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人生专题论文

摘要

在探索和认识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过程中，研究人员总是希望能够解释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即回答社会现象“为什么是这样”或“为什么会如此”这类问题。事实上，也正是在挖掘了社会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之后，我们才能对社会现象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才能对社会现象的发展过程做出有效的干预，以便按人类期望的方向发展，也才能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知识的积累。对于现在愈演愈烈的自杀现象来说，我们应该从哲学的角度正确的加以理解与研究。

关键词:自杀死亡论自杀

引言

据说，在自然界中只有人才会有意识地真正自杀，所以自杀是真正的人的问题，古今的大家，也往往就生死发表各自的看法。“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死的本能的本性是缄默的”，“舍生而取义”这些是法国，德国以及中国对于自杀这一问题的看法，而究竟要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相信大家对涂尔干这个人并不陌生，他是经典社会学阶段三大家之一。《自杀论》的理论思想浩瀚宏博。下面我们看一下涂尔干对于自杀的研究究竟能让我们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涂尔干在研究自杀现象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有两类非社会因素影响自杀率，即肉体——心理的素质和自然环境的因素。而涂尔干的基本观点研究假设是：自杀的原因既不是心理的也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的。这样，他就面临双重的研究任务：1.否证关于社会现象的心理论与自然论；2.实证自杀现象的社会论。无论是证伪还是证实，涂尔干采用的都是社会资料比较的方法。如：许多精神病医生认为，自杀是由精神疾病引起的。涂尔干据此认为，如果自杀真的是由精神疾病引起的，那么这种两种现象就应该在不同的群体中共变，即一个群体的精神患病率越高，自杀率也就越高。果真如此吗?涂尔干首先比较了自杀率和精神患病率在男女两大群体中的变化情况。通过统计资料分析发现，“患神经衰弱的女性任何时候都多于男性”因此，按照因果关系的共变原则，女性的自杀率也应该高于男性。可是根据不同国家的统计资料分析发现，男性的自杀率却是女性的四倍。其次比较了自杀率和精神患病率在不同宗教群体中的变化情况。他通过统计资料分析发现，“犹太教徒中的精神错乱病人要比其他教徒中多得多”，十九世紀以來，對自殺問題的研究方式愈來愈多元化，不像過去那樣只著重自殺的道德意義的抽象探討。法國社會哲學家涂爾幹在一八九七年出版的《自殺論》（Le suicide ）一書，開創了從心理、社會、文化等經驗角度研究自殺原因的進路。此一進路一直到今天仍與各相關之自然學科緊密相連。從心理經驗來說，自殺者的心理狀態很難被完全掌握或歸納。精神病醫生傾向主張，自殺是一種心理疾病，例如沮喪、毒癮、癲癇或由藥物引起的心理狀態等等，使當事人產生自殺傾向。但如果把所有的自殺事件都看成是精神上的病態，則似乎很難避免化約主義的偏頗（Szasz, 1986, 368 f；Pohlmeier, 1992, 1126）。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培（K. Jaspers）基於其多年在精神病院工作的觀察就曾指出：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自殺者明顯有著精神上的疾病（Erlinghagen, 1994, 67）。自殺的社會性心理因素包括「模仿」（例如在常發生自殺的家族中）、向周遭環境求助等。偶爾也發生在宗教徒身上，他們渴望死去，以便進入天上的耶路撒冷。

從社會的分佈來看，大城市的自殺比率似乎高於居住在鄉下者。近年來，十五至二十五歲的年輕人以及七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自殺率也愈來愈高。尤其老年人自

殺已遂的比率很大。以性別論，男人自殺成功的機率比女人高出三倍；但是女人嘗試自殺的頻率卻比男人高。中產階級自殺者也比其他社會層級的人多。總之，經驗統計的結果顯示，自殺之分佈與年齡、性別、職業等似乎不無關聯（Pohlmeier, 1992, 1127-30）。最後，由文化的角度觀之，西歐先進國家的自殺率遠比回教、佛教、印度教等地區來得高。原因可能包含了人際關係的疏離、宗教的遜位以及支配自己生命的現代意識高漲等。至於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相比較，則仍是見仁見智，沒有定論（Pohlmeier, 1992, 1127）。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前社會主義東歐國家自殺率上昇的速度快過西方，例如匈牙利，一九七八年每十萬人有四十一點一人自殺，名列世界之冠（Holderegger, 1993, 256）。

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自杀的意义又有什么呢？我们不能否认自杀就是不好的，消极的行为，我们应该多方面的看待问题。以下只就经验科学、伦理学及生命意义三方面探讨其当代意义。

经验科学的发展，开启了自杀问题在精神医学，社会心理学等方面的探索。研究表明不论自杀或者自杀尝试，一般而言都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结果，而是各种不自由的表现。另一方面，认识否拥有自由，为道德判断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不处于自由的行为，对它所进行的任何道德评价都是没意义的。

判断个别自杀行为的道德意义，固然应该格外谨慎，不过，这并不妨碍伦理学从普遍的观点上探讨自杀的道德意义。今日伦理学把自杀分为义务论与目的论。义务论坚持认为自杀是禁令，是不能被原谅的，是侵犯了上帝对生命的支配，并且违反了爱己爱人的条令。而目的论则是不把自杀看成禁令，人的生命可以自由支配，至少可以容忍人自杀。这是人的基本价值，但是在道德上不可以随意自杀，因为生命是一个极重要的基本价值，是超越一切的基本价值。

不论从心里或者道德角度研究自杀，最后都会触碰到生命意义的问题。生命意义的问题是如何去肯定生命具有永恒幅度或者圆满境界的问题，它不能被化约为纯心里层面的因素，仿佛对于生命意义的肯定与否，只随着人主观上保持乐观或者悲观的态度就会有所不同。就道德实践而言，生命意义的课题有著根本的重要性。杜斯妥也夫斯基借其小说提出“如果沒有上帝，是否一切都可行？”道出了“若生命意义得不到安顿，道德实践也将失去坚实基础”的事实。这个意义下，侯克海默（M. Horkheimer）与阿多诺（Th. W. Adorno）承认，纯理性无法提出反对谋杀的终极有效论证（Horkheimer.Adorno, 1969, 127）。伦理神学家奥尔（A. Auer）也指出，若终极而言人生沒有意义，那么，沒有什麼論證可以要求人不自殺。這些主張的正誤，在此姑且不論，但它們都顯示出：生命意義課題的安頓一方面有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它又不是純理性所能解決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卡謬稱之為荒謬，而有神論者要求信仰的跳躍的原因。對今日生活在俗化世界中的人類，生命意義的問題不但不稍減其迫切性，反而更尖銳地要求人面對它而做出答覆。

就现在愈演愈烈的大学生自杀现象来说，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归路来应对挫折。他们虽然走了，可是对家庭、学校、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却不会随他们生命的消逝而消失。他们对生命的漠视更是深深刺痛着人们的心，也引发了无数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天之娇子们一个个都选择以死解脱？他们那以生命的结束为特点的血的教训带给我们的除了一声叹息外还剩下什么呢？

总结来说，他们自杀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自身。对心理健康知识的欠缺，很大程度上会让他们做出如此的行为；感情方面的纠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其中也不乏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压力以及对生命的漠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