队中，人人反殷，所以在周国军队行进中，商纣王军队纷纷弃戈反向，加入到周国军队中来，周国军队实际上并没有遇到战斗抵抗，一路顺畅到达殷商王都，商纣王在看到这种形式后，便自杀了。然后韩非子又举了赵襄子拼死抵抗的例子来说明，只要得到人民拥护，即使被围困三月之久，赵襄子的人民也决不会向智伯投降。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民心向背决定着一切，而在人民都不愿意再有战争的战国末期，如果某国能允诺平定天下，安抚百姓，那么，他就会得到所有人民的拥护。因为人民都已经厌恶了战争，厌恶了你争我夺。所以韩非认为，现在的秦国比起当年的周国，形势还要有利，关键就要看领导人的决策。

《韩非子·存韩第二》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韩非子的作品，本文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即韩非出使秦国时对秦始皇的上书，旨在说明秦国不要攻取韩国的意义。之后附列李斯的《上秦王书》与《上韩王书》，是秦国史官连类记录的史料。这是韩非对秦王政的一个责问。在韩非子看来，所谓夺取天下、称霸天下并不是要去消灭所有国家，有的国家应抓住

时机攻打，有的则应采取合作方式。如果不掂量轻重，冒然与所有国家敌对，那显然就是很不利的。而韩国三十余年来就象下臣对待君主一样侍奉秦国，那么，秦国所紧要的就是去除心腹之患赵国，而不是韩国。公元前273年，即韩釐王二十三年，赵、魏两国攻打韩国华阳，秦国派兵来救，打败赵、魏两国军队，此后，韩国就一直依附秦国，到韩非出使秦国，已有三十多年。象这样的附属国，秦国实在没有必要动用兵力，如果秦国真的要灭韩，那么其它还是中立的国家便会与赵合纵，共同对付秦国。这样，秦国就得不偿失了。[3]韩非接着又强调说明，韩国虽然弱小，但在长期艰苦环境中为了保存自己，还是修筑得有坚固的城墙和护城河，并且粮食有储备，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攻克的，如果使战争长年不断，那么魏国、赵国及其合纵联盟国家都会来支持韩国，从而会使秦国陷入战争泥潭，成为各国用兵的目标。韩非的这段分析确实很有道理，这与做人的道理一样，如果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但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却想方设法打击他、诋毁他，那么这个朋友必定要转向另一方，最终使朋友成为敌手。在家庭和企业管理中也是这样，朋友多，路子就多，敌手多，阻碍就多。但我们现代很多人仍不懂得这个道理，对自己的亲人、下属、朋友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根本不考虑对方的感受，最后终于弄得反目成仇，使自己增加了更多的困难。[3]这是韩非对秦国外交形势的一种分析，就单国的力量来说，目前秦国算是最强大的，但是，如果一不小心，各诸侯国就会在危险的形势下团结起来，从而就会对秦国构成威胁。所以秦国应该分清敌我，采取不同的手段来对付不同的国家，只采取战争手法是不对的。[3]

所谓主道，就是君主的道路，君主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呢？本段的中心思想就是“无为”。也就是说，君主不要去有什么作为，君主是干什么的呢？肯定不是搞农业、做工匠的，君主是领导人们的、管理人们的。人们为了生存，必然要做这做那，使自己得以温饱、得以小康、得以富裕、得以安乐，君主就是在这个人群中，维护这个人群的和平共处，维护这个人群不受外来侵犯。所以君主无为，人们才能有为，君主有为，人们就无为了。而君主作为领导人，不显露出自己的喜好爱恶，下面的人就不会有机会去讨好君主，取得不应当的赏赐。所以君主的责任就是发现各种不同才能的人，让他们去各司其职，让人们各得其所，这也就是和谐社会了。韩非在这里论述了为人君者的道路，我们注意到，韩非与荀子一样，对领导人有好几种称呼，所谓“主”者，并不完全指君主，所谓“人主”者也不是完全指君主，他们都是领导人的人。历史发展到今天，情况依然如此，很多领导人毫无顾忌地显示自己的喜怒哀乐，因此很多部下也就会根据领导的喜怒哀乐而行为，使自己得到领导的栽培和提拔。这种状况的发生，就使得在职位上的人不学无术，从而破坏了整个管理大局。那么，按照韩非子所说的这样做行不行呢？能行！所以，这是比现代管理学还要有用的学问。本节是韩非子论述当领导人的技巧，这种技巧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不懂，他们事必躬亲，不信任、不放手让下属去干工作，下属们没有办法，只好不干。这种领导人其实是很笨的，很累的。当事者迷，旁观者清，领导人如果亲自去干每一件事，那么他就会迷陷其中，从而不能掌管大局。如果他冷眼观察部下干事，那么他就能看出很多问题，从而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赏与罚，历来是管理学中的法宝，在现代称为激励与约束。然而现代管理家们，总掌握不好赏罚的度，总会有偷偷摸摸而随便的赏赐，总会有可以赦免的惩罚，这其实是使自己失去威信，使下属有机可乘，使人们产生过多的侥幸心理。

《韩非子·有度第六》是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韩非的作品，作者把“奉法”作为治乱兴亡的关键，用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申述了“因法数，审赏罚”、“奉公法，废私术”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文中提出的“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思想，与儒家“刑不上大夫”的观念正好相反，体现了积极进步的历史意义。有度，

就是有法度。其实法度不论哪个国家都有，关键是掌握法度的人。所以韩非举了上面几个例子，就是想说明，谁真正掌握住法度，谁就能强大。韩非在这里把“依法治理”看得高于一切，确实，在春秋战国时期，混乱了数百年的中原大地，不依靠法治，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生存下去。周朝传下来的淳厚的民风民俗，被膨胀的、畸形发展的私有制冲得一塌糊涂。失去了行为规范的人们只顾着眼前利益而不知道应该怎样行为。所以韩非认为，只有以法治国，用法来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国家才能做到强大。[2]本节韩非继续论述法度问题，确实，在选拔任用人才的问题上，不能仅凭自己的感觉，而要用一定的法度。用规定的法度来衡量人才，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公平地使用人才，才能使各级官员各司其职，为国家着想。本节紧接上节，韩非在论述了用法的标准来衡量人才后，又论述了贤臣的标准。韩非提到的这些人，在《论语》里孔子都提到过、批评过，象陈文子、晏子等人，这些人，从表面一看，很象忠诚、廉洁、仁爱、有智慧的人，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大投机人，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什么都可以干出来。所以，韩非认为，贤臣的标准就是全身心为君主服务，当好君主的左膀右臂。这种说法显然不对，一个贤臣遇到一个昏庸糊涂的君主，他也贤不起来。因为昏庸糊涂的君主只会使用那些投机小人，他根本不知道贤臣是什么样的，他只觉得某些人一天到晚进谏，很讨厌。凤凰既然可以择木而栖，贤臣也会择主而居。所以，认识人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2]韩非在这一节就讲到了诚信问题，谁是贤臣？谁是佞臣？到底是很难掌握的！所以古代君王就使用誓约、盟约的办法，你说你干得好？行！立下军令状，最后来看事情怎么样，好则奖赏，坏了就惩罚。就这样简单！所以，领导人不必去管谁是贤臣，谁是佞臣，谁是小人，只要能干事，就是能臣。这就是现代讲的量才使用。[4]上节韩非谈了诚信问题，本节韩非则转而谈到凡事要有标准。什么是治理、管理的标准呢？就是法律。要以法办事，依法办事，要以法治国，依法治国。以法律为准绳，以法律为规矩，才能把事情办好。所以，在治理、管理上，不能感情用事，不能跟着感觉走。

这里，韩非谈到一个问题，即，法律，是用来打击违法和游于法律之外的私行的；严刑，是根据法令来惩罚违法的。也就是说，法律有一定的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但这只是在大的方面。人们的日常行为不可能都用法律来规定，这一点被韩非忽略了，也被后来的法家们忽略了，直到现在也被忽略了。真正能约束人们行为的是社会行为规范——即民风民俗——风俗习惯，也就是“礼”！人们每干一件事，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是怎样规定的，而是在乎周围亲朋好友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风俗习惯。

所以，人们的日常行为是受风俗习惯约束的，在旧的风俗习惯被冲破、被取消以后，人们实际上是在一个混乱的人群中摸索，依靠自己儿时在家乡、在家庭中学到的行为来行为。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在现代城市中发生冲突，于是人们便茫然了，便不知所措了，便违法了。所以，单纯地强调“以法治国”、“依法治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也就是法家们失败的原因！[2]

韩非子·二柄第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韩非子的作品之一。本文主张二

柄，就是刑杀与庆赏的权力。韩非基于人类趋利畏害的心理，结合历史教训，提出了君主治国要“自用其刑德”的主张，即把刑杀与庆赏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控制臣下的重要手段。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韩非重“术”的思想。所谓二柄，即是两种权柄，就是刑罚与庆赏。这在现代管理学中称为激励与惩罚。人们都喜欢庆赏，那么就需要激励，所谓激励，就是指激发人的动机，使人有一股内在的劲头，朝着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过程。人的行为是由动机决定的，而动机则是由需要引起的。当人们产生某种需要而未能满足时，就会引起人的欲望——想满足这种需要。它促使人处在一种不安和紧张状态之中，从而成为做某件事的内在驱动力。现代心理学上把这种驱动力叫作动机。动机产生以后，人们就会寻找、选中能够满足需要的策略和途径，而一旦策略确定，就会进行满足需要的活动，产生一定的行为。

而惩罚，却是人们都害怕的、厌恶的，而且惩罚往往会造成被惩罚者心理上的创伤，引起对抗情绪、乃至采取欺骗、隐瞒等手段来逃避惩罚。所以惩罚不能简单地改变一个人按原本的想法去做的念头，至多只能教会他们如何避免惩罚。而这两种权力，实际上是领导人的最大权力。离开这两种权力，那么领导人也就没有办法激励和惩罚下属了，也就等于失去了控制力。[3]这一节还是有关于惩罚的论述，韩非认为，超越了职权不行，在职责范围内的事不做也不行，不说自己职权范围内的话不行，说了超越自己职权范围内的话也不行！这就要求人们只说只做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而职权范围外的，则是由君主一个人掌管，从而达到控制群臣的目的。这就是控制的一种技巧，也是管理学中的精髓。[3]这一节就是韩非论述领导人的另一种方法，即——不露声色。也就是不要显露出自己的喜好和厌恶之情。韩非说得是对的，但自古以来，很多人却不这样看。他们一旦上台、掌权，就偏要露出声色来，偏要显露出自己的喜好和厌恶来，为什么呢？好让下属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喜好送来，把自己所厌恶的去掉，然后自己就坐享其成。他们还自以为得计，自以为聪明。殊不知，下属掌握了上级的喜好后，也就会很容易控制上级了。孔子有一段话：“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这个意思是说，在君子手下做事很容易，因为君子有较宽广的胸怀，奉行的是“仁、义、礼、智、信”的原则，能够原谅并理解每个人能力的大小，还能根据每个人能力的不同而量才使用。他们不在乎你是否讨他们的欢心，他们只在乎这件事做得怎么样。而小人们同样的原则则是体现在讨他们喜欢上面，你尽心尽力做事，做好了，他认为你比他强，他不高兴，便百般挑剔；若是做得不好，他则会破口大骂，求全责备，要求与他们一样。然而你要是用不正当的方式讨他欢喜，却又容易了，比如用金钱用女人用小恩小惠等等。他们在乎的是个人心情的高兴与否，而不在乎这件事做得怎么样。孔子这段对君子与小人的刻画，真是入木三分，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我们仍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些君子与小人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在君子手下做事很不容易，因为你必需要把事情做好。而在小人手下做事则很容易，你只要掌握他的喜好，送点小礼物也就行了。[3]

《韩非子·扬权第八》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韩非子的作品之一。本文主要讲扬权，就是高扬君权。本文着重讨论了君权至上的道理，进一步阐述了君主“执一以

静”、“形名参同”、“自执度量”的御臣之术。在该文中，韩非依据老子“道不同于万物”的思想提出了“君不同于群臣”的观念，指出君臣之间有着天然的等级差别，“明君贵独道之容”，强调君主建立独一无二的绝对权威是治国治民的政治原则。扬榷，榷，读(què雀)，《汉书·武帝纪》：“初榷酒酤。”《汉书·车千秋传》：“自以为国家兴榷筦之利。”注：“榷，谓专其利使入官也。”这里用为专营、专卖、专利之意。如：榷茶(由官方专卖茶叶，以独占其利)；榷货(由官方专卖货物而享专利)；榷酤(由官方专利卖酒)；榷盐(由官方专卖食盐)。从韩非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权，是君主的专利，是圣人的专利。圣人、君主，只要掌握了“纲”，纲举目张，一切事都好办了。所以，权力，不能是随便给属下去行使的。这是紧接着领导人的专利讲下来的，上级有上级的权力专利，下级有下级的权力专利，所以，即使上级有了下级的才能，也不能去代替下级做事。同理，下级即使有上级的才能，也不能去代替上级做事。等级差别，是韩非的老师荀子一再强调的，正因为人类社会有了等级差别，人类社会才能够维持下来。如果人人都处在同等级的地位上，也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的组成。所以，各个等级上的人只能按照自己等级的权力办事，不能超越。

权力专一的道路，就是权力的专利，但怎样做到呢？韩非在这里说，一定首先要端正名称。比如下级汇报，某地发生“暴乱”，这个暴乱是两个家庭打架？还是两个家族打架？是民众反对政府？还是民众不满某个官吏？是坏人聚众闹事？还是民众自发？因此，解除暴乱就会有很多种方法，而只有了解清楚事情发生的原因，才能更好地进行治理。所以，名称与事物一定要能相合且相同。而上下级间的汇报与听取汇报，一定要有相互诚信的态度，下级才有可能把话说完、说透，上级才有可能了解真情，最后才能各自行使各自的权力，从而使事情得到治理。不要听见风就是雨，一定要考查事物的原委。如果名称与事物不相同，上级一听汇报就妄下结论，那么事物的治理也就得不到正确的处理，那也就等于上级的权力使用错了，也就等于下级利用了上级的昏庸糊涂而盗用了上级的权力。本节所说的，还是要权力专一，两个问题，一个是智慧问题，不使用智巧，不是很笨吗？怎么能治国呢？这个问题韩非在前面就谈过，无为，就是领导人不要去有什么作为，下属、百姓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活动，必然会有作为，领导人只是在一旁观察，对其所作所为作出判断并决定就行了。

老子对智慧问题谈得很透彻，我们人类现有的智慧相比于大自然来说，仍然很幼稚，人类的智慧现在还处于愚昧阶段，用愚昧阶段的智慧去处理和治理神奇的大自然，必然是要失败的。再一个问题是和同，这个问题周文王在《周易》里，孔子在《论语》中都谈得很多，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领导人是要与人民百姓和同，但要和而不同，也就是说，领导人与人民百姓所思所想是不同的，因为所站的立场、角度、地位不同，领导人考虑的是国，其他人考虑的是家。所以小人与人能相同但不能与人和平共处。领导人与人民百姓要和谐，但必需有自己的思想。如果思想意识都一样了，那么这个领导人也就是一个普通百姓了。[4]《韩非子·八奸第九》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韩非子的作品之一。本文主讲八奸。即对君主权威构成威胁的政治手段与阴谋。作者在着重论述篡夺君权的八种手段之后，又针对每一种手段提出了具体的防范措施。在文章的最后，进一步申述了量能授官、称功赋禄的重要意义。这八种手

段从古到今都有，而且还不止这些，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手段来侵害君主及有关领导人呢？原因很简单，即为了自己的私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确实道出了很多人的心思。是，人都要活着，人都想活着，既然活着，就不应该比别人差，别人有的我也应该有，别人没有的我也可以有。既然想要拥有，就不得不使用手段。韩非之所以列出这些手段，并不是叫人学，而是让人知道，有这些手段在身旁，不可不谨防啊。怎么防呢？学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想要成就一番事业，想要自己生活得更好，就必须要与更多的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因为良好的人际关系会给你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帮助，而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就会使你没有困难；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尊重对方，尊重他的社会行为规范，因为只有尊重他的社会行为规范，他才能接受你；而只有遵守了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后，才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使用最佳行为方式后才能与更多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需要智慧，智慧就来自于学习；在所有为人处事中，保持事物发展的本来面目，就会得到诚信。这就是“仁义礼智信”。[3]群臣中有八种奸邪的手段，但只要遇上明智的君主，他们任何奸邪的手段都没有用，只有老老实实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换得应有的地位和俸禄，干得好的还会有奖赏。而所谓的明智的君主，其实也和普通明白人一样，只要好好学习，就能做个明白人。这些道理都明白了，谁还敢使用奸邪的手段？[3]本节亦是紧接上节，明白人明白什么样事情应该怎么办，所以下属也就玩不出手段。所以，当领导的，做管理的人，不论再怎么辛苦，一定要学习，当一个明明白白的人。否则，下属把你卖了，你还在帮他数钱。这里说明一下，“官”“吏”二字历来混用，讲“官”也是称官吏，讲“吏”也是同称官吏，官吏不分。先秦以前可不是这样，官是官，吏是吏；官是指在君主手下任职的人，且职位有规定。吏则是在官员手下工作的人，虽然也有职位，但不能与官员相提并论。两千多年前韩非就这样告诫过我们，可是我们现代的官员还远远不如古人，什么事情都让秘书、助理、助手、下属去干，自己高跷二郎脚优哉游哉，还自鸣得意，美其名曰：“会管理”！且不知，这些秘书、助理、助手、下属已经掌握了本来属于你的权力，在下面不知干了多少你不知道的事情，你却还被蒙在鼓里。这样，专属于你的权力不再是你的专利。[3]韩非子·十过第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韩非子的作品之一。本文主要讲十过，就是十种过失。作者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出了君主常犯的十种过失，用它们所导致的亡国亡身的惨祸，告诫统治者要引以为鉴。本节是对第一种过错的举例说明，这种现象到现代都有，妻子为了丈夫，下级为了上级，父母为了儿女，往往不顾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和法律法规，为了维护个人小利而破坏国家大利，结果就是伤害了自己忠爱的人。虽然我们每个人站的角度、立场不一样，但为了自己所忠爱的人，我们应该站在他的角度、立场上来看问题，才能避免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如果不顾别人的感受，用我自己的想法替别人办事，那就等于是杀害别人。本节是对第三种过错的举例说明，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社会，都有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任何一个人，也都必须遵守所在社会的社会行为规范。自汉朝以后，由于“文化断层”的原因，“礼”逐渐被单纯地认为是礼仪、礼貌、礼节等用辞，尤其是专指各种祭祀、婚配、丧葬仪式之礼节仪式。其实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礼”字是指广义的社会行为规范之意，只要看《周礼》一书就可以明白，然而在战国末期，逐渐出现了《礼记》、《仪礼》之类的书籍，分门别类地将各种仪式严加规定，于是乎“礼”便成了仪式、礼节的代名词，这当然是歪曲了“礼”的本意。自人类逐渐形成社会以后，人与人之间就有了比较明确的社会行为规范，其实，不仅是人类，

我们现在看动物社会，都有各自的行为规范。那么，遂可以想见，人类初期，同样在各地存在不同的社会行为规范。比如用火、比如狩猎、比如吃食，这些行为规范促使人们的行为趋向一致。人们由此而走向统一，走向团结，以至最后形成有共同行为规范的民族。由于交通、信息交流诸原因，至今人们还保持着各自民族的行为规范----即风俗习惯。所以，一个人要是不想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那么他的行为就会被称为乖僻，那么他就将会不受到欢迎，大部分人不欢迎他，那么人们就会把他推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就是守不守礼的后果。如果我们懂得这些道理，那么我们就会运用智慧，在不违反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的前提下，选择到最佳的行为方式。本节是对第四种过错的举例说明，用现代话来说，这就叫“玩物丧志”。自古以来玩物丧志的人太多了，举不胜举，直到清朝，八骑子弟也就是因为玩物丧志而丢掉了国家。而现在的世界趋势，也都在走向“玩物丧志”，你只要看看“吉尼斯世界纪录”等等这些玩意，就知道人们都在“玩物”而且逐渐“丧志”。[5]《韩非子·孤愤第十一》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韩非子的作品之一。孤愤，即孤独和愤懑。“孤”，指法术之士在同当权贵族斗争时孤立无援的处境，而所谓“愤”，指法术之士面对大臣专权、惑主败法、国家混乱衰亡的愤懑心情。全文围绕当权重臣与法术之士的利害关系、君主对待当权重臣与法术之士的态度，抒发了作者面对“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的现实所产生的孤独、愤懑之情。所谓孤愤，即孤独与愤慨，本节中韩非着重强调了智术之士与能法之士这两种人，这两种人在现代来说，也就是很能干的人，有能力的人，也叫明白人，可是现代这种明白人太少了。大部分人都在稀里糊涂过日子，大部分人对未来是茫然的，没有目标的，是近视的，是自私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断层的缘故。“文化断层”标志着人类社会公理解释系统的崩溃，于是人——每一个地球生物，就只会用对“神灵”（未知领域里的神秘现象）的崇拜（宗教的说理体系），就只会用有限的解释先把自己封闭起来，自造一个心灵的“堡垒”，然后利用有限的知识和狭隘的世界观、人生观对其他人、其它事物、未知事物，对整个世界，对庞大而复杂的人类社会进行种种的自我猜测和解释。面对着现实生活中吉凶祸福等一系列生死攸关的问题，人们自然地以村落、地域和风俗习惯、特定的文化氛围等形成多种多样的解释法则。而由周文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建立起来的社会公理解释系统的崩溃，使历代的中国统治者在维护其利益时，首先是“私有”的，野蛮的，其次才是说理的。在这“文化断层”中，大多数中国人就因为“儒家”思想的被改毁、被窜造而不知所措，于是老百姓们在一家一户的独立的生产单位中，按照自然经济封闭模式而“自得自乐”，在自己狭小的自我中心基点上建构着自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说理体系和生活方式以及梦想着美好的未来。所以现代人就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近视，越来越茫然，人类照此发展下去，将会不遗余力地自相残杀，直至灭亡！本节所说的这种人，就是孔子形容的窃国大盗，他们表面上清正廉洁、公正无私，满口仁义道德，满口为国家为人民，实际上他们已经盗取了一个国家。他们的实际权力已经超过了最高统治者。然而最高统治者还沾沾自喜，整日沉醉于酒色犬马之中，大权旁落仍不自知，直至倒台方才本节还是继续论述窃国大盗，这种人只要存在一天，君主就没有办法醒悟，没有办法治国。这种窃国大盗其实是很有能力的人，只不过他们努力奋斗的方向错了，真正的明白人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安居乐业，为了全社会的安定而工作，为了全企业的利润而努力。窃国大盗呢？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为了自己的家人。这种人，其实在各行各业各单位都有，他们虽然很有

能力，但往往会把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弄得一塌糊涂，原因没有别的，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恍然大悟。这个问题韩非其实已在扬榷中谈过，此乃愤然而发也。《韩非子·说难》选自战国时代法家学派著作《韩非子》，是《韩非子》55篇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说shuì，游说的意思；难nán，困难，说难，即游说的困难。作者韩非子认为，游说的真正困难在于所要游说的对象（即君主）的主观好恶，即“知所说之心”，指出为了游说的成功，一要研究人主对于宣传游说的种种逆反心理，二要注意仰承人主的爱憎厚薄，三是断不可撄人主的“逆鳞”。韩非(前280?-233)是战国末期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韩非子》共有五十五篇，《说难》是他后期的作品。本篇奸劫弑臣，是指奸臣、劫臣、弑臣等几种人，本节则是论述奸臣，这种奸臣就是会迎合领导心意，善于溜须拍马，这种人到现在都非常多。要说人与人之间有共同的取向，那是很正常的，因为世界观、价值观相同。但君主与臣下、领导人与被领导人，其世界观、价值观往往都是不同的。内在的世界观、价值观不同，可是表面上装着相同，这就是奸臣、奸人。所以做领导的，千万不要轻信部下与自己意见相同，除非这个下属很有主人翁精神，很有主人意识。而对于很有主人意识的下属，什么都为主人考虑的下属，那可就要当心了，因为他可以代替你做好一切事情，因而就使得领导人变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这样你就会失去所有权势。当然，有彻底忠诚的人，有至死忠诚的人，但也有假装忠诚的人，而且某些小忠诚会把你活活害死。不可不辨也。本节所述的是弑臣，奸臣、弑臣的产生，关键在于行为于正道不被举用，反而是依靠结党营私的人能得到重用。这就迫使很多人不得不去走邪门歪道，以期得到安乐和利益。从根源上追究，这都是最高领导人的过错。如果一个单位、一个企业的最高领导人那里只有正道可走，那么下属就很难去走邪门歪道。只要领导人有一点点偏私，那么下级就会有机可乘，就会逐渐掌握大权，最后就会杀掉、或废除领导而自立。所以，凡事不要骂下级无能，不要骂下级很坏，因为一切的根源在于领导人自己。本节紧接上节，说到根源了，根本原因其实就在于“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俗之言”，这就要求领导人要有主见，要行正道，那么下级无机可乘，也就跟随着走正道了。走正道能够得到安乐和利益，谁不愿意呢？其实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义礼智信”，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就能得到安乐和利益。本节论述的治国之法，其实中心就是一个，用法治，不用人治。用法治，就是君主自己也要守法，用人治，君主当然首先就可以不守法。然而这个“法治”，到现在仍然很难实行，原因就是每一层领导人自己首先不想守法，因为守法是不自由的，是受约束的，不能随自己的心意说了算。如果每一个领导人自己都想超脱在法之外，那么任何一个单位都是治理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