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关系论文,观察近来中日关系的特征

近代中日关系论文观察近来中日关系的特征，一言以蔽之，“政冷”。岂止是政冷，身在东京，接触种种社会现象，有时简直让人觉得心凉齿寒。媒体的报道是反映社会的晴雨表通过美化侵略的右翼教科书、在对历史不加反省的前提下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事件引发的中国民众对日抗议传到日本，日本社会的右翼势力立即出动宣传车到中国驻日使领馆驻地疯狂叫喊。笔者亲眼看到几个暴徒在中国使馆前面口吐脏话、叫嚣不止。这些反华分子不仅用高音喇叭喊话、打骚扰电话，还把红漆偷偷涂在中国驻日大使官邸的门上。媒体的报道是反映社会的晴雨表。与闯馆事件和球场风波一样，日本不少媒体导演了一场煽动仇华的闹剧。在东海划界问题上，一些媒体掩盖真相，大肆宣传中国并不承认的“中间线”说法，煽动“日本海洋资源被吸走”的谬论。有些媒体甚至说要为针对中国的“未来战争”做“准备”。更令人吃惊的是，一家大报竟在头版的“编辑手账”专栏里把中国比喻为浮出海面的“深水鱼”。当深水鱼浮出水面时，为了减轻体内的压力会吐露内脏、并突出眼球。而中国就如同一条浮出发展中国家水面的深水鱼，为减轻体内因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造成的压力，政府正通过“憎恨日本”的反日教育转移国民的视线。这家媒体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把日本当成“历史的奴隶”，使日本人“无休止地在中国人面前垂下头来”。

当然，在这场感情对立的风波中，并不是所有媒体都像上述报纸那样。《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的报道和言论还是比较严肃、冷静的。它们指出，中日间出现情感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美化侵略的言行触怒了中国的民众。日本政府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多次重复1995年村山首相发表的“村山谈话”，承认日本在错误国策下，因推行殖民统治和侵略政策，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一方面又继续坚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拒绝把一般的死者与甲级战犯相区别”，这与“村山谈话”的精神大相径庭。这样下去无法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这些媒体主张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中日之间应尽快消除对立，寻求合作。日本的不少政治家和有识之士表示担心日本的不少政治家和有识之士立足大局，也看到了中日合作给两国带来的根本利益。有的表示，中日睦邻是数千年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没有比两国对立更愚蠢的了”，他们呼吁尽快实现关系正常化，期待创造两国领导人直接对话的气氛。更多的民间团体对目前中日关系的现状感到忧虑，担心长期“政冷”将导致经济关系降温，进而使民众层面出现“情冷”，导致两国由合作走向对立。笔者接到一份由“和平船”组织发来的传真。这份传真对日本某些媒体只提中国“反日”和日本人“受害”，不提日本军队过去在中国做过什么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他们反问：自己打了人，被打的人表示愤怒，你却要对方“冷静”，这难道不是很可笑的吗？该传真指出，日本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是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大前提。那些从小就听爷爷奶奶讲述中国人被日本军杀害、被当成生化武器人体试验品等历史的中国年轻人，难道能够容忍日本把过去的侵略战争美化并写进教科书吗？对日本儿童来说，为了在未来不犯同样的过错，就像不能忘记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悲剧一样，有必要把日本军队到中国所干的行径明确写进教科书里。日本的市民今天要做的，应该是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谢罪，撤回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右翼教科书的通过决定，不让小泉再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之所以大段引用“和平船”组织的这份传真，一是为他们的真诚所打动。与那些整天煽动亚洲人结怨，美化侵略的右翼势力相比，他们代表着日本的良知。二是也想告诉国人，绝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坏”。总体上来说，日本民族有重承诺、守纪律、做事认真、吃苦耐劳、虚心好学的传统。正如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所强调的，在日本真正死心塌地为军国主义效力的只是一小撮，广大的日本国民是爱好和平的。战后日本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与日本在近60年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具有奋发图强的意识是分不开的。

日本在亚洲失去朋友，陷于孤立而不能自拔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充满风雨，恩怨百年。两千多年的交流中，爱憎相交，关系微妙。“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有位日本企业老板引用7世纪时圣德太子给隋炀帝的国书中的词句，生拉硬

扯，证明日本在当时就在地政学上把自己定位于“太平洋西端”，是“与中国大陆相对的岛屿”，主张日本“脱亚入美”。岂不知历史上推动“倭国”(当时称谓)积极学习中国文化，甚至把这一条写进“十七条宪法”的，正是圣德太子。也正是因为日本积极吸收了中国文化，才使日本实现了“大化改新”，建立了律令制国家。受政治体制与国际局势制约，过去60年间，日本社会对历史问题的回避多于正视，从没有得到过认真清理，历史认识问题成为日本与邻国关系中的“夹生饭”。冷战后，在长期挥之不去的泡沫经济的阴影之下，日本政治趋于保守，政坛上回避战争责任、反过来转嫁亚洲邻国的动向十分明显。日本当局无视政教分离的宪法精神，一味强调参拜靖国神社是“民族文化传统”，政府对篡改历史教科书“无权过问”，无视邻国的国民感情。在亚洲，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美关系的变动、朝核问题的起伏，日本一方面坚持与强者结盟的传统，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一方面又在亚洲四面出击，争夺领土、资源，“远交近攻”，把防卫重点指向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趋僵化。目前，日本学界和经济界出现了反对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动向。这必将导致日本在亚洲失去朋友，陷于孤立而不能自拔。中日关系的现实与前景之间反差明显。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突出使国民感情下滑。构成中日政治基础的历史与台湾问题，给两国深化合作带来严重障碍。在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中日关系处在十字路口，面临历史性挑战。

对话与交流是化解对立与恩怨的钥匙。“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解决领土争端的惟一选择。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虽是说了半个多世纪的老话，却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化挑战为机遇的大智慧。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孙东民近代中国曾饱受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凌和压迫，这个过程从中英鸦片战争起，持续了百年有余。这期间列强对华侵略形势历经变化，几个主要国家大多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分别扮演过主角；而从总体侵华力度之强劲、发展势头之迅猛上看，从侵华野心之大、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之深重上看，第一号主角当属日本。日本在世界列强对华侵略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日本侵华史研究应当是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篇章。近代中日关系史从一个方面来说基本上就是日本侵华史。从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与中国订约建交起，70多年间两国交往就国家关系来说，基本上是侵略与被侵略、反侵略的关系。不能说这期间日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侵略，更不能说每一个人都是侵略者；但从日本的国家行为上看，它对中国的重大决策几乎全都是为了侵夺中国，它在中国以及在国际上涉及中国的各种重大活动也都是为了侵夺中国，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基本点是侵略，主导面是侵略，日本侵华史是中日关系史从一个方面最本质的概括。

在研究中日关系时，常常会有一种“说不明，道不白”的困惑感。究其因，主要还是在“理性”与“情感”、历史与现实、价值与利益相互交错重叠面前面临选择的困难。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重伦理”、“重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国人在进行价值判断时所依据的是道德标准。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是这样，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也是这样。中国人用自己的道德观作为尺度来衡量近代日本的所作所为，由此形成的“情感记忆”、“整体记忆”，规定和限制着我们对现实日本与未来日本进行判断的理性空间。

但是，两国人民彼此对对方的发展、强大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日本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为“威胁”，中国担心日本重新武装后会再度“卷土重来”。日本虽然否定了“中国经济威胁论”，但时刻担心自己在亚洲的经济实力被削弱。中国虽然也认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对日本走向“自立”疑虑重重。说到底，中日双方在新的历史时期为自己的国家进行战略定位时，无法找到为对方进行正确定位的心理平衡点。这里既有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也有相互实际利益的竞争。这是同处亚洲的两个大国在同时崛起时所必然面临的矛盾与冲突。在瞬息万变的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如何构筑我国良好的国际战略环境、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我们必须理智思考、周密策划的战略课题。中日关系是我国在制定国际战略、尤其是东亚战略时必须认真关注的一个方

面。不论从地缘政治、安全角度还是从经济利益、历史文化渊源的角度，日本都需要认真对待。国家利益决定我们必须尽快地改善中日关系。当然，改善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目前，中日关系已步入“十字路口”，它面临着“感情”与“理性”的选择，它考验着处于崛起过程中的中华民族的度量与韧性。同时它也检验着走向“自立”的日本民族所作出的各项选择是否具有合理性。“理性思维”与“感情用事”、“现实利益”与“历史恩怨”，这是我们未来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必须要正面回答的问题。我们必须理性地面对现实，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来处理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和突发事件，从战略高度掌控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对中日关系进行战略调控。中日两国政府都应从两国利益的大局出发，为两个民族的子孙后代制定出长远、正确的大政方针。而不是凭“一时之勇”却铸成大错，导致中日关系的停顿与倒退。自中日邦交恢复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坚持对日友好的外交方针，并切实地为发展中日两国的关系而努力。尤其在处理两国关系的“棘手”问题和“突发”事件时，都表现出大国的风范与较强的克制能力。相比之下，日本随着首相“走马灯”式的更换，对华政策也显得不够平稳。虽然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予了支持并作出一定贡献，但小泉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不论他有何种理由，作出伤害亚洲邻国国民感情的事都是无法宽恕的。中日两国都是亚洲处于上升阶段的大国，两国之间在竞争中有相互合作，在摩擦中有共同利益。两国都不应忘记彼此所担负的振兴亚洲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如何寻找两国共同利益的结合点，如何避免和化解因过度竞争而给亚洲邻国乃至世界带来的不安，这是中日两国所面临的新课题。(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室副主任)