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回应机制的困境与发展

论我国政府回应机制的现状与发展途径

政府回应是建立在政府——社会二者之间互动关系，是政治领域对社会领域的响应。具体表现为政府对公民、社会的诉求做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必要时还应当定期地、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政府管理模式和职能也在不断转变，原有的统治型行政管理向服务型行政管理转变，政府回应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日益受到重视，也更加强调政府信息的透明、开放和互动。与此同时，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拓展了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激发了与政府互动的热情。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政府回应担任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的同时也对传统的行政模式提出重大的挑战。政府回应如同是一把双刃剑，良性的政府回应能科学、高效地推进政策制定和执行，是行政管理的润滑剂；而冷漠、虚假的回应则使政府与民众陷入对立，影响政府形象，严重时甚至会激发矛盾，引起群体性事件。

一、政府回应在我国目前的实践状况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我国政府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十七大又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求各级提高服务水平、改善服务手段和创新行政管理模式。于此同时，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我国公民个体的权利、民主、政治参与意识的逐渐形成，在新媒体的大背景下，大大激发了公民参与（非正式参与）政治表达诉求以及监督政府的热情。面对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给政府治理带来的巨大压力和契机，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不再是传统的单方面的行政管理，多种多样的政府回应模式创新而生，诸如社会服务承诺制度、公示制度、听证制度、电子政府、市长热线等。

我们要看到的是，虽然现阶段各级政府对政府回应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探索，但是从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来看还远远未达到成熟，无论是从回应意识、回应机制还是行政环境和社会环境来看都还存在着种种不足。

1、传统官僚意识根深蒂固，缺乏服务意识

由于传统行政理念“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政府公务人员的行政理念中缺乏服务意识、缺乏公民本位意识。在具体行政过程中，表现为只顾对上回应，不对下回应，对群众诉求相关推诿、拖延沉默忽视、甚至是用压制诉求的做法。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甚至有可能将矛盾升级到难以控制的地步，2008年的瓮安事件就是一个因回应不及时而引发的群众暴乱的典型。此外，有的地方政府错误地将民众诉求和监督理解成为对政府行政权利和威严的“挑事”，使得政府和社会角色对立，这样的意识出发点下的政府回应往往只是流于形式，甚至将本已显露的矛盾和问题掩盖地更深。

2、回应效率低，且渠道不充足不畅通

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增加政府回应性方面做了一系列的探索，开

辟了诸如政务微博、门户网站问答、公民论坛、市长热线等新兴的回应渠道。但是在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只是政府为了应付相关考核的摆设。以政务微博和门户网站的市民问答来看，相关管理工作人员多为部门计算机信息管理人员并不精通相关政策，难以有效地就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做出准确解答，有的要再去咨询相关人员或请示领导，有的则是根本视而不见，见而不理。

3、政府回应过程不透明、内容过于空乏或晦涩难懂

政府信息除了涉及国家机密外的大部分都是可以公开的，知情权是群众的基本权利。而现在打着“维稳”的幌子，政府往往通过官方媒体垄断了信息，使群众得不到来自政府的权威信息或是真实信息。这样的行为在危机中放大的社会风险——如2003年的非典疫情，同时也损害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此外，从政府回应的质量来看，也是形式重于实质，回应的内容不仅有相当的保留而且晦涩难懂。如政府一直在提的三公经费和预决算公开，由于政府掌握的统计口径因素使得公开的部分与实质发生的支出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公开科目非常笼统，即便是专业人士也难以看懂其中的奥妙。这样的政府信息公开实质上并没有真正地将民众所希望知道的信息公布出来。政府回应的不透明不仅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同时也会使民众因政府对自己的诉求不作为而远离政府，严重地影响了回应机制的完善和发展。

4、政府回应的监督问责机制缺失

目前我国没有系统的、明确的法律规定政府该如何回应公民的批评监督，政府回应与不回应，如何回应是由政府说了算，缺乏相应的

监督与问责机制。如PM2.5超标，民众诉求很明确，然而不少地方政府只是公布了相应数据，而未针对污染等级采取任何的应对措施，民众即便再不满也无可奈何。此外，我国目前现行的绩效评估体制实行自上而下的评估，社会民众被排除了在评估系统之外。公民参与机制缺失，使得问责权利无法落实，使得公民与政府仍处在一个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对等立场，公民监督问责处于“话语权缺失”的状态之中。

二、我国政府回应的建设途径

“善治”是政府治理的发展目标，其本质是通过政府与民众的合作推动政府行政管理良性运行实现两者合作的最佳状态。政府回应是政府“善治”的重要手段，因此建立政府回应机制，增强政府回应能力，以公众的需要和意见为导向制定公共服务政策，并对公众的意见和问题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是推进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

1、改变行政服务理念，提高政府回应能力

首先，政府因摒弃传统“官本位”思想，将行政管制观念转变为行政服务观念，在市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前提下，强调以公众为中心，赋予民众更多的知情权、监督权和选择权，并且积极回应公众的合理诉求并以有效的行动加以满足。政府要积极服务公民社会同时，也不能被民众的需求所“绑架”，政府应不断提升行政管理能力，对于公众的需求具有独立、科学、综合且有前瞻性的分析，进而制定合理的政策并及时给予社会公众回应。

其次，政府回应的效果除了服务理念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职能部门具体工作人员的能力。一个良好而完整的政府回应流程需要具有较高沟通能力以及政策理论水平的工作人员完成。因此，政府应重视公务员综合素质的培养，以“公仆”的姿态和严谨的政策实践能力应对公众和媒体的诉求和质疑。

2、提高公民素质，强化并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

一方面，提高公民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念，有利于公民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表达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并有效监督政府的各项工作，推动政府回应的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制定相应法律制度以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如近年互联网形成了一个超大的政治社会参与平台，但因缺乏相应的规范和引导，使一些民众将网络成为了娱乐性的、发泄性的政治参与渠道，随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辞。还有一部分民众因现实诉求无法实现，将矛盾曝光至网络，以期望通过大众的压力迫使政府回应。因此，保障公民参与权的实现，既要通过各种创新手段合理合法地保证各方面诉求、互动渠道的畅通到位，同时也应通过一系列相应的法律和规范对此加以引导，既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话语权、监督权、参与权，也使得公民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行使这些权利。

3、改革政府组织机构和权利设置，构筑回应机制，拓展回应渠道，完善回应评价体系

政府自身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的也是政府回应不力的一大障碍。简政放权是新一届政府的推进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措施，通过扁平化

的组织机构改革使权利下放，使得基层人员可以高效、自主地以实践构想，并对决策结果负责，从而增强政府回应的能力、效率和质量。

此外，政府通过完善电子政府等创新回应手段、整合政府资源，拓展政府回应的渠道，可使公众利用多种方式渠道表达自身的诉求、评议政府工作并提出问题和建议。政府还应通过健立健全相关法律和回应机制将将政府回应的内容、程序以及问责机制固定下来并将其结果纳入政府政策制定和机构改革，推动政府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政府应该改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绩效评价体系，将民众和社会对政府回应的评价纳入其中，通过体制外部的评价监督，完整现实地反映政府工作成效；通过建立相应的行政监督问责机制，推动政府回应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我国政府和社会对于政府回应都处于一个不断探索的阶段，完善民主治理下的政府回应势必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过程。我们期待通过改变行政理念、提高公民社会素质、规范回应相关法律规范以及重塑政府回应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推动我国政府回应建设的发展，进而实现政府与民众之间实现良好互相的交互关系，建立和谐共赢的政府与社会局面。

参考文献：

1、浅析政府回应性及中国政府回应面临的挑战2004年总第19卷《社科纵横》谭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