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金庸小说有感

读金庸小说有感

读金庸，是一种享受。

金庸的武侠，中国人的骑士精神，这是一种大仁、大义、大勇、大无畏的精神，这是大智慧汇集而成的河流，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金庸的小说，总有一种邪不能胜正的意念，他总是宏扬一种积极的精神，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刻画的人物中，无不体现着这方面的特点，他心目中的人物时常体现着儒家仁爱的思想。

在《鸳鸯刀》这部小说中，讲述了正邪两派争夺宝刀的故事，只因传说这把宝刀隐藏着一个能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到最后揭示这个秘密，刀上只刻了孟子的一句话：“仁者无敌。”看起来好挺滑稽的，争得死去活来，到最后竟然是这样一句话，但也给了我们信息，作者肯定和向往以仁待人的思想。

在金庸的小说中，有着大仁、小仁的差等，小仁是大仁的基础，大仁是小仁的升华。《天龙八部》中的萧峰要去找慕容博报仇，慕容博提出一个条件，只要萧峰帮他们实现复国梦，他自己甘愿自尽让萧峰报仇。萧的父亲萧远山为之动心，但萧断然拒绝，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因为一己私仇而不顾天下百姓的性命。所以老和尚赞道：“萧居士宅心仁厚，以天下苍生为念，真实菩萨心肠。”萧为母报仇 ,是行孝，是小仁；以天下苍生为念，是价值最崇高的大仁。不仅在大英雄身上体现仁的特点，在反面人物身上也有，《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是杀人如麻的魔头，可她也能对小郭襄生出慈爱之心，我想这便是人在她内心深处的体现，创作时作者也应该是这样着想的吧！

对于道义、正义、公义、侠义基础上友谊的“忠诚”，贯穿在金庸小说英雄侠士思想行为的始终，也是英雄人物的本质特征。在金庸小说中，英雄侠士对朋友之间友谊的“忠诚”，是写的最动人的篇章之一。《连城决》中，狄云与狱中难友丁典，在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丁典临终前，嘱托狄云把他的尸骨与情人凌霜华合葬。狄云为了实现亡友的遗愿，历经千心万苦而毫不动摇，终于完成了丁典的心愿。对朋友一诺千金，正是侠士的品性，即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赞扬的“以诺必诚”。中国历史上忠于朋友的不乏人，如战国时的荆轲。

金庸小说中也不乏“孝”，其主人公多为孤儿，所以总表现为对师长的感恩和尊敬：郭靖并不因启蒙老师“江南七怪”武功低劣、地位卑下而失尊敬之心。令狐冲对岳不群的抚养之恩始终铭记不忘，并不因其后来的无义而失感恩之心。一旦师徒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徒弟的一方总是逆来顺受，师傅让徒弟去做一件事，无论是对是错，徒弟往往不敢违师逆意，无论如何艰难，也要勉强去完成，甚至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

金庸在这其中也写到了愚忠、愚孝的危害，如狄云对于其师戚长发令狐冲对其师岳不群的愚孝都险些招杀身之祸，陈家洛对其兄乾隆皇帝的愚忠则造成了红花会反清事业的失败，在《鹿鼎记》这部小说中，陈进南的愚忠，还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于非命的悲剧。对于那种不忠不孝者，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很强烈的进行了批判和鞭挞，如背叛祖国背叛父志的杨康，

背叛师门、杀害师兄的鲜于通（《倚天屠龙记》），谋害师父的戚长发、言达平、万震山（《连诚决》），都作为不仁不义的反面形象予以无情的否定。

金庸总以塑造人物为其小说的第一追求，他表达过他的这种追求：“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神雕侠侣后记》）“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的无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发世间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天龙八部后记》）“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笑傲江湖后记》）“我认为人物比较重要，因为故事往往很长，又复杂，容易被人忘记，而人物则比较鲜明深刻，如果个性统一容易加深印象……我的重点放在人物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金庸与同时代的其他新武侠小说家不同，他努力不重复自己，力图塑造出性格不同、面貌各异的艺术形象。他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创造出许许多多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金庸曾自称：“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排除万难、继续奋斗的人物。这不是我刻意去这样写，而是我认为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正是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如果说，巴金、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小说家用力在对传统文化中僵死部分的批判与鞭挞，那么，金庸则是用力在对传统文化中生命部分的颂扬。其刻画的人物的思想、行为体现了其推崇的人生价值和人格理想。上面已经提到，凡是英雄人物，无不例外的具有仁、义、智、信、忠、恕、孝、勇等儒家所大力倡导的品质，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经历。这些精神气质，都可以从儒家的理想人格中找到来源。金庸把“不屈不挠、忍辱负重”“作为中国人的形象”，以武侠小说的形式加以表现，正是看到了儒家的人生理想中那些积极的思想，以作为民族精神渗透在中国人的血脉中，它支撑着中华民族以刚健昂扬的精神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准确地说，金庸小说的文化内容，是现代人对传统的一种审视、选择和表现。武侠小说是以古代历史为背景的，自然少不了对古代历史文化的表现，若非如此，那就有些似是而非了。但若不加选择与审视，那又不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及欣赏口味。我们在金庸的小说中看到了作者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以及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同时又看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及历史审视的目光无处不在。作者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继承传统的方法和途径，寻找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策略和形式。

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的内容，想必凡是读过金庸作品的人都会有深刻的印象。有一件事也许能说明不少问题。1993年11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则报道，是写北大考古系副教授晁华山对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摩尼教遗址的考察结果的，这次考古发现，被认为是本世纪摩尼教文化考古的第三次大发现。“因为摩尼教自波斯传入中国，曾经兴盛一时，但到了15世纪就神秘地消失了，以后再也难找到头绪，今天无论是在它的发源地波斯（今伊朗）及传播地中国都很难找到踪迹。晁华山副教授的考古发现令人兴奋、更令人惊奇的是，该报道中还提及，晁华山写信给金庸，称赞他在《倚天屠龙记》一书中对摩尼教——即书中的明教——的描写“惊人的准确”，并认为这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奇迹，因为《倚天屠龙记》写于1961年至1962年，而晁华山副教授的考古发现的公布则在30年之后！——这个例子说明金庸对他笔下所写的内容，是相当严谨的。

金庸小说中的关于诗、词、歌、赋的引用，有数百处之多，无不准确恰当，简直天衣无缝。而且将诗文以及琴。棋、书、画等等还“化”成了武功的套路。妙的是金庸不但

能雅，而且能俗，书中的民间小曲、地方小调，乃至青楼瓦舍、市井坊间的绮词艳曲，无不运用得当。且对联、谜语、书法碑贴、古玩名画，也都让人看得信服。《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为洪七公烧的那些菜肴，令人垂涎三尺；而《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跟名医胡青牛学医所读的医书、所开的药方，无一不是让中医点头称道（笔者曾专门向中国中医大学的有关专家请教过）。至于儒典、道藏、佛经，在金庸的小说中更是不胜枚举。无论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还是《金刚经》《法华经》及《达摩祖师人道四行品》，乃至佛家也感到头痛的《楞枷经》《楞严经》，在金庸的笔下，都被“活学活用”，有如《笑傲江湖》中的“独狐九剑”，简直神妙非常。

金庸对于传统文化，无疑怀着一份深情。

但是，金庸决不是传统的膜拜者。

一是不语神仙鬼怪，这与其说是继承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不如说是具有现代人的理性。我们在金庸的书中看不到巫术迷信、神功法宝，看不到卜占星相——金庸对《易经》也非常的熟悉（在《天龙八部》中不仅以此为基础创造了“凌波微步”，而且还让段誉“背卦”自嘲自解），但却决不以此故弄玄虚，这与后来的武侠小说作家，以及80年代中期以后巫风大起的大陆上的某些知识分子、严肃作家大不一样。看起来这也许没什么了不得，但在武侠文学界，却是大不易。

二是金庸小说中写的虽都是古代之事，但在爱情婚姻方面却又遵从现代的习惯，搞一夫一妻制，乃至一对一的恋爱。这种“改造”，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写作的严肃性，不以什么“乱爱”与“艳福”之类的浅薄招术来诱引读者；另一方面也是作者要以此“规定性”来研究和表现人的情感及其痛苦与欢欣。陈家泪对霍青桐与香香公主喀丝丽，若换一位作者，早让他二美全收了。《碧血剑》中的阿九何必出家、宛儿何必违背心愿嫁给自己不爱的人？胡斐就更惨，在《雪山飞狐》中，他与苗若兰一见钟情，苗人风却要找他比武拼死，无论他砍不欲苗人风一刀，情事总是黄啦！在《飞狐外传》中，爱他的人为他而死，他爱的人则又是尼姑，虽也有情，却不能还俗。《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似乎想四美全收，弄它一个皆大欢喜，但到最后，命运似乎只许他选择了一个，而他也终于知道了自己原来最爱的是赵敏。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性”，是一种“现代人的理性”，而非“现代派”，更非‘粮漫新潮派”，若是那样，何用费那么大的功夫来痛苦选择，“潇洒走一回”吧。或许有人觉得金庸的这种写法，实在是太保守了，太古典。这才恰好说明金庸的特点：古人明明可以三妻四妾，他偏要让他们一夫一妻，这种“改革”无疑会让保守派及书呆子感到“不真实”或“太新潮”；而金庸写人的情感的痛苦及感伤，又被现代派及新潮者认为是“太陈旧”或“太保守”。相信读者可以从中认识到金庸小说的这方面的特征和价值。金庸一直在寻找一种折衷、妥协，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生长点”。

“金学”的产生，并非偶然。因为它的确有长期、深入研究的价值。至于金庸小说能一读再读，以及一代人接一代人的喜欢，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读金庸，读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